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几则假故事

自从一年前笔者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兴趣，并愿意在这方面写点东西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所谓纪实文学作家打着讲述领袖生活趣闻的幌子，编造了许多假故事，使得走下政治“神坛”的老人家重新又走上生活的“神坛”。他们凭空杜撰故事的胆子和编造出来的漏洞百出的情节，突破了国人应有的求“诚”务“实”道德底线，既无助于维护毛的形象，又欺骗了下一代。下面略举几例，目的只有一个：让历史回归真实，让那些粗心（这里并没有打错字，因为编造的这些谎言太过粗糙，智商正常的人不难看出破绽，实在谈不上“精心”二字）编造的谎言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之一，毛泽东衣服的补丁是用“五颜六色”的布头补的吗？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内衣、内裤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主席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章《毛泽东很土吗》）。

对于这个说法，就连同为身边工作人员，1950至1960年代经常陪着毛泽东在卧室吃饭的秘书林克也不同意，说“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曾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观察过毛泽东内衣的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五颜六色的效果吧？

林克曾针对“补丁衣服”上的种种离奇说法表示：“（毛泽东）见外宾很重视礼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带洞的袜子见外宾。有的书说他见外宾还缩着脚，不然就露馅了。搞得很庸俗，完全不真实。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见外宾时还穿带洞的袜子，那你的责任心哪去了？不是说对工作完全负责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毛泽东全心全意服务是假的。这些事别人不注意，还可能当笑话，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就觉得这太不负责任，怎么能这样做呢？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很注意礼貌，特别是对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宾比较随便，但随便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毛巾被说是有几十个洞，一捅就破，还在盖，哪有这事？旧毛巾被也是盖的，但不会有那么多补丁，这样的毛巾被能让他睡觉吗？（《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

毛泽东穿“补丁衣服”，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本人的衣着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完全没有必要非把它与廉洁奉公、拒腐防变联系起来，从维护领袖形象的需要出发做过度解读。

下面是两段有关的文字描述：

“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遗物中，有一件物品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围绕它的去留更换问题，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60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就有了破洞。1963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的理发师兼生活卫士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他讲：‘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从水里都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这样说，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几天之后，周福明趁陪毛泽东吃晚饭时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周福明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毛泽东不以为然。‘主席，您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连忙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毛泽东回答。于是，这件睡衣被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是这行的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很满意，此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几年过去了，补丁也快打满了，以至工作人员洗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必须小心翼翼地清洗。直到1971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裂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更换。这件一穿20余年的睡衣终于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正式退休”（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

“主席每天穿的两件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裂了口子，缝一缝，破了找块布补好，一件有五十九个补丁，一件有六十七个补丁。曾有同志把这件补丁最多的睡衣换下来，拿了一件新的睡衣放在主席的卧室。这天，主席起床穿衣时，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那件睡衣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又把那件破旧的睡衣拿来让他穿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72—173页）。

以上所述皆非毛泽东的公务活动，包括他说的那些话，没有文字纪录，也没有第三人在场，今人既无从否认也无法肯定。但以这些艰苦朴素的故事为依托，确实衍生出许多读者的感慨与理论升华。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日前，看到网友云中岳先生的博文《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咋那么‘寒碜’？》，笔者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心中一阵酸楚。‘旧衣’和‘补丁’的穿着打扮，竟是人民领袖的模样！试想：不正是这样一位质朴无华的伟人和他率领的这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历经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打败了各式制服洋装扮相的敌人，才为劳苦大众创下了这一片新天地，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共和国吗？”（梁煜璋《穿着‘寒碜’的毛主席是“人”也是“神”！》）

笔者只是希望读者同时也知道以下事实：

一、毛泽东确实喜欢王子清师傅1950年代初为他做的那件木薯棉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同时也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 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

二、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介绍：“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 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 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轻、薄、软的内衣内裤》)。此处亦按200件计算，平均每年缝制内衣裤7.14件。

