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的社会观念(2)

50至70年代的社会观念(2)

二、有成份论

有成份论的一般表述是“我们是有成份论，但不惟成份论，重在表现。”这种表述到了“马克思主义老太太”的嘴里，被说成是“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是要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话不管怎么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述话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即“有成份论”，“有成份论”是核心，是文眼；后面的话都不过是给前面四个字做诠释性的说明而已。有成份论这种观念是从阶级斗争观念衍生的。作为社会观念，有成份论的本质，涉及到用什么态度对待人的问题。用什么态度对待人呢？在有成份论者那里，当然不是“平等待人”，也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要看“成份”而后定。有成份论就是把人按“阶级”（有时还不仅仅是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分成三六九等，给不同的等级以不同的政治地位，按不同的政治地位给以不同的对待。

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并且据此给以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就开始施行了，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观念，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宝贝，是毫不含糊地彻底继承了。等级的划分，在中国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从来没有中断过，到了元朝发展到了极致。元朝的有成份论所划分的等级最为细致，界限最为森严，施行起来也最为严酷。在元朝的有成份论中，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有知识的人排挤到最底层，因此有“九儒十丐”之说；亦即把乞丐划为第十等人，而把“儒生”划为仅比乞丐略高一级的第九等。元朝打击儒生、摧残文化的严厉，于此可见一斑。当然，元朝在历史上也是寿命最短的朝代之一，不到一百年，就呜呼哀哉，“噶屁着凉大海棠”了。元朝的短命，其主要原因是它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它摧残先进的农业文明，这是肯定的。但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破坏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实行的，是通过倒行逆施的等级划分，包括打击知识分子施行的。

有成份论是封建主义的宝贝，是封建统治的准则。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对有成份论的彻底颠覆。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提出“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在提出之时就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直到今天，在表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比这些观念更为先进的观念，还没有出现。这些观念在当时不仅是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即令在今天，也还是表达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和对正义与良知的推崇。中国大陆上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提法，对这些本身具有积极而先进因素的观念，进行肆意歪曲，并且一股脑推到资产阶级头上，要批倒批臭。“兴无灭资”斗士们的逻辑是，凡是他们不喜欢或是反对的观念、口号，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推到资产阶级头上，而且，既然是“灭资”嘛，当然统统要予以灭之。另外，因为资产阶级是敌对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必然是反动的，腐朽的，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嘛！

但是，“兴无灭资”的勇士们手里拿的是什么更先进的理论武器呢？他们拿的恰恰是有成份论，亦即封建主义的“家把式儿”。

如果说，有成份论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必然。那么，它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就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味了。有成份论作为观念的盛行，不是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就是封建主义复辟的重要表现。笔者在观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时，认为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但更倾向于后一种提法。

“红五类”、“黑五类”、“臭老九”等词，都是有成份论衍生出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表面上看是血统论，可是从深层次上分析，其实也是有成份论的另外一种表述。

在刚刚建国之初，在教育领域里，一段短时间内，有成份论的实行还不是十分的坚决和彻底。表现在大、中学的招生问题上，由于当时接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大部分家庭出身，按成份来看，都比较高；可是那时生源总的来说又比较少，而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所以家庭成份高的青年，还是被录取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大门，对于家庭成份高的学生，就逐渐趋向关闭，并且越关越紧。到了60年代，学校的大门已经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完全关闭。孔子认为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应该不分什么人，一律平等，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教无类”却也受到了大批特批。

有成份论者首先是要造成人们在享受教育资源上不平等的局面，其次表现在学生分配方面要造成一种歧视政策，再进一步扩大为整个社会上在就业方面的歧视政策。歧视政策就是不平等政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却被认为是正常的；换句话说，不平等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把自己形容成正义与真理的化身，从“理论高度”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又公开把压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大力实施多种多样的不平等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自身陷入了深刻的悖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说穿了，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容纳了、继承了，甚至纵容了、发扬了封建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建主义在中国已经完全取代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据王友琴的一篇调查文章中披露，“1966年8月26 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63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月4日，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天，即8月5日，这个中学的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13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是有成份论盛行的学校之一，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然而，就是在6天以前，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师靳正宇和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母亲樊希曼。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建国以后多年了，划定成份已经不是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现实地位出发，如果真的是从这里出发，许多‘成份高’的人，恰恰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受压迫（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受剥削）最深最重的人。定成份是从家庭出身出发的，对年轻人来讲，成份高的人也许从来没有尝过“使唤人”的滋味；相反，其受苦受罪，比成份低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现实，更深一层地暴露了有成份论的罪恶后果。

