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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生格言
1、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2、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
3、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
4、一切皆为虚幻。
5、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
6、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
7、不可说。
8、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9、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0、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1、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12、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13、悟心容易息心难,息得心缘到处闲。
14、若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
15、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16、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
17、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练;莫住者,即自见佛性也。
18、不见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时时现前,烦恼尘尘解脱。
19、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
20、却物为上逐物为下,此乃是学道省力工夫。
21、佛法在日用处,吃茶吃饭处,语言相问处。
22、自性发时,业识来空。
23、自见性者一切业障刹那灭却。
24、现定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非达法也。
25、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劳更觅佛,倘于言句上作露布,境物上生解会,则堕在骨董袋中。
26、依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之本本乎无住,若能彻住则万法一如。
27、不离当处常湛然,亲切无过此语,觅则知君不可见,但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
28、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29、信得心及,见得性彻于日用中无丝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
30、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法,总在心源。
31、做工夫全仗精进之力,真正办道人,无剪爪之工。
32、以精进力,身无疾病,一切怨害,慈心相同。
33、无量善事,菩提道业,因一事增,谓不放逸。
34、次于自身善起防护,不应放逸,于刹那中有少动念,应当观察,以正智钩制令正住。
35、如是静虑,一切有情,发心非难,常时不懈,能成就者,是则为难。
36、做工夫不但不起凡情,亦不起圣解,所谓行起解绝,不令知解才绕心中。
37、能常省察,则一句亦有余,不能省察,纵将一大藏经用完也无用处。
38、向外驰求,不知摄心返照回光,如是学佛,殊难得其实益。
39、道人非同善人,如鹤立鸡群,劲挺自持,不顺人情,超群脱俗。
40、佛祖奚以异于人,而所以异于人者,能自护心念耳。
41、妄念纷飞之际,正是做工夫时节。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久纯熟,自然妄念不起。
42、佛法无多子,长远心难得,学道如初心,作佛也有余,始终总不变,真是大丈夫。
43、修行要使妄相由多而少,由强而弱。定功由暂而久,由脆而坚。
44、261.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致太平。
45、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46、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自观自在,守本真心。
47、所谓无上正等正觉者非他,即是真如本性,亦名自性清静心是也。
48、众生由其不达一真法界,只认识一切法之相,故有分别执著之病。
49、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者,言其是假非真,非谓绝对没有。
50、根身器界一切镜相,皆是空花水月,迷著计较,徒增烦恼。
51、赤肉团上,人人古佛家风。毗卢顶门,处处祖师巴鼻。
52、不住一切处心即是佛心。
53、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
54、求趣无上菩提者,要净自心,福田方净。
55、发菩提心者,非为己利,原为尽十方遍法界,一切极苦有情之所依怙。
56、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故。
57、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缚。
58、于一切相,离一切相,即是无相。
59、邪正烦恼,同一性空,分别假相,妙心现影。
60、菩萨心无取舍,如大月轮,圆满寂静,即是涅盘。
61、菩提本自性,性净是菩提,亦非可修相,更无可作相。
62、本净明心非别处,惟在众生妄心中。
63、智者任物不任己,愚人任己不任物。
64、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
65、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学佛。
66、息念忘虑,佛自现前。
67、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
68、但能无心,便是究竟。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
69、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
70、但于一切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
71、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72、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灭。