据1968—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泽东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毛主席的穿衣之道：接见外宾穿毛式服装　平时“缝缝补补”》）。照每件都穿7年计算，睡衣足够穿140年，内衣裤足够穿1400年。

之二，毛家仓库里没有一套豪华服装，毛泽东本人没有一套高档服装？

这个说法出自1968年到1976年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之口。“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欧阳海燕、陈焱《吴连登：给主席管家》）另一篇也是由吴管理员提供资料的文章说，毛泽东本人“没有一套高档服装”（《现代夸父•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什么叫高档（或豪华）服装？吴连登没有说。笔者只能按普通人的理解来分析。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它就是使用高级面料，由高手裁缝精工制作的服装。其中面料质量高、裁缝技术好、制作工艺精是三大关键要素。

先说面料。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缝制衣服的面料主要有黄呢、平纹布、黄色将校呢、黄哔叽呢、派力司、真丝绸、的确良、马裤呢、啥味呢、苜薯棉、仿绸、东方呢等。除平纹布外，其他都属于高级面料。平纹布只是在1949年春夏之际缝制过一套外衣。其他如黄色将校呢从美国进口，啥味呢从英国进口。黄呢、黄哔叽呢、派力司、真丝绸、的确良、马裤呢、苜薯棉、仿绸、东方呢等经有关部门从国内各地市场采购。当时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用的是什么面料？有记载说，1950年代，普通老百姓身上普遍穿着粗棉布衣服，“有身份的人才穿得起面料考究一些的‘洋布’或呢料西装和中山装”。1960年7月，中国首个大型粘胶纤维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建成，年产5000吨粘胶长丝，从此的确良衣料走入百姓家庭。大人们无不以身上价值不菲的的确良衬衫、“三合一”裤子为炫耀。由“涤纶纤维”织成的化纤布虽然有挺括不皱，质薄，结实耐穿等优点，也有不透气、不吸水、容易起静电等缺点（《中国人60年衣着:从棉布到“的确良”到人造丝》），所以并没有很快进入毛泽东服装用料的视野。直到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做军装时才用上的确良面料。而用来为毛泽东缝制睡衣的苜薯棉、仿绸等在普通百姓的家里则很难见到。从1950—1970年代，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根本就不敢想穿睡衣这玩意儿。偶尔出身达官显宦或资产阶级家庭的太太小姐们在家中藏着解放前留下来的睡衣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还被当成阶级敌人糜烂生活的“铁证”。

再说裁缝技艺。

为毛泽东制装的王子清、丁奎英、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刘奎元都是中国服装界的大师级人物。王子清曾在外国喝过洋墨水，早年名噪京华，客户多为达官显贵，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叶剑英在北平进行国共和谈时，认识了这位京城著名裁缝。叶剑英出任新政权首任北京市长后，即派人进城找他来给中央首长做衣服，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丁奎英是王子清的徒弟，多年随师傅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曾担任1990年第11北京届亚运会为37个国家官员、工作人员制装团队的负责人之一，获北京市政府授予的“科技一等奖”，退休前为红都时装公司高级技师。田阿桐13岁时到上海学裁缝，1949年以前便在上海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1956年进京后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装，创制了著名的“毛式中山装”。王庭森也是旅沪的“红帮裁缝”名师，曾任红都雷蒙服装店的经理,先后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出访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出席世界有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作了一套套精美绝伦的西装和中山装。周庆祥在1957年任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为毛泽东制装时间长达6年。吴兴扬当年号称“织补大王”，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总后服装厂的刘奎元师傅，除了文革初曾一次为毛泽东缝制8套不同质料的军衣外，在缝补衣服方面也颇有造诣，能补得让人一眼看不出补丁来。这些为毛泽东制作衣服的大师都有一手绝活，如田阿桐的“目测”，丁奎英的“神剪”，吴兴扬的“织补”，刘奎元的“缝补”，在当时的中国服装界鲜见出其右者。