有成份论这种观念，导致标签主义盛行。对于如像社会这样复杂多变的巨系统，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用静态的贴标签的方法去认识和处理问题，其简单和生硬，可想而知。这是从思维方式上，阻隔人类的正常发展，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趋势拉向倒退，强令人类在思维方式上，回到孩提时代。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标签主义如同一场儿戏，它不仅贯彻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标签主义已经泛滥成灾，公式化、概念化的图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几成定例，比比皆是。对于人的认识和分析，不需要从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合入手，不需要以其复杂多样且多变的情感为线索，不需要以其矛盾的实际表现为依据，只要先贴上标签，则便是非可定，善恶分明，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立马彰显，一切也就万事大吉。

有成份论观念的大力倡导者，虽然在这四个字后面加上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九个字的后缀，但它们就像官位中的副职一样，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有成份论”四个字，既是打头的，又是主导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上世纪50 年代起，这种观念是以和人权观念完全对立的形态出现的，它从根本上排斥人权观念。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思想界、学术界，人权观念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了全面的驱逐。这种观念不让青年知道人权为何物，否认与人性关联的一切亲情、友情和爱情，把一切情感都归结为阶级内部的爱与阶级之间的恨。60年代，要让人们把雷锋日记里的一句话当作信条，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这个背景下，对凡是被贴上“敌人”标签的人，其打击和惩罚只决定于政策，而无所谓道德与良知。

在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时间里，有成份论的观念埋没了多少人才，打击了多少无辜，拆散了多少爱情，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让多少人流下了无尽的血泪甚至付出了生命，是难以数记的。罪恶的枪声使遇罗克倒下，不是又一次宣布了强权对于真理的胜利吗？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只要是从良知出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桩有成份论扼杀人性，践踏道德，使无辜受难的悲惨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罄竹难书的。“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历来被形容成光明的，灿烂的，洒满阳光的，仿佛就是天堂。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毛泽东时代归根到底说的是发生在人间的一个时间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发生的所有不幸以及悲惨的故事，不光历史知道，许多人都知道，谁要想掩埋这一切、掩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任何观念，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害怕被否定，因为人类正是在这种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前进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新的时代所否定了，这个时代中的一些特有的东西，也就随之被抛弃了。可是有些人还在给它涂脂抹粉，贴金补银，这些人正是坏传统观念的卫道者，其维护毛泽东时代天堂神话的种种作为，只不过表现了他们是精神上的懦夫而已。

三、宁左勿右

说宁左勿右是一种社会倾向，还是社会观念更合适，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择清楚的问题。不过笔者以为，从宁左勿右倾向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对人们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来分析，说宁左勿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们的社会观念，这并不为过。

宁左勿右的思想认识基础,有一个极为流行的表达，那就是“左了是方法问题，右了是立场问题”。左了大不了是方法简单，生硬粗暴，真的需要检讨了，用“急躁情绪”四个字尽可盖过。而右了可不得了，右了起码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弄不好，说你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说你屁股坐在“地富反坏右”一边，说你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麻烦了，那就等于终止了你的政治生命，一辈子都完了。

左了比右好这种观念，也是一种心态，其始作俑者和发明者非常聪明，有大智慧。他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利用愚民手段向群众灌输了这种观念以后，敏锐地发现，惟有有了这样的社会观念的背景，他的“阶级斗争”的棍子，耍起来才更加得心应手。换句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它的前提和条件就是宁左勿右作为社会观念必需有广泛性，必需厚实。

