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苏联解体---1991年 

    1985年，苏联共产党改革派人物戈尔巴乔夫接掌政权。他试图改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治国方法，在国内实行改革和公开化政策，对历史错误进行清算。在苏联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他的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得到揭露的同时，导致其失去民心。尤其是在1989年，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在军队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俄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

      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 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用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

       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 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 

第九章　“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第一节　世人眼中的蒙古国

　　　　　　　　　　　　　 一、苦涩的“独立”

　　1924年11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苏维埃联邦的全力帮助下，亚洲内陆深处又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热土——“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然而，在蒙古“独立”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苦衷和凄凉。蒙古的北边，屹立着继承了沙皇俄国传统的强大的“北极熊”苏联，它的南面，是和它有着悠久历史密不可分、任人欺凌的中华弱国。夹在这两个巨人中间的外蒙古人，在哲布尊丹巴封建上层的煽动和猖狂活动下，转而投入了曾经对它俯首称臣的俄罗斯人的怀抱之中。因而“蒙古国”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独立，只是写在法律条文上，展示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展览品，它曾经遭到过不少世人的讥刺，对这种名不符实的“独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在1973年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蒙古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它声称将保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然而事实上，它是苏联的附属国和卫星国，是中苏斗争中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筹码。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这个地处亚洲腹部，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在国际上，曾经一度紧紧追随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受苏联的影响。所以，有的外国记者更不客气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二、剪不断，理还乱

　　直到如今，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对外蒙古的独立仍深感困惑，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中，似乎外蒙古那片广漠的草原不应从中国的地图上分离出去。人们仍然把蒙古族看成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还常常把蒙古族杰出的英雄成吉思汗当作整个中国的英雄，除中国大陆外，台湾的一些学者名流也对外蒙古的独立表现出相当不满的情绪，有的甚至至今仍对蒙古的独立持否定态度，虽然中华民国政府早在1946年就正式承认了蒙古国的独立。台北一位终身从事蒙古问题研究的专家刘学姚就很难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他在他的著作中声称“蒙古地区是我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指蒙古族人民）爱国的情绪与内地同胞一样的高。”并且还说，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外蒙古采取的措施不当、才导致了外蒙的独立：“过去我们由于国人的无知，以致没有人才，没有地图，没有适当的对蒙政策，所以产生了许多悲剧。自民国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已为不易的国策。况蒙古地区资源丰富，而地面更适于畜牧，正可补农业之不足。”他认为，外蒙古人民之所以赞成独立，是由于苏联和外蒙当局欺骗宣传的结果。这位先生至今仍不承认外蒙独立，在他的著作中，凡是提到有蒙古国名的，一概称之为“伪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在论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时，更加赤裸裸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外蒙要不是出了哲布尊丹巴、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一类的卖国贼，外蒙没那么容易便被俄帝吞下。”他还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附庸国，他说：“外蒙所谓独立，实为苏联独裁制之同义词。”这代表了相当海外华人的观点。虽然，这科观点并非正确，然而，谁又不心痛那突然从中华版图上消失了的美丽的大草原呢？他们和日本、美国等许多外国记者，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蒙古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最多，也只是苏联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罢了。

　　当然，世界上也有对蒙古的“独立”给予相当高的赞扬的。首先这样做的自然是苏联了。苏联政府曾经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蒙古国家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修改版》中，企图把蒙古说成是“向来就是独立国家”，妄图抹杀中国和蒙古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这自然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国外有些人，也随声附和或别有用心地同意苏联的某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日本的江上波夫在他著的《北亚细亚史》中说：“北亚是外在问题之中，还不能说是外在已经安定了的状态。换句话说，那里象是包括许许多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朝鲜之分裂为两个朝鲜，蒙古也分裂为两个蒙古，前者是民主主义阵营（指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阵营力量对比关系，后者乃是苏联与中国力量的对比关系。”他在书中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的这部书，是为前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始终妄图染指中国大陆的表现，有时也不得不令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警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兹伯里也在一篇文章中声称：“由于多种原因，德国分成了两个，朝鲜分成了两个，蒙古也分成了外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或者说，将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更加显露无遗，竟然提出了“统一的蒙古国家”的概念，这不是有意地挑拨吗？难道外蒙古独立出去后，有的人还觉得不够满意，还想把中国的内蒙古也挑唆出去，这恐怕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痴心而已。

　　当然，象江上波夫和兹伯里这样的观点，毕竟是很少的，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蒙古国家的独立，只不过是附在苏联这艘大船上的一只小小的舢板而已，它没有自己的航向，只是随着苏联这艘大船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自己的目标。它虽避免了随风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迷失方向的危险，却也不得不吃尽了盲目跟随、亦步亦趋、没有丝毫自主权的苦头，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给蒙古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安。

　　　　　　　　　　　　第二节　苏联的“大牧场”

　　蒙古宣布“独立”后，立即就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先全依赖于苏联。而当时的苏联，正四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包围和封锁，迫切希望摆脱孤立，扩大自己控制和影响的区域，建立了长期的所谓“友好”关系。此后，在蒙古国家的七十年生涯中，蒙古国家给自己套上了一套枷锁，把它锁了近七十年，直到那位北方巨人轰然倒塌以后，蒙古才摆脱了长久的控制，步履蹒跚地挣扎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在那七十年中，蒙古国家依赖苏联的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反而使蒙古成了苏联的“大后方”，成为其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1．“你反斯大林，我骂乔巴山”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达六十的之久的铁腕人物、矮个巨人斯大林逝世，和他的导师弗·列宁一起，被安置在红场。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身低贱、放过猪的顿巴斯人赫鲁晓夫，此时正谦恭卑顺地把他那颗巨大的头颅尽量往腹部收缩，极力显示出他此时的悲痛心情。然而，细心的人们仍能从赫鲁晓夫那双不时刺向斯大林遗体的略带尖锐的双眼中看出：这位斯大林最亲密和最依赖的朋友，此时心情是复杂的和难于表述的。地位的上升冲淡了他对死者的悲哀，或许赫鲁晓夫此时也正在暗自庆幸，这位躺在鲜花中和党旗下的巨人，既是他得以向上爬的阶梯，同时又是阻止他到达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现在，又一伟人追随他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了。赫鲁晓夫终于长出一口气，顿时觉得臃肿的腹部轻松了许多。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扫了扫和他处于同样地位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心中得意地想，咱们走着瞧！

　　果然，斯大林这位巨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接班人在他们分别后仅三年，即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就受到了这位朋友的批判和揭露，其言辞之激烈，即使九泉之下的斯大林听了，也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识破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总书记后，首先倒霉的就是当时的总理马林科夫和外交部长、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了。1957年，他们被赫鲁晓夫以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而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和总理职务，莫洛托夫则被贬往蒙古任大使。去掉这两位眼中钉和肉中刺以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最后巩固了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位。之后，在地方上，这位被尼克松总统称为“魔鬼的化身”的苏联领导人，也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和改组。从1953年8月到年底，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他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梭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口气换了六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后又对社会各部门进行改组和清洗，试图在社会各方面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并且还想在经济领
域实行“改革”。

　　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对蒙古，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向善于紧跟苏联共产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自然也不甘落后。1958年，在苏联扶持下，泽登巴尔担任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后，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蒙古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对前主要追随斯大林的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乔巴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会成为斯大林的殉葬品。他和斯大林一样，生前曾叱咤风云，威风一世，令世人瞩目，死后却同样得不到安宁。历史给各国的伟人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泽登巴尔也仿效苏联，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绝不留情地打下去，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

