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史上，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不但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互补式地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而且较之后者，前者跟中华戏剧艺术有着更深缘份并从美学上给其以深远影响。对此影响，除了纯粹艺术学的审视，有必要深入心理原型底层从内在文化气质和哲学精神上加以把握。本文拟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切入，对老子学说与本土传统戏剧也就是戏曲的关系加以探讨，以供读者窥豹。

（一）母道崇尚和女性表现

从文化人类学或者性别文化学角度看，较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某种未必不强烈的雌柔化色彩^（1），其直接和间接地辐射到我们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先秦道学和后世戏曲中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本土语境使然，戏曲艺术爱写女性，道家文化张扬母道，二者都有很深的女性关怀情结。

戏剧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体，名列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形态之一、被誉为东方古典艺术“安琪儿”的中华戏曲，自诞生起就跟性别问题、两性主题密切相关。戏曲从发生到发展，从本体到文本，从创作到接受，以及叙事母题、形象塑造、话语模式等等，莫不有性别文化内容淀积其中，也莫不应以性别视角去透视之、解读之。尽管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系、女权老早就“历史性败北”于父系、男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但在古老的东方，在悠悠华夏文化史上，“戏曲多写女角”、“戏曲无女角不好看”、“戏曲是擅长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之说自古就为人们熟知。考诸诗、文、书、画、曲，不难发现，从中华文化土壤上孕育的诸门艺术当中，跟“次性”或“第二性”缘分忒深、同女性文化纠葛尤紧密者莫过于这红氍毹上“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戏曲代女性抒发群体心声，女性为戏曲镀上审美亮色，二者间始终保持着血肉相连的“互文”（intertext）关系。可以说，女性关怀是戏曲这东方艺术与身俱来又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以女角为舞台审美中心，关注女性命运，重视女角塑造，成为东方戏曲的一个优良传统。以悲剧为例，西方传统戏剧观高度看重男主角之于悲剧的作用，认为“悲剧不同于喜剧的地方，在于悲剧往往可以全是男性的”，即“一切伟大悲剧的主要人物都只能是一个男人”^（2）。纵目欧洲古典悲剧，其主角大多定格在男性身上，他们或为天神或为国王或为英雄，高高在上雄视世间，是强者的象征，力量的化身。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塞罗》、《李尔王》……这一出出剧名，足以昭示孔武有力的男性主角之于西方悲剧是何等重要。尽管西方古典悲剧亦非全然拒绝女性主角，有的剧作家还以擅长表现女性著称（如欧里庇得斯18部传世剧作中就有三分之二是以女性为主人公），但总体上看，悲剧人物男性化仍是其主流，女主角所占比例远不及前者。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角则绝大多数是女性，《菽园杂记》作者、明人陆容即谓南戏是“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今人编辑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收入学界公认的戏曲悲剧的代表之作中，便有7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她们是《窦娥冤》里的窦娥、《汉宫秋》里的昭君、《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娇红记》里的王娇娘、《长生殿》里的杨玉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雷峰塔》里的白素珍。尽管这些女子的社会地位、性格特征以及命运轨迹各不相同，但在剧作家笔下，皆是作为被男权政治、陈腐礼教、黑暗势力所损害的对象来加以表现和塑造的，其中融入了作者同情女性并为之仗义执言的思想感情。在戏曲领域，这种女角为主的现象又何止体现在悲剧中，翻开《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再检视古今剧作，西施、无盐、卓文君、花木兰、黄崇嘏、崔莺莺、赵盼儿、李千金、陈妙常、王瑞兰、杜丽娘、李亚仙、张倩女、罗梅英、桃佛奴、叶蓁儿、张海棠、刘藐姑、祝英台、孟丽君、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秦良玉、谭记儿、红拂女、红线女、赵艳容、陶三春、杜十娘、李慧娘、焦桂英、秦香莲、钱玉莲、李三娘乃至燕燕、红娘、青儿等排出长长一列，她们以各自有声有色的故事丰富着戏曲人物画廊，迄今仍常演常新地亮相在京剧以及各地方戏舞台上。在中国，尽管戏曲成熟于男性中心话语极度膨胀的封建社会后期，但反观历史，从表露平民意识的宋元杂剧到倾吐浪漫情怀的明清传奇再到富于启蒙色彩的近现代剧作，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一个事实：女性的人性觉醒、女性的人生价值为一代又一代具良知的剧作家所深切关注，他们满怀同情并倾注极大热情去描写她们的命运表现她们的苦痛赞扬她们的品质歌颂她们的抗争，从而在红氍毹上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的女性故事，塑造出一个个亮丽的女性形象。倘若删去这女性人物群像，一部东方戏曲文学史就得从头改写而面目异样。

