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漫画群丑图的研究

漫画群丑图的研究 

摘要：文革初期的著名漫画“群丑图”，具有丰富的时政信息和深刻的艺术内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流传到国外。并由此派生出地方版本和新版“百丑图”，对文革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直至惊动中央高层和受到毛泽东斥责，方退出文革传播媒体。本文将对“群丑图”产生背景、对文革进程影响、作者生平、图中人物命运等相关作以探讨。

政治漫画与建国后的运动

政治漫画，一直是伴随着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有许多漫画参与其中，是中国当代漫画的一大特色。政治漫画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大量出现，下图为反胡风运动中的漫画。

漫画家华君武在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一幅代表作，主角是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

这幅漫画犹如压垮浦熙修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击垮了浦熙修，她终于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了”。看来《辞海》对漫画的解释“一种具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是“一种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还要增加新的内容。

1966～1976年的‘文革’期间，政治漫画创作达到高潮。‘文革’初期，主要以攻击和诋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及成员，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各阶层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均在其列。

其中有些漫画内容并不符合‘文革’大方向，仅仅标以糜烂生活、丑恶灵魂之类的题目，事实上未能起到鼓舞士气作用，甚至事与愿违。有些漫画内容触及了毛泽东的‘红线’，“群丑图”就是这样一幅漫画，毛泽东看后，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对象集中起来羞辱、批判并不是“群丑图”首创，在1958年2月16日《北京矿院》上就已经出现“百丑图”。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鉴于许多小报中大多都有人身攻击内容，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它一方面肯定了“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提出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相关漫画有所收敛。

群丑图与百丑图

  一些书刊、媒体，甚至论文中时常将‘群丑图’与‘百丑图’混淆。目前，普遍公认的‘群丑图’是指翁如兰创作，（署名是“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1967年2月22日刊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首都二司）”主办的小报《东方红》上的漫画。

  此图一出，迅速被各地造反派的报刊转载、传播。下图为1967年3月3日出版《革命工人报》转载情况。

各地造反派受“群丑图”启发，采用‘换头术’创作山寨版的“群丑图”。

  而“百丑图”，据一些亲历‘文革’者回忆，在1966年10月份就已出现在北京街头，在后来广泛流传的版本又出现北京版本和上海版本，“百丑图”借鉴“群丑图”一些构思。其中许多人物名称、构图基本相同，后者只绘头像。区别在于：北京版本人物正好100人，可认为是“正版”，而上海版本为89人。两图人物排序不同，造型略有差异。下图为北京版本“百丑图”。

下图为上海版本“百丑图”

“群丑图”与“百丑图”在传播过程中，造反派根据斗争对象增加新的人物，派生出不同的地方版本，下图为东北版本“百丑图”。

笔者收藏的山西版“百丑图”，共87人。

由此看来“群丑图”与“百丑图”两图差别巨大，从人物构图方面，“群丑图”是人物整个身体，而“百丑图”仅有头像；“群丑图”每个人物都有道具和造型、有些道具还与一些历史事件相关，而“百丑图”则全无；“群丑图”人物造型虽有夸张，但基本还是本来面目，而“百丑图”则极力丑化……。由此可见，“百丑图”最多就是借鉴“群丑图”一些构思，两幅画根本就是牛马不相及的。但许多书籍，媒体常常将两图混淆。

署名邱建立，题目为“试述‘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硕士论文P1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漫画如臭名昭著的‘百丑图’，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示手下画的一幅丑化中央领导人的漫画。画面上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人头密集，相貌丑陋。共有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100多名。诬蔑他们给刘少奇抬轿子，吹喇叭，搞阴谋篡权活动。”上述描述，从人物数量描述是“百丑图”（“群丑图”中仅涉及人物39人），从抬轿子、吹喇叭的动作又是“群丑图”的构图形式，明显是将两图搞混了，有以讹传讹之嫌。还有无论是“百丑图”还是“群丑图”目前都还没有证据是蒯大富指示手下人搞的。