　　1959年2月，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副书记丹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党员，竟被泽登巴尔指控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被永远排斥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的大门之外，悲怆地结束了他那曾经看似充满光明的政治之路。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这位太上皇的投意下，泽登巴尔又在“反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中央，蒙古党和国家的机关报《真理报》指责他“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凡是当时对蒙苏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看法和不满的人，这种意见千万不能流露，否则，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时的蒙古全国，处于一片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之中，曾经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仍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见羊群的“咩咩”声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

　　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寒风比往昔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然而，死水毕竟有微澜，有些大胆的政治家，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重新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掀起了细浪。蒙古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曾德，多次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对苏联大哥不恭敬的言论。自然，他也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毕竟，他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要想抗衡当时的泽登巴尔集团，岂不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吗？1963年12月，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泽登巴尔给他定的罪名是“反苏”。还说曾德的活动“同反党的图本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竟会因谈论另一国的政治而被定罪，这样的政治悲剧也许只有在蒙古和苏联这种畸型的国家关系中才会产生。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怎样的庞杂了。蒙古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到此结束，1954年12月，中央委员洛呼兹等人又被开除出党，蒙古报刊在揭露他们的罪名时指责他们“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还说他们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蒙古国家的领导人的被解职，其罪名大都是“反苏”这一条，可见泽登巴尔集团和苏联是怎样地紧紧依附在一起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清洗和改组，企图消除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应地，赫氏的代理人泽登巴尔在蒙古也就发动了反对乔巴山为名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其手法和苏联的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泽登巴尔完全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赫鲁晓夫的一颦一笑，无不引得蒙古方面的紧张万分，难怪有些西方记者讥刺说，蒙古国家领导人，眼睛并没有注视着国内，而是紧盯着遥远的北方大国——苏联领导人的面孔。这真是一语中的。蒙古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紧追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充当先锋，尤其吹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蒙古国家率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攻击中国不遗余力。有时其言辞之激烈，之尖刻，比起苏联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做的结果，蒙古国家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封赏，相反，它日渐遭受合法意义上的掠夺和剥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大牧场”和后勤供应基地。

　　　　　　　　　　　　 二、“俄罗斯化”在行动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每个省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东部戈壁地区广布着石油，金、银、锡、钨、铝等贵重和稀有金属广布全国。尤其值得世人称道的是，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地区有着天然优良的大草原，非常适于放牧，所以，蒙古的畜牧业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畜牧业是蒙古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蒙古人把牛、马、绵羊、山羊和骆驼喻为镶嵌在万里草原上的五颗明珠，蒙古全国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从事畜牧业，它在世界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按人均拥有的牧畜计算，蒙古的马和山羊占世界首位，骆驼和绵羊均居世界第六位，牛占世界第五位，蒙古人均牲畜拥有数比世界平均数高三十八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由于七十年来一直跟随苏联，政治上受到苏联的层层控制，经济上也受到这位老大哥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制，使蒙古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市场，广袤的蒙古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蒙古是一个地处亚洲腹部的内陆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经济特点是对外依赖性很大。1921年蒙古革命后，就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来建设国家。当时的苏联政府，由于列宁仍在世，也许是真心愿意帮助蒙古发展经济，支援蒙古的国家建设，因而派出一批员工，在蒙古援建了一批配件和加工性质的民族工业。例如，从1925年到四十年代初，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相继建立了中央发电厂，汽车机械修配厂，洗毛厂，锯木厂等。但是，机械工业和象样的畜产品加工工业，则一个也没有。苏联也自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并不会完全无私地奉行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际主义原则”，何况，苏联曾经一度继承着老沙皇俄国的传统，有着侵略和扩长领土的野心，赔钱的买卖他们是从来不做的。只要他给了你一点利益和好处，你就必须加倍偿还，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苏联也许并非真的想帮助蒙古这个弱小民族发展它的独立的民族工业，因此，直到1980年，蒙古独立近四十年后，工业仍然没有成为蒙古经济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蒙古经济的发展仍相当缓慢。

　　1961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二大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对蒙古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苏联把蒙古作为自己帝国的“后院”，不断加紧对它的控制，以便把它变成可以任其宰割和肆意掠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蒙古国家和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苏联手中。根据苏联的需要，蒙古只发展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涌进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蒙古的各项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的贷款情况。这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否决蒙古部长的决定，是蒙古各部门的太上皇。蒙古牢牢地被禁顿在苏联苦心经营的所谓“兄弟国家友好大家庭”里，任凭苏联的摆布。苏联控制蒙古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命脉，是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那就是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而实现的。

　　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1日，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初期。苏联为抗衡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而联合当地的社会主义各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浴代克和民主德国在莫斯科成立的经济组织。它成立的初期，对抵制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冲击，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互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越来越成为苏联控制其成员国经济命脉的工具。早在1954年春天，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要经互会各成员国搞所谓“生产专业化”与苏联的经济计划“合作”，并拟议成立“统一”或“联合”的经济组织。1959—1960年间，苏联又抛出了精心准备和构思的经互会章程和一整套法规，以法律形式把“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协调计划”、“经济科技合作”和“联合投资”等强加给经互会各成员国。苏联二十二大后，1962年，苏联又在成员国党代表会议上，强行把“国际分工”作为经互会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还鼓吹“取消国界、提出要“在国际分工广泛的生活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上……将相互补充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经济－经营并同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政府经不住苏联的威逼利诱，于1962年6月正式加入了经互会，正好投入了苏联这只饿极了的“北极熊”的怀抱。这样，蒙古进一步丧失了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苏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经济一体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经济轨道，蒙古国家的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和贸易等部门，完全被苏联控制了。

　　泽登巴尔集团不仅在政治上依附苏联，而且在经济上，也采取完全依赖苏联的方针，根本没有想到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蒙古虽然国小力弱，但它从苏联那儿得到的贷款也不少、所有苏联给蒙古的贷款，绝大部分也都是设备贷款，其投资重点则为农牧业部门，是因为这些部门对苏联来说，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更为有利可图。据统计，到一九六一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各种贷款，合计有5.37亿卢布。1961年—1965年，苏联又给蒙古两笔长期信贷，约有3.15亿卢布。1966—1970年，苏联为蒙古第四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样，人们可以推断出，到1970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长期贷款，至少已达15.17亿卢布，如果按人口计算，蒙古国一九七零年全国为一百二十三万人，平均每个蒙古人从苏联得到的贷款为一千二百三十三卢布。这样，从平均每人所负债务来看，蒙古人是世界上负债最重的。据报道，1971年初，蒙古由于畜牧业减产而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于是不得不向苏联乞求援助，结果，苏联又给蒙古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贷款数又增加40％，约占蒙古第五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1971年，在经互会第25次例会所通过的“综合纲领”中，还提到要给蒙古更多的援助。纲领说：“其他成员国给予蒙古相当大的投资和援助，将是必要的。”那时，苏联对蒙古的贷款偿还期已经从71年安排到了1985年。而且由苏联的贷款援建的企业，全是一些加工和软件性质的工业，而没有冶金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有些工厂甚至完全是为苏联加工半成品，以便使苏联廉价地剥削蒙古的劳动力。

　　蒙古从苏联要来了巨额的贷款，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苏联援建的工厂，又没有一家是真正能够独立发展的。结果，蒙古仍然不得不仰仗苏联的鼻息，被苏联牵着鼻子走。