我曾专文论述戏曲史上的女权呐喊和母亲崇拜问题^（3），若循着史迹往前追溯，中华文化史上自觉崇尚和张扬母道并将此提升到哲学高度的不能不首推先秦道家。“儒、道互补”，古人向有此说。从性别文化学角度看，虽然儒、道两家都讲阴阳调和，但彼此立论相去又远。一般说来，取法乎周的儒家思想更多代表着父权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观念，其对女性的贬低和排斥从孔孟的“小人论”以及后儒发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鲜明可见。儒门至圣孔子便是父权本位的“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社会的维护者，他讲阴阳和谐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阳尊阴卑、男主女从，在此前提下，女性终归不过是附属于男子的“第二性”。汉代以后被官方奉为主流话语的儒家伦理虽然也讲孝母尊母，但其本意主要是在维护男性为主的父系家庭的等级制，防止犯上作乱。与此鲜明对照，有着楚文化基因的道家对阴阳和谐理论的阐发更注重阴柔，大力赞美张扬虚静柔韧的女性特质，尊崇母性为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本，此所谓“贵柔守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者迥别”；今天更有人将老子学说指认为“女性哲学”的，说他大量吸收女性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和发挥，将其作为基本命题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中。^（4）的确，老子学说中藏留着许多原始文化密码，有太浓太浓的阴柔化色彩，凝结着太强太强的母权意识。作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创者，老子主要探讨的是宇宙生成论、世界观以及人生观这些哲学基本问题，似乎并未正面谈论过男女地位和与之相关的话题，但是，通读五千言《老子》，你会发现，书中从头至尾被作者借以说道论德的喻体和象征体，都跟母性崇拜和女性文化息息相关。“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其作为宇宙之原始、万物之本根，曾被他喻称为“天下母”、“天地母”；不仅如此，为了将“道”创生天地万物的功能更形象地揭示出来，他干脆把“道”直接具象化为“玄牝”（女性生殖器）这生命崇拜意象，所谓“谷神不死，天地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章）这，恰恰植根于人类社会最古老原始的母性生殖崇拜事实。原始时期，蒙昧未开的初民曾“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性（母亲）被全社会普遍尊奉为氏族的始祖，她们是人类生殖崇拜史上的最早对象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唯一对象。对此消失在今人记忆里却保存在出土的远古文物以及孑遗在若干土著民族中的事实，人类学研究已再三指证。归根结底，“‘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家哲学的这一命题，即是上古社会极具权威性和统摄力的‘女性独体生殖’这原始生殖文化观念在后世的折射。母亲虽然是女性（阴），但她既能生儿（阳）又能生女（阴），这才是老子学说‘一生二’的正解。”^（5）此外，众所周知，道家在后世逐步世俗化、民间化而发展出道教，其仍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阴柔气质并通过道教神仙谱系体现出来。事实上，道家和道教深受历代中国女性青睐，因而有不少女信徒被吸引而投其门下。按照道教教义，得道的女性亦可升天成为长生不老的女仙，较之视“女子”与“小人”同类的儒门，这的确是相当开明的。东晋葛洪《神仙传》中，便载录太玄女、西河少女、东陵圣母等6位女仙的传说。唐末五代杜光庭编《墉城集仙录》，则收入30多位女仙，包括女娲、西王母、尧帝之女舜帝之妻娥皇和女英、偷食长生不老药后飞升月宫的嫦娥、《楚辞》中的巫山神女等。还有南方人膜拜的妈祖女神、北方人供奉的碧霞元君，都是宋代以后在道教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女性神祗。及至清朝王建章撰《历代仙史》，纳入道教仙谱的已多达145位女神仙了，堪称济济一堂。这一现象，在同儒门和佛教的对比中尤见显豁，为后世道学研究者所不可忽视。总之，以老子为首的张扬母道的道家文化哲学，连同其所创造的诸多命题和术语，对整个中国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而“大器晚成”的中华戏曲好写女性的文化取向，无疑是这种远古意识的历史回声。