最后说说做工。

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的“第6车间”，所有的机器全部从国外进口，以方便处理进口面料。在为领导人缝制服装时，各位师傅格外费心。比如王庭森曾为中央领导人裁剪衣服做了大量笔记，并保留有详细档案。1990年代他去世后，“其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剩的面料和里衬，以及一本小小的练习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自1980年代到去世前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所有笔记，包括20多位领导人的身体尺寸及制衣用料、交货时间”等（《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在缝制工艺上，为领导人缝衣除了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靠手工采取各种缝纫方法，达到掩盖缺陷的效果（参见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熨烫衣服时，则按照毛泽东形体要求，把胖的部位用熨烫胖，小的部位用熨烫小，衣服大小合体，既显得身材魁梧，又显得潇洒，同时将衣服领子放低，不碰到头部，穿着觉得舒服，领尖前面加挺，这样就不会翻过来。

“毛式中山装”的创制是证明毛泽东确有高档（或豪华）服装的极具说服力的例子。中山装是以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其款式为立翻领，对襟，前襟5粒扣，4个贴袋，袖口3粒扣，后片不破缝。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毛泽东喜欢中山装，且与裁缝师傅一起，根据自己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梧等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另成“毛式中山装”一式。其创制者田阿桐说：“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穿起来感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为使毛泽东原本魁梧的身材更显挺拔，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些，后片比前片也略长一点，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中腰稍凹陷一点，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前些年有消息称，“毛式中山装”已入选世界经典服装十强（《毛主席穿中山装入选世界十强》）。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衡量服装的重要综合性指标——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缝制一件衣服的真实价格无从体现。今天，仍然在为国家领导人服装的红都公司“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在流程上，设计师们已不再亲手缝制，而是交给徒弟们去做，价格不菲。“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毛泽东衣服的档次当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

当年为毛泽东精心缝制的那些服装算不算豪华（或高档）服装？相信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正确判断。

之三，毛泽东66岁寿宴的菜谱——多了一碗面条，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

一位名叫孙国林的网友说，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几个秀才在杭州读书，“因为这些日子读书有得，或偶尔爬山赏景，心情非常好，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生日。下午读书结束后，他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高兴地说：‘大家留下来，在这里吃饭吧，今天是我的生日。’另外，他还邀请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作陪。江华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是老朋友。人在生日这一天，很容易想到过去，想到朋友。饭菜并不复杂，只是多了一碗面条，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毛泽东打趣说：‘各位都是大才，今日这顿饭菜实在是不成敬意，还望各位海涵！’”（孙国林《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笔者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谈真相》一文中曾对这次生日餐的情形做过考证，归纳为4说，现在做一次自己旧文的“文抄公”，录之于下：

一是说毛泽东在专列上用餐，一起用餐的还有专列服务员、卫士等人，席上有面制寿桃，上了红酒、白酒，卫士长李银桥还喝醉了（《红墙内外》第五章《专列进行曲》）。按：此说有误。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组织读书班，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52页注①）。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20页记载，1959年11月1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住在杭州招待所。按照规定，除非受到特别邀请，专列服务员无缘参加毛泽东的生日餐。

二是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用餐。此说出自《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己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笔者必须指出的是，此说是对封耀松回忆的误植。封耀松回忆的是1960年的生日餐（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7页）。顺便说一句，《毛泽东遗物事典》除了误植以外，在叙述逻辑上也十分搞笑。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了“三不主义”，为什么竟公然违反规定，生日餐上了鱼头、小鱼、羊肉这些荤菜？这是不吃肉，“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吗？