　　近年来，蒙古和苏联还搞所谓的“对口联系”和“直接合作”，把各个经济部门完全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1971年5月，蒙古的农牧业部、燃料动力工业部和地质部分别与苏联的农业部、煤炭工业部和有色工业部建立直接合作以后，现已扩大到森林和木材工业部、建筑和建筑材料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等十四个政府部门。苏联对这些部门不仅负责“协调年度合作计划”，还常驻代表坐镇直接控制。此外，还有两万多名苏联“顾问－专家”分布在蒙古的各个具体生产部门，控制了它们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资金和劳力的分配使用等一切大权，甚至连一些工厂的厂长和主要车间主任，都是由苏联人担任的。这样，蒙古的工厂、企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苏联的附庸加工车间，是苏联大工厂的一个个小分厂而已。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工厂，只是苏联大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环而已。蒙古这样的工业，即使再给它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仍然象现在这样的话，也未必见得就会有多大的起色。

　　蒙古还按照苏联的要求，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完全按照苏联所需而发展它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蒙古为了满足苏联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贪婪要求，曾声称：“考虑到采矿业对增加出口资源有重存意义”，实际上即是为了满足苏联对矿业原料的需要，蒙古将把“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采矿业，使其产量在1980年增加5—5.3倍。”为此，将扩大“蒙古有色金属合营公司的有色金属和矿石采掘企业的生产能力。”还要加快地质勘探的速度。蒙古的五年计划中规定：投资首先用于实施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技术援助的项目和措施。”自1962年苏联把蒙古加入经互会后，在所谓“共同开发”的幌子下，苏联不仅控制了蒙古的矿产的勘察和开采权，而且还独吞了大部分产品。由苏联人当经理的“蒙苏有色金属公司”已垄断了蒙古的布尔弟、哈珠乌兰的萤石矿和苏赫尺特尔省布红朝倍特钨矿及陶勒盖特的金矿。目前开采的萤石，全部被苏联掠走，它占苏联进口萤石的百分之五十。1973年11月，蒙苏签订了“关于建立联合经营额尔敦特选矿企业的协定”，根据协定，成立了“蒙对合营额尔玻符铜铝矿造矿厂”，名义上，苏联的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九，蒙古占百分之五十一。而实际上，建厂的资金全部是由苏联提供的，更为奇特的是，额尔敦特市的用电，也完全是由苏联供给。这些蒙苏“合资企业”的开办，为苏联掠夺蒙古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苏联为了寻找蒙古的资源，除了以“经互会”的名义派出一支由它操纵的所谓国际地区勘探队前往蒙古外，还专门成立一支苏蒙“联合地质勘探队”，到蒙古各地进行地质普查。该队已对百分之九十的蒙古领土绘制了地质图。1976年5月，该队的苏联队长声称，要对蒙古“全部领土进行研究工作”，并继续寻找“黑色金属、锡和作为矿物原料的萤石。”苏联把蒙古当作原料产地，竭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把蒙古及东欧各国的资源运往苏联，这就是苏联美曰其名的“合作经营”和“国际分对外贸易上，蒙古几乎完全依赖于苏联，仅据1976年统计，蒙古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与日用消费品就达四万余种，百分之九十的机器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日用消费品，都靠苏联供应。蒙古在对外贸易中，也受到苏联的控制和剥削，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格里森公开承认：“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一向占主导地位。”蒙古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同苏联进行的。苏联通过贱买贵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从蒙古巧取豪夺，牟取暴利，蒙古在对苏联的贸易中，逆差越来越大。1965年一1971年，从苏联进口11亿卢布，而出口不到4亿卢布，而且蒙古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都是些陈旧存货，苏联出售给蒙古的这些东西，价格都比世界市场高。例如，苏联卖给蒙古的拖拉机每台售价三千卢市，而同期世界平均价格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又如，苏联卖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比卖给经互会务成员国的价格还低，它卖给意大利的石油每桶价格是1.31美元。卖给日本是1.26美元，卖给西德是1.27美元，而卖给蒙古则为2.61美元。可见，苏联是怎样地照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了。但同时，作为蒙古向苏联出口的畜产品，苏联方面并不客气，不仅进行百般挑剔，而且还竭力压低价格，因而从1963年到1971年的七年中，蒙苏间的相互贸易中，蒙古的逆差就达七亿多卢市。在和苏联做生意时，吃亏的总是蒙古一方，或许他们双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算是两厢情愿，也怨不得别人了。

　　蒙古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六、七十年代，广大蒙古人民却普遍感到吃肉很有些困难。蒙古政府也向人民大肆宣传起吃蔬菜的好处来，说蔬菜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地高，似乎蔬菜真的胜过了肉食。政府还号召人们要“多吃蔬菜，少吃点肉，”令全蒙古人民大惑不解。原来，苏联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蒙古着重发展它的畜牧业。把蒙古变成苏联的牧场。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蒙古每年要把大量的活牧畜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牧场赶往苏联的加工工厂。据统计，蒙古每年征购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百分之八十三是运往苏联的。1961年—1965年，苏蒙长期贸易协定规定，蒙古平均每年要向苏联供应活牧畜二百五十万头，即蒙古平均每人每年要供应苏联三头牲畜。而实际，蒙古运往苏的活牲畜，每天大约有一万五千头，每年达五百五十万头之多。由于大量牲畜都被运往苏联，蒙古国内肉食供应自然就显得紧张起来。但蒙古政府宁肯让普通百姓吃不上肉，也不敢得罪苏联这位兄长。对苏联的供应，还得保质保量限期完全。否则，苏联冲冠一怒，可不会令蒙古这位小弟即使有肉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除了把大量活牧畜赶往苏联外，蒙古还必须向驻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各类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家属提供肉食，其总量等于蒙古国内肉食供应量的四分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蒙古竞破天荒地在全国增加了蔬菜耕种面积，城市居民索食者也日益增多。照此下去，这个几百年来一直以肉食为主的民族，恐怕会完全改变他们原来吃肉食的习俗。当然，苏联人也并不是全都把蒙古进贡的活牲畜自己消耗掉，他还有更精细的打算。苏联在同蒙古接壤的地区，建立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专门加工从蒙古进口的活牲畜。苏联还大搞转口贸易，把从蒙古进口的畜产品经过加工或不经过加工就向西方市场高价出售。加苏联从蒙古进口马、羊后，供应法国马肉和供应英国羊毛线，转手之间，就获得了大量利润。据估计，从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中，苏联就从蒙古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榨取了四亿多卢布的巨额利润。蒙古真正地变成了苏联的巨大的天然牧场。成群的牛羊就象蒙古高原上空的白云一样，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给苏联人民送去了福音，却使蒙古本国的人民处于有苦难言的窘境之中。

　　除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控制外，苏联还对蒙古进行军事上的占领，文化科技上进行渗透。蒙古虽然不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缔约国，但苏联通过苏蒙双边军事条约、早已把蒙古变成他的东方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境内原来就驻有苏联的军队，后来撤离回国，只留下少数通讯兵和空军技术人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大量的苏联军队从欧洲调往蒙古。从1962年起，苏联军队重新开入蒙古，首先是增加了苏驻蒙古的通讯部队，接着是工程部队。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苏联军队还在蒙古境内各地构筑军事基地，建造军事设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到1965年底，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苏联还在南戈壁等蒙古南部边界省份设置了电台，在南部中部省份设置了雷达站，在乌兰巴托以西省份设置了所谓地震观测站，在蒙古全境修建了能与苏联直接联系的有线电话网等军事设施。一时间，中蒙边界上军队密布，战云骤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更有甚者，1966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欢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双边军事条约，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双边军事条约一样，都显以“友好合作”为名，来掩盖其实质性的内容的。至此，驻蒙苏军合法化，蒙古也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沦为苏联的保护国和军事基地。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又有大批苏联军事人员被派到蒙古部队中任职，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驻有苏联军事顾问坐镇指挥。蒙古军队的指挥官没有自己指挥军队的权利，完全听命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愚弄和摆布。蒙军的装备完全是苏式的，而且从平常的军事训练、条例条令到纪律制度，也完全照搬苏联军队的模式。苏联就这样通过驻蒙古的苏联军事顾问控制了蒙古军队，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蒙古军队实际上一步步变成了苏联的一支雇佣军。为所谓“保卫苏联”义务服务。