（二）圆美意识和环形思维

就审美心理的历史发生而言，人类对“圆”这一文化原型的崇尚由来甚古。《隐喻与现实》的作者P·E·威尔赖特指出：“在伟大的原型性象征中最富于哲学意义的也许就是圆圈及其最常见的意指性具象——轮子。从最初有记载的时代起，圆圈就被普遍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6）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其既是一种闪耀着形式美光辉的文化符号，又指代一种洋溢着辩证法色彩的思维形式。圆是有形的，又是无限的；有形的是几何线条，无限的是哲学寓意。借圆拟象为喻广泛见于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典籍，在古人由直觉而理性的把握中，周匝无垠而宛转流动之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模型，它体现着宇宙创生法则和运动规律性，概括着万事万物之奥理：大至天地自然，小至珠玑弹丸，具体至世事人心、艺理词意，抽象至道体道妙、太极无极，可谓是涵盖广大，无所不包。从性别研究和母题识读角度看，圆作为人类“近取诸身”也就是反观自身的产物，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亦是生生不已的伟大母性的象征，具有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普遍性。“圆是包含着世界始祖的葫芦。”^（7）对“圆”的审美意识中，隐藏着来自人类自身的最最古老原始的女性生殖崇拜密码。如文化人类学所指证，“人类最古的一种生殖象征，便是一个简单的圆圈，它可能代表太阳，也可能是原始的玄牝的符号。”作为后者，“圆便成了母亲、女人及地母的象征。”^（8）以研究大母神（the  Graet  Mother）闻名的德国学者诺伊曼也再三举证：“在其全部现象学中，女性基本特征表现为大圆，大圆就是、并且包含了宇宙万有。”^（9）无独有偶，同样富有女性关怀精神的道家文化和戏曲艺术，也都格外崇尚圆美。

