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精选61王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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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晚年的评价问题及红卫兵运动
原文地址：毛泽东晚年的评价问题及红卫兵运动作者：董老师
我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比１９４９年以前和以后时期的毛时，说人们可以说，毛更善于夺权，而不那么善于治理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判断，却不够公平。因为毛在１９４９年以后所面临的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等问题比毛在以前各时期所面临的要难处理得多，有时更为复杂。在井岗山或延安，问题是输羸、生死的问题，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问题，就不那么明确，难以在一日之内解决，甚至十年之内也不可能。
但毛在治理中国２７年里失误不仅是由于客观困难，还由于他的错误判断，拒绝面对事实和由于傲慢自大、鲁莽冲动，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报复行动而犯的错误。
人们对毛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失望程度，明显地表现在１９８６年我在湘潭大学作“毛泽东在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报告时。当我说毛善于征服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时，挤满大教室和楼梯的７００名大学生中有１／３自发地大声鼓掌。这种反应是很广泛的。但是，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我对毛的批评。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前后，还出现了“毛泽东热”。但是造成毛逝世后在中国出现“信仰危机”的恰恰是毛本人，因为他提出了伟大的乌托邦设想，而这些设想已被证明是实现不了的。
我一开始时就说毛给２０世纪的中国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一些以前认为他是中国一位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是当前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人，现在都说他领导的革命只不过是略有重要性的稍纵即逝的事件而已。对这一观点，人们不应予以重视。一个在占有全世界人口１／４的国家里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使人民处于史无前例的戏剧性胜利与灾难的运动，是不能这样一笔抹杀的。人们可以，也必须问，毛的行为中哪些具有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好，还是坏。
在中国，许多人认为毛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在内战和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和著作，而不是他在５０与６０年代的“走社会主义之路”。毛早期的成就当然是被肯定的，因为没有他的思想和个人的魅力，就不能肯定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和夺取政权。然而，毛泽东在历史中的地位归根到底要由他作为统治者的行为来决定。即使人们承认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社会是极不公正的，旧秩序的护卫者国民党是反动、腐朽的，但对毛推翻旧秩序的胜利作出评价时也要参考他所创建的国家的情况。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等目标是普遍受到共产党内外拥护的，但他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方法，说得客气些，也是怪异的。大跃进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却导致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苦难。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摧毁官僚主义，建立一个人类的新集体，却将社会弄得分崩离析。这两件事都使中国倒退，或走进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权时期，经济增长率很高，技术发展很快（如制造出热核武器），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
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来考虑，毛的形象还是正面的，虽然也还有争论。如果说，对毛的评价是正面的，那么，毛的统治时期应当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虽然毛的社会动员、乌托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都是不利于生产的。但是他以公社来发展工业，尽管指导有误，却在农村引进了新技术和新观念，有助于近年来在农村出现的工业高潮。
虽然大跃进的政策给农民带来了苦难，但１９４６年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摧毁了旧的地主经济，奠定了８０年代农村家庭小农场制度的基础。
虽然他在晚年采取了反知识主义，但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却是正面的，他坚定不移地使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服务。他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其一身，他借鉴西方思想。
毛泽东逝世以前，他在世界上已为中国和他自己取得了地位，以致美国总统也匆忙地在紫禁城内向他朝拜。尽管他还有其他错误和过失，这一事实已载入史册。
对毛在历史上匆匆走过，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毛提出过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他毫不犹豫地否定过自己的意见。他晚年常说“，不破不立”，应该承认，廓清旧的道路有时是个积极步骤。毛动摇了中国古老的、家长式的和阶层化的世界，开辟了一条出现新思想、新组织之路。
虽然他摧毁的许多东西是应该保留下来的，但毛的统治成果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由于他的各种行动，在他去世后，已经出现了许多改革，其中一些是他想象不到的，也有一些是他不能接受的。虽然他的统治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毛的确在许多方面将中国推向前进了。
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３０年前发生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青运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无论对党和国家，还是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它都是一幕历史悲剧。正确认识这场特殊青年运动的性质，对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总结青年运动的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
由于党的领袖毛泽东，对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并错误地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而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需要寻找运动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天真、单纯、好冲动，又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毛泽东看中了青年学生的这些特点，一手发动了作为“文革”先导的红卫兵运动。
１９６６年夏，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后，混乱的局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并解散了工作组，使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当时，红卫兵组织还处于秘密的状态，毛泽东却在８月１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未正式发出），支持他们的组织和言行。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次对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这两份并不太长的文字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表明毛泽东公开支持尚处于秘密状态的红卫兵组织，赞同红卫兵的造反武器——大字报，同时也表明他鼓励学生反“走资派”的态度。这之后，老红卫兵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天安门８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共达１１００万人次，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场面之隆重壮观为古今中外之罕见。通过这８次接见，加剧了红卫兵对领袖的崇拜心理，肯定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和大串联的形式。从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北京的红卫兵也成群结队地奔向全国各地，在南来北往、东呼西应的大串联中，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也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政治工具。以康生、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了达到打倒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利用狂热而幼稚的红卫兵。
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红卫兵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搅乱局势。１９６６年７月，当工作组和“造反”学生对峙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各高校频频活动，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例如康生在接见十几个院校的学生代表时煽动他们不要怕乱，要踢开工作组闹革命，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行为的支持；江青竭力赞扬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并声称自己站在他们一边。这些言行，使本来已经稳定的局势急剧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二是利用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打倒老干部，乱中夺权。例如江青挑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冲击地质部，张春桥鼓动蒯大富“打倒刘少奇”，戚本禹煽动重庆红卫兵反对重庆市委等等。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和蛊惑，红卫兵掀起了揪“走资派”和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狂潮，许多老干部被批斗、打倒，备受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完全失去了功能，陷于瘫痪之中。
第二，红卫兵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
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如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而发生在６０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却完全扭曲和背离了这些传统。
红卫兵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扭曲，主要表现为浓烈的盲目排外情绪。红卫兵宣称：“我们不但要登上国内政治舞台大演造反剧，还要杀到国际舞台上，大演造反剧”，“不要和平共处，就是要好战”。在这种极端思想的指导下，红卫兵对一些外国人和外国驻华机构采取了激烈的过火行为。１９６６年，红卫兵强行将在北京的８个英国修女驱逐出境，接着又强行爬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１９６７年８月，红卫兵不顾军警的阻拦，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个时期，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更加剧了这种紧张，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