　　苏军进驻蒙古，开始是秘密的，这也许是它自己觉得心虚的缘故吧，也许它害怕引起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的反对。但是，苏联和蒙古缔结军事条约后，苏联方面就无所顾忌了。苏联军队在蒙古的胆子越来越大。1967年，蒙古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了盛大的节日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身穿苏军制服的苏联士兵，这是驻蒙苏军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露面，它给蒙古的游行队伍增添了几许不和谐的音符。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驻蒙苏军就更肆无忌惮地叫嚣它“将象保卫自己的边界一样”来保卫蒙古的边界。苏联军队的坦克竟耀武扬威地在中蒙边境上行驶、企图挑起争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其在蒙古的驻军，由于苏联的保密，没有确切的数目，有的报道说有两个师，有的报道说苏联驻蒙古的总兵力有8—9个师，其中有七个陆军师，一个空军师（共有一百四十架飞机）和一个中程导弹基地。虽然没有准确的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数量，但世人相信，它是够庞大的。然而，苏联还不满足。他还需要更多的军队，于是苏联就不顾蒙古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现实，迫使蒙古扩充军队和加强军事训练。据估计，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蒙古只有一百多万人。但蒙古人民革命军已拥有陆军二万八千人，空军一千人和公安部队一万八千人。蒙古的青壮年几乎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服兵役。

　　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下，蒙古附属国的地位进一步被确立，并且成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前沿阵地。

　　苏联驻扎在蒙古的军队，给蒙古人民带来很重的负担。蒙古不仅要承担苏联军队的食品供应，还得处处照顾苏军的利益。由于苏联军队在蒙古横行霸道，引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不满。1990年，当苏联军队不得不缓慢地从蒙古撤军的时候，一群蒙古中年妇女朝着远去的苏联军车吐了一口痰，然后啐骂了一声“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十五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蒙古的军事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谢天谢地，他们总算走了！”那位中年妇女接着说。苏联军队在蒙驻扎了近二十年后，终于不得不撤离这个或许令他们十分留恋的草原之国，他们带走的是人们的怨恨，没有人会挽留和怀念他们的，这是大多数蒙古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正是苏联军队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定的生活，打破了他们宁静平和的草原生活，他们希望苏联军队撤离后永远不要再返回蒙古。

　　军事上进行占领外，苏联还在文化、科技领域对蒙古进行渗透，企图改变蒙古的原有习俗，把蒙古“苏联化”，同化蒙古。在文化上，四十年代，蒙古废除蒙古文字，改用俄罗斯字母，这在世界史中，是十分罕见的。苏联首先强迫蒙古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俄语，蒙古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教育大纲中规定：“从小学四年级起，学生就得上俄语课。学校也必须开设俄语课。”那时，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进行授课。蒙古高等院校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大部分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从语言上同化蒙古人民，除了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俄语培训外，还在蒙古举办每期十个月的俄语进修班。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总是从丧失本民族的语言开始的。苏联正是利用语言来消除蒙古族源地流长的悠久文化传统，竭尽全力用俄语去取代蒙古语和蒙古文字，企图让蒙古人忘掉过去、消除蒙古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感，瓦解懈怠蒙古民族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屈服于现在，屈服于现实，忘掉蒙古民族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刻。文化上的侵略，远比军事侵略狠毒和阴险得多，其危害性相对也更加隐蔽和巨大。只是蒙古当局仍执迷不悟，怡然自得，视苏联为最可靠的盟友。蒙古教育局声称：“不论过去和现在，苏联的教学经验都起着决定的作用。”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除了文化上对蒙古进行极为隐蔽和潜移默化的侵略外，还积极培养所谓的蒙古人才，实际上也就是培养苏联在蒙古的代理人。根据1974年的统计，蒙古现任各省委书记中，有百分之六十六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陶冶”过的。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接受苏联的教育和思想。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都能担任高级官吏。他们自然是苏联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并且在蒙古国内大力推行苏联的一切政策和措施。这些留学生才是真正使蒙古紧随苏联的结存所在。蒙古的文学艺术、科技和医务界的一些主要人员，也大多由苏联训练。在蒙古现有的博士和付博士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是在苏联考取并获得学位的。苏联在文化上和科技界控制蒙古，也有其独特的手段和方法。

　　苏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一步一步地把蒙古这个“独立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在政治上，苏联在蒙古扶植泽登巴尔上台，作为它在蒙古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通过泽登巴尔推行一整套苏联的路线和政策。经济上，苏联利用“经互会”，在“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蒙古的资源，控制了蒙古的经济命脉，使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蒙古经济完全没有自主权，沦为苏联的经济附庸。在军事上，苏联对蒙古实行完全的军事占领，把蒙古变成了苏联的被保护国。苏联还在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渗透和侵略。可以这么说，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族人民，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惊天动地的伟绩。现在的蒙古民族，也许缺乏了他们祖先的强悍的传统，变得安稳和懈怠了，世人见此，有时也不得不为蒙古民族扼腕叹息！

第一节 多米诺效应

　　　　　　　　　　　　 一、震撼世界的东欧剧变

　　历史缓慢地但却是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对抗中互求生存。在军事上，两大集团之间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就有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抗衡。但在经济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各国，且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不得不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力求摆脱经济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找到了突破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瞬间瓦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或“流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985年，年轻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他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思维”。重新制订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放松了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实行改革。自然，只有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本国政府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变革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各种势力借机纷纷起动，还出现了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组织，加上西方世界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在短短的几年间，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沦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有的改名为社会党，各国政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世人的预料。一时间，东欧各国及苏联上空浓云密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成众矢之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东欧及苏联发生的剧变经过：

　　首先被西方打开突破口的是波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波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团结工会在席卷全国的浪潮中宣告成立。其主要领袖为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团结工会成立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几十年未遇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和壮大，引起波兰政府的恐惧和镇压。团结工会十年来的历史，正如它的外文名称中的第一个字母“S”一样，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曲折过程。它曾经盛极一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后又江河日下，被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瓦文萨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但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它竞又东山再起，并通过合法的选举，击败了共产党，夺权成功，取代了执政达40年之久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使波兰这个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和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发展方向，1990年11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瓦文萨在波兰实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并大量向西方外国求援。正当波兰脱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教堂里却钟声齐鸣，此时正是1989年6月16日中午12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纳吉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于1956年被宣布为犯有“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而处死。现在匈牙利政府却为他彻底平反，称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且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这是匈牙利政府改变发展方向的信号。此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也紧步波兰的后尘，驶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向。

　　就在同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昂纳克、克伦茨先后被迫辞职，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岌岌可危。两德统一，拆除“柏林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前，1990年10月2日迈向3日的夜晚，对于近八千万东德和西德的人民来说，非同寻常。当时针指向3日零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了。于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民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到苏联避难，后又被遣回到德国，被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民主德国合并于西德，前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的地位一落千丈，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社会主义大家庭又少了一个成员。强大的日耳曼人是否会重温当年日耳曼帝国的美梦，欧洲及其周围国家不禁心惊。

　　198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加勒斯特突然炮火连天，枪声大作。原来是反政府武装同保卫政府的军队之间由于人们的示威游行而爆发出激烈的战斗。此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伊朗访问，他急忙飞回国内进行弹压，但形势已无法挽回，情况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就在圣诞节那天，执政近25年之久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他和他的妻子被反对派救国阵线逮捕，几天后被秘密处死。又一个共产党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外，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路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都逐渐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