说起戏曲，人们就会想到由悲而欢、从离到合的“大团圆”编码程式。的确，中华戏曲看重圆美法则的运用。在我们民族的审美视域中，“圆”作为一个能指丰富的代码，喻示着柔和、温润、流畅、婉转、和谐、完善，标志着一种美、一种心理结构和一种文化精神。 “天体至圆，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圆。至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于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张英《聪训斋语》卷上）以圆为美的心理定势左右着艺术家的创造和接受者的鉴赏，是他们共同奉守的价值准尺。“合歌舞以演故事”的中国戏曲以舞台表演为中心，若从几何学视之，表演者在台上的种种动作皆可抽象化为线条的规律性运用，其中形式最活跃、使用最广泛和审美价值最高的，恰恰是圆、弧线。它可分可合，灵动自由，合则为圆而分则为弧，由弧再分又可截为波浪线，加以变形又可组成S线、8字形乃至太极图线等极富流动变化之美的曲线。圆、弧及其变形组合线贯穿在“四功五法”中，以内在张力规范着表演者的一招一式，在戏曲审美中可谓无处不在。尤其是女性角色，举手投足，都离不开这“审美的圆圈”。为了体现旦角的风情万般，表演者每一手势都离不开指花与圆弧形的动势，出手时不是向内或外挽圈就是向左或右划圈，随着手的圆弧形运转之势，连接各种手姿手臂的动势也呈弧线不走直线，手向前去也非直指朝前而要有斜度，圆是戏曲舞台上女角表演美的固有标志。三四十平方米的长方形戏曲舞台时空有限，要表现丰富、广阔、流动的生活场景何其难也，有办法吗？有。聪明的艺术家巧妙地施圆于方，为此设计出了看似简单却不简单的“团团转”（跑圆场）。于是，表演者又唱又做又打，足不出舞台却可以驰马千程，行船百里，时而发兵塞北，时而布阵江东，凡此种种，都借助圆形或S形或8字形或太极图形的“圆场”得以有滋有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圆”的运用，就这样给戏曲导演带来了化解舞台难题的自由。又，国人习惯称看戏为听戏，可见戏曲是重“唱”的艺术。“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元·燕南芝庵《唱论》），这圆指圆润、圆转、圆活，跟枯涩、生硬、僵直是反义词，其意味着生命活力的饱满与流动。惟有字正腔圆，方能神气跃然，韵味悠长，给人不尽美感。声腔圆美离不开艺术锤炼，而锤炼之极又须复归本色天然，故而明代戏曲家沈宠绥说：“声籁皆本天然，一经呼唱，则机括圆溜，而天然字音出矣。”（《度曲须知·经纬图说》）梨园中人常说“编戏要圆”，也就是强调戏之完美在于要有“起、承、转、合”。对戏曲创作者来说，艺术思维须圆活，创作技巧要圆熟，剧情结构必圆备，作品气脉应圆畅，缺一不可，否则便无缘得臻艺术王国中“大而化之”的圆融境界。这种以圆为美的文化意识，在传统戏剧观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国人看悲剧总期待结尾处出现“希望的亮点”，这绝非偶然。有别于西方戏剧，中国古典戏曲悲剧中有不少作品是以喜的方式告终，即所谓“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翻开《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除了《汉宫秋》和《桃花扇》，其余作品皆有一大团圆式“光明的尾巴”，要么是清官或圣明君主出场为民申冤，要么是剧中主角在仙境或梦境里团圆，要么是受害者后代继起斗争报仇雪恨。论其情节结构，有先悲后喜，更有先喜后悲复转喜，譬如《白蛇传》、《宝莲灯》、《长生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