三是说在北京与工作人员及子女欢聚一堂，举杯祝寿。此说出自毛泽东女儿李敏。她在《爸爸的生日》一文中回忆说：“1959年12月26日，是爸爸66岁生日。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66岁应该做大寿，这是个吉利的寿日，也是一生中的大寿。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大家觉得要办得稳妥些，就事先请叶子龙、李银桥两人去做爸爸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爸爸这次还真同意了。工作人员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时间虽是冬季，可我们心里却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在欢笑声中忙碌着，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因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师傅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葡萄酒，还特意做好了长寿面，就在中南海为爸爸举办了66岁的生日宴席。按照爸爸的事先指示，我们没有去麻烦，也没有去请中央任何一位领导同志来参加祝寿宴席，只有我们和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欢聚一堂，举杯为爸爸祝寿。饭后，爸爸要同我们和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子女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来，欢欢喜喜地与爸爸照了相。这天，爸爸特别高兴，尤其是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

李敏的回忆在时间和地点上全是错的。根据毛泽东1959年10月24日至1960年3月25日的出巡时间表（《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册，第819—821页），这期间他一直在外地活动，从未回过北京，所以不可能在北京中南海举办66岁的生日宴。李敏当时尚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12月26日还没有放寒假，她也不可能去外地参加生日宴。她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也不对。最“豪华”、最“高档”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从来宾的地位看，1964年的生日餐请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从上菜的数量看，1965年的生日餐仅主菜就上了红寽烧冬笋等20道，都比她所说的这次生日餐更“豪华”、更“高档”。

四是说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请客。此说出自正在杭州参加读书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女曾自。她在刊登于《老照片》的《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一文中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停止，下午照旧读书。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

1949年以后，田家英参加毛泽东生日餐的机会极少，此次参加生日餐，必定印象深刻。他把生日餐的详细情况告诉妻子董边及女儿们，是很自然的事儿。

如今又出来个第5说。

讲故事的人为了让人相信他的话是真的，竟煞有介事地搞出个菜谱来——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编造菜谱的人实在对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不了解，他虽然喜欢吃辣椒，对辣椒的做法却非来者不拒。据为他做饭的厨师们说，他喜欢吃的一是烤辣椒，是厨师程汝明发明的，将洗净的辣椒整根放到火上烧烤，待表皮烤焦后入盘，加糖、盐、豆豉，最后点鸡汤收汁。据说烤辣椒“主席基本上一口一根”（《中南海里机密太多：毛泽东的菜单都要随时销毁》）。二是油泡辣椒，是毛泽东在湖北时专任厨师杨纯清做的，即把朝天椒切成条状，放入开水烫一分钟后，捞起用麻油凉拌（杨纯清《辣椒、娃娃菜和武昌鱼》，载《毛泽东在湖北》，第315页）。辣酱也喜欢吃。却从来不好“干炒辣椒”这一口。另外，故事中关于“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的叙述也很可笑。多放一些油还可以理解，盐放多了则成了问题，多放盐是让吃饭的人齁着吗？韩阿福曾讲过一次他做菜放盐多了，被毛泽东称为“咸师傅”的故事（《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2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喜欢吃的太咸。最关键的是，由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参与编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第710页已经披露了这次生日餐的菜谱：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参与编写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也肯定了这个菜谱（第106页）。韶山纪念馆是保存毛泽东每日菜谱的单位，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恐怕还无法否定这一菜谱。孙国林网友假如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拜托不必再费神继续编瞎话了！

之四，毛泽东不用象牙筷子的真相是什么？

张承永编的《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其中第34个故事《毛泽东与象牙筷子》是这样讲的：

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囿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其一生，反对任何生活上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所谓“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不久，饮食依如战争年代，然因应酬增多，时常要陪客吃饭。一天，他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留客吃饭极少，更少亲嘱工作人员。随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士布置任务，让李家骥通知厨房多加几个莱，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并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李家骥摇头摆手：“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知道毛家餐具难登大雅之堂，现有竹筷霉变发黑，洗之不净，便解释说：“这次例外么，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李家骥深知主席习惯，自感为难，便跑到卫士长李银桥处汇报。李沉思片刻，说：“既然杨主任这么安排，我们还是服从吧!”便与李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