　　面对东欧的剧变，作为其领袖的苏联难道就甘心袖手旁观吗？苏联眼看一个个小兄弟背他而去，岂有不心痛之理？奈何苏联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东欧。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苏联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其中尤其是民族矛盾、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1991年8月，共产党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但这场政变很快就失败了，政变只维持了两天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他的政治地位也不牢固，于91年度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激进的改革者叶利钦。1991年，苏联解体了。一个在地球上横跨欧亚大陆、占据10个时区的超级大国的分裂，宣告了从1922年起就在这块国土上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红旗的消失。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这面红旗，于1991年12月25日，在凛例的西伯利亚寒风中完成了它的历支使命、凄凉地随着雪花降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白、红、蓝三色的俄罗斯旗帜，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解体，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苏联就象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强中干，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有的已发展成武装冲突。苏联的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此也放弃了当初其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泥沙所筑的大厦，一夜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来说，更是特别严重和深刻。

　　　　　　　　　　　　　　 二、树倒猢狲散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的剧变，使这些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前东欧各国的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而前南斯拉夫一直战火不断，前苏联各国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经济改革也一时难见成效。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国内也面临困难，它自身还要靠西方的援助度日，所以没有能力再象以前那洋去援助别国了。这对蒙古、越南、古巴以及非洲一些专靠苏联贷款和援助的弱小国家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知道，蒙古国家所需的日用消费品中，百分之八十是依靠苏联提供的，现在俄罗斯自身难保，自然无暇顾及他人。前苏联于是就减少甚至停止了向蒙古出口石油等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这使得蒙古叫苦不迭，却又有苦难言，给蒙古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宾巴苏伦由于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中谈到蒙古的经济危机，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99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0％以上，贸易总额下降60％，国民收入减少约13％，全年国民总收入只有l．8亿美元。”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并且还说：“事实已经证明，政府没有能力充分保护其人民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免遭由激进的改革引起的动乱之苦。”的确，经济危机给蒙古国家带来了灾难。一九九一年底到九二年初，蒙古广大地区又遭受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使其经济危机加剧。

　　我们来看看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给蒙古人民带来的危害：

　　我们已经知道，前苏联由于实行所谓的“生产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政策，使本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蒙古放弃了石油的开采，所需石油及石油制品全部由苏联供应。苏联解体后，其国内的石油生产锐减，供应本国需要都还不足，哪里还有剩余石油供应蒙古呢？由于前苏联的石油供应锐减，蒙古全国发生了严重的石油短缺，不得不对全国的燃料实行限额配给。蒙古国营石油进口公司官员说，蒙古目前只有不到两星期的天然气和其他燃料储备，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话，我们不得不骑马。现在蒙古的公路和空中运输减少，天然气实行定量供应。蒙古人由于缺少石油，不得不以马代车，甚至又回到几百年前的生活状态中去。

　　蒙古首都乌兰巴拓至乔巴山市的公路上，停着一列长长的车队，造成交通中断。后面汽车里的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交通事故，只得耐心坐在车里等候，虽然牢骚满腹，却也无可奈何。过了许久，他们才明白，原来并非出了什么交通事故，而是前面公路旁有一加油站，大量汽车涌到该站加油，而加油站却无油可加，因而发生了争执，以致造成交通阻塞堵车的现象。因为直到现在，半年时间内，前苏联还没有供应一吨石油或天然气给蒙古，蒙古人象疯了似的，四处寻找石油。他们现在才体会到，石油比水珍贵的道理。与此同时，乌兰巴托整齐宽敞的大街上、高头大马牵引的中世纪时的四轮马车重又耀武扬威地夹杂在汽车行列里流动，特别引人注目。在首都乌兰巴托机场，候机的人们正在焦急地翘首盼望，离飞机预定起飞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可那架停在跑道上的飞机丝毫没有要起飞的迹象，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懒懒地看着人们在它身旁踱来踱去。焦躁不安的乘客们不时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一位工作人员苦笑地说：“我们也希望飞机升空，要是它不需要燃料的话。”乘客们只好摇头叹息离去，望着蒙古高原深邃的天空出神……。由于燃料供应困难，蒙古国家航空公司无限期地停止了国内航班的运行。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供应燃料的减少，不仅使蒙古深受其害，其他原来主要受苏联援助的国家也出现了同蒙古类似的情况。据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最近突然增加了骑中国出产的自行车上班的人流。原因也是苏联对古巴的石油供应锐减，使古巴人只能望着汽车兴叹，不复不恢复传统而古老的交通工具，向中国进口大量的不需要任何燃料的自行车。哈瓦那街头的自行车和乌兰巴托街头的骏马，引起了人们的深深思索。

　　一天早晨，乌兰巴托市委书记走进他那位于市中心的市府办公大楼内，得意而舒适地往柔软的沙发上靠去，随后习惯性地去取桌上秘书为他准备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这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工作之一。当他拿起报纸，扫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后，却发现报纸是过时的，于是他生气地唤来了他的秘书，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当天的《真理报》准备好。秘书委屈地说，当天的报纸，邮局没有送来。书记大怒，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邮局责问，邮局也正在抱怨说，印刷厂没有将报纸送到。于是层层追查，最后竟查到国家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头上。原来，当天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出版。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原因却非常简单，就是国家的新闻纸已经用完，印刷机不得不停工。蒙古使用的新闻纸几乎全部从苏联购买，苏联解体后，蒙古的印刷工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没有纸张，而蒙古国家自已又造不出质量高的新闻纸来，许多印刷工厂不得不关机停业，工人失业，工厂停工，报刊、杂志停办。蒙古政府宣布，除国家的主要报刊杂志如《真理报》、《党建生活》等外，其他民间刊物，一律禁止出版发行。这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出于纸张短缺的缘故，蒙古政府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

　　蒙古国家的经济由于苏联的解体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燃料短缺，食品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中断，物价上涨，生产下降，百姓怨声载道。人民对新政府的改革信心日益不足。从前衣食不愁的蒙古人，现在不得不为一块面包而奔忙。从前擅长豪饮的蒙古牧民，现在不得不为一瓶“伏特加”酒而大打出手。商店里的货架，陈列着数量不多的食品，而却有那么多的人在店门外对它虎视耽既。身着裘皮服装的牧民们在蒙古一个小镇——哈沙特上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里耐心地排着队，等着购买定量供应的每户一磅的阿富汗葡萄干。这是他们那年冬天所能期望得到的唯一干果了。而同样的景象在首都乌兰巴托也出现了。五十名市民在中央百货商场等着购买牛奶，是否有货，他们也没有把握。蒙古这个人均拥有牛的头数居世界第五位的牛生产大国，竟然没有牛奶喝，确实出人意料。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有些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排了一整天的队，可什么也没有买到。”在蒙古各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的议论，等着买东西的队伍越排越长，物价却发疯似地往上涨。而货架却空空如也。人们再也不能悠闲地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策马奔驰，再也无心欣赏那美丽的草原风光了。他们不得不花最大的精力来寻求食物，满足人类最原始的需要。