宁左勿右这种观念,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大力贯彻和普及，它首先体现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在1952年，潘光旦和周炳琳分别被北京市定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两个典型——两个被改造的典型。当时的领导在学校造势，造氛围，硬是教两位知名的学问大家，在千人大会上“洗大澡”。孙珉先生就此写道：“从那以后，一直辩才无碍被国民党视为‘左’的潘光旦不说话了。那个有着独特政论风格、被曹聚仁称为‘文章高手’的作家，见报更多的是各种运动中的检讨。”（《风雨敲书窗》，中华工商联出版社，1999，102页）所谓“思想改造”，其实搞的就是思想上的宁左勿右，就是用极左的说教贬低、打击知识分子，并且从知识大家身上首先开刀。

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时代“治”知识分子的第一件大事，为了治住知识分子,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极左的思想来整知识分子的“风”。怎么整知识分子？首先贴上标签，然后用同样贴了“工农群众”标签的“阶级”来压知识分子。说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干净，比知识分子“大公无私”等等。这一套极端的说教，在打压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就把左了比右好的观念贯彻于其中了。叶兆言先生在短文《俞平伯》中（《万象》，2002年，第十一期）写道：“《红楼梦研究》批判拉开了文化大劫难的序幕，紧挨在一起的是反胡风，然后反右，然后反右倾，一道道的菜连着上，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水到渠成，火到猪头烂……”这里，叶兆言先生把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等等省略了。但捋出来的宁左勿右观念的发展脉络却是非常清晰的。

近年来人们提到建国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有人认为应从反右派运动算起，也有人往前推到整胡风“反革命集团”。其实，“左”的东西从建国伊始就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一例。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三反五反”为例。据萧乾先生回忆：“以整资本家为目的的三反运动中，我是打虎组的副组长。‘虎’就是贪污达一亿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斗争的残酷：对凡是经手款项达到一定数目的单位，就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老先生写道：“三反结束后，多少曾作为‘老虎’关过牢笼的，又穿上崭新的制服，回到我们羊群中来了。上亿元的赃款一夜之间化为了零。捏造者与被捏造者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80页）

三反运动时，我是个初中学生，对于学校的运动傻乎乎的看得目瞪口呆。那时候对于运动中的对象，可以说是“不管有没有，立足于有；不管是不是，立足于是。”当时把这些对象分别关在不同的小房子里，房子外边由高年级同学分别写上“笑面虎”、“东北虎”、“华南虎”之类的铭牌，如象被展出的动物一样。打从这个时候起，就整人而言，宁左勿右这种无形的观念就已经强烈地浸入人心。有不少三反运动中的倒霉蛋，如萧乾先生所说，后来回到羊群中来了。包括这些倒霉蛋在内，他们可能也把个人所受到的残酷斗争和人格侮辱视为常态，觉得宁左勿右无可厚非，宁左勿右是为了革命。于是，宁左勿右作为观念，在人们心中就有了合理且合法的“革命依据”，因为，“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再于是，为了革命，实事求是应该靠后，为了革命，每一个人都没必要受到尊重，人权算个屁！

宁左勿右的观念，积非成是，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整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宁左勿右的观念同“驯服工具论”相结合，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相结合，构成了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最重要的根据。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荒谬口号的出现，其来有自，它正是多年来宁左勿右观念结出来的丰硕果实。这个口号不是毛泽东亲自提出的，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出十个根据，证明这个口号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心态和心理倾向。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说过，发生核战争，中国死一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李锐日记•出访卷》，作家出版社，1998，264页）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真的把人民放在心里了吗？“死一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这话颇显伟大领袖的“伟大的政治气魄”，颇显伟大革命家的“伟大的革命精神”，然而，剥掉那层华丽的皮，解剖之下，人们却看到了一颗独夫民贼的心。这个例子深刻地表明了，毛泽东如何在向青年人说教时，用他的极端主义思想，把宁左勿右的观念灌输给青年一代。

宁左勿右或是左比右好的观念，其哲学基础与“矫枉必须过正”有深刻的联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大力鼓吹的一种哲学观点。