“智欲圆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淮南子·主术训》）古典戏曲如此偏爱大团圆，鲁迅认为是“国民性”使然，王国维以“乐天精神”目之，在我看来，其跟先秦老子道论中“物极必反”的环形思维模式正有直接瓜葛。钱钟书阐释 “反者，道之动”这个老子哲学命题时指出：“黑格尔曰矛盾乃一切事物之究竟动力与生机，曰辩证法可象以圆形，端末衔接，其往亦即其还，曰道真见诸反覆而返真。曰思维运行如圆之旋，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因为，“‘反’有两义。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返）之反，回反（返）也……《老子》之‘反’融贯两义，即正、反而合，……故‘反（返）’、于反为违反，于正为回反（返）；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也。‘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反’意与‘返’亦即反之反意，一语中包赅反正之动为反与夫反反之动而合于正为反。”^（10）在老子看来，作为“天下母”之道，生生不已，“周行而不殆”，体现着宇宙运动、变化的普遍法则（顺便说说，连崇尚母道的《老子》一书本身也以圆作为循环体系，九九八十一章是章章钩连推衍以象征“道”的生生不息、周行不止）。周指圆周，周行即指循环往复的运行，也就是“反”（同义词尚有“各归其根”之“归”、“吾以观复”之“复”），也就是回返、反复、循环、回归，《淮南子》云“天地之道极则反”正是此意。“道无始终”（《庄子·秋水》），“道”的运行具有循环回归的特征，其“穷则反，终则始”（《庄子·则阳》），此即西方人所谓“蛇头咬尾”。来自道家的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看待事物、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以至每每用“轮转”、“环流”来形容事物发展的圆态，如： “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吕氏春秋·大乐》）、 “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钧旋毂转，周而复匝”（《淮南子·原道训》）、“物极必反，命曰环流”（《鶡冠子·环流》）。准此思维模式，元杂剧《赵氏孤儿》先写恶人行恶（屠岸贾诛杀赵家），后写恶有恶报（赵家遗孤长大后锄奸报仇），一出惊天动地大悲剧依照“物极必反”定律终以“团圆”结局；一部《西厢记》，写张生、莺莺恋爱，虽有老夫人从中作梗，末尾还是张生高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始于“喜”而终于“喜”。如前所述，这“反”非惟简单的回返，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演进向自身逻辑起点作更高层次的复归，是从二元对立走向和合统一，其中体现着“正----反----合”的辩证法则。前人称赞“元曲妙在不工而工”（臧懋循《元曲选·序一》），就深得个中妙理。“工，巧饰也”（《说文解字》），指的是由人工努力而技巧纯熟所形成的美。艺术美是自然美的升华，它比单纯的后者更高、更精萃也更合乎理想，因此前人说戏论艺首重的是“工”，盖在无“工”不成艺；但是，雕琢太甚易失之矫揉浮华，人力太过会淹没本色天然，所以艺术家又主张从人为努力的“工”走向不弃天然的“不工”，认为既“工”又“不工”、既“不工”又“工”，二者有机结合才是艺术创造的至上境界，此所谓“不工之工”。这“不工之工”，也就是主张文艺创作“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李卓吾赞誉《西厢记》等所标举的“化工”。这种戏剧美境界，“外师造化”又“中得心源”，“肇乎自然”更“造乎自然”，既是对纯自然形态之“不工”的超越，也是对纯人为造作之“工”的超越，归根结底，它是自然经过人心冶炼的产物。因此，从初级的“工”经有意的“不工”再到高级的“工”，是一个蛇头咬尾式的思维圆圈，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螺旋式向上递进的圆圈，从中体现出中国戏剧家对“否定之否定”的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事实上，中华戏曲历来好讲“不似之似”、“幻中有真”、“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等等，自觉在剧情编码、人物塑造、舞台表演以及风格创构上运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努力在有与无、虚与实、真与幻、神与形、简与繁、浓与淡、张与弛、起于伏、奇与正、动与静、刚与柔等多样变化中求得美的丰富与和谐，皆与深受这种环形思维模式的积极导航不无瓜葛。