红卫兵运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扭曲和变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文化遗产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红卫兵从学校冲向社会的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破“四旧”，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当作封建主义毒素加以“横扫”，大批文化典籍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二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助长了某些封建主义因素。个人崇拜是封建制度的产物，红卫兵运动却助长了它的死灰复燃；血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毒素之一，红卫兵们却把它当成精神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又助长了某些封建因素，这正是红卫兵运动的可悲之处。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革命的先锋，是现代青年运动的又一优良传统和正确方向。在红卫兵运动中，这个传统也被扭曲了。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同工农的结合和“先锋”作用，却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和历史的倒退。千万支红卫兵队伍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把运动的“火种”撒向工厂、农村，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进一步加剧了“文革”形势的混乱。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同工农群众组织的结合过程中，插手干预工农群众组织的内部事务，激化了工农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些红卫兵组织本身也长期和工农群众组织处于对立之中。此外，“文革”中的许多坏风气都是肇始于红卫兵组织然后影响到工农群众组织的。最早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开派性斗争先例的也是红卫兵组织。
第三，红卫兵运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
其一，绝对自由和极端民主化。
红卫兵一开始便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和中央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在学校一再禁止大字报的情况下，红卫兵却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来反对校党委；当工作组劝告红卫兵不要上街游行时，红卫兵却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和社会，把游行示威作为重要的活动方式。在１９６７年的夺权运动中，红卫兵更是乐此不疲，猛烈冲击各级党政机关，使之完全处于瘫痪和失控之中。红卫兵运动后期，红卫兵的极端自由主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和指令完全置若罔闻。中央要他们实现大联合，他们却热衷于小团体主义、派性斗争和大规模的武斗；中央要求他们拥护“支左”部队，他们却大“揪军内一小撮”，甚至冲击、占领军事机关，抢夺军事文件、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中央指示他们“复课闹革命”，一些红卫兵充耳不闻，继续在社会上干预工农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中央下令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一些红卫兵竟报之以武力抵抗。诚然，中央在“文革”期间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但红卫兵的行为并非出于抵制这些错误，而纯粹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意识的驱动。
其二，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的分散性。据不完全统计，仅湘、鄂、桂三省区和京、津、沪三市就有１４００多个独立的红卫兵组织。如此众多分散的小组织，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必然造成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最能体现红卫兵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作风的就是红卫兵组织之间旷日持久的派性斗争。红卫兵内部的派性斗争贯穿红卫兵运动的始终。１９６６年，红卫兵围绕工作组问题、血统论问题和对各级领导人的态度问题展开激烈的争斗，一开始就掺杂了小团体的利害关系。１９６７年，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红卫兵组织之间围绕政权问题、干部问题和军队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带有明显的小团体主义色彩。在政权问题上，两派红卫兵都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支左”部队和领导干部，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支左”部队和领导干部。
一切以“我”为转移，一切以“我”为核心，是红卫兵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作风的另一表现。对中央的政策和意图，两派红卫兵都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把自己打扮成“左”派和革命派，把对方说成是右派和“保守派”，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在大联合问题上两派红卫兵都强调以自己为核心，尽力为自己的小团体多拉人马，多抢席位，千方百计想吃掉对方，完全不顾大局。
其三，组织上的极端散漫性。
红卫兵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还表现为红卫兵组织内部的涣散。由于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又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致使每个红卫兵组织的人员结构都极不稳定，纪律松弛，作风散漫。开会、集合拖拖沓沓，搞集体活动想来便来，想去便去，反映出红卫兵在组织上的极端散漫性。
第四，红卫兵运动是灾难性的破坏运动。
来势凶猛，规模巨大，持续了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政治上，红卫兵运动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红卫兵运动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机构也横遭厄难，处于瘫痪之中，完全丧失了作为政府法律机构的功能。同时，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以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采取粗暴的斗争方式，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任意抄家、揪斗，甚至将其折磨致死，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此外，整个红卫兵运动是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下进行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成灾，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正常的民主秩序。
在经济上，红卫兵干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损坏了国家财产。红卫兵刚开始到工厂、农村串联时，曾受到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工农业生产尚能正常进行。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强大冲击下，工厂农村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红卫兵干预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加剧了工农群众组织内部的斗争和混乱。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和工农群众组织长期冲突、武斗，更进一步破坏了工农业生产，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红卫兵在运动中成群结队，走南闯北，造成车船、码头的拥挤混乱，车船超负荷运行，交通运输常常被阻塞、中断。
在文化教育上，红卫兵运动毁坏了大批文化设施，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骇人听闻的破“四旧”运动中，大批文物被捣毁，大量书刊被焚烧。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带领２００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仅这一次行动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砸毁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这些文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７０余件，珍版图书１０００多册。由于红卫兵运动发端于学校，直接参加者为大中学生，因此，教育界在运动中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大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被抄家、揪斗，横遭迫害；学校的规章制度被废止，形同空文；学生、教师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
当然，“文革”期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不能完全归罪于红卫兵运动，但红卫兵运动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第五，红卫兵运动是贻害青年的青年运动。
在红卫兵运动的两三年时间里，广大在校的大、中、小学生把“革命”当专业，成天在社会上东奔西忙，荒废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校外的青少年，由于红卫兵运动中学校教育的中断，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就使红卫兵丧失了最佳年龄的最好学习时机。在紧接着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当１９７９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时，不少人已在农村安家落户，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妻离子散的痛苦。返城后，他们又遇到了就业难的问题，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又立即被置于文凭热的强大冲击和压力之中。为了适应社会，他们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红卫兵运动还造成了青年一代的非理想化倾向。红卫兵运动以后，红卫兵中却有不少人在反思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毛泽东亲自发动了红卫兵运动又亲手结束了红卫兵运动，鼓起了红卫兵一代的热情又熄灭了这一热情。虽然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国家大局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决策，但客观上对红卫兵的理想和信仰却是一个打击。他们感到自己就象被人利用的拐杖，又象被父母遗弃的孩子，被社会无情地遗忘了。于是，强烈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使红卫兵一代的许多人走上了虚无和怀疑的道路，有一些人甚至不再相信党和领袖，只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主义和理想，只相信利益和现实。红卫兵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虽没有红卫兵一代的经历，但也从红卫兵的悲剧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红卫兵运动后青少年的非理想化倾向，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损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以上事实论证了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变态的、失败的青年运动，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对当年参加这一运动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我们却要具体分析。红卫兵中的少数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等确实具有个人野心，在运动中起过恶劣的作用，他们受到法律制裁罪有应得。但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人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参加这一运动的。虽然他们在运动中做过不少坏事，起过不好的作用，但这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们。红卫兵本身是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们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国家长治久安而又不自觉地成了安定团结的破坏者，这是红卫兵的悲剧所在。
综合索引历史地理类(78-97年)KL
“红卫兵运动”评析 党史天地 1996年5月28—29页 曾长秋
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2年4月45—47页 方奕
“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要 中共党史通讯 1992年1月2页 韦祖松
