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党史资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1975年整顿中，产生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著名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四人帮”对这三个文件深恶痛绝，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把它们打成“三株大毒草”。

党史资料：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这次学习理论的运动中。很多同志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紧紧地抓着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也还有不少同志由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常常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受到破坏，甚至使那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在那里，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只是一句空话。　

(一)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毛主席在这次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林彪打着反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幌子，叫嚷“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人民群众对他的揭露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干部在这个斗争中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上述问题，在省市，地县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有的已经得到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总之，要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的同志还应当得到另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而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什么、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高举”、“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又把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的反面教材公之于众，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是同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和国外的帝修反携手并进的，是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类反动透顶的东西教导他的死党和追随者的。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丑恶面目。

　　鲁迅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中，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卖国贼。压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压迫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就是为了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个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主席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遵照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这个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敌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说成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以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他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大批干部而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比刘少奇做得更为狡诈。他也是从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歪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把那些经过揭露、批判、斗争、教育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的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压倒他们，打垮他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政策，我们必须坚决落实这个政策。只有这样，这些地方和单位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讲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分裂党的危险。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都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党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体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纪律性，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许任何党员、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光明正大，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谈。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全体党员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完全对立，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危险性就在于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把他的反动纲领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成是理论，使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徒获得精神武器，而我们的很多好同志却受到蒙蔽，对于他们篡党篡权的丑恶行径丧失警惕。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动纲领批深、批透、批臭，彻底消灭它的市场。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全体党员、全体干部都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加强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早已遵照毛主席这些指示，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还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他们公然反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大搞形而上学，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们这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派霸权。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区别。我们在工作中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工人阶级内部三部分人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拙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是根本对立的。

　　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一再提醒全党注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学习，忽视了政治的统帅作用，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又说：“全部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所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他们这种谬论的核心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已经代替了革命的任务，成为首要任务。他们的险恶用心是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蒙住大家的眼睛，以便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批判这种唯生产力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现在要批判，今后也还要继续批判。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歪曲成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词句掩盖下，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批判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的同时，必须狠狠地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彻底肃清这种反动谬论的流毒。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

　　在抗日战争末期，毛主席在总结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当整风劳动和生产运动正在展开的时候，毛主席就批判了那种把整风和生产两个环子分割开来，忽视生产，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是：“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指出整风和生产“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毛主席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得多么准确、鲜明、生动啊！我们那些至今还轻视生产建设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吗？如果看了这些话还无动于衷，不是正好证明他们中孔孟之道的“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很深吗！难道不应当把这种腐话之毒去掉得干干净净吗？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要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那些“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的糊涂观念。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自己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革命真正抓好，生产真正抓好。不信邪，不怕鬼，树雄心，立壮志，挺起腰板干。大庆人说得好：“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大寨人也说得好：“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从二十多年斗争实践中学懂了的一条真理。”我们要把大庆、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干劲，真正学到手。“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使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生产建设蒸蒸日上。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三大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但是，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四)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论“三项指示为纲”的历史地位

作者：东昌仁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著名论断。“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却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不可能正确理解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由于研究的欠缺，人们在涉及到“三项指示为纲”时，往往不自觉地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错误观念引以为正确的结论。有的只把它看作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只不过是重复了毛泽东的说法，与邓小平理论并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论者甚至说：“现在看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其中包含了有明显错误的命题。”（《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１３１－１３２页。）２００３年２月，在为２００４年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召开全国邓小平理论和生平研讨会作准备的重庆会议上，入选会议的论文中称包含上述论点的文章，“是一篇史料扎实、评价公允的文章”。（《邓小平研究述评》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２２８页。）

看来，对于如何认识“三项指示为纲”，实在有进一步辩明的必要。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广泛讨论，得出科学的结论。