更有将“群丑图”中田汉手举的《谢瑶环》剧本当作图中人物的笑话。本文中，如无特殊说明均指“群丑图”。

关于“群丑图”的作者

有些媒体认为“群（百）丑图”是蒯大富手下人搞定，但蒯大富在“口述文革岁月”中有明确阐述：“‘百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百丑图’的作者不是清华的，那个作者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百丑图’在清华的报纸发表的，《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说他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的。”由此看来，“群丑图”作者是翁如兰是无疑的。

翁如兰（1944～2012）是著名史学家翁独健的三女儿，母亲邝平章是著名翻译家、史学家。翁如兰少年时期就展现出绘画的天赋，曾有李苦禅大师用画交换翁如兰速写的佳话。

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年度国际儿童绘画写作比赛上得奖。因为她高鼻梁，同学给她起的外号-老鹰。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师叶浅予先生，主攻人物画。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翁如兰也别无选择、中断学业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按理说其父当时也受到冲击，她也是属于‘老子反动儿背叛’之列，充其量能被列作‘可教育好子女’范围。按常理，此漫画不应出于她有这种背景的人之手。但当时的年青人，追求政治进步，拿起画笔表现与老子彻底决裂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或以她的一技之长获准了‘革命’，在尴尬和畸型的境地下创作已成为历史文物的“群丑图”。而正是这张漫画给她带来了很大麻烦，被送进位于北京昌平公安局少年犯管教所，参加第二期“干部子女学习班”；又因受叶浅予老师牵连，进了著名的北京半步桥四十四号监狱，后被下放部队农场改造三年。
    1973年翁如兰被分配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期间作品都有浓郁蒙古风情，如人物画《颂歌献给华主席》、《欢乐的那达慕》、《摔跤》等。

粉碎‘四人帮’后，又创作了讽刺江青等人的政治漫画，其中《西太后：哎哟！你比我还会享福！》，画风与“群丑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翁如兰的妹妹翁如琏赴美留学后，她也动了出国的念头。其父亲大惑不解。表示：“我不希望我的子女都到国外去生活。”但她仍坚持在1981年自费赴美留学、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院。1984年获取第二个艺术硕士学位，以职业画家身份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过二十多次个人画展，并参加过多次国际展览，同时任教于宾州艺术学院、费城艺术博物馆及费城纺织科学院。1991年搬迁到洛杉矶，继续从事绘画创作活动。期间，结束了第一次婚姻，与美国人Bill先生重结秦晋之好。

 翁如兰旅美期间，也情系故土。2008年在母亲百年诞辰之际，计划着一次故乡寻根之旅……。

 2012年，老鹰飞走了。

相关人物

为了更好辨认“群丑图”中人物，特将人物按出场顺序编号，见下图。

№1-陆定一（1906～1996）

  陆定一，江苏省无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起，兼任文化部部长。1966年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成为“文革”的祭旗者之一，在秦城被关押近13年之久。

№2-吴晗（1909～1969）

 吴晗，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

№3-廖沫沙（1907～1991）

 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三人轮流撰稿，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是“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

1960年初，北京上演了孟超编剧《李慧娘》，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文革”中，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状。

№4-邓拓（1912～1966）

 邓拓，福建闽县(福州市区)人，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尽。

№5～周杨（1908～1989）

 周杨，湖南益阳人。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

№6～夏衍（1900～1995）

 夏衍，浙江省余杭县（今杭州余杭区）人。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1955年5月，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在北京被隔离，接受中组部审查。“文革”开始后，再次受到批斗，他的锁骨被打断过，腿骨最终也被踢断了，眼睛几近失明……。

№7～林默涵(1913～2008)

 林默涵，福建武平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

№8～田汉（1898～1968）

 田汉，湖南省长沙县人。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三大奠基人之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1968年，田汉不幸被迫害死于狱中。

№9～齐燕铭（1907～1978）

 齐燕铭，北京人，蒙古族。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前被贬任济南市副市长。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等。随后，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长达7年。

№10～阳翰生（1902-1993）

 阳翰笙，编剧、戏剧家、作家。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64年创作的电影《北国江南》，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文革”中又被无辜监禁折磨9年之久。

№11～郑天翔（1914～2013）

 郑天翔，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文革”期间，被关押7年之久。

№12～蒋南翔(1913～1988)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3～陆平（1914－2002）

  陆平，原名刘志贤，吉林长春人。1957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

№14～刘仁（1909-1973）

 刘仁，原名段永强，土家族，重庆市酉阳人。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6日，在狱中含冤而死。