73、但契本心,不用求法。
74、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75、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
76、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77、佛本是心自作,哪得向文字中求。
78、一切法相,皆是假名,本来即非,盖生即无生也。
79、一切法相本为缘生,缘生之法,当体即空。
80、无明不过是本性中缘起之幻相。
81、一切如来本起因底,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
82、若起精进心,是妄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83、一切处无心者,即修菩提、解脱、涅盘、寂灭、禅定乃至六度,皆见性处。
84、不以有行,亦不以无行。
85、诸行性相,悉皆无常。
86、诸行是常,无有是处;汝但一切处无心,即无诸行,亦无无行。
87、疾苦在身,宜善摄心,不为外境所摇,中心亦不起念。
88、参须实参,见需实见,用须实用,证须实证,若纤毫不实即落虚也。
89、真心是菩萨净土。
90、临终之际,若一毫凡圣情量未尽,纤毫思虑未忘便乃轻重五阴去也。
91、忍苦捍劳,繁兴大用,虽粗浅中皆为至实,惟贵心不易移,一往直前履践将去,生死亦不奈我何。
92、起见生心,分别执著便有情尘烦恼、扰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修到一念不生之处,即是本来面目。
93、平常心是道,趣向即乖,到崮里正要脚踏实地,坦荡荡,圆陀陀,孤*危峭,不立毫发知见。
94、一切无心无住着,世出世法莫不皆尔。
95、来得不明,去得正好,智人观此,未免心冷。
96、念动急觉,觉之即无,久久收摄,自然心正。
97、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其天。
98、悟佛之言,定要行佛之行。——佛语经典语录
99、从外入者不是家珍,从内发者,方谓真慧。——佛经经典名句
100、真心应物,不生分别。——佛教经典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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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想开难,
看开难,放弃更难。
许多事,并不是,
想放就能放下,
想弃就能放弃。
一些事,看开了,
却总是不能放下;
一些情,明白了,
却总是无法放弃;
一些人,看清了,
却总是不忍离弃。
生命中,
总有一些事,
明明知道是错误的,
却一直坚持着;
明明清楚是不好的,
却一直守护着。
说不清的,是人;
想不通的,还是人。
人生就是这样,
一半糊涂,一半清醒,
有时糊涂,有时清醒。
什么时候,放下随意,放弃如意,
也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
渐渐知道了,
现实如此无奈,
自己一定要坚强。
有时候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有很多话说不出来,
放在心里会安全点。
闭上眼睛,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安之若素,冷暖自知,
阳光很好,我亦很好。
生活的最高境界:
忘掉过去,
满意自己的现在,
乐观自己的未来。
罪己與(与)罪人(之二)
湘潭逍遥漢 劉漣江
(此文原載2008年12月版 湘潭逍遥漢著《當代反思錄》152—155頁)
一提到毛澤東不“罪己”專“罪人”,自然要想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2006年第1期《炎黃春秋》載王泓先生《躍(跃)入共產主義的悲壯實踐》一文說:“特別是想到‘大躍進’,它對‘三農’的破壞(坏)決不次於‘文革’,真使農村到了古人所說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對(对)歷史負責,就應當把它的教訓很好地傳給後(后)代,不使他們重犯……我自己可說是‘大躍進’的親歷者。那時我在國家計委工作,曾幾次去河南、河北、天津、安徽、江蘇做過調查研究,又是萬名幹(干)部支援農業隊伍中的一員,在河南省葉(叶)縣的舊(旧)縣公社擔(担)任過兩三年的公社書記或區委書記。我們下去時,國家幾個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給我們作動員報告,都比較唤y地說,現在農村出了問題,情況比較嚴重,有的公社化、食堂化都成了危機。這是社會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陣地,一定得保住,也要解決群眾(众)的困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問題,原因有三:一是天災,二是人禍,三是蘇聯逼債。下去一看,什麼都明白了。沒有什麼天災,蘇聯逼債不會造成沒飯吃,實際上只有人禍這一條。我們下去原來是來為大躍進擦屁股的:一是盡(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二是恢復農村癱(瘫)瘓的政權;三是恢復農業生產;四是處(处)理各種‘大辦(办)’的遺留問題;五是維護食堂化。食堂要辦好沒條(条)件,要堅持就不能制止餓死人,要解散又不許。總之所有工作之難、責任之重、壓(压)力之大,是我們有生以來從(从)未遇到過(过)的。因此我認為自己是大躍進的親者,也是受害者。為什麼說我是個受害者呢?因為大躍進初期,我幾次下去調查研究,結果都不好。例如到南京看大煉鋼鐵,見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將學生正在使用的原國民黨中央大學留下來的小鋼絲床、院牆鐵絲網都煉了鋼,結果變(变)成一堆堆燒結鐵、廢(废)物。我寫(写)報告說,煉鋼是因為它有使用價值,不該將有用變成無(无)用。特別是很多學生還在打地鋪,國家還得花錢給學生搞床睡,又是一筆浪費等等。於是這就成為我反對大煉鋼鐵的鐵證。廬山會議後,國家計委第一張大字報就是针對我的。”“一、大躍進是一次重大的為時不短的政治邉樱藗冊谡勎覈l展歷史時則說‘58年大躍進時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似乎大躍進是58年一年的事,完全把三年困難、大量餓死人與大躍進割裂開來。當時說困難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造成的,既然主要是天災,還能追究老天爺的責任嗎?這樣寫歷史,本身就淡化了大躍進,實際上那幾年老天爺很幫忙,沒有什麼天災,1958年還特別風調雨順,豐產不豐收能怪老天爺嗎?三年困難、餓死人是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因果關(关)係顯(显)而易見,況且1959年大躍進仍處在高潮,許多‘大辦’並未停止,這一年是死人很多的一年,60年許多‘大辦’才有所收斂。因此把大躍進下限劃到三年因難時期,甚至1963年恢復期都是有道理的。