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陕西师大）1988年5月2—4页 李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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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改革开放后一直力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原中宣部部长邓立群逝世！
邓力群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简历
邓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桂东。
1935年参加革命。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
1937年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
1938年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
1945年后担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
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生前最后公开报道
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座谈会。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示他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怀念，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亲属诚挚的问候。
邓力群在信中回忆了五位烈士的功绩，以及自己在新疆的工作，“1949年8月中旬，党中央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企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派我从莫斯科秘密到达新疆伊宁，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联络新疆各方进步力量，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曾孤身入疆劝降国民党
1949年彭德怀的一野翻越祁连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威逼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携带专用通讯器材，取道莫斯科，经新疆伊犁秘密来到迪化，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成功说服包尔汉、陶峙岳归顺中央。
包尔汉亲自到机场把邓力群接到了自己的家里。邓力群成为包尔汉、陶峙岳与党中央、毛主席联络的通道，几番电报往来，坚定了他们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力群还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领导人、迪化市地下党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日子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邓力群每天下午作记录，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邓力群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
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及老部下
“文革”末期，邓小平发起整顿，与“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1975年复出时，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论智囊以及笔杆子，曾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体现了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做指导领导整顿的理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力群可谓是小平同志的“患难之交”以及老部下。
“姓社姓资”之争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的重大理论修正。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凤凰网综合自《新疆日报》、人民网、《党的文献》、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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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揭秘为毛泽东服务的“秘密小组”
原文地址：揭秘为毛泽东服务的“秘密小组”作者：蜀人三隻眼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图为医学专家吴阶平接受邓小平接见。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
图为大字本的《盐铁论》。
吟唱小组
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
图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岳美缇。她曾是毛泽东吟唱组成员。
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图为琵琶表演家刘德海。
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
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
图为花鼓戏《讨学钱》。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一说由李先念）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
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后来，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旧闻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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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揭秘为毛泽东服务的秘密小组
原文地址：揭秘为毛泽东服务的秘密小组作者：现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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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1967年在武汉的一次遇险经历
原文地址：毛泽东1967年在武汉的一次遇险经历作者：现世报
1967年7月1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看到人都到齐了，毛泽东开始讲话。他神态从容，说话不慌不忙。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扫视了一下全厅，接着说：“已经7月份了，我准备到下面走一走，去武汉长江里游泳。”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有人说：“主席，你要游泳，不一定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呀！”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其实，他早已下决心出去走一走了，到武汉游泳是次要的，看看全国的形势却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搞得对不对，群众拥不拥护？毛泽东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他把脸转向在座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满怀信心地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会后，周恩来把杨成武叫到一边，叮嘱道：“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人身安全，天天要与我联系。”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便提出自己先行，到武汉打前站，毛泽东欣然同意。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正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去！”当晚，周恩来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先飞往武汉，为毛泽东的到达做出妥善安排。
武汉地处中部，是连接大江南北的要冲，一向对全国形势有辐射作用。现今，“文化大革命”进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如果能把武汉治理好，使它由动荡走向稳定，无疑对全国会有示范作用。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早有腹稿，首要的一着是：陈再道是一员武将，没有历史问题，解决武汉的问题，必然依靠陈再道。
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夜幕中缓缓启动了，沿着祖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线向南驰去。
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泽东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3列火车；空中调来了4架“伊尔—18”、2架“子爵”、2架“伊尔—14”飞机，另有4架“米—8”直升机飞短途；水上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这次南巡中，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
当晚9时零8分，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这时，整个车站已经被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警卫部队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
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护卫下走下专列。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站台上赫然张贴的“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等大标语。毛泽东看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
陈再道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2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3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尤其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注意。4月6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4月16日，江青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一来，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号称拥有120万人。“百万雄师”人员由各基层单位抽调，以基层民兵、党团员、基层干部和退伍军人组成。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武汉地区的这两大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14日中午，谢富治等从成都赶到武汉，同行的还有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头头。原来，周恩来动身来武汉之前，给在成都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没让也在成都的王力一同前来。王力听到这一消息后，便连夜同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通了电话。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后，由王力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来到武汉。谢、王到武汉后，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造反派的行为表示支持。北京来人的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与大家握手后便走上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稍顷，一列车队在公安部门的护送下，缓缓驶出火车站，奔向东湖宾馆。
毛泽东入住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余立金住在百花二号。为了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住下。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
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