№15～彭真（1902～1997）

 彭真，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文革”前奏中，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16～杨尚昆（1907～1998）

   

 杨尚昆，四川省潼南县人。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被撤销一切职务，被监禁达12年之久。1965年毛泽东无意发现在他的专列上装有录音机，勃然大怒。这就是图中的“录音窃密”。

№17～严慰冰（1918～1986）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陆定一夫人，群丑图中两位女性之一。历任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60年代后，陆续向林彪、叶群写匿名信，惊动了中央高层。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

№18～肖向荣（1910～1976）

 肖向荣，原名萧木元，广东梅州市人。开国中将， 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

№19～陈鹤桥（1914—2008）

 陈鹤桥，安徽省霍邱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军委通信兵部政治委员，第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罗瑞卿（1906～1978）

 罗瑞卿，四川省南充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历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66年3月18日不甘屈辱、以死抗争，跳楼摔坏了腿，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21～梁必业（1916～2002）

梁必业，男，江西省吉安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年“文革”中，他被批斗、关押、劳改长达8年之久。

№22～王光美（1921～2006）

王光美，天津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刘少奇冤案波及而受批斗。‘四清’运动中总结的“桃园经验”和出国访问的服饰均为罪证；又被冠称为“梅花党的党魁”，并以 “美国特务”罪名在秦城监狱关押达十二年。林彪曾亲自判决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看到 “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

№23～安子文（1909～1980）

 安子文，陕西省子洲县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遭受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狱，1975年5月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

№24～薄一波（1908～2007）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人。历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薄一波经历过136次批斗、206次审讯过堂，脊椎骨也被打坏。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首犯投入监狱八年。

№25～贺龙（1896-1969）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时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革”中因一些莫须有的猜忌与罪名被关押，含冤去世。

№26～刘少奇（1898～1969）

 刘少奇，湖南省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文革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969年11月12日，遭受诬陷和残酷人身摧残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故。

№27～李井泉（1909～1989）

  李井泉，江西省临川人。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关押，家人也受到株连，夫人自杀、儿子被打尚没断气，就被推入火化炉。

№28～万里（1916～2015）

 万里，山东省东平人。“文革”中，万里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1973年5月，万里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29～林枫（1906～1977）

林枫，原名郑永孝，黑龙江省望奎人。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批斗时，被打断肋骨三根，当场昏迷不醒。并于1968年至1972年被捕入狱。

№30～李维汉（1896-1984）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曾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64年12月，被撤职离开了工作岗位。“文革”开始，已属‘死狗’之列，但李维汉受到迫害，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

№31～邓小平（1904～1997）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9～1973期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32～刘志坚（1912—2006）

    刘志坚，湖南省平江县人。时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遭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1974年被解除关押审查。

№33～吕正操（1904～2009）

    吕正操，辽宁省海城人。历任铁道部部长、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等职。“文革”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吕正操关押入狱长达7年， 1974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得以出狱。

№34～何长工（1900-1987）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口气点了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就有“地质部，何长工”，何长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35～刘澜涛（1910-1997）

刘澜涛，又名刘华甫，陕西省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1966年至1978年受迫害，被关押。

№36～陶铸（1908～1969）

陶铸，又名陶际华，湖南省祁阳县人。1965年1月陶涛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7年1月7日遭诬陷，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37～肖望东（1910～1989）

肖望东，又名肖惠存、肖克，江西省吉安人。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任文化部代部长，被称为最短命的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押9年。

№38～钱信忠（1911～2009）

 钱信忠，上海宝山人。时任卫生部部长。因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钱信忠又与当时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之一邓小平有密切的关系，“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打倒；后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永修干校，劳动改造三年。

№39～王任重（1917～1992）

王任重，河北省景县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中，王任重被打倒，身系冤狱近8年。于1975年王任重被放出来，但仍被放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监管。