平心而论，“矫枉过正”不是正确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和当今世界上一致谴责的极端主义有不解之缘，也可以说它同时是当代世界上极端主义的观念上的根源。真理是讲究界限的，越过界限就不是真理，就陷入谬误。在针对某种疾病的药物配方中，其中某种药物的组分含量，和疗效的关系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该种药物的组分含量，在某个界限内，疗效可能是越多越好，但是超过了这个界限（或曰“临界值”），则恶劣的效果就会出现。在当代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实验中，人们已经认识了多种多样的“临界值”；与此同时，在许多研究中，寻找“合理界限”，也常常是实验研究的重要目的。中国传统上的中庸思想，用现代的科学观点观察，实际上也就是在不左不右的理念下，寻找出“合理界限”，并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庸之道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可以说是得到了历史的认同，而历史的认同就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人理性和实践的认同。中庸之道提出“过犹不及”的观点，“过犹不及”就是针对“矫枉过正”的，就是反对“矫枉过正”的。

“矫枉过正”既然是引导人们“越界”，既然是偏颇的，并非真理，为什么还会被人们接受呢？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回答。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以前，“矫枉过正”本身并没有正面的含义，它恰恰是被人们指斥和批评的一种观念。进入了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掌权了，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功绩，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威信，再加上党内有意人为地树立所谓毛泽东思想，他还获得了极大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的上层，包括宣传部门，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心工作，于是，对毛泽东的所有言行，包括他的所有著作，莫不从“正面”予以阐述和发扬。另一方面，作为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著作和言行，也愿意“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而予以接受，这就包括了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认同。这样，上层与下层不谋而合的两个“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就使谬误变成了真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不断地、反复地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积非成是，变成真理。谬误是如何变成真理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也寓有深刻教训的大问题，值得国人锥心泣血地予以深思。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社会上十分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于此种提法，笔者并不很以为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4.10）中曾经写道：“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这里的“科学的世界观”正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入一层地，笔者以为，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并没有什么错，这种世界观理所当然地包涵有价值观在内。这种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主张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的人生观，引导人们追求合理、和谐，那也是必然的。科学本身怎么会是双刃剑呢？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去搞负面和反动的东西，那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不是科学世界观导致的，而是一些反科学、反科学世界观的倒行逆施。人文理论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要依赖科学，要讲科学，甚至要挂上“科学”两个字，如人文科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

科学并非双刃剑，相反，教育与宣传倒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双刃剑。我们可以把科学理解为世界观，但不能把教育和宣传理解为世界观。教育和宣传只能是手段，教育和宣传可能会开启民智，也可能成为愚民政策的工具。在愚民政策之下，教育可以是奴化的，宣传可以是偏颇的，它们在毛泽东时代极尽反科学之能事，蒙人骗人，把化谬误为真理的花样玩到了极致。笔者本人非常惭愧，本人在毛泽东时代高压与欺骗之下，内心何尝没有过动摇和屈服！这是令人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鬼，又引导老虎去咬人，这种鬼叫做“伥”，这种事情叫做“为虎作伥”，在精神和思想上，多少人曾经做过伥？

我们内心流血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决不是正确的态度，而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无论对于任何事物，我们只能从它的本来面目去理解，这才叫做“实事求是”。而“任何事物”当然包括并且更重要的是指大人物的种种“教诲”。我们身居弱势群体，最容易被强势者卖了，还替人家数钱。

“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这个反科学的提法本身，正是源于上层，源于领导层。提出的人是不是居心叵测倒不一定，但这个提法成了愚民的要招却是肯定的。“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从积极方面去维护”，使独裁者变成了美女，变成了慈祥的老人，变成了佛爷，使毛泽东的宁左勿右观念谬种流传，贻害无穷。然而，大家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毛泽东时代所有被批、被斗、被整的人，他们倒霉的时候，有谁被“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了？“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这个提法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可以百分之百地说，它决不是为弱者服务的，它决不是为真理服务的；它是文过饰非的遮羞布，它是美化谬说的挡箭牌。

毛泽东要革命，要打碎旧世界，于是他把“过犹不及”也打碎了，打碎了干吗？打碎了是要推行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他的极端主义，要让宁左勿右的观念对属于他的时代来个全覆盖。

国民党在国内战争时期，有人提出过，对于自己的敌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极右的恐怖主义口号。“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因为已经很臭了，所以不能再用，但是这个口号的精神，实在也是宁左勿右观念的重要宝贝。这个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新被发扬光大了。在毛泽东时代，从迫害潘汉年、杨帆、胡风起，冤案不绝，文字狱越搞越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不含糊地说，是创造了古今中外的空前的历史记录。