二、搞大躍進的目的何在?我看目的很明確(确),就是要跳躍式跨進共產主義。這從當時最高領導直到普通農民都是很清楚的。彭德懷(怀)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指出:‘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毛在回答彭的批評時也說:‘對想早點搞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三、大躍進的主要經驗教訓是什麼……我看還是再學學周恩來1959年廬山會議前6月11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批評為好。他說:‘1958年的大躍進否定了時間、空間、條件,打破了客觀規律,主觀主義大發展。本來就是客觀規律與主觀能動結合的,結果是客觀可能無限大,主觀能動也無限大,造成另一種迷信。’這幾句話對這一錯誤作了高度概括。‘人有多大膽(胆),地有多大產’就形象地表明主、客觀都無限大……四、所謂‘抓綱(纲)治國’、‘政治統帥經濟’、‘階級鬥爭為綱’、‘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綱舉目張’、‘抓革命促生產’等等這一套方針,在‘大躍進’中貫徹得淋漓盡致,破壞性之大,盡人皆知……群眾吃不飽,挖點野菜、搞點樹葉等,說是給社會主義丟臉,扒了樹皮被說成是扒社會主義的皮等等,不一而足,都要批鬥。”“至於死人問題,更是難以預料的事,是大躍進造成的惡果。死了多少人,眾說紛紜,有的說兩千萬,有的說三千萬,有的說數千萬。其原因:一是非正常死亡,持續時間比較長,而且並非全部屬(属)餓死(被鬥死打死的不知若干,還有上級下來檢查時,把那些餓成皮包骨的社員統一關在較偏僻處,事後忘記開鎖,這樣關死的也不知若干),情況比較複雜(复杂);二是上報死人特別餓死人的情況從上到下都感到不光彩。在基層(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情況十分嚴重。你要高產量,我盡可能弄虛作假往高處報。要報死亡人口數,你不願聽我可不報或少報。因此吳芝圃(我下去時他還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倒說了真話,指示下邊(边):‘人口死亡不要調查,查也查不清,越查越多。’三是像我所在的公社那樣,後期政權已基本癱瘓,生產隊以上幹部大都被抓起來關押在縣裏(當時全國如此),誰來做這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食堂化是餓死人的最大禍根……雖然每人每天只有三兩八錢糧食(當時十六兩秤計,實際不到三兩),搞好了可以制止餓死人,但放在食堂吃大鍋飯,群眾每人每頓能吃到一兩就不錯了。在外面搞工礦、修水利的民工要多吃,隊裏的一部分人要多佔。難怪群眾有順口溜說:‘一兩二兩餓不死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臉紅脖子粗,不是會計,就是伙夫。’那時辦食堂根本沒條件,不僅(仅)糧食不夠,燒的也沒有,‘瓜菜代’也無法解決(當時不准農民種菜,也不准生火)。”“你反對‘一平二調三共產’,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你沒吃的,挖點野菜,扒點樹皮,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就是扒社會主義的皮,就要‘光蕩’致死;你要晚上出去搞點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發現了,可以隨便開槍,打死不償命。”“至於舊縣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沒搞清楚。但我有兩個底:一是駐村時,在有的小村作過調查,到年底時為止,大致死亡人數佔30%;二是經過我自己挨村調查,全社死絕戶的佔7%。這個情況過去我一直沒敢寫在報告中,也不敢對人說。最後我用恩格斯的話來結尾,那就是‘我已經說了,我已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王泓先生的文章很長,對於那“三年自然災害”的老底揭露無遺,故不惜篇幅大段摘錄,以饗(飨)讀者。“在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徵購(征购)任務逐年增加,只好讓(让)農民勒緊褲腰帶。其實早在1958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通渭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1959年8月開始的‘反右傾’鬥爭,全縣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杀)。田死後,縣委以‘徹(彻)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藉,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大批農民饑餓而死,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击)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上不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类)分子(地富反壞右)在一起搗鬼。要進行打擊。’‘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縣委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判要求政府供給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双)倍打擊、加倍賠償,把他們壓(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通渭縣委這麼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筆者批:張又何嘗敢向毛澤東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糧食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徵購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窦)明海說:‘党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徵購糧食時,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宁)肯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和‘先進人物’。