    2015年7月15日，万里逝世，图中涉及39位人物全部离世。其中2人在“文革”中自杀～吴晗、邓拓；5人在“文革”中患病，得不到及时、良好的治疗，被迫害致死～田汉、刘仁、贺龙、刘少奇、陶铸；12人在“文革”中重新工作～齐燕铭、郑天翔、陆平、陈鹤桥、梁必业、万里、邓小平、刘志坚、肖望东、吕正操、何长工、钱信忠；1人虽然在“文革”中重新工作，但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被打倒（当然也包括万里和邓小平），1976年含冤去世～肖向荣；19人熬过“文革”十年后，陆续得到平反，并重新开始工作，他们是：陆定一、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涵、阳翰生、蒋南翔、彭真、杨尚昆、严慰冰、罗瑞卿、王光美、安子文、薄一波、李井泉、林枫、李维汉、刘澜涛、王任重。

群丑图中道具涉及的历史事件

阎王殿

    图中№1人物～陆定一手提的锣上写有“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指的是文革前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背着北京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搞出来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们和中宣部的一个“突然袭击”。正因为彭真、陆定一等人对该文的背景不摸底，故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北京各报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6年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殿一词由此而来。

海瑞罢官

图中№2人物～吴晗举的《海瑞罢官》招牌，《海瑞罢官》原本是吴晗所写京剧剧本名称。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翁如兰父亲翁独健指出：“过头了，超出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有鬼无害

图中№3人物～廖沫沙举着《有鬼无害》的招牌，这是廖沫沙发表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一篇文章的名称。1960年初，北京上演了孟超写的《李慧娘》，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发表了这篇《有鬼无害论》，意在说明古今文学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没有害处。此时正逢毛泽东讲“不怕鬼”的问题，他把“鬼”比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号召全党“与鬼斗”。“文革”中，这成了廖沫沙的一大罪状，此文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

燕山夜话

    图中№4人物～邓拓举着《燕山夜话》的招牌，《燕山夜话》是邓拓的一本杂文集。1961年初，《北京晚报》向邓拓约稿，请他写一些杂文。邓拓应约，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撰写了150多篇，以马南邨的笔名发表在《北京晚报》上。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1966年，《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刊登了《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燕山夜话》被打成大毒草。由此，“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邓拓即留下遗书含恨自杀。

谢瑶环

图中№8人物～田汉举着《谢瑶环》的书籍，《谢瑶环》是田汉1961年时，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写的历史京剧。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林彪、康生以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为由，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之罪名，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进而将三十年代以来党领导的文艺战线统统污蔑为“文艺黑线”。1966年田汉被捕人狱。1968年12月10日，他因长期被残酷迫害含冤死在狱中，终年七十岁。

二月提纲

    图中№15人物～彭真展示一幅《二月提纲》的条幅。《二月提纲》是1966年2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名。其背景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提纲试图保护撰写《海瑞罢官》受到批评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努力将对吴晗的批判圈定在纯学术讨论内。但因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在当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和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窃听器事件

图中№16人物～杨尚昆带着耳机正在记录着什么，这就“文革”期间强加于杨尚昆的“秘密窃听”罪行。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录音机，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秘密录音”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 “秘密窃听”，不仅将这一大罪状强加在杨尚昆头上，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80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匿名信

图中№17人物～严慰冰正在书写匿名信。1966年初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惊动了中央高层。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1961年以来写的几十封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写给林彪一家的。其中一封被认为是“最恶毒的匿名信”，严慰冰先寄给上海，再由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转，内容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桃园经验

    图中№16人物～王光美手腕挎包上标有桃园经验。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推广。暂且不论“桃园经验”产生后果如何，危害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更为后来的“文革”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先例。

八条

图中№16人物～刘少奇手中令箭上写有“八条”字样，“八条”是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966年6月3日，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文革”工作的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2、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不准打人、污蔑人；7、注意保密；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后来，“八条”被列为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之一。

三自一包
    另外，刘少奇的轿子上还挂有“三自一包”的牌子，“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 “三自一包”是刘少奇在大跃进失败后，1959年4月份提出来的经济调整工作，恢复了大跃进前的农村经济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重要措施和法宝。“文革”中被列为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证，横加批判。

保皇派

图中№16人物～陶铸手上持有一只笏，上写有保字，这在指陶铸是“保皇派”。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但他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特别是“换头术”和“篡改口号”事件惹恼了毛泽东；更可怕的是还与江青发生了正面冲突。于是，毛泽东发布了：“陶铸问题严重！”的最高指示，1967年1月7日，陶铸被突然打倒。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逝世，享年61岁。