如果把蒋介石国民党的滥杀无辜和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做一比较，我们现在拿不出可资比较的各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是就我读过的大量书籍以及看到的资料而言，我敢说，蒋介石同毛泽东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李书磊在一篇文章中正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毋庸置疑是一场有形的现代强制（专制），它不折不扣是靠恐怖来维持的，它表现出的乃是对人的‘基本压抑’。或许这种‘基本压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压抑与剥夺，但它更直接、更残暴的表现却是政治压迫。”（《世纪论语》，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299页）

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是靠恐怖来维持的”，那么，恐怖的基础又是什么？是滥杀无辜，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那股子劲头，是以现实的冤假错案以及文字狱打底子，把宁左勿右的观念发挥到极致。“红海洋”和“红色恐怖”同时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两样，那一样毛泽东都脱不了干系。1993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其中有一本是《文革洗冤录》，这本洗冤录编得不错，不过，它远远概括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冤案，更进一步说，它只是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冤案中的九牛一毛。

在毛泽东时代由毛泽东所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没有一次避免了扩大化，而且每一次都扩大得非常可观，有一些都扩大得没了谱，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特征。这种重要特征，不能不说和宁左勿右的社会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确切一点说，这种重要特征，正是宁左勿右的社会观念所结的果实。而在宁左勿右的社会观念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起着关键的、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四、救星观

是只承认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强调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区别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水岭。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尤其是自称真龙天子的皇帝，为了突出自己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无不突出和夸大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包涵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统治阶级的代表即皇帝的英明、伟大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有如群氓的芸芸众生；其二是让人民群众相信，只有如像皇帝一样的英雄，才能救民于水火，才是准上帝一样的救世主。封建主义的统治者赋予创造历史的英雄以神佛一般的光彩，皇帝自称真龙天子，慈禧太后则自称老佛爷，这都是一码事。在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大力贯彻和推行之下，被愚弄的群众在痛苦的生活中,像企盼神佛一样，企盼人间的“大救星”来解救自己。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其所以是唯心主义的，从根本上说，一是它同迷信有着掰扯不清的关系，二是它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国际歌》里唱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受压迫的奴隶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国际歌的歌词传达出一种不相信神仙皇帝和救世主的信念，从而推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命题。有的人在谈到故宫的辉煌、长城的伟大，以及如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样伟大的工程时，都不忘提醒人们，这一切都是奴隶的白骨堆成的、筑就的。给人民群众和奴隶们在历史上以应有的地位,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宣称：“劳动在黑皮肤上打着火印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1867）恩格斯则在《波兰宣言》中指出：“压迫其他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1875）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前提下，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如果不思迈出民主与平等的强力步伐，而像《五•一六》通知一样，在自己的大旗上一再描绘压迫与不平等的字样，那矛盾的对立面就会相互转化，其结果是谁也没有获得解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几千年的愚民政策，使人民群众受唯心史观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刻，这是不难想象的。在数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包括其间的抗日战争），人民群众把共产党视为解放自己的力量，应该是很自然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出现了把毛泽东唱成是大救星民歌《东方红》，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什么怪事。问题在于，毛泽东本人把自己看成了什么；问题还在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是不是把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从而不以“解放者”（解救者）自居。

毛泽东在和埃得华•斯诺的谈话中，坦承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唯心论者，坦承自己是向往帝王功德的。他向斯诺说，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他从唯心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地指出：“转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的一生——他强调一分为二，我们也对他一分为二——毛泽东的一生，他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始终都是共存的。只不过，这两种史观，在他的头脑中有起伏、有涨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当然，在他临死前的最后20年，他是彻底地滚到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中。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拿到了至关重要的军权，他极为“富有历史使命感”地唱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高歌。这两句词配以前边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宣言，活画出了一个王者或是枭雄的心态。