第二天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毛泽东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嚅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有话直说，不知道转弯抹角。由于他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精神起来：“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泽东笑着给陈再道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他转过头来，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谈话直至晚上10时才结束，毛泽东很客气地送陈再道等到走廊上。碰巧，几个服务员正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见他们，便把他们招呼过来，叫他们一一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并笑着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服务员们都说：“同意！”毛泽东下了指示：“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下了“指示”。服务员们一个一个地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北京。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又是召开大会。望着如潮人群，谢富治热血陡涨：“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发高涨。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当天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同声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对于是否立即转移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转移？”邱会作挑拨说：“陈再道发动了‘兵变’，主席继续留在武汉，将有生命危险！”毛泽东仍然犹豫不决，自言自语：“如果走了，那么在武汉就游不成泳了。”他显然不愿意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山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他便登上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后，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一向很少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也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向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命。随即，毛泽东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前后护卫。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晒光阴照片有奖征集，每张照片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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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毛泽东下达的“秘密任务”
“文革”后期毛泽东下达的“秘密任务”
人民网 2015-04-23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长期的任务
1974年或者更早一点，也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来要传统戏曲录音，但大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就指派戏曲组将库里的录音或老唱片翻录送上去。至于送给谁，我们从不过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还有不少领导同志爱听戏曲，向广播局要过录音。
可能在1974年，侯宝林、郭全宝在电视台为中央领导录了若干段相声。相声录像用不着先期录音，电台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详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养病录制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看到毛泽东养病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事儿，文化部党组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叫“录音录像组”，办公地点在西苑宾馆。总负责人是陈应时(据说是上海来的)，其次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李金泉。这个小组上面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再上头呢，就是江青。录什么，让谁演，由这几个人定；录好后，由这几个人审听审看，最后江青说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里。
因为任务繁重，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一点，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台等单位。
不要清官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上面意见：要求将杜近芳、李炳淑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选择剧目时注意，不要太悲的戏、不要清官戏、不要《红楼梦》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领导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上面下达任务时，有时候是指定演员，有时候指定剧目，有时候指定剧目又指定演员。不要太悲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要清官戏，不大明白。不要《红楼梦》的戏，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了，演员很难到达他想象的境界，再说，京剧里也的确没有十分出色的红楼戏。
1975、1976这两年，还录制了一批词曲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这两种形式，过去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录制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录出来的东西也好听，我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
“词曲音乐”指的是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词。主要是唐宋词，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后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员有计镇华、蔡瑶铣、岳美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元华、方洋等。我估计是因为毛主席眼睛不好，阅读困难，采用这种形式供他欣赏。我觉得，这也是推广普及古诗词的一种形式。
对于传统戏、词曲音乐、京剧唱腔音乐的录音、录像，江青提过很多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每次审看“样板戏”后，她把剧团负责人以及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美、灯光，都留下来，讲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后，问美术设计胡冠时：你去过东北吗？没等胡冠时回答，她又说：你这个是外行，东北的房子不是平顶的，是斜顶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压塌了嘛！
主席逝世，工作结束
当时的工作非常辛苦，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正常情况是：下午两点进棚，晚上一顿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儿园。
但总的来说，上面对我们还算关心。文化部录音录像组每晚准时给演员送夜宵，标准不低于五毛钱一天，我们跟着沾光；后来广播局一天发五毛钱夜宵费，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还有一次，蔡瑶铣等几位昆曲演员送了几个茄子和冬瓜来，说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觉得大家工作辛苦，送来给大家吃。蔡瑶铣说：摘完了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到我的账上。江青是很喜欢搞这一套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数上交局里了，领导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传统戏曲的录制工作，还经中央批准花30万美元进口了一批新机器设备。但机器还未到货，工作已经要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不久，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些年为毛泽东服务过的秘密小组
人民网 2015-04-21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
李志綏，1920年出身北京，毕业于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后担任过国民党军医。1957年6月任命为毛泽东保健医生，1971年至1972年担任毛泽东医疗小组组长。1988年移居美国，1995年2月1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家中浴缸中去世。1994年，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汪东兴骂李志綏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与儿媳一起洗澡，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在公园里出丑，被警察当场抓获。为了钱，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出书，毁谤毛泽东。图为毛泽东与护士长吴旭君、保健医生李志綏合影。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据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王新德2002年接受专访时称：第一次医疗组组长先是李志绥，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在住地的小范围内行走了。
针拨手术使毛泽东视力恢复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他又可以到室外散步和行走了。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心的情况。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中途作罢。进入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手术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其中主治医师唐由之已有多年中医针拨白内障的手术经验。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中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1975年7月下旬，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来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眼科手术由唐由之主持。当时决定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10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手术室是用一块雪白的布幔圈围而成，在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之后，唐由之向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医针拨白内障手术的细节。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坐在手术椅上，等待着手术的开始。当唐由之在毛泽东左眼角轻轻注射一支麻醉药后，毛泽东忽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开电唱机，护士立即把他最喜欢听的京剧唱片《李陵碑》放进。不久，手术室内外便响起了优美的京剧旋律。手术只用了几十分钟，即告结束。
没过几天，唐由之亲自为毛泽东摘下眼罩，这时候，毛泽东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老人顿时惊喜异常，不过他仍然感到看东西时有些模糊。这样，唐由之又为毛泽东配制了专用眼镜。从此，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批阅文件和读书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大字本”组
许多读者都知道毛泽东晚年读新印大字本线装书的事。但对毛泽东晚年读书为什么要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读了哪些新印的大字线装书，毛泽东读的重新排印的大字本线装书是在哪些地方印制的、用的是什么纸张材料、字体字号是怎样的等等有关的具体情况，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
毛泽东晚年要读的书，为什么都要把它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呢?
