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滴水洞一、二、三号主体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还仅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为经济困难没有上马。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

　　同时他却在7月18日返京后，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规模不大的修缮“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

　　修缮菊香书屋让毛泽东不高兴，因此迁居，这在中南海内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肯定犯了大错误。1953年因为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非要让她写检讨，并且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写检讨。

　　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惦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更为诡吊的是，两个故事的结局才令人大跌眼镜：每当“故事”中的毛泽东表示要坚持勤俭节约，对原住房装修（或修缮）表示不满而搬走时，却总是搬入另一座更新的房子！

　　故事三：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

　　卫士封耀松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主席揺揺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领袖为他找对象--毛泽东与封耀松》，载李家骥、杨庆旺编著《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7页）。这段故事随后在媒体上越传越离奇。曾经担任过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当时，给主席做饭的有两名厨师，姓韩的负责做菜，姓李的负责做饭，每餐就着两盘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文史月刊》2010年第1期，刊载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一文，称从“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2012年5月4日，人民网刊登的张子剑的文章，题目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

　　综核以上文字，其观点是：1960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靠野菜马齿苋和炒菠菜充饥，7日不吃米饭，7个月（甚至3年）不吃一口肉，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这些说法都不对。

　　封耀松说到毛泽东生日那天，他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了。毛泽东的生日是12月26日，前推7个月，就是1960年6月。这期间毛泽东没吃过一口肉吗？看看1960年春节后从上海锦江饭店调到中南海服务科工作的厨师苏林发怎么说的：当年7月，毛泽东家里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于是从上海锦江饭店新调来的厨师苏林发被派去掌勺。苏林发回忆说：“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做的。’毛主席笑了。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照”（《厨师忆1960年毛泽东赞扬其厨艺：肘子很好吃嘛》）。

　　封耀松又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同样是杜撰。青黄不接是什么时候？从春节后到7月份割麦子期间。关于1960年毛泽东的行止，我们知道他于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组织读书班，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52页注①）。1960年3月，他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叫上柯庆施、杨尚昆及工作人员，一起为卫士沈同办了婚礼，还请了几桌婚酒（《在毛泽东身边》，第142-144页）；7月份又在北京吃了苏林发师傅做的肘子和鱼。这期间有什么必要20多天不吃一粒米，只吃马齿苋和菠菜？顺便说一句，马齿苋是一种野菜，春天长出来一个多月就老了。因为毛泽东喜欢吃，北京玉泉山特供基地进行人工种植，确保每天产一斤鲜嫩马齿苋。菠菜因北方已有暖棚种植的传统，常年供应并不难。但当时南方各地都吃时令菜。毛泽东对马齿苋和菠菜这两样情有独钟，去南方巡视时，想这口就很难。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可见吃马齿苋和菠菜并不便宜，成本费用十分可观。

　　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长时间不吃肉？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曾做过分析，认为是在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之间。同时指出：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并非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而是为了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他宣布“不吃肉”，可能仅仅是指猪肉，而非牛羊肉。作为这段经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一向不喜爱牛羊肉的毛泽东，从此喜欢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制的牛羊肉菜品。他在“不吃肉”期间，并未出现营养不足的现象，仍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

　　至于说毛泽东在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恐怕是整个故事中最难以置信的情节了。奇怪的是，执这一说法的不仅有卫士封耀松，一个名叫秋石客的网友还把文革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夫人王纯也拉来助阵。秋石客说王纯告诉他：“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王纯已经去世，她究竟对这位秋石客说过这番话没有，无法对证。笔者的疑问是：1950年代，纪登奎还只是个地委级干部。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许昌时，他因为上车汇报时效果不错，给毛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时称其为老朋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提拔到中央工作。但纪登奎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时，按照纪律，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身为普通干部且无汇报之责的老婆一起带上车，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见过王纯其人。那么到了1960年，恐怕连菊香书屋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王纯，有什么资格带着几位女同志进入中南海，进入丰泽园？1963年，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搬出中南海，随后即被没收了通行证，其后想与自己亲生父亲见一面都难，在大门口就被挡了“驾”。几位来自河南的女干部是通过什么办法“混进”这座由8341部队战士、外卫卫士和内卫卫士们里三层外三层守卫的房子？即使真的进去了，毛泽东本人会同意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同志随随便便地“摁”自己的腿吗？

　　事实上，说毛泽东得了浮肿病，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从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说不尽的毛泽东·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每日负责为毛泽东保健，其工作就包括检查身体，为什么没有发现浮肿？退一万步说，如果卫士封耀松真的是在按摩时发现有浮肿迹象，胆敢不向上级报告，不向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报告，无疑犯了天字第一号错误。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个奇迹！

　　故事四：毛泽东上午8时设家宴，以几碟湘味小菜招待末代皇帝

　　先来看一篇网文：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4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毛泽东的九次春节中南海宴请溥仪》）。

　　以上关于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细节纯属臆想。

　　一是春节期间，早上八点钟设家宴请客人来吃饭喝酒，既不符合国人风俗，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作息习惯。

　　中国人设宴请客，大都在中午或者晚上，为的是掌厨者有充分的准备和烹饪时间，就餐者也经过一上午或一下午的肠胃消化，有较强烈的食欲，愿意享受主人的美味佳肴。早餐则不同。它只是为了满足人一上午工作的需要，对身体进行一定营养成分的补充，所以大多以“吃好”为原则，讲究营养丰富，不讲究菜品花样繁多。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即使主人不在乎，也要考虑到客人头天晚上是否为庆祝节日熬了夜，能不能那么早起床，一大早起来是否还有胃口？而早上八点钟请客时上葡萄酒，更令人匪夷所思。毛泽东家乡湖南以及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有喝早酒的习惯吗？