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的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检)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德、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肿)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份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联系)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都揪出了霍維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縣裏向公社下達(达)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柜),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搶糧團’、‘萬人搶劫團’。在搜糧過程中,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宁)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擋住,哪里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里?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當成對敵(敌)鬥(斗)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裏埋人、打夯、拔鬍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筆者批:據有關資料介紹,其實黃世仁與劉文彩一樣,是很厚道的富人,不是共產黨所誣衊的惡人)‘狼狗’等。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通渭縣委書記)向各公社發佈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准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备)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41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到種種折磨。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根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和學生,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50多枝和土槍助威。他在會場上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0]364號《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32斤,雞蛋260多斤,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鸡)、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着)風險向中央寫信。經中共中央指示,甘肅省委對通渭採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看,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頃’。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佈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縣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當晚,立即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向全縣宣佈‘以席道隆為首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嚴重違法亂(乱)紀分子,勾結一起所造成的惡果,號召全縣廣大群眾和幹部,一齊起來向壞人壞事作鬥爭。’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說:‘通渭問題其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破壞了三個萬歲。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筆者家住農村,又於1960年初春與湘潭市一中副校长周砥中公等七人組成湘潭市工作組參加整風整社工作,故筆者對當年那場鬧劇有直接感受)……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多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药)品136噸,還有棉布、棉花等其他物資。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织)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工作組還在口糧、棉衣供應、疾病治療等方面做出了安排。這些措施對扭轉局勢起了重要作用。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的吃飯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農作物大豐收的重要原因。”(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41頁楊繼繩《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筆者其所以大段摘錄,是因為通渭縣的“大躍進”是全國各地“大躍進”的縮影,我們這一代人身臨其境,沒有經歷這場這災難的人,可以從中瞭(了)解個大概,也還原中共歷史的一點本來面目,更知道這場災難是從上到下逼出來的,結果一缸屎都潑到了基層幹部身上,1960年,全國各地把所有基層幹部包括生產隊長,統統關押在各縣牢房成了“罪犯”;經過一番“整頓”後,叫各地派人將這些“罪犯”領了回去。有的重返原崗位,有的表示“把石頭丟到水裏”,睹咒發誓“洗手不幹了”,但多數幹部還是接受了“黨的恩賜”,帶著傷疤或原地任職,或易地任職了!
(待續。因受容量限制,全文分作1—11篇發出)原題為【罪己與(与)罪人·毛、鄧、江、胡系列及汶川地震、北京奥邥嶄(之二)】
罪己與(与)罪人(之三)
湘潭逍遥漢 劉漣江
(此文原載2008年12月版 湘潭逍遥漢著《當代反思錄》155—159頁)
從以上略述事實可以得知,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全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他不但不“罪己”,還在廬山會議上降罪於彭德懷,乃至升罪於天,真是前無古人,前無古事!