　　在蒙古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年头，食品店门前一大早就挤满了等待购买红茶和面包的人们。对他们来说，迟到一步就可能面临无情的饥饿，在这场杂乱无章、争先恐后的“面包之战”中，有人甚至被拥挤不堪的人踹成重伤，送进医院。有的商店的窗户、门锁因而被挤破，被砸烂，到处是因饥饿而发疯的人群……。根据蒙古官方统计，1992年第一季度，蒙古猪肉、鸡蛋的供应量分别只有132．8吨和410万个，比去年同期减少489吨和250万个，乌兰巴托市酸牛奶供应量比去年减少170万升，只有300万升。由于能源供应不足和原材料匮乏，日用品和食品的生产仍在不断下降，食品价格在实行自由价格以后却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但在食品商店里，货架空空，而在一年多以前，货架上还可以看见黄油、果酱和各类罐头等食品。现在，蒙古全国人民只能凭每月发一次的购物卡购买少量食品。1992年5月，每人可购买一等面1．7公斤，大米200克，四人以下的家庭可购买一瓶酒，五人以上的家庭可购买两瓶，每家可购买2包烟和二十盒火柴。而在4月份，每人还可购买一等面2公斤，大米400克，此外还有植物油、奶粉、香皂等。这个一向以肉、奶为主食的民族，如今每月只能限量供应2.7公斤肉。现在人们要用一半以上的工资和更多的精力为填饱肚子而奔波。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乌兰巴托市46％，即六万四千五百个家庭的生活水平降到每月347图倍里克（l美元：40图）的贫困线以下，有1．6万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不足200图。由于摄入量的不足，目前蒙古人至少有30％营养不良，目前蒙古人均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日摄入量，比世界平均低75％、96％和78%，蒙古人现在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之中。蒙古现在什么东西都缺，甚至其特产的肉类和乳制品也无处可购。食糖、食油和黄油，以前是定量供应、但是随时能买到，现在只能在黑市上找到它们、其价格之高是大多数人不敢问津的，俄国人已停止供应石油、天然气及使蒙古炼矿保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零配件，造成能源短缺。这在冬季气温有时达零下40度的国家里可能威胁到人的生命。住宅区和工厂停电已是常事。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浪费现象却相当严重。政府部门的暖气过热，大多数窗户整个冬天都敞开着。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关掉那些照亮乌兰巴托夜空，纯属宣传性质的巨型霓虹灯。虽然乌兰巴托市的夜空星光灿烂，可又有多少蒙古包和住宅区被黑暗的阴影包围着呢？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情况比城市居民要好一些。虽然蜡烛、香烟这类生活必需品很难搞到，但奶、肉、柴不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汽油。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中断同城市的联系。

　　蒙古民族本是一个豪爽善饮的民族、但由于经济的困难，政府也不得不实行配酒制度。每月每家定量供应两瓶伏特加酒，这虽不能满足蒙古人的需求，却也令他们神魂颠倒。为了得到剩余的伏特加酒，蒙古人聚积在临时销售点周围。那里很快余出现在雪中和碎酒瓶中发生冲突的场面，经过一番艰辛的搏斗，成功地夺得战利品者情不自禁地在一种胜利与失望交织在一起的气氛中，就地对着瓶口喝起了伏特加酒。近年来，为一瓶酒而伤人的事在蒙古已多次发生，甚至有顾酒不顾命的。人们最原始的激情都发泄到了喝酒上。人们的金钱意识强化，亲情友情淡薄。在家庭矛盾和生活压力下，一部分人铤而走险，少数人甚至自寻短见。为了自我生存，大家各自奔波，很难想到别人。

　　由于经济恶化，生活水平的下降，还带来了失业、犯罪率上升以及家庭关系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据蒙古劳动部门统计，1989年，有失业者2.64万人，而到1992年5月已上升到8万人，年底将达12万人。这对一个只有215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不啻是个沉重的负担。自93年以来，盗窃公私财物的案件分别增长了百分二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二。据估计，在拥有50万人口的首都乌兰巴托市，诸如凶杀、盗窃、强奸之类的暴力事件约上升了50％，蒙古社会也处于动荡之中。

　　在苏联在减少蒙古石油、原材料、日用消费品供应的同时，还大量撤走在蒙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给蒙古的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在1992年4月，约有六千名苏联专家滞留在蒙古，而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离去。而在一年前，前苏联在蒙古的专家却有一万四千多名。他们的撤离，使蒙古的数十项工程，从公共住房到首都重要发电厂的新锅炉，多半被放弃了。有的大型工程刚刚建设到关键时候，苏联专家却两手一拍，双手一挥，“拜拜”。蒙古自己又没有能力接着苏联留下的工程干下去，只好干瞪眼看着那些欲罢不能，弃之可惜，欲干不能的工厂工程出神。这给蒙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并在过去由苏联技术人员管理的许多蒙古工厂正在仓促地培训蒙古工人，以便接管工厂。剩下的前苏联专家也正在离去，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支付工资。他们可不愿意留在蒙古挨饿，于是就不顾蒙古政府的苦苦挽留，还是和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告别了。他们走了，他们给蒙古留下的，是一座座未建成的厂房，一堆堆苍白的图纸；蒙古人深深地感到，现在一离了苏联专家，蒙古的经济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也引起了蒙古政府以及其他主要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深深思考。在80年代中期，苏联的帮助相当于蒙古国民收入的30％，而现在，由于前苏联自身的困难状况，这种援助停止了，蒙古国没有了外来的依靠，对它的经济发展是个沉重的打击。

　　蒙古几十年来一直是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卫星国，一切东西都依赖苏联的供应，蒙古由于自身历处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对外依赖性特别大。但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几十年来奉行对外只依靠苏联的政策，使自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严格说来，蒙古国家几十年来仍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中。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极少。故而，苏联的解体才会对蒙古造成那样大的危害。蒙古的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继续恶化。92年头6个月中。蒙古的工业产值回去年相比，减少了23.7％，物价上涨了122％。经济危机的根源，人们普遍认为在于它同一度是其思师的前苏联的关系已陷于崩溃。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估计，仅1991年，蒙古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下降了16％，而目前物价却以每月10％的速度上涨。蒙古总理宾因苏伦承认，在前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导致了蒙古经济的变化。1991年，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的87.2％，工业产值退到l985年的水平，对外贸易比1990年下降58.6％，通货膨胀率达35％以上，商品奇缺，连向棉面包的供应也十分紧张。92年第一季度，蒙古的生产继续大幅度下降，食品、日用品价格比七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据官方报道，蒙古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8％，犯罪率以12％——14％的年率增长，百姓怨声载道。