在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之后不久，一场大病险些夺走了毛主席的生命。从此，无情的病魔就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身躯。在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视力严重减退、健康状况愈来愈不好，但他老人家仍天天手不释卷。然而，随着视力的减退，小字本的书刊他已经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起初，他老人家看小字本的书刊时，还借助放大镜。那时候，笔者作为毛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常常看到，他老人家一手拿书，一手拿放大镜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看书。每看到这种情形，我和工作人员们心里都深感不安，因为这对他的健康是很不利的。后来，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凡是他要看的书，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与国家出版局联系，重新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些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书，除供毛泽东本人阅读外，有不少我们还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分送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的老同志阅读。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的。它是毛主席健康状况变差时的一种独特需求。
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为什么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毛泽东习惯看线装书。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他老人家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书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游泳池住地(包括会客厅、办公室、卧室等处)存放的图书，大部分也都是古籍线装本。保存下来的，他老人家曾圈划、批注过的书籍，大部分也都是线装本。从他老人家读书的习惯上来说，无疑是线装本更为喜爱。二是他晚年看书特别是从1971年那场大病之后，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半躺半坐在床上，有时还半躺半坐在沙发上看书。线装本用的都是专门工艺生产的宣纸，一册一册都比较轻，还可以卷起来看，这种式样看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符合他实际需要的。
开始，我们要把毛主席要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老人家还有些不太同意。他对我们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我们理解，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读书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说，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为合适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1965年，他老人家又提出“印大字本”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二月初，他老人家要读《近代逻辑史》一书，管理图书的同志找出送给他的《近代逻辑史》是大32开平装本。2月13日，他老人家亲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毛泽东2月13日”。后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我们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和其他年老的同志的读书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著作的长久保存和供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馈赠外宾，他们觉得可以印些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秘书徐业夫将此情况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印大字本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毛泽东晚年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开始都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由一般的五号、六号宋体字的书刊重新排成一号长仿宋字，看起来当然清楚多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对一号长仿宋字也看得不太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商量，将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又改用36磅长宋字体。这种字每字高12毫米，宽8毫米。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每面排10行，每行排21个字，每面排满为210个字;改用36磅长宋体字之后，每面减少成8行，每行减少成14个字，每面排满一共是112个字。因为是长宋字体，字又比较大，疏密较为适度，所以显得很醒目，他看后很感满意。1974年9月11日，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以后，直到他老人家逝世时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书，用的都是36磅长宋字体。
字体的改变，给国家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也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许多印刷厂都可以排印，改用36磅长宋字体，问题就多了。出版局的同志说，这种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的，因此，各家印刷厂当时这种字模都很少。北京新华印刷厂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印刷厂，据说这种字体的字他们当时也没有多少，其他各地的印刷厂也就更少了。为了满足毛主席的阅读需要，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刻制了4副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据出版局的同志说，这4副字模，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
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南海机关里工作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时，他们常很有兴趣地问我：“毛主席晚年爱读什么书”?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内容曾有一些传说。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二十四史;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闲书，甚至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看小人书;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光看中国古典小说，甚至说光看《金瓶梅》，等等。笔者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书的情况。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所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如果从1972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算起，那么到1976年8月底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容斋随笔》为止，他老人家阅读过的、有的还作过一些圈划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书，据笔者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就有129种(部)。
毛泽东晚年阅读过的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从内容上来说，有《政治经济学》(苏列昂节夫著)、《盐铁论读本》(郭沫若校订)、《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经济理论读物，也有《简明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主编)、《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中外古今哲学、军事方面的读物;有《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等中外历史读物，也有《王安石》(邓广铭著)、《拿破仑传》(苏联叶弗·塔尔列著)、《我在十六岁以前》(马叙伦著)等中外古今人物传记;在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北大中文系57级编)等中国文学史著作，《鲁迅全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唐宋名家词选》、《唐诗三百首详析》、《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集》、《曲选》、《李贺诗集》、《随园诗话》等中国诗词曲读物，《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幽默笑话集》、《哈哈笑》等民间通俗文学读物，也有《一千零一夜》等外国文学读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还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诗词》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阅读过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其来源主要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他本人将他要读的小字本的书直接交我们，由我们与有关方面联系重新印制的。例如：《历代笑话选》、《笑林广记》、《哈哈笑》、《新笑林一千种》、《笑话三千》等和《唐宋名家词选》、《随园诗话》。《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文学方面的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江青、姚文元等人要印送主席参阅的。在这一部分当中，大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将要印送主席参阅的报刊文章或书直接批给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联系印制再送主席。