（三）柔刚学说和性别之战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本土戏曲艺术的濡染无疑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体现在哲学思想上是对环形思维的推重，那么，表现在文化精神上则是对阴柔之道的张扬。

诚然，老子所处时代已是父权上扬而女权“历史性败北”、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但与世相违的心态和对原始母道的崇尚，又使道家文化哲学对雌弱阴柔发出由衷的赞美。《物理学之道》著者F·卡普拉指出，“阴和阳的对立不仅是贯穿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思想的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儒家是理性的、男性的、积极的、占统治地位的。相反，道家强调的是直觉的、女性的、神秘的和柔性的东西。……道家相信，通过显示女性的、柔软的人类本性最容易导致生活与道的完美的平衡。”^（11）老子就屡屡赞扬女性“柔”、“慈”、“静”、“曲”、“贱”、“后”、“淡然”、“不争”、“守雌”的美德，并再三表述“柔弱胜刚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的思想。在道家辩证思维中，“道”的发展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循环运动，具有“穷则反，终则始”的周期变化特点，在此宇宙法则下，世间万物也会盛极必衰强而后弱、衰极渐盛弱而后强。老子以众多类比来说明强硬之物最脆弱，惟有柔弱的东西才代表生命的开始，具无限希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76章）道常无为，无为不争，就是意志的柔。这柔，是生存的前提和法则，不是懦弱的表现。主张“法自然”的道家从自然界的生生灭灭得到启示，柔弱与生相伴，坚强与死相随。人要保持生命，就要遵循生的法则；如若处处争强好胜，则会导致生命毁灭。这柔，又是力的象征。在道家看来，柔弱中蕴含着折不断压不弯的柔韧精神，“柔弱”作为求生的意志体现了真正的强大，就象婴儿初生、草木始发，充满着活力，预示着发展。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78章）水无定体，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它大不可及，深不可测，攻之不破，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燃，体现出表于柔而内于刚、见于弱而胜于强的非凡品格。水的力量就在于执着的韧性，其可决堤穿石，再硬的东西也经不住水的长期侵蚀。而圣人处世，就象水一样，“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63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章）。纵观《老子》五千言以及《庄子》三十余篇，其中称颂水之美德的地方不胜枚举。水的特性被道家推崇到“几于道”的地位，而他们所高度赞美的水，在文化母题识读上恰恰是女性特质的象征。此外，有不少跟女性特征相关的字眼如“弱”、“曲”、“静”、“洼”、“谷”、“下”、“后”、“俭”、“啬”等，在常人眼里表示负面却倍受道家赞美，后者往往用这些词语来描绘和赞美他们心目中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的“道”。正是这种人生哲学，数千年来在中华文化史上对整个民族的人格心态影响深远，“含而不露”、“绵里藏针”、“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成为人格诉求和处世信条；深信“天道助弱”，主张“锄强扶弱”，贬抑强者，同情弱者，亦成为方圆九州传承历久的社会风气。“守雌贵柔”、“柔能克刚”、“柔弱胜刚强”、“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刚强乃惹祸之胎，柔弱为立身之本”，诸如此类为国人广泛运用的格言，莫不体现出这种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精神。