群丑图鉴析

    抛开“群丑图”当年的政治影响和当今社会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群丑图”从艺术角度堪称为传世之作，这种群体性政治漫画，在方寸之间包含了如此多的人物、道具和历史事件，至今仍不多见。漫画界甚至有人认为，从艺术角度看，可等同于《韩熙载夜宴图》及《清明上河图》，为艺术精品。

    该画人物造型运用了漫画最基本的技法夸张和变形：大头小身体。尽管体态动作夸张，但对象头部描绘却十分形似，没有刻意丑化，这显示了作者的绘画功力和艺术素养。有些观点认为“百丑图”是造反派由“群丑图”通过“斩首”再拼凑其它对象而来。仔细比较两图同一人物头像并无太多相似之处，“百丑图”绘图技法远逊色于“群丑图”；从时间上，“百丑图”也应先出现，笔者认为两图并无太多关联，最多就是借鉴而已。
     队伍的队形很有讲究，采用古代官员出巡招式，排列成Z（资拼音第一个字母）形队伍，向着“资本主义”悬崖走去。一只乌鸦在路标上鸣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乌鸦是不吉祥的动物，意味着死路一条。

从人物的出场顺序，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从准备、发动，直至该画创作时的1967年初，运动进展情况。先从批《海瑞罢官》入手，再捎带上《三家村》；扫清刘少奇的“外围”，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成阴谋反党集团；网罗刘少奇、邓小平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拼凑出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对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思路的陶铸戴上一顶“中国最大资本主义保皇派”，清除官场，发配合肥；对刚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的“东纠”、“西纠”等红卫兵组织则放在队尾。

从人手中画中的“道具”都有出处，形象地说明了该人所犯的“罪行”，上文已有详述，不再重复。

“群丑图”中的角色都是国家当时的文化及政治精英，显示在“群丑图”被打倒和被批判被迫害的这三十九个人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文革中，除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没有任何人是不受怀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个基层的党委和行政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无一没有受到冲击。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浩劫是再恰如不过的。

群丑图类政治漫画对文革的影响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一切政治运动都需要宣传、动员。政治漫画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媒介，很容易被基层百姓理解、接受，产生强烈视觉效果。在还没有互联网、电视的年代，虽有电台广播，但当时收音机作为奢侈品尚未普及。“群丑图”和其它一些政治漫画通过小报，伴随着大串联，迅速在全国范围传播。起到了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的功能。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效果，对文革发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群丑图”在可以公开批判人物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不同步，扰乱了毛泽东“文革”的战略部署。1968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其中指出：“（1）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肖望东；已经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对于这些已经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2）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对于中央报刊准备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蒋南翔，包括毛泽东不想打倒的万里均出现在画面中，有明显的“超前”意识，有没经组织调查，先于定罪之嫌。
    “群丑图”中的一些内容涉嫌泄露至少在当时的国家机密，一些小报流传至海外。很多国外情报机构也将小报内容作为分析中国政局变化的参考资料。如图中出现的杨尚昆“窃听事件”、严慰冰的“匿名信事件”，就是今天能弄清来龙去脉的人也不多。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指出：“父亲等人还被制作成几百万张“百丑图”到处张贴，甚至连苏联都看得到。”

中共高层对群（百）丑图的反应

“群丑图”刊出后，由于包含丰富的时政信息和上佳的观赏性迅速社会上传播，还有上文提及的“百丑图”通过不同渠道也传入中南海。

首先是“群丑图”的“主角”～刘少奇很快就看到了这张图，据《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他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有一天，我收到一卷小报，外面是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就是把一大批老干部描绘成为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骂林彪、江青之流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我们将收到的信件都及时送给了光美同志，她从中有选择地给少奇同志看。如那张‘百丑图’，就在少奇同志的茶几在放了好长时间。”不知刘少奇看后是何种感觉，想必一定是五味杂沉。

    《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一文中记录了粟裕看过“群丑图”的反应：“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由此，也可以揣摩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这就是史称“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的场景之一。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1967年）3月24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这说明周恩来很可能也看过“群丑图”，并持否定态度。