饭前，毛泽东突然光临东房餐厅，似特意来检查。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微微点头。但桌上的象牙筷，飞扑入眼，便立时脸色一沉，大声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毛泽东进房时，李家骥心理便七上八下，见其果然生气，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不等说完，大声断言：“我叫你撤你就撤!”说罢，拂袖而去。

事后，毛泽东重申：“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

毛泽东喜用竹筷，厌恶象牙筷，且旗帜鲜明表示过立场。其中原因大家不甚了解。一次，李银桥与毛泽东闲聊，又扯起用筷的事，说：“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兮兮的，很难看。若用象牙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似是唤起无限心事，缓缓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已经习惯了。”并说起过筷子的好处：“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又一语双关补道：“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笔者对上述故事的内容无可置评，只是想指出一点，讲故事的人有意把结尾砍掉了。为什么？听完故事，自然明白：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因为用它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还不容易发霉变色。经过苦苦觅寻，终于在一位老乡家的门口找到这种木材。他们花了几百元买下木材，运到长沙，由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派人专程送往北京。

贵重的象牙筷子是收缴地主、资本家的浮财，系旧物利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专人专车远赴湘西深山里寻找黄羊木，制成筷子，专程送到北京，其中劳务费、汽油费、汽车折旧费、货物运输费都是一大笔可观的支出，成本不能忽略不计。孰奢孰俭，智力正常的人心中自明。只可惜读者心中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想不到如此感人的俭朴故事背后，竟藏着这么一条“豪奢”的尾巴！

       之五，毛泽东连用过的空火柴盒，也要去火柴厂买来新火柴头装上使用，节俭了吗？  

    关于这个故事，曾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在2008年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时曾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毛泽东)平时节约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火柴是2分钱一盒，有一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火柴盒扔掉了。扔掉以后，主席发现了，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把这个用起来。后来我们马上想到，从北京火柴厂买火柴头再装进去。老人家说了，不要小看这个，我们大家要提倡这种精神，这种美德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美德。即使生活好了，也不能忘，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基本方针（《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

扔掉空火柴盒的人是谁？吴连登没有说，但他说“我们马上想到，从北京火柴厂买火柴头再装进去”，显然自认为就是想到买火柴头的“我们”之一。一位名叫张承永的人，编了个《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在第71个故事中也谈及此事，且毫不犹豫地把扔掉空火柴盒的人定为吴连登。他说“有一天，吴连登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火柴盒扔掉了”。这样一来，老人家后面那番关于“艰苦朴素”的话似乎就是当面对吴讲的。不过，对张承永这番改编，吴连登可能并不领情。为什么？《毛泽东生活档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一位新到的工作人员在收拾毛泽东的物什时，不知毛泽东有保留火柴盒的习惯，便随手将一个空火柴盒扔进了垃圾桶。毛泽东发现后叫他将火柴盒捡回来。那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主席，空盒子还要哇？”毛泽东说：“凡是可以用的，都不能丢掉！”事后，这位工作人员闲聊时说起丢火柴盒的事儿：“一盒火柴一分钱，空盒子留下来干什么？扔了就扔了呗。”刚好这话让毛泽东听到了，他很生气。叫来这位工作人员谈话，说：“你这么说是错误的，我们国家还很穷，凡事都要讲节约，浪费不起哟。火柴盒确实不值钱，但它是用木材做的，丢掉它不就是丢掉木材吗？”（下卷，第762—763页）