三、我怀念过去，那时候有苏联人给东西

　　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能源供应短缺，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对蒙古现任政府的改革能否成功的信心有了动摇，有的人甚至怀念起旧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的那段时光来。人们对这个1990年执政的多党制政府的信心有了明显的不足，由清一色主张改革的少壮派组成的政府在1990年仿效苏联，结束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宣布它已步向世界市场经济之路。这个新政府本以为能把这个节奏缓慢的亚洲内陆国推向二十一世纪，用资本主义和外贸来振兴国营经济。然而，情况却走入了他们良好愿望的反面，经济不仅没有振兴，反而更加恶化。于是人们对新政府逐渐产生了不信任感。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宾巴苏伦为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于1992年1月提出辞职。但这似乎并末减轻普通消费者的不满情绪。一位排了一整天的队最后却一无所获的蒙古老太太说：“我怀念过去，那时候还有苏联给东西。”现在。正在蒙古进行的民主改革充满了苦涩的滋味。这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是这样的。失业预计数字（14－20％）令全部蒙古人感到不安。他们也许正在担心自己也会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这种普遍的担忧正在成为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演变的一个潜在威胁。一个自称不问政治的蒙古人指出：“在共产党经济时期，商店里毕竟还有东西和吃的可买，价格现在疯长、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生活手段而偷窃。”表现了对现政府的相当不满。这对新政府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失去民心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在普通群众中间，这种不满情绪却有增无减。一位名叫赛伦道尔吉·纳拉图亚的蒙古老人，一辈子都在蒙古的戈壁沙滩上放羊。他同他村落里的许多人一样，宁愿要苏联人给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民主。这位头发灰白的七十岁老人抱怨说：“所有这些新的政党统统去他们的吧。谁需要他们？”蒙古在1992年6月又要举行大选了。但是，这个北亚国家广袤的草原和沙滩上，到处都酝酿着不同政见，在实行了两年的多党民主制以后，居住在中国帮助援建的斯巴达式简朴住房里的居民们，深情地谈起从未受到挑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统治的岁月。这位老人在回顾1990年要求民主的活动分子的抗议活动并最终迫使执政党与他们并同掌权的情景时说：“他们以绝食开始，结果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饥饿。”新政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蒙古的民主改革也会半途而废。蒙古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普通消费者责备政府，是因为他们受到大米和食品定量配给的影响，并面临着电力和肥皂供应短缺的威胁。蒙古的官方通讯社也曾哀伤地说：“如果不出现转
机，追随苏联七十年的蒙古总有一天会断热、断水和断电，经济将会瘫痪。”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主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接受苏联援助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诸如蒙古、古巴等国，其后果更为严重。苏联的崩溃，使蒙古的政治，经济也随之发生改变。政治上，蒙古也不得不随着苏联的后尘，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变革，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企图振兴全国经济。蒙古的改革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希望的署光毕竟出现了。

　　　　　　　　　　　　　 第二节　艰难的转轨

　　　　　　　　　　　　　　　一、迈向改革

　　蒙古自1924年宣布“独立”以来，一直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掌国家的政权。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多年实行的也是一党统治，它不允许国内有反对派组织的出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是终身制的。自1925年党的创始人苏特蒙赫逝世后，乔巴山一直是蒙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此后，泽登巴尔继承了其权力，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一党统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它的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选举自由，公民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治理蒙古全国的经济以及政治活动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追随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重复了苏联的错误，给蒙古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危害。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日趋下降，倘若不采取措施，人民革命党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危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的春风终于越过了西伯利亚，吹进了这个封闭的广袤的草原之国。随着苏联实施改革，蒙古也仿效苏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功。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蒙古经济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外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工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为探求富国之路，蒙古政府了不得不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大的改革，蒙古正式提出改革是在1987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和改善牧区劳动者文化与生活条件的任务》的报告。这位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蒙古正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这是蒙古通向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蒙古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和小心，但毕竟在它几十年严重的僵化统治后，有了一些微小的转机和变化。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能阻挡的。巴特蒙赫虽然不是全新的改革者，又在苏联受过“陶冶”，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和解放的。乌兰巴托上空的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了，草原之国的曙光似乎将要降临了。此后，在1988年12月召开的蒙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改进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新任务》的报告，这位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在蒙古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改革选举制度，明确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修改党章、宪法和历史教科书等。全会还点名批评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等。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领域要进行改革的尝试。乔巴山和泽登巴尔，以前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就象高悬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太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国家的象征，人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和敬畏。现在，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被慢慢揭开了，普通群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神圣神秘的党和国家的伟大杰出的领导人竟也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开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既而是愤怒。于是人们对现任政府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非常支持蒙古当时进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刚开始的蒙古改革呈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几十年来实行的一党统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突然进行变革，就象往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一样，荡起了无数的水波。蒙古的现任领导人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失误着手，蒙党召开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会议解除了前领导人，掌握蒙古政权达30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职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压制、排挤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并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在他统治时期，是蒙击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它给蒙古人民带来的是饥饿和恐惧。然而，在此之前，蒙古的各级宣传机构却极力吹捧泽氏的功绩，仿佛他是蒙古人民的“救星”似的。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职务，是蒙古迈出政治改革的关键而重要的一步。这次大会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选举了有改革思想的58岁的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改革。在1989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加强贯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丝毫倒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质的阶段。”他强调，必须加快党的自身改造工作。

　　　　　　　　　　　　　二、执政党：面对绝食

　　由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放松了全国的言论控制，人们的自由获得了解放，也敢于对政治发表评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在89年底和90年初，蒙古出现了几个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对立的反对派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有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这些反对党派多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要求在蒙古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89年底，这些反对派结成联盟，在世界局势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在蒙古国内刮起了一股以反对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浪潮。1990年初，他们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发表演讲，要求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最后甚至组织了几百人的绝食队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90年3月召开了十九届八中全会，讨论当前局势。巴特蒙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政局及其结论》的报告，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建议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并且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党政分开。在党纲宣言中规定：蒙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巴特蒙赫还分别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务。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反对派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执政的共产党同意放弃它对权力垄断的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选出61岁的比巴特蒙赫更有改革思想的激进改革派贡奥其尔巴特为党的总书记，并选出了一个由五位年轻得多的成员组成的全新的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讨论和辩论，最终满足了近几周刚成立的以民中联盟为主的反对派组织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且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全会还决定撤销蒙党1984年关于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功绩评价的决议，并将他开除出党，全会还通过了为在1962——1964年遭到清洗的所有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的决定。这次会议，是蒙古共产党向反对源妥协的一次会议。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蒙党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反对派组织并不满足、他们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指责政府在许诺实行民主方面搞欺骗、并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要求政府解散议会，要求国家的领导人不隶属任何党派，要求实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第十九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规定，新任党的总书记贡奥其尔巴特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向前进，坚决深化改革，革新党”，称党的政策旨在使国家‘彻底摆脱危机状态、以人为中心，尽力发挥人们的才干”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提出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实行党政分开，精简党的机构，与其他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参与竞选。并决定在1990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于是，在蒙古国内，以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的一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一方，在全国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拉拢选民。在90年春天，蒙古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那并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这次，是蒙古历史上真正平等的竞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充分利用了自已执政党的有利地位，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力求以“实绩”在民众中树立起新的形象，以确保在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人民革命党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更新了80％的中央委员，对同前总理和总书记泽登巴尔有牵连的领导人全部进行审查，并且将其中的七人开除出党，对包括前国家元首巴特蒙赫和政府首脑索穗诺木在内的人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蒙党还大规模精简机构，党中央撤掉八个部和一个处，国家机关取消十一个部委局，给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加退休金，改善日用品的供应等。由于这是蒙古历史上实行的首次大选，所以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反对党组织都极为重视。蒙古共产党毕竟在蒙古有着近七十年的执政经历，在群众中也有广泛的基础，加上选举前又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竞选措施以增加民众的拥护，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反对派组织虽然也努力作了宣传，但毕竟它们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全国没有基础，也没有执政的经验。因此，在这首次举行的极为关键的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得了胜利，它取得了大人民呼拉尔85％的席位和国家小呼拉尔62％的席位。蒙古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由该党单独执政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它不得不和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一起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三、先访中国而不先访俄国的蒙古国新总统

　　蒙古实行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难题。国外，苏联的援助日益减少甚至停止；国内，实行新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成果，反而造成了全国经济的混乱，人民还不适应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改革。改革也部分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消费品供应的短缺，更是引起人们的怨声载道。而反对派组织对政府的改革仍嫌过慢，他们要求实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希望马上在蒙古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政治上更向西方靠拢。蒙古的多党联合政府于是就决定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蒙古举行首次选举后、蒙古共产党和反对源组织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总统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一个默默无闻且毫不引人注目的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持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位年轻的总统于1942年生于蒙古扎布汗省图德布泰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在他23岁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同蒙古的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他也在苏联接受教育。l965年，他毕业于苏联矿业学院，并且获得了矿业工程师的称号。1965年——1967年，任工业部专家。从1985年起，他担任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联络和供应部长。在1990年3月起方被当选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人们从他的简历里不难发现，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政绩。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国内外都不大了解，并且被反对派讥为“什么都不懂的放牧人”，成为国家总统，颇为引人注目。