一、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

“三项指示为纲”在１９７５年，事实上是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这是研究党的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为了弄清楚“三项指示为纲”究竟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首先就要明确“三项指示为纲”是什么性质的理论？也就是说，它的理论功能和价值指向是什么？有些人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其实，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的性质，如果也知道了“三项指示为纲”的理论性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得到说明。

理论的创新来源于实践，受社会实践的制约。判定理论性质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分析理论所依赖的社会实践，看当时的社会实践是在做什么。理论上争论不清的问题，实践总能给予答复。社会实践的性质，决定着适应实践的要求产生的理论的性质。

人们常说拨乱反正和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把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起始点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模糊了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性质，从而也就抹煞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按照这种说法，“三项指示为纲”就不是邓小平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了，因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但是，“三项指示为纲”却不是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坚决地否定了“三项指示为纲”，并且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三项指示为纲”及其提出者邓小平的大批判。

我们知道，“三项指示为纲”是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提出来的。整顿的实质是什么？在邓小平看来，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改革。拨乱反正和改革在１９７５年整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就其内容来说，是和１９７５年整顿相一致的，是１９７５年拨乱反正和改革的继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到这个问题，是有深意的。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８１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又说：“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５５页。）

邓小平为什么一再讲这个问题？在两国领导人会见有限的时间里，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在这种场合讲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考虑的。这是一个尚未被人们正确认识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它关系到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关系到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对邓小平本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这个问题，事实上比较普遍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邓小平就是针对着这种情况来讲的，是有为而发的。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距离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将近十年，当时就存在着这种误解。邓小平虽然讲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深思，所以至今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意思非常清楚，１９７５年名义上是搞“整顿”，实质上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改革。拨乱反正也是改革，不改革哪里来的拨乱反正？如果说拨乱反正和改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那么，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就不是拨乱反正，也不是改革。因为任何事物在它开始之前是不存在的。

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中间的一段，就是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权，受到批判，使已经开始了的拨乱反正和改革被迫停止。革命和建设开始以后遭到挫折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历史研究不能因为它的挫折否定它开始的事实。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那么，当时指导拨乱反正和改革的理论是什么？就是“三项指示为纲”。７月４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页。）９月下旬到１０月初国务院政研室根据邓小平在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批示精神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论的就是“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后来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却被“四人帮”称之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文章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三项指示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当然有他的考虑，是他晚年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当时受毛泽东的重托，实际上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的指导思想是由邓小平解释的。谁在实际上主持中央的工作，又是如何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单纯的执行者还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不仅仅是执行者，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进行了理论创新。在工作过程中，邓小平根据自己的思想，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作了新的解释，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过程中，毛泽东把中央的工作主要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身体有病，让邓小平协助。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为全国四届人大作准备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在全会上安排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由邓小平负责的。人事安排，是邓小平和正在住院的周恩来商量提出意见报毛泽东批准后，交政治局通过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四届人大筹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过：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着。不仅周恩来有病，毛泽东也有病，而且不在北京，中央的工作就是邓小平主持。４月１８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对金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邓小平）来跟你们谈了。此人叫邓小平。”四届人大开过后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代他来主持，７月初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政治局的会议，负责党中央的全面工作。实际上，中央党政军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８日，四届人大刚刚结束十天，邓小平就把刚上任的铁道部长万里找去，研究抓铁路整顿。这时候虽然毛泽东已经发出三项指示，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是运用自己的语言，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来抓整顿的。在三、四月间，“四人帮”借学理论提出反对“经验主义”，发动批判“经验主义”实际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干扰整顿的进行。到五月二十九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就说明，“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为了反对“四人帮”的破坏提出来的。可见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有着策略上的考虑。

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项指示，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二者的着重点不同，其理论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的意思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搞好其他各项工作；而邓小平的意思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和毛泽东思想分歧的焦点。邓小平一直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毛泽东仍然坚持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到不抓经济建设不行，同时又担心会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希望既肯定“文化大革命”，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晚年毛泽东思想是矛盾的。邓小平早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他在陪同外宾会见毛泽东后，就向毛泽东提出：“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毛泽东传》，第１７１０页。）这在逻辑上是没问题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