1936年2月,毛泽东在他最著名的[沁园春•雪]中写道：“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尤其是这里所引的几句，曾被许多有识之士批评为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这种批评是客观的、中肯的，白纸黑字，无论怎么辩白，都没有用。在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这首词后边补写了“作者自注”，“作者自注”云：“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十分令人哂笑。前边列出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他们都是个人,后边的“风流人物”却指无产阶级，指一群人，群体与个体并列，够滑稽。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表现出了唯心主义的心态，事后再想拟合弥补，则只能是越描越黑，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固有大智，然而其大蠢同样十分昭彰，这即一例。

1935年和1936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正值急剧上升时期，帝王情绪之波随之高涨，也在情理之中，这是规律，把毛泽东“规”住，毫不奇怪。问题在于，这种思想背景和情绪背景，使他欣然接受了此后关于“大救星”的颂扬，使他一步步地远离马克思主义，不断强化了他最初所具有的唯心史观，并纵容唯心史观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与影响。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当然是很对的。“人民”是一个非常广的范畴，如果广义地理解，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容纳在“人民”的概念框架之内。但令人怀疑的是，既然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东方红》里关于“大救星”的一个词,为什么不可以修改一下、匡正一下呢？毛泽东有匡正这个词的权威和权力。可是事实是，毛泽东不需要这种匡正。相反，让《东方红》深入人心，罩住所有的百姓，才是毛泽东的需要。换言之，《论联合政府》是大报告，是纸面上的东西，它必须冠冕堂皇，正儿八经，具有迷惑人的功能；而《东方红》则是要在民间传播，在民间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到更厉害的潜移默化的更为深广的作用。惟有后者的作用，才更有利于抬高个人，把个人神化。

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可是，不过一年时间，“毛泽东号火车头”就诞生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火车头的名字，不是地名、街名和企业名，而是机车名。好罢，这也算说得过去。但是，给毛泽东歌功颂德的现象，什么时候真正制止过？据李锐指出，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李锐2003年在哈佛大学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自己叫全国人民喊自己万岁，这岂不是强令人民对自己歌功颂德吗？于是，影响之下，建国以后，给毛泽东歌功颂德的歌儿就海了去了，数不胜数，犹如蛤蟆吵坑。

建国以后,给毛泽东歌功颂德成为愚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封建社会唯心史观的影响和流毒不仅没有得到肃清，反而更加猖獗。上有好者，下更甚焉。毛泽东变成了红太阳，红太阳比神佛还厉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盛行的唯心史观已经全面地恢复了封建主义的面目，丝毫没有遮掩，甚至比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1945年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玩弄马克思主义的辞藻，完全是虚伪的、骗人的。他提出“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根本就是言不由衷的，或者应该理解为不准给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歌功颂德，而只准给他一个人歌功颂德。他一个人就是要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就是要把“救世主”当定。

在毛泽东大力贯彻愚民政策和反动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大背景下，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不仅救星观的观念不断被强化，而且在各级领导中，以“解放者”自居的观念也日甚一日。在他们的思想中，连自己个人的解放必须以集体的解放为基础这一条原理也忘得干干净净，他们似乎生下来就是为了解放别人的，别人对他们似乎只有感恩，才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八个样板戏中，处处浸透了这样的观念，那些戏里的革命者，即所谓正面人物里的头头，一个个都是极其自觉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和杨子荣，他们总是以救苦救难的英雄姿态出现，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是个解放者。

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有谁申请入党，在入党申请书上，必定要强调是共产党解放了自己，是共产党给了自己一切，自己要感恩戴德，要报答党。别的少写了都可以，这一点不写不行。“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语言，就是党给了我一切，没有党就没有我和我的一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恩赐与被恩赐的关系。因此，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要表示报答党，为了党，蹈汤赴火，在所不辞，云云。这种流行的语言程式看似不错，但其中浸透的报恩精神，却绝对是封建主义的，它正是唯心史观的深刻反映。

救星观在毛泽东时代的流行和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民间、在社会上的活的表现。林彪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活”的吗？细究起来，确实如此。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是“活”在社会上、活在民间的，并且尤其以救星观的形态，活在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封建主义肃清了吗？给毛泽东歌功颂德的现象制止了吗？毛泽东的唯心史观得到清算了吗？毛泽东的真实面目被恢复了吗？毛泽东被以他本来的面目，放在历史中和社会生活中了吗？

博文精选历史文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