毛泽东很生气，吴连登自然不愿意充当这个被批评的冤大头。但从这条材料可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喜欢留空火柴盒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如果按吴连登的说法是在1964年以后。因为吴本人1961年才被有关部门选调进入中南海当服务员，一开始在颐年堂等会议室端茶倒水，1964年国庆节后才进了毛家。在此之前，他连替毛泽东丢空火柴盒的资格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去想什么到火柴厂买火柴头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说法，买火柴头装盒继续使用是沿用多年的老习惯。笔者倾向于后一说。理由是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要想节约火柴，绝不会到1960年代中期才想起留空火柴盒，并且到火柴厂去买火柴头的主意，如果说只有吴管理员到毛家后才想得出来这个办法，其他人都计不及此，也令人难以置信。二是毛泽东关于“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那番话，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的，在场的都有哪些人，吴连登一直没有说清楚。更令人生疑的是整段讲话竟没有一个字涉及到火柴盒，不像《毛泽东生活档案》所转述的那句话：“火柴盒确实不值钱，但它是用木材做的，丢掉它不就是丢掉木材吗？”反而可信些。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用打火机而愿意用火柴，《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也许，毛泽东是为了节俭，因为打火机价高；也许是毛泽东闻惯了火柴燃烧时那股独特的松香味”（下卷，第763页）。话没有说的那么绝对。关于买火柴头装入空盒继续使用，吴连登、张承永则更愿意从“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高度去解读它，张承永甚至赋诗一首：玉阙琼楼夜景华，姑苏台内馆娇娃。古今多少兴亡事 ，成由勤俭败由奢。

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此事有节俭之名，无节俭之实。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广泛使用塑料袋，从火柴厂买回火柴头以后，防潮是个大问题，所以通常不会一次买太多。姑且按每次买10盒火柴头计算，火柴2分钱一盒，10盒计2角钱，买火柴头要花多少钱？就算1.5角吧（笔者小时候的邻居为火柴厂糊火柴盒，糊1个1厘钱，加上材料费和火柴厂加价，估计1个火柴盒价格为5厘，当然没有这么分开卖的），这样就节省了5分钱。工作人员怎样去火柴厂？当时唯一的一家北京火柴厂位于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11号（现沙子口路76号）（祖国各地《中国地区风貌介绍•北京火柴厂》），从中南海去永定门外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或乘坐生活采购专用汽车。步行或骑自行车来回都需要大约半天时间；坐公共汽车则需购买来回车票，比节省下来的钱还多；如果坐生活采购专用汽车去，时间是省了，汽油费、汽车折旧费比省下来的钱不知高多少倍。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因素——这趟采购的劳务费用是多少？以吴管理员为例，他的工资是每月33块钱（《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平均每天为1.1元。就算他用了半天时间（工资5.5角），并且以最省钱的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这趟采购的最终经济效益是：每购买10盒火柴头需要额外补贴5角钱。

毛泽东不愿意用打火机而用火柴，喜欢留着空火柴盒装上火柴头继续使用，都是老年人恋旧的正常表现，也是多年来养成的固执习惯，既无可厚非，也不必从“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高度做过度解读。假如好事者非要与“俭奢”问题联系起来，笔者不禁要问，这么一件生活琐事，竟然需要花3倍以上的费用，天下有如此“节俭”的吗？

之六，毛泽东提倡节俭，因为反对装修房子，搬离刘庄和菊香书屋？

这是两个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叶子龙回忆录》说：“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到杭州，开始时住在刘庄招待所。后来，为改善毛泽东的居住条件，地方政府对招待所进行了装修。毛泽东再到杭州时，发现了这一变化，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相关文字于2007年9月16日在中国文革研究网上发表，帖子题目是《叶子龙：杭州刘庄招待所是毛泽东的“别墅”吗？》

二、毛泽东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后，坚持勤俭节约。1966年,他于7月18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两个故事的情节都明显不靠谱。