“三项指示”分开来讲，是毛泽东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则是邓小平的思想。从实际生活来说，长在人的躯体上的手臂和离开了人的躯体的手臂，决不是相同的。三个人轮番分别推一部汽车，车子是难以推动的，如果三个人一齐推，就会很容易地推动。概念是对生活实践的概括，生活实践的这种辩证性质反映到概念上来，造成了概念的灵活性。新概念的提出是以原有概念为根据的，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其理论含义也会发生新的变化。这正是理论学说本身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孔子的儒学，后继者分成不同的派别，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理论，却又都说着孔子的言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每一句话孤立地看，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阐明它们的内在关系及其丰富内涵，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出新阐释，从党的总指导思想的高度加以把握，则是江泽民同志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就其实质性的内容来说的，而不是根据它表面的语言形式。

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相对立的。毛泽东在“人才难得”的情况下，下了最大的决心，同意再一次把邓小平打下去，就是因为思想不同。不是“四人帮”把邓小平打下去的，是毛泽东把他打下去的，“四人帮”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四人帮”的破坏只是促使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仅仅因为“三项指示为纲”，就充分证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和晚年毛泽东思想的对立。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并没有按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办事，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如果邓小平也象当时流行的“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还会在起用他不久，又一次把他打倒吗？毛泽东同意打倒他，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因为他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综上所述，“三项指示为纲”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而是邓小平的思想，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实践需要提出的新理论。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旗帜展开自己的思想，实施自己治党治军、兴国安邦的施政主张，把自己所提出的所有观点都和“三项指示为纲”联系起来，都纳入到“三项指示为纲”的名义下。实际上，这就是为自己的思想理论找到了一个总的名目，“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当时邓小平理论的代名词，邓小平理论在１９７５年整顿期间就叫“三项指示为纲”。

二、理论的主题、方法和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应用科学的方法考察现实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实现理论创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揭示社会

实践的客观要求，从而科学地确定理论主题；同时还要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基本观点，以便确定实现理论主题的基本途径。科学的方法、回应时代要求的主题和作为主题在不同领域展开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框架的形成，就是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出现，就是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有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全面地考察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活动，可以认定他的思想明确地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据此，我们可以判定，邓小平理论在这一时期诞生了。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的方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的基本观点就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观点。这个基本框架就是在全面整顿时期确立的，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框包含了后来理论发展的全部因素。

实事求是就是邓小平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他实行理论创新的方法。邓小平的讲话，他主持制定的文件，无不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不顾事实，不讲党性，以派性利益定是非，空话、假话漫天飞。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反其道而行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阶级斗争为纲”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圣经”，他却从来不讲。他以实际行动冲破“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观念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他指出，林彪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又说：“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６－３７页。）

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他说：“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７页。）他要大家好好读党的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３页。）在整顿过程中，他坚持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运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解决当前存着的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抓经济建设，纠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拒绝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邓小平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的实践为我们树立的光辉典范。邓小平敢于打破思想禁锢，坚持实事求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现实的实践，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

邓小平理论主题的确定，是在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过程中确定的。他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４页。）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一总的目标展开的。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对“四人帮”曲解的“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四人帮”利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搞经济建设。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后来他在和一个外国记者谈起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说：“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由此可以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在１９７５年整顿期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性质、阶段和任务问题，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性质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要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消灭贫穷。第二，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对这一阶段论的进一步具体化。第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主要任务论，要解决的是搞社会主义要干什么的问题。

邓小平围绕着这一理论主题，就实践所涉及的领域，展开了多方面的说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他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党全国的“大局”。（一）邓小平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建设放到了第一的地位。７月４日，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页。）（二）大局论的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原理作为理论根据的，体现了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根本宗旨。因此，搞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７页。）（三）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妨害“大局”的行为，是大是大非问题，绝不允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４－５页。）