绝非偶然，如此这般文化意识在多写并擅长写女角的戏曲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古往今来，有许多戏剧家都是深谙此道的高手。如元杂剧领袖关汉卿，他笔下的女性多出生卑微且受压被欺，但又绝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羔羊。《救风尘》就通过描写风尘女子赵盼儿行侠仗义，讲述了一个“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故事。剧中，富家子弟周舍利用妓女宋引章懦弱无知将其哄骗到手，带回家中便翻脸无情大施虐待。对周的卑劣和宋的不幸，赵盼儿早有预料，长期妓门生活的磨练，使她对风月场中的一切洞若观火，她身份低贱却心地善良又富于正义感，颇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士胸肠。当引章落入火坑不堪虐待急盼解救时，赵盼儿毅然只身赴险，营救落难姐妹。有勇亦有谋的她抓住周舍好色荒淫、喜新厌旧的本性，以“风月”为手段巧施妙计，向周假意许嫁而“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将引章休弃，一步步引之入瓮，最终凭此“休书”上公堂赢得官司，戏耍了恶少救出了同伴。在此叙事文本中，以“风月”治“风月”，使玩弄女性的坏蛋反过来受到女性玩弄，剧作家诚心诚意歌颂女子非凡品行的创作态度由此一望即知。就人物论，赵盼儿在世俗眼中不过是只配跟“小人”为伍的柔弱女流之辈，可偏偏“下下人有上上智”，她那以柔克刚的过人胆识，她那光照千秋的侠义胸肠，令多少男儿汉也自愧弗如。再看《望江亭》，戏中那个有勇有谋不惧权豪势要敢斗花花太岁的谭记儿，不也是平凡又非凡的同类女子形象么，这女子以其女性的卓越胆识保护了丈夫也保护了自己，使他们美满生活的权利得到了严正捍卫。在此，与其说是剧中女子以其聪明才智戏耍、捉弄了倚仗权势的贪色男子，倒不如说是剧作者巧借戏曲艺术这条精神皮鞭在舞台上狠狠抽打了现实中封建男权的丑恶灵魂。莆仙戏《春草闯堂》是建国后推出的优秀喜剧剧目之一，该剧从兴化戏旧本脱胎而来，但改本把旧本“闯堂”中的老管家李用转换性别而成了丫环春草，着力描写她活泼机警、聪明伶俐，为帮小姐解脱困境，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堂堂相国大人暗中搞起“智斗”来，最终还大获全胜。你瞧，堂堂知府、丞相乃至皇帝之类封建社会的“大人物”（大男人），竟被一个小小的来自社会下层的丫头调弄得团团转，具有何等大快人心的喜剧效果。若从性别研究而不单单是阶级斗争角度审视，该戏无疑是以艺术形式浓缩又放大在舞台上的一场机趣盎然的“性别之战”，戏中透露出来的贬男扬女也就是抨击男权、讴歌女性的意味十分明显。想想看，在女卑男尊的宗法制社会里，此类剧作刻意要让被钳制受压迫的女儿们一吐胸中恶气，不正是在替数千年来被扼制在“菲勒斯中心”话语强权下的“第二性”大长志气么！从主题学认定，这无疑是一个展开在两性之间的“智斗”（智女斗黠男、弱女斗强男）型故事，类似母题，为接受大众津津乐道也反复出现在古今戏曲文本中。诸如此类文本，展现的时代、敷演的情节和刻画的人物尽可千差万别，但“性别之战”的模式则万变不离其宗，而“弱”（女）战胜“强”（男）的结局也始终如一。！恰恰由此，我们发现，不管创作者是否有自觉意识，该类文本叙事的原型层面很难说不曾含有来自道家的崇尚母道意识及其所极力张扬的“柔能克刚”的传统文化密码。“歌仙”刘三姐的传说在风光美丽的桂林山水间广泛流传，并随着戏曲搬演和电影摄制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对象，一个以婉转歌声为“武器”击败地主老财及其豢养的臭秀才们的民间女子，无疑也属于“智女斗黠男”叙事模式中诞生出来的亮丽角色。纵观古今，这模式化的“智斗”叙事不但老早就出现在自古流传的民间故事“桃花女与周公斗法”（元杂剧有《桃花女破法斗周公》）中，甚至从今人皆知的“样板戏”《沙家浜》里犹能见到，可谓是古老原型的现代体现。