可就在中國大陸天天大量餓死人的時候,中共為了進入聯合國仍在大力支援“友邦”以拉票。“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汇)人民幣的援款,承擔(担)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筆者批:可毛澤東對自家的死人之急卻置之不理)。1966年,阿黨政領導對‘文革’公開給予高度評價和大加讚揚,並頻繁地派高級代表團訪華,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蘇聯武裝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阿黨堅決譴責並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同時,阿也積極支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為此,中國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沒,從(从)經濟到軍事,從物資到現匯,給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並使這一援助達(达)到頂峰。這一期間,阿政府經濟代表團兩次來華商簽了兩筆巨額貸款協定(協定金額共16.5億多元外匯人民幣,承擔成套項目49個),幫助阿進行了第四個五年計劃(1966—1970)和第五個五年計劃(1971—1975)的建設。概括起來,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佔28%強,軍事物資佔43%強,成套項目佔25%強,現匯佔2%強),阿成為我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多的國家。中國援阿成套項目142個,其中已建成的91個,基本建成或正在建設的23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17個。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碳、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通訊和廣播等部門的項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業化水平(當時大陸農村是用人力做牛拖犁,8人拖一架犁,筆者拖了十餘年)。應當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和遭受唐山地震,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盡(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备)、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同時也應承認,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和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显)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複雜(复杂)項目,中國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製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中國還有兩人犧(牺)牲了性命。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產品,如香菸(烟)、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人們可能還記得,一毛二一盒的‘鑽石’牌香菸,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價(价)格雖然便宜,但人們並不喜歡,就連他們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霍查,也不吸本國菸,而吸的是簡裝的‘大中華’(霍查稱天安門香菸)。記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國使館突然分給使館和分社每人兩筒中華牌香菸,說是‘贈品’。後(后)來大家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虽)不帶過濾(滤)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处)理。1973年,霍查心臟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菸,他才斷了43年的吸菸歷史,而中國呷サ淖钺嵋慌阋簿筒灰耍桂^便分給了使館人員(當時大陸城鎮吸菸者要憑少量煙票供應,農村戶口卻一根香菸也買不到)。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里迢迢,很不容易呷サ拇罅夸摬摹C戒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竟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裏,常年風吹雨打。我們的專家看到這樣嚴重糟蹋,心痛得直掉眼淚(泪)。有些援阿專家(在援阿年代裏,先後有近6000名工程技術人員遠離家鄉,赴阿爾巴尼亞工作)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裏說了一句‘打腫臉稱(称)胖子’,卻(却)遭到了批判。當我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坏)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麼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填不滿的無底洞。阿以小欺大,強我所難,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在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緩解饑餓,中國擠出極其寶貴的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糧食。但只要說阿爾巴尼亞需要,中國就把進口的糧食送給他們。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交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從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变)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1969年5月16日,老資格的外交家耿飆赴阿任中國駐阿大使……耿大使強調說:‘特別令我感到憂(忧)慮的是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問題。我國對阿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达)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當時大陸農民出一天工僅幾角錢或幾分錢,不少生產隊社員出一天工還倒欠錢)。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远)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可當時生產隊每畝田只能憑票買到幾斤化肥)。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的需要。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援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阿總理)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呢?他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筆者批:近六十年來中共的大量外援有誰還過?)耿飆同時指出:‘阿還存在一種向歐洲發達(达)國家生活水平看齊(齐)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拥)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要說農村了(筆者批:當時不論城鄉連收音機都是稀有之物,遑論電視機)。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從埃及買進棉花送給他們(筆者批:我們自己又何嘗有棉花?五六口之家一年發的棉花票加起來只夠做一雙棉鞋)。他們織成布,做成了衣,還硬要賣給我們。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我看到:馬路邊(边)的電線杆,都是用我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乱)七八糟地堆在地裏,任憑日曬(晒)雨淋。類似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紀關係最好的時候,雙方也在一些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對我大談友好,夜裏寫(写)日記時卻發洩(泄)不滿,甚至大罵中國(筆者批:真得毛澤東衣缽矣)。他於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間的有關中國的‘政治日記’以《中國紀事》為書名分兩冊出版,於1978年1月黨內發行、1979年9月公開發行,同時還翻譯成外文發行到國外……霍查把‘中國共產黨’統統刪掉了……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阿同我在國際共摺⒁庾R形態、全球戰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產生嚴重分歧和碰撞越來越多……阿爾巴尼亞不顧(顾)後果地日益惡化兩國關係,反華調子日高,兩國關係愈益緊張……我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長主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志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1978年7月7日,我公佈了外交照會……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即公開信),該信標誌著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筆者批:比中蘇破得更徹底!)……對於霍查的瘋狂反華,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說:‘大人不見小人怪。’隨之,中國對阿採取了‘四不’方針,即不過於重視、不予置理、不與之論戰、不主動惡化關係,贏得阿國百姓的同情。”(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47頁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這就是中共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援助“友邦”的實際效果,又何止阿爾巴尼亞?比如越南反目也如出一轍!中共為了黨派自身利益,幾乎所有亞非拉小國家都在無償援助之列,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有增無減,只不過沒有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餓死許多人罷了!
毛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即是大要文化命也是大要人民命的空前浩劫更是大手筆了,也將共產獨(独)裁發揮到了極(极)致!“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即黨的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分不開的……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而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杀)別人,明天用之殺自己。”(2007年第2期《炎黃春秋》“李銳談社會主義與中國”引自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而奉斯大林為祖師爺的毛澤東就完完全全地實踐了法西斯獨裁主義。列寧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不少人說:“毛澤東治國有罪,建國還是有功的。”可老學究竟希先生說:“要他建什麼國?一個現成的國家還被他擂得稀爛!”這種說法代表了許多正義人士的心聲。毛一生作惡多端,當局至今不准人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企圖割斷這幾十年醜(丑)惡歷史,掩蓋共產黨的滔天罪行,這是罪上加罪,無(无)論如何在不久的將來會要進行徹底清算的!胡溫集團如果不行善政,不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與異(异)議人士並進行補償(补偿),不釋放一切無辜坐牢的“政治犯”,就難免薩達姆的下場!