第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他反复强调一定要抓好生产，把经济搞上去。他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４页。）（二）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唯生产力论，而是马克思主义。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７－８页。）（三）抓生产必须建立规章制度。他说：“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也是中央决定上讲的。……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５－６页。）　（四）抓生产“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他说：“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定的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页。）“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６页。）　　

第三，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不行。７月４日，他对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时说：“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页。）（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通过整顿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整顿的核心就是党的整顿。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在中央１６号文件的批示中加上一句话，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他还说：“全面整顿”其中就有“党要整顿”一项，而且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５页。）（三）党的整顿，主要任务就是整顿党的作风，“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目的是，加强党性，“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３－１４页。）（四）通过党的整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他说“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６页。）他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９页。）

第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不安定，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为此，（一）坚决反对派性。他指出，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 “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就批，该斗的就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６页、第９页。）（二）对派性要进行分析，真正闹派性的人是少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他在讲到徐州解决派性问题的经验时说：“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０页。）（三）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批斗的人，要坚决平反，同时解决好受牵连的群众，调动群众搞建设的积极性。他在３月２５日的国务会议上说：“平反要一批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立即平反嘛”。（《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徐州铁路局情况时的插话》，《党的文献》１９９９年第六期。）（四）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依法惩办。按照他的要求，整顿期间对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逮捕了一批，还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

第五，改革经济体制。（一）要改变党委直接抓企业的体制。他在５月２１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说：“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整个生产过程从上到下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有一个指挥生产的强有力的机构，有一个独立的系统。市委直接管厂的办法行不行？事实上市委抓不过来，忙于其他，放松了抓生产。”（《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７页。）（二）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要实行干部、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体制。他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６－２７页。）（三）搞好企业内部的管理，提高效益。他强调，要“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看来企业里面问题不少，其中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企业里浪费惊人，也是普遍现象，要好好整顿，争取利润多上缴一点。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四）实行责任制。他说：“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度。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０页。）（五）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的《体制问题汇报提纲》，体现了邓小平进行体制改革的思想。《提纲》确定的指导思想是：“在管理权限下放的同时，强调统一计划，强调全局观点，加强纪律性，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提出“经济管理各项体制，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对于经济管理的各项体制，必须通盘考虑，全面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第六，扩大进出口，实行对外开放。（一）扩大进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９页。）（二）学习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他说：“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９页。）（三）要扩大进口，就必须扩大出口，要调整出口政策。他说：“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９页。）（四）扩大出口，必须提高产品质量。他说：“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道渠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０页。）

第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一）农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基础地位。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不管工业发展得怎样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够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二）工业要支援农业。他说：“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８页。）（三）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他说：发展蔬菜生产，“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７页。）

第八，科研工作要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面。（一）“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２页。）（二）和外行领导内行的论调相反，邓小平提出了内行领导科研工作。他说：“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２页。）（三）要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３页。）（四）发展科学技术，就要抓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４页。）邓小平实事求是地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五）打破了仅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看作劳动者的狭隘观念，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人员是劳动者。“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４页。）

第九，强调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应当是按贡献的大小，区别对待，不能搞平均主义。（一）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分配是生产的继续，也是再生产的开始，不重视分配，是不可能搞好生产的。（二）正确理解“按劳分配”。过去只把体力劳动看作是生产性劳动，所以“按劳分配”，实际上搞成了平均分配。邓小平从“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四个方面来理解“劳”，就把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加入到分配的范畴之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０页。）（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质，就是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大小”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他反问：“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当然应当有差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贡献不同，待遇不同，才能调动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０－３１页。）

第十，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要抓军事科学研究。强调要抓“装备”，“科研要走在前面”，不仅尖端武器，常规武器也要进行科学研究。（二）要学习现代战争指挥。指出，现代战争不是象过去那样，当个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提高干部指挥水平。”（三）要办好军事学校。“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０至２１页。）