注  释：

（1）详细论述见拙作《中国文化与审美的雌柔特质》，载《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4期。

（2）[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197页，徐士瑚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3）参阅拙作《论戏曲史上母亲崇拜的原型威力》、《东方戏曲文学史上的女权呐喊》，分别载《四川戏剧》1999年3期和2000年4期。

（4）分别见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0号，1931年）、程伟礼《〈老子〉与中国“女性哲学”》（载《复旦学报》1988年2期）。

（5）拙作《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载《民族艺术》1997年4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4期。

（6）见《神话---原型批评》第229页，叶舒宪选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莱奥·弗罗宾斯语，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725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8）[英]H·卡纳《性崇拜》第243页，方智弘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德]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第215页，李以洪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0）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第445—4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91页，灌耕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15年02月11日 10:22   编辑：倩文   来源：e都市

秦晖：论“左派”和“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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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旅行笔记

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主导了西班牙民主进程的苏亚雷兹（右）会见共产党领袖卡里略（左）

《西班牙旅行笔记》林达著

北京三联 2007年1月，49元

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但西班牙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这时都发生逆转，变成左派专政或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这时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这种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即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即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极左派则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一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贩毒、开赌场、绑票……无所不用其极。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一样。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转型时期的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它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不仅是富人的个人权利，也包括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屠杀起自己人来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压制起他们来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不能把民粹主义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寡头主义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
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问题，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一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理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右派是要缩小己域的）。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的。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前面提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即“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馈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馈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曼德拉这样的人出来，就能把黑人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你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个人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从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传统伦理看，他的个人道德和操守无可指责。这使得对他背离佛朗哥强硬路线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说。相反，这些在独裁体制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里亚斯等人，却有不少把柄在苏亚雷兹手中。这一切加上深明大义的卡洛斯国王的影响，使得佛朗哥体制得以和平转型。显然，与如今颇为流行的所谓“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顺利得益于苏亚雷兹的开明，也得益于他的清廉。
其实从总体上说，在“开明而清廉”、“开明而腐败”、“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败”四类统治者中哪个相对有利于维持专制，哪个相对有利于民主转型？无疑是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但其余三者的“利弊”则有争议。过去有人说保守而清廉最有利于维持专制，所以宁可保守而腐败，这样更易动摇专制基础。开明而腐败就更好，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促进转型。这种“腐败有利论”也许在过去的革命时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时代还有点道理，因为腐败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说“革命代价”的问题，现代镇压技术条件下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乃至通讯交通落后的火器时代，再腐败的专制者凭借高技术镇压革命还是绰绰有余，就像当年的萨达姆。而腐败的“利益引导”也许会有助于把民粹主义专制体制变成寡头主义专制体制，但后者却未必离民主更近。相反，基于专制的腐败利益不仅会强化专制者的“保守”意志，而且一旦真发生变革，会更可能引发激进的清算（这又反过来使统治者更难变得开明）和民粹主义浪潮，从而使变革后的秩序更难稳定。从东欧和东亚的情况看，也确实是变革前相对更清廉的统治（如波兰、匈牙利、台湾）比更腐败的统治（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尼等）转型更为成功。因此，开明而且清廉的苏亚雷兹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过去人们劝说专制者走向民主，往往都说你既有了民主化之功，总会比专制时更得民心，因而会得到更多选票，不用担心因民主而丢权。但老实说这种话有“忽悠”之嫌。民主制下你做得再好，民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不满意，而希望寻找“更好”的。不可能有“万岁”的执政者。然而从长远看，民主化前的执政党凡是采取主动的，虽然也难免一度下台，但由于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执政经验、历史影响与精英成分，在后来的政党政治中大都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像东欧民主化时最主动的波兰、匈牙利前执政党，虽然一度下台，但其后继者经过转型后很快就在“左派复兴”中东山再起，至今19年来政坛虽已几经轮替，总的看来他们还是比当年的反对派执政时间更久，也更成功。而曾经以政变对抗民主化的苏共，其后继者再未能重新执政，但俄共作为在野党还算拥有相当影响。至于当时以暴力镇压民主的罗马尼亚前执政党，就干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西班牙民主化以后，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也赢得竞选上台执政，但转型后的佛朗哥派（人民党）很快也迎来了“右派复兴”，如今西班牙已经形成稳定的左右轮替格局。苏亚雷兹虽然民主化后再未执政，但他不仅有功于国家，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党而言也是有再造之功的。

负责任的反对派及其领袖
西班牙左派方面，像西共领袖卡里略（本书译称卡利约）、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的。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看林达的书，使我想起28年前读到的前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达维奥的回忆录《卡里略进入西班牙之日》。作者当时与卡里略分属敌对阵营，即使在民主化后也处在左右两端，但他对卡里略的钦佩仍溢于言表。卡里略是内战中最后撤离马德里的人，近40年后他又是流亡国外的西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潜回马德里的人。1976年2月8日，在佛朗哥刚去世两个多月、继任的阿里亚斯仍然非常铁腕，而后来开创民主化的苏亚雷兹还看不出接班可能时，卡里略就勇敢地潜回国内在地下领导西共的斗争，直到1977年西共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合法地位。
当时西班牙的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以至于卡里略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民间极右翼组织”的暗杀，这些人对佛朗哥体制内的开明派都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共产党。而万一发生暗杀，由于卡里略系“非法”回国，西共当时公开说他仍在巴黎，政府也会对“民间”行为不负责任，西共连抗议都不好发动。但尽管如此，卡里略仍然义无反顾。他认为，为争取民主化，共产党人思想不能极端，行为必须克制，但责任一定要勇于承担。他的战略是：“从地下状态就迫使政府逐渐接受卡里略的身份，以至于不顾个人安危，让政府逮捕他，使问题复杂化，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政府接受卡里略的存在，然后再开展攻势使西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正是在马德里的地下状态中，卡里略写下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在这部著作中，卡里略顺应时代潮流，宣布西共与苏联模式、与“专政”及暴力革命划清界限，在“欧洲共产主义”名义下实现了西共的半社会民主党化。老实说，这两个方面如果缺一，西班牙的后来都会有很大变数：如果卡里略不回国，与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国内西共地下势力在过渡期的动荡中会不会乱来，没人能够把握。而卡里略回国如果只是要乘乱从地下发动暴力革命，那么不管是“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还是佛朗哥后继者以镇暴为名延续铁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将难以实现。
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与“左右”两边能出现苏亚雷兹和卡里略这样的优秀人物有很大关系。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体制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到了关键时期，他的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本期同时刊发吴敬琏、吴稼祥等讨论民粹主义的文章，参看E31版《大参考》）

往事：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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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政治与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