例如，1976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第8版登载的湖北省化工厂工人理论组、华中师院京东分院政史系的文章《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阶级变动》、1976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4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曾田涉回忆鲁迅》，这两篇文章都是江青于1976年8月25日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又如，1974年《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的梁效的文章《论商鞅》和燕枫的文章《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登载的廖钟闻的文章《尊儒反法的〈辨奸论〉》、1974年6月11日《北京日报》第2版登载的北京医学院郑教文的文章《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1974年6月14日《解放军报》第2版登载的庆思的文章《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1974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2版登载的陕西师范大学师之的文章《论商鞅的历史功绩》等，这些文章也都是江青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一种是由当时她们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工作班子，按照她们的旨意直接与有关方面联系印制后送到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转送主席。这种情况印制送主席的，大部分都是影印本，如《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等，还有毛泽东曾阅读和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这七种，都是据原书放大1倍影印的。也有是用1号长仿宋字或36磅长宋体字重新排印的，如《老子较诂》、《柳河东集》、《曹操集》、《屈原离骚今译》、《史纲评要》、《商君书注释》、《韩非子》、《重增幼学故事琼林》、《訄书》、《初谭集》、《史通通释》、《盐铁论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等等。还有一部分古籍线装书是当时中央决定影印出版的。1973年4月10日，国务院出版口送给中央办公厅的一批《影印书籍目录》中一共开列了以下14种：
《骆宾王文集》、《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原本石头记》(亦名《戚廖生序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昭明文选》、《忠义水浒传》(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儒林外史》、《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1974年5月2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给中央办公厅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报告中写道：“去年一月底，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出版一批影印古籍线装书，四月初我们将这批书目报送中央办公厅时，由于工作上的疏忽，书目中漏抄了《遏云阁曲谱》一书，此书已于今年二月出版，特再补报。”这批影印出版的古籍线装书，除分送给主席的之外，还分送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毛泽东晚年阅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大致就是来源于以上所说的这三个方面。
还需要说明的是，前面说的毛泽东在最后五年的时间里，先后读了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就读过这129种线装书。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人家身边还一直放着许多其它古旧线装书和多种大字本书刊。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梦溪笔谈》和《续古文辞类纂》等古文辞赋，《古今图书集成》和《太平广记》等类书和丛书，还有古诗词曲及评论、人物传记、语言文学等许多的经、史、子、集类的中国古籍。从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到会客厅里的书架上，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在他老人家晚年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几乎到处都摆放着他老人家已经阅读过和正在阅读的数千种大字线装书。这些书籍，他老人家只要有时间，随手拿起来就读。有些书，到底翻阅过多少次，连他老人家自己也是难以说清楚的。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就如同是书籍的海洋，这129种新印大字本线装书和其它数千种的古籍图书，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虽然仅是毛泽东最后五年读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藏书中的一滴，然而，它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却铸成了深深的印记。它是研究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为晚年的毛泽东联系印制大字本线装书，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起初，我们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资料，天天接触的主要就是书。从为他老人家查找图书、借阅图书，到为他老人家购买图书、保管图书，每天的主要服务工作就是围绕书在图书馆、毛主席书库、书店里跑来跑去。为了做好为他老人家的服务工作，我们当时也曾下了许多的功夫，学习钻研有关图书的分类、图书的保管和使用等知识，熟悉毛主席书房的存书情况。可以说，主席的存书和主席阅读、批划过的书我们都非常用心地一册一册翻阅过。有的我们曾先后翻阅过许多遍。特别是主席常看的和爱看的一些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几种不同版本等，当时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各类各种图书。因此，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图书的保存和使用有了点入门。
自从为毛主席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开始，我们的工作任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日常工作的联系范围来说，在这之前，我们主要是与图书馆、书店等方面打交道，而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主要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有关的出版社、印刷厂等打交道。过去，主席要看什么书，或者要查找什么书，告诉我们之后，找到给他老人家送去就完事了。现在，他老人家要看什么书，找到之后，如果是小字本的，就要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原书的类别安排到有关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还要与出版社、印刷厂甚至各个生产车间联系。那时候联系印制一部书，几乎每次我们都要在中南海、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社、印刷厂之间往返许多趟。联系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也因此结识了出版、印刷行业的一些同志，为我们后来的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方便。从工作的主要内容上来说，过去，我们每天做的工作主要是查书、找书、借书、还书、购书、管书等等，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印出之后，除送主席的之外，还要按主席的指示妥善包装好之后分送给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说到联系印大字线装书，这是我当时很为生疏的工作。书，我们是天天见的，也是天天读的。但是，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特别是大字线装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也就是说对书刊生产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工作情况等等，当时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很少。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既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没有到过印刷厂看过书刊的排字、制版和印刷。一本书，从发稿到成书中间要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和环节，特别是要经过那么多人的手，这是我们当时都不清楚的。因为要天天跑印刷厂，所以也有机会了解印刷厂各车间生产的情况。对字体、字号、排字、制版、上版、印刷、校对、清样、付印、装订等有关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如果说，后来我们对出版印刷行业的工作情况有点了解的话，那么，与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随着工作内容的变化，我们当时每天的工作量也都显著地增加了。因为当时联系印的大字线装书，许多都是主席等着看的。所以，差不多每次他老人家都要求我们：“快些印，印好一册送一册。”大家知道，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因为他老人家等着看，印刷厂印装好一册，我们就去取回一册。如果印成几十册，印一部书，我们就要往返印刷厂几十趟。为保证毛主席尽快看到书，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志几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段小小的经历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雪茄特制小组
1971年，范国荣和黄炳福、姜跃荣一起从什邡迁到北京造烟。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迁移到北京后的供烟生产组被称为“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贺龙元帅抽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说到这段经历，当年生产组的工作人员范国荣老人神采飞扬
四川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毛主席的雪茄烟就是由来自这里的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笔者拜访了当年生产组的一位老人，揭开了一段历史之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做雪茄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今年82岁高龄的范国荣老人当年因为技术好被选派出来为贺龙造烟。
“1964年秋天，有一天厂里的书记通知我们几个人，明天休息一天。然后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老人说，当时他们入选的一共四个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到了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才知道是要给贺老总造烟。在成都大概呆了四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100~200支。”
老人回忆道：“上头有人告诉我们，当时毛主席抽的是纸烟，犯了咳嗽病，然后有人建议拿些雪茄试试，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毛主席选2号烟，贺龙元帅选33号烟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
“贺龙元帅抽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说到这段经历，老人神采飞扬。
范国荣老人解释道：“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对烟灰的要求也相当高，大致有三种，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