筆者已故族岳叔趙正文翁(1926—2006)生前對於當局一貫的愚民政策曾經形象地說出了一番大道理:“共產黨的頭頭最會搬寶,而且青出於藍,一個比一個厲害。鄧小平比毛澤東厲害,江澤民比鄧小平厲害,胡鍧直冉瓭擅駞柡ΑC髅魇前釋殻踔烈话褵o形的尖刀緊緊抵著你的肋間,老百姓還以為是搔癢,大家笑嘻嘻的一個。”這也是當今麻木不仁的人們的最悲哀之處!
被林彪稱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絞肉機”有功的毛始皇奉命謁見馬克思與“屍骨未寒妻入獄”即“四人幫”(筆者批:其實是以毛為首的五人幫)倒臺之後,一場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經過幾個回合,總算辯出了一個“改革開放”來,第二代獨裁者(筆者批:自封為第二代,其實與毛打砸搶抄殺起家,應算第一代,若從陳獨秀算起,那就不知道是第幾代了)鄧總設計師從1977年三度復出執掌乾坤,一度左右搖擺不定,為了一黨之私,竟搞出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幾個名堂來,這個“太上皇”先後把堅持兩個“凡是”難得醒悟的華國鋒、稍有點民主意識的胡耀邦與趙紫陽趕下臺,譜寫了共產黨頭目自己“反黨”即自己反對自己的大笑話!其實是鄧小平利用“民主生活會”這種非正式會議的故伎來搞“宮廷政變”的,鄧的“罪人”本領超過毛澤東許多倍。例如胡耀邦是1987年1月16日在黨的擴大政治局會議上被解除總書記職務的,而他在“民主生活會”上向中共要人作過“自我批評”,一連數日成為批判對象。“民主生活會”散會後,胡耀邦由於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击),便在會議場所的懷仁堂外放聲大哭,原因是他被視為摯(挚)友的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王鶴壽出賣(筆者評曰:共產黨員出賣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也是最重要的“黨性”之一,“反右”中的“起義右派”即此類貨色也,不過是他們被逼“起義”的),後者暴露他們之間的私人談話,連萬里和趙紫陽之類(类)的改革派都對(对)他加以批判。萬里在會後對胡耀邦表示同情,當晚將胡愛吃的狗肉送到胡宅(筆者評曰:萬里何必陽違陰奉)。當時的黨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透露,為決定解除胡耀邦總書記職務並由趙紫陽暫時代理(筆者評曰:乘人之危而登臺者終不牢靠!)而召開的擴大政治局會議由鄧小平主持,最後由老左棍陳雲作長篇演講,會議結束前進行表決。政治局委員以外的元老也參加了,結果一致通過決議。由此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最高人事變動並非由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來表決,而是在“統帥”指揮下通過臨時性非正式特殊會議,根據一黨之私來表決的,故老左棍陳雲提醒與會者,指出這是項“合法”的會議決議。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起初得到了鄧小平的歡心,大概是因為他按照鄧的意志在“民主生活會”上批判了胡耀邦之故,鄧也似乎放了心,因此在第十三屆黨代會上包括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八名元老有七名引退,只楊尚昆獲(获)選連任,新的政局常委是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除趙紫陽以外都是新任,時年八十三歲的鄧小平把“富強中國”的夢(梦)想曾寄託在趙紫陽身上。不過鄧是“身退權未退”,“軍委主席”大權仍牢牢掌握在手。這屆新的政治局常委後來在處理天安門學生示威遊行事件中,各人露出了真相,趙紫陽和胡啟立是柔軟派,李鵬和姚依林是強硬派,喬石則是中立派,這也反映出當時共產黨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是保守、革新兩派互相妥協的產物,而最終決定是保守勝於革新還是革新勝於保守,則是鄧“太上皇”執其“牛耳”了。鄧小平貌似“革新”,得到許多人擁護(拥护),但正如毛澤東生前說他“棉裏藏針”一樣,卻是保守派的守護神,他絕不會維護民族利益而拋棄(弃)黨派利益,故趙紫陽逃不了下臺並遭軟禁十五年的命撸@也是鄧小平勝過毛澤東專門“罪人”而不“罪己”卻又能得到擁護的過人之處!但不管鄧如何偽(伪)裝,“天安門事件”成了一塊(块)燙手的“試金石”,鎮壓“學潮”終於把他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目前雖未宣判,終有一天會向世人揭曉的!鄧小平至死未對鎮壓“學潮”留下反省或悔恨之詞,倒是授權參與並命令開槍鎮壓的當年國家主席楊尚昆1998年死去以前,向解放軍301醫院蔣彥永大夫說:“黨犯下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早晚必須加以糾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而鄧小平至死不悟則是他的“黨性”決定的!
