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日历仅剩下薄薄的十几张，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即将发生五十年了。就人类历史而言，有文字记载的也不过3000～5000年，由此说来，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全民政治运动，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它的破坏力至今犹存，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与其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文革”已逐步被淡忘，当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在慢慢变老直至消亡，许多记忆也都随风漂向另一个世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当今社会，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一些人甚至开始怀念“文革”，“如果我们不学习历史，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写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但是，“文革”的幽灵却一直在中国徘徊，沉渣不时泛起。
光阴飞逝，岁月不居。笔者几十年间的记忆有的正被淡忘，有的日渐模糊，唯有那段“文革”经历，随着岁月的冲刷中反倒愈加清晰。趁自己的大脑“硬盘”数据尚可“读写”，将以自己的刻骨铭心记忆为线索，用我的日记、相片和收集的文革小报、毛主席像章等藏品为物证，带着大家走进这场“史无前例”也许以后也再不会发生的大革命。以己绵薄之力，也算尽点微薄的社会责任吧！
文革风暴席卷神州
边陲小城天翻地覆
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始于“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这首童谣，1966年的春夏之交，他们三个人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明星”。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不过借题发挥，其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央一线，这仅仅是“文革”的前奏而已。1966年5月16日，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文革”风暴吹遍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位于黑龙江省的边陲小城～佳木斯也不例外。学校开始了半年的停课闹革命，这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后来，毛泽东虽然有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同学像放出笼子的鸟，再想收回来谈何容易。期间，恰逢班主任生育，同学里出现了“四大金刚”淘气包，只有代课老师给我们念故事时，课堂才能安静下来。我的小学教育就被定格在三年级。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餐厅的东墙贴出了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
这张被毛泽东钦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炉后不久，我们佳木斯煤机厂子弟学校的墙上、绳索上、地上也到处都是大字报，可谓是铺天盖地。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一类是将老师讲课内容断章取义收罗的“反革命”证据。高年级写给我们班主任高淑芬大字报的标题是《狡猾的狐狸高淑芬》，让高老师紧张了很久。我父亲当时也是学校的老师，一张写他大字报的标题我仍然记忆犹新。题目是《你想吃我们的人肉饺子吗？？？》，指责我父亲讲课时：“为什么说万吨水压机压力大到可以把全班同学压成肉泥？”类似的“罪状”有27条之多。就根据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父亲被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工资由80元/月降至38.5元/月，下放车间从事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磨砂轮（用砂轮清除机械零件上的毛刺）长达十年之久。当时我父亲的状况还不算最糟，时任厂党委书记赵文焕经常被押到厂门口示众，我亲眼看见有人扇他耳光，一名工人还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文革”给一些人类恶的天性提供了激活与放大的政治环境。
大字报的战斗力到“文革”末期依然不减。1975年，我在佳木斯塑料三厂参加工作后，单位两派仍用大字报互相攻击，一张《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李胜茂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让被攻击者调离了单位。
游街示众在土改时已十分流行，到了“文革”时期方式有了变化。被游街者站在汽车上，有时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一路呼喊着打到、砸烂之类口号，我曾多次看到了我父亲被游斗的身影。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红卫兵将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老字号、商标等改名成为时尚。天津市３８年的老字号“劝业场”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上海《新民晚报》更名为《上海晚报》；北京的东郊民巷改为反帝路。
我们佳木斯的红卫兵小将也不甘落后，决定将佳木斯市更改为英俊市，一些商店迫于他们的压力，已经开始更换招牌。但不知何故这次“革命”没能成功。
一些自行车的标牌不但被红卫兵小将认为是“四旧”，而且含有反动内容，当时畅销的飞鸽牌自行车，红卫兵小将认为和平鸽飞向西方，有和平演变之嫌。商标被迫更改为红旗牌，飞鸽商标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恢复。
撬下自行车商标牌成为大无畏的“革命行动”，我也曾加入其中，只是“后下手遭殃”，一无所获。
更为荒唐的是烟酒茶也被列入“四旧”横扫之列，幸亏有关部门出面呼吁，一场闹剧才没能继续上演。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媒体对红卫兵的行为给予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的行动给予支持。
“文革”期间，告密成风，我就被一个叫邱军的同班同学告密，说我们家里藏有一个手杖，抽出手柄则是一把剑，其实那仅仅是一支吹的箫而已。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正在家里为父母准备晚饭～手擀面条，被班主任高淑芬带到厂保卫科审问。由于从小受到“说谎的孩子被狼吃”的教育，没有落入他们诱供圈套，此事不了了之。
告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很盛行，但还遵照
“亲亲相隐”制度，秦代就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文革”期间被视作封建垃圾扫除殆尽。1967年初，在江青的威逼下，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根据生母的口述写了一份很有杀伤力的“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高压下的告密，不实之处自然很多，大字报中就有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子和金带子”的“丑事”。而事实却是：1936年初，刘少奇赴任北方局，中央交给他一些金首饰，是作为开展白区工作的经费。为了携带和使用上的方便，在金匠铺将这些金首饰打成了五大件，金鞋拔子、金项圈、皮带圈等，总重量一斤多。到了天津以后，这些金器存在了花旗银行，要动用需分管钥匙和存折的两个人同去才能取得出来。
文化大革命确像林彪所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那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通常在晚间20点在广播中发布，本着“最新指示不过夜”的精神，通常报社立即加印号外，下图是我保存的一张1968年10月15日为毛泽东最新指示印刷的号外。
广大革命群众会连夜组织庆祝、学习，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当时，上面这条最新指示我们除了知道人有动脉和静脉，好像还要吐故纳新，根本不知道更深层的含义。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就有57,227件。与全国惨烈的武斗相比，佳木斯的武斗规模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官方记载佳木斯市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发生在1968年1月10日：“两派‘造反’组织在市电机厂等7处同时发生武斗。参加武斗有1900余人，动用步枪227支，冲锋枪101支，轻重机枪4挺，八二迫击炮1门，手榴弹109枚，各种子弹3519发，汽车55辆。武斗至次日凌晨结束。造成7人死亡，119人受伤。”我还清楚记得，武斗后我们家附近路口上，有获胜“指挥部”一方人员核枪实弹盘查过往车辆的情景。
校园内的武斗尚处于冷兵器时代，当时农机校（现在佳木斯大学工学院前身）8.25派的红卫兵打死一名叫朱殿微的老师，成为轰动全市的重大新闻。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参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尸体，十分恐怖。下图是我收集当时列举8.25派罪证的小报。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全国虽然处于动乱状态，但经济也还取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间，除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我们佳木斯市的塑料工业从无到有，到我1975年在塑料三厂参加工作时，已经有塑料六厂了。
特别是国防工业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为今天中国能成为航天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我的作文《红色卫星飞上天》还得到老师的表扬，我还能背出第一段的内容：“红色卫星飞上天，东方红乐曲回荡在宇宙空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射向苏修美帝的重磅炮弹。”
如果不是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的“折腾”，现在中国的GDP是否可以与美国比肩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