老鼠偷走车间灯绳惊动公安局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老人的故事里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放假回去，我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门拉灯绳，手在门口墙上一摸，灯绳没了。向上面汇报后，县公安局来了，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你想，封条、门锁好好的，可灯绳没了，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爬上屋顶检查，揭开瓦盖的时候才发现，灯绳被老鼠拿来做了垫窝。”
“132小组”诞生在中南海对面
1971年，范国荣和黄炳福、姜跃荣一起从什邡迁到北京造烟。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迁移到北京后的供烟生产组被称为“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里面只有13个普通人。”范国荣老人扳着手指头数着：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两个烧锅炉的、一个书记，外带四个学徒。
“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1976年后，“132”不再生产特供烟，范国荣等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
吟唱小组
毛泽东病逝前夕，患眼疾双目失明达600多天，党中央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绝秘组织有关人员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修身养性，故而又诞生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据岳美缇回忆，他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在那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当时还有好几位“没解放的”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
据时任东方歌舞团的笛子演奏家张晓辉回忆，录音工作是三头并进。
第一头，“翻译”词牌。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两名音乐家廉颇、周大风。由他们“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谱成演员们能读懂能演奏的简谱和五线谱。
第二头，抽调演员。录制组抽调了许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像演员有唱样板戏《海港》方海珍的蔡瑶先、《龙江颂》里的李炳淑和演小英子的李之华、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第、二胡演员闵慧芬、许蒋德等人。吹笛子的演员之前先有一人可能试录效果不太好，又调我来，让我吹笛子并吹古箫。
第三头，讲解古词。当时从北京大学调来了4名古典文学的教授。每录一首古词曲之前，先由教授为我们这些演员讲解应当如何理解这首词。
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据张玉凤所写《毛主席晚年二三事》所说，毛主席眼疾开刀前，所听的正是岳美缇唱的《满江红》：“这首曲子是上海昆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她还写道：“毛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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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1948 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作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
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已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内。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1946年，55岁的胡适就任北大校长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暇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
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分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年轻而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通音信。
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有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无法清楚。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先生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
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纸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亮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
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中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眼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眩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
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作者:季羡林
摘自:《二月兰》（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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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作者：括苍山人吴越
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清华大学校友资中筠
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任翻译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日前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发表讲话，高调炮轰中共弊政，呼吁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中筠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年清华百年校庆，中共高规格纪念，胡锦涛发表讲话。但资中筠在讲话中透露，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清华百年校庆。她说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
资中筠说，大饥荒时期，包括他们夫妻在内的全国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撤走专家所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分子不愚昧，但他们被压下去了。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大讨论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不让说了。资中筠又批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这种说法逻辑不通，再多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因撰写《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遭全国左派“公讼”威胁，但资中筠表示非常佩服茅于轼，说他真正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受到很多打压后绝不放弃，还在到处奔波。
有人指责资中筠衣食无忧，“过得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对此，资中筠反驳说，这是因为她通过媒体了解很多事实真相以后，不能假装不了解，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欲罢不能。资中筠又援引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助手、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的话说，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他十几岁就入党，亲身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谎言，就要写出来。
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资中筠跳出以国家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她说，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 中共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资中筠却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
最后，资中筠以给《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题词：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与出席首发式的人士共勉。
《资中筠自选集（五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五卷分别为《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收录的文章内容涉及公民社会、文化建设、知识界思想状态、新文化建设等问题以及追忆往事、读书随笔等。
资中筠生于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党员。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英、法文，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1959年，与丈夫陈乐民受命回国。资中筠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翻译。参加了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随后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团的全程接待，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接待。
改革开放之后，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陈乐民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
夫妻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2年，资中筠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附录：