鄧小平依葫蘆劃瓢把趙紫陽趕下臺後,竟究要誰來當“總書記”這個傀侶,“行將就火”的總設計師頗費了一番心思。據鄧楠透露,鄧小平本想讓朱鎔基當“一把手”,但遭到陳雲、薄一波等極左頑固派反對,說朱鎔基曾經是“右派分子”,怎能讓“右派”當“一把手”呢?鄧小平也惟恐朱鎔基難以駕馭,只好放棄。事有湊巧,恰好此前上海發生了一件令文化界痛心疾首而令鄧小平等極左黨棍們趁心如意的事件。在“學潮”風起雲湧和八方聲援的激烈形勢下,被視為當時最進步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週刊和《新觀察》月刊於1989年4月19日共同主辦追悼胡耀邦的座談會,有二十多位著名知分子出席,並計劃(划)於4月20日在“追悼胡耀邦特集”刊出會議內容。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嚴家其和“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等發言批評共產黨在1987年1月解除胡耀邦的職務、要求恢復胡氏的名譽等情節。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特刊發行之前一天下午獲其內容,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解放”前夕冒稱新四軍幹部江上青兒子,得到前上海市長汪道涵與上將張愛萍的照顧和提拔)指示將“問題”部分刪除,但遭到社長欽本立拒絕,上海市委就決定禁止這份週刊發行,而已印好的一部份,他們估計會遭到封殺,就立即對外發送。於是江澤民於4月26日即《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談話內容發表《反對旗幟鮮明的動亂》的“社論”、也就是把學生邉佣椤皠觼y”的當天,將欽本立解職,戴晴也受到打壓。江氏的這種“積極表現”正符合鄧小平等元老的心意,也得到了這些老頑固們的信賴,這是江澤民在天安門事件後被提拔為共產黨總書記的重要理由(還有一個小道消息說法是: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拎著生日蛋糕在雪地裏站了四個小時,讓李先念大為感動,六四鎮壓前決定廢掉趙紫陽時,李先念即提議換上江澤民;又據《江澤民其人》電視片於2003年採訪已故原《人民日報》特約記者劉賓雁先生說:江澤民將李先念在上海的小老婆及其子照顧得很好並替其保密,李先念感激不盡)!但是江氏封殺“特集”一舉在當時引起了知識份子和媒體界人士的強力反彈。據《世界經濟導報》原編輯張偉國先生介紹說,嚴家其等33名知識份子和北京的媒體界人士數百人連署對上海市委的抗議書於28日公開發表,又把知識份子的危機感和學生要求報導自由結合在一起了。黨中央本企圖以《人民日報》“反對旗幟鮮明的動亂”的社論和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來收拾學生邉樱n料反而造成事態迅速擴大,這對鄧小平來說是一大誤算。《人民日報》刊出問題社論後的情勢令共產黨的元老們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共產獨裁一朝覆滅(灭),於是就作出了狗急跳牆式的決策,堅決進行鎮壓,犯下了曠(旷)古未有的人神共怒的滔天罪行!到此鄧小平之“罪人”表演也達到了極致!“學潮”被鎮壓之後,更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大清洗邉樱仓г畬W叩娜硕荚獾絿乐卮驌簦簧偃藶榇藖G了飯碗,坐了牢房,甚至一些毫無“問題”的人也受到牽連。筆者就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38軍原某連指導員陳志皓先生(湘潭市二中退休徐尚明老師學生)於1989年鎮壓“學潮”前被調往某高級軍事學院進修,重點培養,故調38軍鎮壓“學潮”時未隨軍赴命。當時良心未泯的38軍徐勤先軍長看到學生請願的正義性,不但不執行鎮壓學生的“指示”,在進入天安門廣場前,還打算組織軍人遊行聲援學生,並作好了準備,也就是堅決拒絕接受鎮壓人民的命令。後來形勢急轉直下,趙紫陽被迫“辭職(辞职)”,38軍徐勤先軍長等軍官全被扣押(傳說徐軍長當時已被槍斃,又傳說被中共判刑五年,但願未死),而陳志皓先生還正在學習期間,就躲過了這一劫,與學邿o半點牽連,他畢業後本可以升任副團級。誰知他因為是38軍幹部之故,畢業即失業,遣返回鄉,後來才安排在鐵路部門工作。這也就是共產黨一貫的株連政策所致。
(待續。因受容量限制,全文分作1—11篇發出)
原題為【罪己與(与)罪人·毛、鄧、江、胡系列及汶川地震、北京奥邥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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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解密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希特勒的演讲,甚至有人开始研究,为什么希特勒每次演讲都能充满激情与蛊惑力?怎么能把她炉火纯青的讲演本领发挥的淋漓尽致?