　　这位当选的总统是学矿出身的，大约他的思想也象蒙古草原一样宽广。虽然他很少为世人所了解，但却是蒙古新一代改革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仔细地研究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从中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一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强调：“全面发展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如下谈话：“过去我们亲近一个邻国而疏远另一个邻国的做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却失去了很多。”他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上。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为此，1990年3月，他就任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后，首先访问了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当然，他首先访问中国而没有象传统习俗认为的那样去访问苏联，受到了苏联舆论的责难和蒙古国内的非议。然而，这位矿业专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没有先去访问苏联的义务。那种认为先访问苏联的想法是旧思维的表现。”这表明了蒙古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想把这个实际上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国家重新推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

　　　　　　　　　　　四、全盘西化：走不通的死胡同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第三节　走向未来的中蒙关系

　　　　　　　　　　　　 一、蒙古国的“中国热”

　　中国和蒙古之间，本来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在蒙古没有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前还是一家。五十年代初，中蒙关系是非常睦邻友好的，中国曾经给蒙古以巨大的帮助，有几万中国员工在蒙古工作。后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烈，中蒙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蒙古也逐渐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谈到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双方的交往也频繁起来，1989年3月，中蒙两国签订1989——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同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蒙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公民相互往来和恢复蒙古驻呼和洁特市总领事馆的协议。7月，中联部长朱良访蒙，实现了中蒙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蒙1990年相互供货和支付议定书签字。中蒙同的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86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87年，中蒙贸易额达1700万瑞士法郎。蒙古主要向中国供应白板纸、旧粒胎、机制地毯、工作靴、羚羊角、儿童靴等。中国主要向蒙古提供运动衣、暖水瓶、排球、油刷等。到1988年，中蒙贸易总额就达1358万瑞士法郎，1989年，更增加到3700万。中国和蒙古双方在由专业化公司完成政府规定的贸易总额任务后，还积极开展了协议外的易货贸易，仅1988年，双方这种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30万多万瑞士法郎。与此同时，双方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蒙古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蒙古，把对华贸易作为恢复经济的良策之一。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六千多公里，以呼和浩特市为舞台的中蒙贸易日益活跃。

　　六十年代初受中苏对立影响而关闭的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董事馆于91年7月正式恢复，它现在成了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蒙古由于生活品的短缺，故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向蒙古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米、小麦和食糖等食品。91年8月中旬，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那达慕大会，为期十天的“内蒙古经济贸易交易会”也同时举行，蒙古派人参加了这次交易会，并达成了多项协议。中国的商品强烈地吸引蒙古客商，在北京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蒙古商人带着中国货物的大包小包。一位蒙古商人特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他由衷地说：“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中国的衣料，蒙古自己生产的远不如中国的好。”蒙古和中国都是在近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以前的中蒙边界虽长达六七千公里，但它就象一道戒备森严的鸿沟，把中蒙两国隔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双方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改革的浪潮终于使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双方除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外，其他领域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88年，中蒙棋手在北京举行了国际象棋友谊赛，它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楚勒特本在希望运动员时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友谊活动，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友谊的胜利。”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蒙古不仅派运动员参赛，还派遣了记者组和组成了亚运会啦啦队，使中蒙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同时，蒙古为适应扩大了的和中国交往的需要，这个草原之国掀起了中国热。在外语教学方面，以往主要开设俄语的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程了。它反映出蒙古要完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个“草原之国”正在向疏远了六十多年的南方大国递去热情的目光。于此同时，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学的汉语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民间中国研究团体，——蒙古中国学者联合会。该会的目的是要将因中苏对立等严峻的国际环境而被迫中断了的中国学恢复起来，并在国内广泛宣传有关中国的知识。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一般国民起到了启发作用。

　　在汉语教学方面，“蒙古俄语师范学院”从89年9月起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除俄语外，还开设了汉、日、英等学科。此外，蒙古还制定了新的外语教学方针，打算在今后四年之内将普通中小学的俄语课授课时间缩短一半，以便腾出课时教授汉语和其他外语。据乌兰巴托市报道，市内除大学和普通学校新设了汉语课程外，还出现了许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习班。“汉语热”正在席卷着整个蒙古，这也是中蒙关系日趋密切的象征。蒙古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一是重建陷于不景气状态的经济，有必要向在十年改革和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中国学习，二是通晓中国情况和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培养骨干，交流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90年1月、贡奥其尔巴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广州时提出：“中国的成果和经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改革放开的我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蒙古领导人已率先做出了学习中国的姿态。

　　　　　　　　　　　　　二、杨尚昆的蒙古之行

　　八月的蒙古，天空湛蓝，像水洗过似的清澈透明；牧草青青，宛如绿绒毛毯铺向绵延起伏的原野。地平线上，白云伴着枣红色的马匹、深褐色的牛群和灰白色的羊群在缓缓地飘动着。牧草茂盛，牛羊肥壮，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在这喜庆丰收的美好季节，蒙古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来自南方邻国的国家元首杨尚昆主席；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30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对此，蒙古方面极为重视，很早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蒙古准备热情接待杨尚昆主席，恰好一场秋雨，使蒙古的暴热尽消，碧空如洗，凉风习习，乌兰巴托市正以新姿态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雨后的乌兰巴托市的街道两旁，青草如茵，五彩续纷的花朵艳丽夺目，阵阵清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清新而甜醉的芳香。也吹散了蒙中两国关系上空的乌云。为迎接杨主席的到来，首都乌兰巴托各主要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各主要交通要道增设了疏通车流和维持治安的警察，主要大街两旁的灯柱上飘扬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以及各色鲜艳的彩旗，标志着首都西大门的“友谊门”上悬挂着用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的主要建筑物上，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巨幅存语在风中摇动，中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蒙古国宾馆的负责人说，在杨主席访问期间，国宾馆将只接待杨主席一行，这次接待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991年8月26日，对中蒙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80岁高龄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健步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蒙古国总统贡奥其尔巴特快步步上前去，两双大手有力地握到了一起，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重新开始。杨尚昆主席那浓重的四川音在国际机场上空飘扬，由远而近：“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长期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把中蒙两国长达4600多公里的边界线建设成为和平的友谊线，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杨主席的这次访问，将给蒙古这个北方邻国带去了主要经济援助，人们只要看看跟随杨出访的主要随员就会明白杨此行的目的了。他们是：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等。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中获双方共签署了五个协定：即《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出入海洋和边境运输的协定》，《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这些协定，对蒙古这个内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的一揽子商业贷款，更如雪中送炭，使蒙古有可能渡过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协定，蒙古可以利用中国的天津港作为贸易通道。为了保证交通，1993年1月，中蒙决定修筑一条天津——北京——乌兰巴托的高质量的公路，以利蒙古货物的外运。这对蒙古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访问期间，杨主席说，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一点心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蒙古赠送大米、食品、药品等一大批物资。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在蒙古经济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不仅给广大人民带去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给蒙古经济的恢复带去了新的希望。中国向蒙古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方面的援助，这对蒙古坚持改革，恢复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蒙古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兄弟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南方邻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蒙古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有了中国的援助，蒙古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中蒙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后记

本书由师博（张国安、宋大川、王新光）主编、张国安任执行主编，参加编撰的同志还有：陈永刚、张会军、施克灿、杜继刚、吴江、朱华中、马中虎、杜小安、相力等。

　　　　　　　　　　　　　　　　　　　　　　　　　1993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