　　说毛泽东早上八点设家宴请客，也不符合他晚上工作，白天（主要是上午）休息的习惯。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在人们通常抖擞精神开始一天工作的清晨，却进入了梦乡。为此，中南海警卫人员要对菊香书屋周边道路进行管制，不许汽车行驶；还要把他住宅周围树上的鸟儿打跑，不让它们在枝头啼叫；周恩来等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要服从毛泽东的作息习惯，随时准备半夜三更被叫去问事。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本人也很在意上午这场觉，有一次甚至为此对维修房子的工人发了脾气。那么，需要故事作者解释的是，他为什么单单在1962年的春节，一大早就起床并请人吃饭呢？

二是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中说，“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也不符合毛的待客惯例和中国人情常理。

　　中国人平时自己吃饭时，可能比较俭省。待客时总要些面子，那怕只加一、两道菜，也表示出盛情款待之意。目前未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本人在待客规矩上“反潮流”。1952年春天，他请自己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吃饭，“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279页）。1959年6月24 日，他听取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汇报时适逢开饭，留其同餐，席间上了“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请一位客人尚且有“五菜一汤”或“六菜一汤”，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以及末代皇帝溥仪5位客人却只上几碟湘味小菜而不上主菜，说得过去吗？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毛泽东招待5位客人的菜品与一个多月前他的生日餐相比较，更令人无法理解：据《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记载，1961年12月26日，请客共4席，小吃有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冷盘有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热菜有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寿糕、面条。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其后6月10日和7 月7 日两天毛泽东早餐菜谱与之比较，同样令人无法理解：6月10日早餐有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7 月7 日早餐有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对照毛泽东请4位乡贤名人和一位被特赦的皇帝的家宴，菜品是不是太寒酸了点，还不如他自己常吃的早餐呢！

　　三是在毛泽东请客的餐桌上，真的有“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吗？

　　中国食材搭配，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但针对某一个特定就餐对象，食材搭配就不能乱来，要符合其一贯口味和喜好倾向。毛泽东从小家乡菜吃惯了，而湘菜在食材搭配上有自己规矩。比如，1959年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到长沙，湖南省委在湘江船上招待吃晚餐，其中就有炒苦瓜这道菜，但没有说用青辣椒炒（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后来回韶山故里，在专门为毛泽东盖的房子松山一号就餐时，也吃过小菜煎苦瓜，与炒辣椒不是一道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他离开韶山的最后一餐，也有小菜炒苦瓜，同样没说与青辣椒同炒（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为毛泽东炒苦瓜究竟要配什么菜？为他做饭的厨师和陪他吃饭的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说法。曾多年为毛泽东和江青做饭的程汝明厨师说“苦瓜炒鸭子、炒肉都可以”（《毛泽东除了红烧肉和辣椒外还爱吃什么？》）。厨师韩阿福回忆，他给毛做的菜有苦瓜炒肉（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6页）。1961年毛的生日菜谱上，有小吃苦瓜这道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1966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时，湖南省委从长沙派来特级厨师石荫祥给他做饭，当时留下的一餐菜单即有苦瓜烧肉（《毛泽东与韶山》，第159页）；在毛泽东晚年陪他在卧室吃饭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的孟锦云也提到“主席常吃的菜”有苦瓜炒鸭子（参见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59页）。程汝明师傅还回忆，他给毛做的年夜饭有豆豉苦瓜（参见《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于存师傅则因为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卫士通知毛泽东要吃饭。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错把苦瓜倒进炒辣子鸡丁的锅里，端出了一盘“苦瓜炒鸡丁”，为这事还挨了批评（参见《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可见炒苦瓜配错料还算是事故。目前可见到的相关资料中，为毛泽东做苦瓜有炒鸭子、炒肉、炒豆豉等做法，唯独没有见到过用青辣椒炒苦瓜的做法。

　　笔者猜想，故事作者对这次宴请究竟上了什么菜语焉不详，却专门提到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很可能是为了呼应流传甚广的他“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传说，因为这次宴请毕竟是在刚刚摆脱“三年困难”的1962年春节。作者自己也明确说“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其实这是过虑。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是在1960年9、10月间到1961年4月，是他为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的政治决定。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使用了鱼籽、鸽子、大虾、猪肉、牛肉、鸭子、桂鱼等肉类食材（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1961年生日餐使用了猪肉、鸡蛋、鸭子、牛肉、蚧肉、鱼、鸡等肉类食材（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可见早已开戒，没有任何必要只在宴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及末代皇帝溥仪时改为吃素。

　　中国餐饮讲究色、香、味、形、意俱全，“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在第一条上就犯了大忌。如果非要让我炒这道菜，我定会选择红辣椒而非与苦瓜颜色几无差别的青辣椒。

　　只是为了好看。

　　因篇幅原因，暂且打住。行笔至此，颇有感慨：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不能靠谎言来编织。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领袖生活“简朴”的形象而进行文学“再创作”。

　　又及：我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说真相？》、《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及其解读》等文章中也揭露了一些有关领袖“简朴”生活的假故事，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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