3月3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3月4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在对北京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厂代表的讲话中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替谁宣传？”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原“首都三司”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次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一起在接见首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看到“群丑图”后的反应：“忽然，他发现傅崇碧的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更重要的是“群丑图”内容并不能紧跟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是真正要打倒的，还是要保的，仅仅是批斗一下而已。如№28人物-万里，1973年5月，已“解放”并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毛泽东发了话，给“百丑图”和“群丑图”定了性。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正式传出消息，对《百丑图》予以抨击，并不准其它小报再转载，已发行的小报要收缴销毁。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其中就有对漫画表达方式给予限制。可见，毛泽东虽然对大字报及红卫兵小报持支持肯定态度，但对其中一些过分的东西和搞法，仍然是不赞成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暗中的支持撑腰，以及当时全社会掀起的打倒刘邓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所谓“代理人”的狂潮，尽管毛泽东明确批评反对“群丑图”这种恶意的攻击、丑化方式，以及小报刊登戴高帽子等人身侮辱性照片，但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上用漫画丑化“刘、邓、陶”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的做法，以及戴高帽，搞喷气式等行为，并未真正得到制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群丑图中的疑惑

翁如兰是什么时间创作群丑图

    “群丑图”最先刊登在1967年2月22日出版《东方红》小报上，被普遍公认。那么，翁如兰是什么时间创作的“群丑图”？从倒数第三出场人物～陶铸被打倒的过程可以有初步推断。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时讲：“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当晚，这个消息就传遍全北京，陶铸就算被打倒了。毛泽东于1月8日在中央会议上给陶铸定了性：“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

最后一个出场的组织“荣复军”，被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直接点名，定性为“保守派的组织”、“反动组织”。

    笔者认为，“群丑图”创作于1967年2月中旬。

“群丑图”原稿在什么地方

日前，某拍卖网站曾出现疑似原稿的拍品，买家称：“6张来自废旧仓库手绘旧宣纸，作者不详”。

但网站还是暗示出自翁如兰手笔，将该手稿的局部与印刷版“群丑图”对比，除脸型高度相似外，人物布局及细微之处相差巨大，“原稿”人物是走在石子路上、人物没有标注名称……。拍品是高仿品（仅1888元的成交价让人狐疑）？是初稿？印刷排版时进行了再创作？原稿还在吗？如果在，它在哪里？

毛泽东看到是那个版本的“群丑图”

从各种文献记载，毛泽东看过“群丑图”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看过的是哪个版本呢？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一书中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从提到有抬轿子道具的描述，应该是“群丑图”。但描述中提到“群丑图”是彩色的，当时报刊还没有多种彩色的印刷、油印机更无法实现彩色印刷，网络上出现的彩色“群丑图”明显是赝品。

描述中还提到：“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目前，笔者只发现一幅罗瑞卿舞刀的漫画。

是傅崇碧回忆出现偏差？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群丑图”？如果有是什么样子？还是手绘一幅的“特供”？

为什么最后的两个人物无头像

图中的№38人物～钱信忠仅露了半张脸，№39～王任重只有名而无头像。是作者当时没有他们的相片资料？还是画到最后空间不足？

为什么那么多走资派漏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当红”的走资派会被遗漏？外地的暂且不说，就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早在1965年初毛泽东就已经给张霖之定性了。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值得一提是，就在“群丑图”刊发的当天，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也是作者当时没有他们的相片资料？

……

“群丑图”如果细细品读，还会发现更多的疑惑，但有些疑惑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

结语

岁月荏苒，斯人已逝。无论“群丑图”当时造成了什么不良的影响或对当事人造成多少伤害，笔者认为不必再对作者指责了。政治漫画属于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与其他人一样，漫画家恐怕也无法超然时代与政治之外。况且，作者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有几个人能看清“文革”的本来面目！即使看清了有多少人能像张志新敢说出来，就是周恩来不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吗？时至今日，笔者认为“群丑图”只能当作一个文物来研究“文革”，也作为艺术品来鉴赏。同时，希望我们祖国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让“文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本文中有些内容来自网络搜索。马云通过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财富仅次于王健林的富豪，有谁还会怀疑网络的虚无呢？如有争议，文责自负。

                         2015-10-20（10：00）完稿余角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