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观点，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时得出的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些理论观点，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的继承，又和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由于当年的特殊背景，这些理论观点在用语上还有些陈旧，有的也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证。但这并不妨碍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

三、社会实践、理论创新与政治转折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的，人们的认识也因此异彩纷呈。面对同一实践过程，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那么哪些理论观点是科学的，哪些又是荒谬的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理论创新的真伪只有求助于社会实践。

１９７５年整顿期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有没有诞生，也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我们说邓小平理论在整顿期间诞生了，不只是因为他临危受命，担起了负责中央全面工作的重任，身居高位却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大有人在；也不只是因为他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承认邓小平理论在那一个时期诞生，不仅有着历史的、逻辑的根据，同时也是依据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邓小平理论是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产生的理论，社会实践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科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首先，邓小平理论在１９７５年整顿期间产生，有着客观的必然性，是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实践孕育的结果，只有社会实践有了新发展，才能有新的理论产生。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都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实际结合起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认识不断深化，对事物的发展规律作出新总结，创新理论就发生了。邓小平在全面整顿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的实践结合得出的结论。

以极左的理论指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７５年已经九年，种种迹象表明“文化大革命”再也搞不下去了。“９•１３”事件发生，林彪出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一事件就像迎头一盆冷水泼来，“革命”的狂热立即降温。从此，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与日俱增，人们开始反思，开始追问，从盲从转向彷徨。“全面内战”，使党陷入了灾难，大批党的老干部被打倒，党组织陷入瘫痪。动乱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有一亿多农民吃不饱肚子，到处还有不少讨饭的，城市供应紧张，一些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凭票供应，工人工资非常低，难以养家。文化枯竭，“百花”凋弊，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剩下的就只有宗教式的愚昧和原始性的欲望。中国人民渴望摆脱困境，然而出路何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怎么搞？迫切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毛泽东晚年主张“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给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灾难和痛苦和灾难。毛泽东晚年不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地回答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党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就是对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给予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其次，邓小平理论不仅在１９７５年产生了，而且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总题目下，邓小平把自己的主张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指导了全面整顿，在数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效，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１９７５年迅速得到恢复，年终统计实现了高比例增长。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７４年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增长１５•１％，农业增长４•６％。财政收入８１５•６亿元，比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２•５亿元。粮食产量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与此同时，在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大多数瘫痪的党组织都恢复起来，开始行使领导权力，挽救了党。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被解禁出来，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渐活跃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理论，结束“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才是正道。在邓小平理论的启迪下，沉迷于“革命”教条中的人们逐渐觉悟起来，努力排除“四人帮”的破坏，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实践检验了理论，实事教育了群众，邓小平理论日益深入人心。

客观地说，没有邓小平理论在１９７５年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这么迅速地结束，也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根据就是邓小平解释的“三项指示为纲”，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三项指示为纲”理论的核心内容。“三项指示为纲”理论的提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而解放老干部则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组织条件。胡乔木曾经论及“三项指示为纲”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他说：“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他还指出，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２４８页。）在胡乔木看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在１９７５年整顿期间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只不过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而已。就凭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在１９７５年已经提出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的许多内容，就其基本点来说，在１９７５年就提出来了。　　　　　　　　　　　　　　　　　　　　　　　　　　　　　　　　　　　　　　　　　　　　　　　　　　　　　　　　　　　　　　　　　　　　　　　　　　　　　　　　　　　　　　　　　　　　　　　　　　　　

附：“四人帮”炮制的极左文章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红旗》杂志1976第４期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 "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拋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２５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２５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拋出的"三项指示为纲" ，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２５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２５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２５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辨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与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２５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２５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摘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拋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迫不及待地拋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Ｑ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 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 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 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 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整顿"。怎么" 整顿"呢？《总纲》说得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艺术、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无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 "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著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 "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拋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　　

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期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思想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拋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拋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