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的社会观念(3)
五、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不到四年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先后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人走马灯般的频繁更迭，自然是其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也可以认为它反映了政局不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第二大党和第二大国，产生一些微妙的想法（这种微妙的想法只能心照不宣，只能靠观察者去“悟”），于情于理也是非常自然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就是揭露斯大林专制独裁以及肃反扩大化的报告，在本质上是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清算。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称斯大林为暴君，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当然，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不反对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反感。鲁迅先生曾说过：“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1939，3，5）这话反过来理解，就是“人的地位如果相同，就特别容易互相了解”。所以，中国很早就有“惺惺相惜”之说。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地位是相同的，而地位决定利害关系，他们的根本利害也是相同的。另外，从专制与独裁来讲，又是这两位头头共同的雅好。所以，毛泽东对斯大林尽管曾经有过顶牛的事，但从根本上来说，从维护第一把手的权威着眼，从维护“领袖”在历史上的地位出发，毛泽东一定要维护斯大林，成为斯大林专制与独裁的辩护士。中共与苏共的重要分歧，确切地说，就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关系变化的分水岭。
毛泽东在没有当上党和国家主席以前，主要是建国以前，他是站在中国所有的皇帝的对立面的，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一定站在农民起义领袖的立场上，如陈胜、吴广。但他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以后，地位变了，于是调门也变；陈胜、吴广不再提了，改为推崇秦始皇，还有吹捧曹操，等等。这又令人想起了鲁迅的话：“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毛泽东觉得和“旧的”一气的地方多了，往国内说有秦始皇，往国外和当代说，当然非斯大林莫属。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裂痕的大背景，使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种潜在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很难说毛泽东不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就毛泽东对于权力的喜爱和追求来讲，趋势已经形成。不过，国际上的关系，可不像国内那么容易处理，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的分配，是要以党力和国力为基础的。
过分相信精神力量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终于碰了壁,他的国际性领袖的梦,终归是白日梦。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闹腾的结果,只不过就是拉上了朝、越、阿（阿尔巴尼亚）三个小弟弟而已，情状和势头实难谈得上乐观。但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在中国兴起：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都变“修”了，列宁主义的故乡改变了颜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只有由中国带头扛起来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北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种观念，一开头还是处于“人人心中有，个个语中无”的状态，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变成了公开的宣言和声嘶力竭的狂喊乱叫。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观念衍生出来种种心态和情绪，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自我封闭，一是夜郎自大。这两种情绪首先在毛泽东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他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虽然是坐井观天不知天有多大，却不乏老子天下第一的劲头。实际上他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对外部世界一律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他既看不到西方世界已经举起了反对经济高度垄断的旗帜，也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自发地在利用税收的杠杆，目的明确地在调节着分配方面的差距。他蔑视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和成功，对日本的经济起飞丝毫不以为然。他不知道西方关于最低工资问题已经立法，也不承认西方存在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系列法律建设。这也难怪，老人家无论精力体力都已大不如前；而巩固自己的皇权，防止某些人觊觎自己的皇位，保证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这些复杂的事，已经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他哪里还有功夫正眼看一看当今的世界？既然已经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有色眼镜便注定是摘不掉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说教，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走下坡路的中国来说，成为莫大的讽刺。“形势大好”，“形势一片大好”，“形势越来越好”的种种说教不但坑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自欺欺人者谁？毛泽东是也！斯大林死的时候，苏联的发展无论怎么说，也是箭头朝上，大有起色、欣欣向荣；可是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其烂无比的烂摊子，全国无一地无一事不需要拨乱反正！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观念，把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股脑儿地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进一步地使中国进入准封闭状态。科学哲学认为，任何一个孤立系统，必定处于熵增的过程,这个过程发展的前景必定会走向无序、走向寂灭。然而对于一个非孤立的、非封闭的系统来说，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外界负熵流的流入，而负熵流无疑会促使发展走向有序，从而给系统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中国社会进入准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这一方面是不利的国际环境使然，更关键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中国自己。中国在清朝初期，多少还肯接受国外的先进文化，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其结果是每况愈下，一天天衰落下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本来是相当落后的，却偏要弄一个什么“中心”当当，这完全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心态，是他个人膨胀的结果。这种心态的膨胀，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也因而带累了中国。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观念，排斥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维纳的《控制论》1948年就问世了，中国科学出版社郝季仁的译文1962年才出现，这就晚了14年，而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夜郎自大，又把《控制论》的传播与影响推迟了20年，直到80年代才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上世纪40年代末,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已经登上了科学哲学热身赛的舞台，到了60年代，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则后来居上，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跃进式发展。当人类文明之花在世界上绚丽多彩的怒放之时，中国所谓“两论起家”（矛盾论、实践论）的守旧之声却不绝于耳。什么创新？思想不自由能创新吗？连先进的文明都不接受，能创什么新？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观念，使中国在国际上也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和造反派动不动就把“亚非拉”放在嘴上，口口声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孰不知处于水深火热中最厉害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只要正视一下中国三农的状况，只要正视一下国门便是大狱门的事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己，是多么地可笑、可卑、可悲。另外一方面，“亚非拉”领情吗？第三世界承认毛泽东是这个世界的领袖吗？据统计，中国支援了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各约200亿人民币，而后来这两个国家翻脸不认人，公开跟中国对着干。直至今日，提起毛泽东的外交政策，那就是一贯正确、一贯辉煌、绝无败笔，是这样吗？毛泽东嘲笑赫鲁晓夫，说是“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里莫测高深的毛泽东确实让人读不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待牛肉烧熟了，土豆恐怕不烧成灰，也烧糊了，还能吃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倒是真的，毛泽东死了没几年，他的路线也就跟着——给他点面子——寿终正寝了——天地翻覆了。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观念，归根到底源于毛泽东，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观念衍生的夜郎自大的情绪，还深刻地反映在毛泽东把封建主义口号翻新的九个字上，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不称霸”三个字特别令人哂笑。作为个人，你以为你是谁呀？作为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以为你是谁呀？称霸？凭什么称霸？凭军事实力？凭科技发展？凭社会进步程度？凭人均GDP？中国要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老几，连“称霸”这两个字，都不该在自己的头脑中闪过。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在毛泽东死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个别中国人在国际场合声言我们“不称霸”，我真为这些个别人脸红。他们说出此话时，不管是底气十足还是谦恭备至，我都感到丢人，真丢人！这个事实本身还深刻地说明了不彻底清算毛泽东，有害的观念和唯心主义就仍然会附体在我们身上，我们很难同它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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