杭州刘庄位于杭州西湖畔的丁家山景区，依《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它面对苏堤“六桥烟柳”（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背仰双峰，一览湖山胜景，是近距离观赏苏堤全景的最佳去处。建国后，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更呈现了楼台隐现、回廊曲折、临湖依山、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丁家山半山腰处，有一绿色琉璃瓦面、上饰金黄色瓦翅角的楼房，以围廊亭阁相护卫，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一号楼。毛泽东喜欢杭州，除北京外，杭州和武汉是他1949年以后呆的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但“据当时刘庄警卫汪龙和告诉中新网记者，1953年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刘庄，在汪龙和的记忆里，当时的刘庄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破烂不堪的。‘那时候的刘庄只有一层楼，刮风的时候楼板都在响’。”（《81岁少庄主重返杭州刘庄 西湖第一名园成国宾馆》）所以，浙江省委于次年决定把刘庄建为国宾馆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百度百科•刘庄》）。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去杭州４０余次，多住刘庄。如1957年毛泽东到杭州，即与江青住在刘庄宾馆，并未有听说他对1954年这场大规模改建有任何意见。为什么到了1959年，仅仅因为对刘庄进行了装修，远比1954年的动静小的多，费用也无法与那次改建相比，毛泽东会“很不满意”，坚持搬走？再来看看汪庄，它原是安徽茶商汪自新1927年所建别业，1950年代经过修建，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雪松树丛。这里所说的1950年代具体说来是1957、1958年。汪庄宾馆（今西子饭店）的网页自我介绍1958年1月开业，曾专门调查过毛泽东故居的杨庆旺说汪庄于1958年修建，1959年投入使用（杨庆旺《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93页）。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刚刚改建完一两年。毛泽东搬进汪庄后，很高兴，常对工作人员说：“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个家。”（西子宾馆主页）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是清代建筑。据参加丰泽园修缮工程的田恒贵工程师介绍，毛泽东入住后，对其进行过大大小小的局部或全部修缮。1951年，田恒贵进入中南海工作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给毛泽东和江青建卫生间。一年以后他们把院内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式的。1956年，又拆了东边的西六所建筑，院子不断扩大，增建了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用的乒乓球室。还重修了卫生间，为毛泽东换了个大浴缸。1958年对菊香书屋进行改造（称“06工程”），是当年中南海最大的工程，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还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田恒贵还说：“在改造之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但在他因此受凉感冒后，又经过反复解释劝说，他才不反对了。”“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在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下，菊香书屋始终没有大动土木，只是做了几次小的修葺改动。”“到了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领导分别让田恒贵和另一名工程师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毛泽东的“大管家”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画出草图。两份草图被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份。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关于游泳池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三章》)。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其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其会客的大厅。因为喜欢，毛泽东经常在此住宿，1966年以后长住，所有物品仍放在丰泽园，并从那里的厨房把饭做好送过来吃。

毛泽东为什么要移居游泳池？张玉凤说是因为未经毛泽东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的缘故。但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则另有看法。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

田恒贵还纠正了张玉凤的另一个错误说法，即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建了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事实上还包括旁边的室外游泳池），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的是玉泉山小游泳池的费用。而中南海游泳池项目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田本人参加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施工及后来的维修工作（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对比两次迁居前后毛泽东对修缮或新建自己房子的态度，蛮有意思。

从1954年到1958年，毛泽东说国家有困难，能节省就节省，一直不让对菊香书屋进行大修，有关部门只好乘毛泽东不在北京时进行几次小修。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再次提上日程。这次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同意了，并在几个方案中亲自选定了一个改造计划的图纸。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

同时他却对杭州刘庄宾馆的装修“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滴水洞一、二、三号主体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还仅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为经济困难没有上马。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

同时他却在7月18日返京后，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规模不大的修缮“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

修缮菊香书屋让毛泽东不高兴，因此迁居，这在中南海内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肯定犯了大错误。1953年因为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非要让她写检讨，并且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写检讨。

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惦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两个故事的结局同样令人大跌眼镜：每当“故事”中的毛泽东表示要坚持勤俭节约，对原住房装修（或修缮）表示不满而搬走时，却总是搬入另一座更新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