下面分享一篇希特勒最有煽动性的一篇演讲稿,我们不评论内容,更不敢妄加评论历史,仅看他的演讲技巧。
希特勒演讲稿
——希特勒当年最著名的一篇演讲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德国人的土地上!站在柏林,这块我们祖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的身后,是安德烈.柯里昂的雕像!他是全世界公认的自由斗士!他是全世界的光!”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你们或许要说:希特勒先生,我需要一个工作,一块面包。是地。你的说法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自由!那就是尊严!”
只要阿尔萨斯和洛林上空一日还飘扬着法国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法国人、英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地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叫德国的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堪。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德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块面包!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地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
别人欺辱我们,哪怕是最弱小的民族也来践踏我们,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
你们要记住,一个只懂得抗议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一个只懂得抗议的政丶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丶府!当我们地尊严、领土、生存地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抗议地政丶府,我们是不需要的!你们最后也会抛弃它们的!”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军团!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我们有雕刻在德意志旗帜上面的伟大理想,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的柏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凡尔赛条约,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有拒绝执行它的决心和理由!做你们想做的吧!就像本杰明.马丁拿起枪,就像他带领着他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一样!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你们是七千万奴隶还是七千万坚贞不屈的日耳曼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阿道夫.希特勒,也会想本杰明.马丁那样,举着属于我们德意志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进入天堂!我会见到那些德意志的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腓特烈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德意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不为奴役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是从来没有屈服过的日耳曼人!”
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我们为人人有工作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德国人的土地而战!为我们不需要整天喊着抗议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诺言而战!”
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日耳曼人,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荣耀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日耳曼人而战!”
“我的同胞们,德国和德国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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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新浪博客集 2013.11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全介绍
30年中不正常富起来的6批人!
开放以来的“造富运动”震惊全球,在这一轮轮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机撑鼓了自己的腰包。
下面就带你来看看,30年来,中国不正常富起来的那些人。
1、倒爷
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这让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倒爷”,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他知道俄罗斯飞机卖不出去,却急需轻工业产品。据他后来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一亿元。
“倒”爷倒得好可以互惠双方。不过,在“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颇有争议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
另外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2、国有企业重组
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国企员工失业,但也有一批人因为暗箱操作而富了起来。
最为著名的案例是顾雏军,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被称为“国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笔国企收购,都急促而突然,让更多的质疑涌来,关于他借助大量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评论屡见不鲜。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6日出狱。
3、股市坐庄暴富
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
“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有点评称,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不过,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
4、走私
如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
据悉,上个世纪潮汕等沿海地区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话。
譬如,当时,潮汕形成一个个采购、运输、销售、融资等职能分工明确的集团。湛江一些走私团伙也从家族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与汕头、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结,规模化作业。在这些地区,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5、金融市场混乱
当年的金融市场违规操作,让很多人浑水摸鱼,成了富豪。
据说,当年的“327国债”事件至少让四个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发了大财: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
在327国债事件中,有消息称魏东个人赚了约2个亿,随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药业和国金证券等,成为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6、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
矿产私有化造就了一大批矿老板,但这之中有多少是暗箱操作呢?
至于房地产市场化,原《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分析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
来源:cjsgbing
贺修平/人民日报
2016-09-12 08:01 来自 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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