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资中筠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儿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上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儿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做不了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儿，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儿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愠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人，我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得好好的，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以后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
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质问，狼狈得没法说，天天在那儿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地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看到资中筠老人的杂感，心头为之颤抖。这是一位耄耋老妪，是著名的研究国际政治与美国问题的专家。长期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没有泯灭清醒的理性，更没有泯灭充满忧患意识的良知和凭真知、良知发表感言的勇气。这里转载的是资中筠老人最近的一篇“岁末杂感”。2011年新年的钟声，应该有这样的声音在震荡和传播！
岁末杂感致友人
作者：资中筠
来源：经济观察报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 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 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份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 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几乎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 。即使在89年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 （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 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 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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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三十六计
现代版三十六计
第1计施恩计
在人际交往中，见到给人帮忙的机会，要立马扑上去，像一只饥饿的松鼠扑向地球上的最后一粒松籽。因为人情就是财富，人际关系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结人情，有人缘。
要像爱钱一样喜欢情意，方能左右逢源。求人帮忙是被动的，可如果别人欠了你的人情，求别人办事自然会很容易，有时甚至不用自己开口。做人做得如此风光，大多与善于结交人情，乐善好施有关。施恩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段，是开发利用人际关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
帮助别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1.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给别人已经帮过的忙，更不要四处张扬。
2.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造成还债负担，甚至因为受之有耻，与你断交。
3.作为领导要培养下属对你的感情依赖，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4.给人好处还要注意选择对像。像狼一样喂不饱的人，你帮他的忙，说不定还会被反咬一口。
第2计迂回计
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经。这种做法应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达到目标。换个说法就是不走直线走曲线。
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用“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迂回战术，将其套牢。
生活中不少人是“直肠子”，“一根筋”，为人处世“不撞南墙不回头”，十头公牛也拉不回来。这样的人最该学点迂回术，让自己的大脑多几个沟回，肠子多几个弯弯绕，神经多长些末梢。
一言以蔽之：绕几个圈子可使你能在人情关系中得到实惠。
第3计 借口计
人做事情总是要名正言顺，要有个说法给个交代，要找个托辞做个解释，仿佛有了理便一切有了着落。有时人们迷恋理由甚至到了掩耳盗铃的程度。
所谓借口，其实是“没理找理”，所以找借口时便要绷起脸来，一副“理直才气壮”的样子，方能得逞。而时机未到便慌慌张张地辩解，只会勾起人们的怀疑和警惕。
第4计 旁敲计
和人打交道，善听弦外之音，又会传达言外之意，是最奥妙的人际关系操纵术。老于世故之人大都擅长话里有话，一语双关，精明之人无须多言直语，即让你心里明明白白：“高明”的小人惯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用话中之刺让你身败名裂。不管说话之人是否故意暗藏玄机，听话者必须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方能应对恰当。
脑子不清，耳朵不灵，一定会多遇难堪。话里藏话、旁敲侧击是聪明人的“游戏”，笨人玩不了。脑子不灵光，煞风景自不必说，落笑柄更是常有的事。话里藏话、旁敲侧击其实是一种迂回，可它既重迂回策略，更重隐含之术，较之迂回更主动，更微妙。是“妙接飞镖又暗中回掷”的高超人际交手术，是机智聪明者才能驾驭的玄妙功夫。
第5计 奖赏计
人生在世，“名”最为紧要。为了脸面，人可以“打肿脸充胖子”。伤了面子人会和你结仇，意图报复；给了体面则会结出友谊之花。谁要忽视了脸面问题，他自己也断不会混得“有头有脸”，不去尊重别人，谁会给你好脸。
给人面子是领导者专用术，不是上司没有“赏”别人脸的资格。有了资格，便无须恭维、讨好，只须稍加表示，便会让人受宠若惊，鲜有失灵。我们应强调，给人面子者不可与人过于亲近。亲近滋生轻慢，令人丧失神秘，且缺点也会明显。给人面子，最难之处便在于在威严和亲近间求得微妙平衡，此所谓“远了不亲，近了不敬”。
第6计 恭维计
戴高帽的做法常被人耻笑，主要是因为：一来做高帽子的确很不费力，可以日产万项；二是人人喜欢，趋之若鹜；三则是因为品味低俗、令人生厌的伪劣“马屁”随处都是。
其实恭维分有三六九等不同质地的类别。上等品被称为“赞美”、“赞扬”、“赞许”、“称颂”等，下等品则被贬为“讨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献媚邀宠。”
上等的恭维有几个主要规范：1.无论真假却令人乐于信2.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使人浑然不觉3.气味芬芳宜人，远离点头哈腰；4.富有新意，而非陈词滥调；5.尺寸恰当，份量适中，正中下怀。
可见，戴高帽看似简单，其实最难。上下之分在于品味，奥妙之处存乎于心，不一而足。要想脱开令人生厌的廉价低俗，又不能过于提高成本，没有好的生产技术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当小心谨慎、全力对待，否则非常容易弄巧成拙。
第7计 激将计
激将术主要是通过隐藏的各种手段，让对方进入激动状态（愤怒、羞耻、不服、高兴）导致情绪失控，然后无意识中受到操纵，去干你想让他干的事。说到底，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必须想方设法调动感情的力量，来激发人的积极性，调动其热情和干劲儿。
“激将”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激将术一般有下列几种：1.用高帽赶鸭子上架；2.故意贬低，挑起好胜之心；3.吹胡子瞪眼睛，敲桌子点鼻子，惹人发怒；4.冷冷冰冰，或佯装不信，使人吐露真言。对垒之中，一是看忍功耐心，谁更冷静；二是看谁扮演得更天衣无缝，使对方察觉不到自己的真实意图。
第8计 贴金计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不懂得为自己“评功摆好”，即使肚子里真有货色也是黄枉然。要实干，更要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贴金术的核心技术有如下几点：1.闪光不太经常，却能总有新鲜才华示人，让人觉得你是不可多得的宝贝。2.有粉向脸上抹，平时便多找机会，看似不经意地露一手，或敢于说一鸣惊人之语。3.得不到的东西既然最好，你便应深居简出，保持神秘，不随便允诺请求，让他人“胃口”常开。4.发掘自身特点，所谓“不沾富贵就讲品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第9计 遮羞计
人穿衣裳一为御风挡寒，二为求得美丽，三为遮羞。为人处世，谁都会有羞于启齿的隐私。因此，善于遮羞不可或缺。
人言家丑不可外扬，自己的难言之隐谁也不想示人，落下笑柄。然而除非已莫为，才能人不知。所以遮羞术一是要尽量保守秘密，二是要在丑事曝光后，使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变得小一些。
别人出丑，不能幸灾乐祸心溢于言表，否则会结下仇家，并为众人不齿。如能主动为别人打圆场，遮丑事，就能顺水推舟般地落下人情。
世事难料，隐私绝非不会泄露。每个人都会有出丑露乖的那一天。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能手忙脚乱，丑上加丑，推倒瓶子洒了油。其次要学会顺力借力，切莫生遮硬挡，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三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分散人们的注意力，避其锋芒。千万不要让一个小小的把柄被人揪住，带出更大的丑事，使对手一鼓作气害得你身败名裂。莫因丑小而不遮。
第10计 捧场计
一个“捧”字暴露了我们的从属身份和地位。我们是那些下级、“低辈”、“服务员”、求助者等弱光小个的“众星”，所以才会有“捧月”的念头和需要。“捧”好“月亮婆婆”的大驾，想方设法维护其面予和尊严，因为我们势不如人，有求于他，不敢得罪或想主动讨个好。于是我们不可“居功自傲”；不能只顾下棋不分对手；不能不长眼色不会变色；甚至还要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或替人背黑锅。
一句话，对“太岁岁’要敬畏有加，投其所好，更不能去动他的一点“土”。说白了，“太岁”们便是上司以及类似上司的准上司。我们身为“小星星”，不但要“捧月”，还得去捧“大星星”。看“太岁”们脸上是否有光，便知你是否“捧”到了“场。
第11计 借光计
借光由来已久，中国自古有很多诡智谋略与之有关，比如狐假虎威、攀龙附凤、借刀杀人、拉大旗作虎皮等等。我们略加留意就会发现，传统上对借光术评价不高，为君子不齿。诚然，小人惯会沾光行骗，欺世盗名，狗仗人势，但这并非借光本身的错误。只要动机纯正，借助各种外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办事效果，是被社会承认的方式之一。我们不可妄加指责，斥其一无是处。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似乎一提借光便是借某人的势力，其实这是片面的误解。借权贵名流为自己所用，只是借光的常见形式，实际上凡是能让我们为人做事增光添彩的人、物、事、情，都是借光的范围，比如祖宗、衣服、籍贯、才智、言论等等，不一而足。
第12计 圆场计
做人受欢迎其实就是深谙人际交往中的方圆之术。在需要“圆”的时候圆通一些，便能在复杂的人情关系中，取得顺畅生活的通行证。这种做人的技术就是善于四场，它的功能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调解纠纷，化解矛盾，避免尴尬，打破僵局。
从主动的角度说，是别人出乖露丑了主动打打圆场，为人数场；他人陷入窘境，主动解围，去给他找个台阶让他下得了台。
从被动的方面讲，自己造成失误时，要善于扑救，自圆其说；不幸落入社交僵局，通权达变，打破冷场坚冰；与人很有可能产生不快时，更少不了和和“稀泥”，让对方少丢些面子，保持体面，从而把事情摆平，甚至变坏事为好事。
为人处世欲功德圆满，有一个良好的人缘资源，少了圆场术的技术支持，很可能会是个“豆腐渣工程”，是只能说说而不能达到的幻觉，顶多像肥皂泡一样“一圆即灭”。
第13计 退让计
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以退求进？以跳高为例，退得远，可跳得更高。人际关系中暂时的忍让吃亏，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关键是要不露声色地迎合对方需要，即以对方的利益为重，又为自己的利益开道。求人帮忙，要求可先提得很高，结果适得其中，对方会因为没帮上你大忙而内疚，进而较易答应你较小的要求；或者循序渐进，从让他做小事开始过渡到帮大事。因为他已对你有好感和依赖，养成了对你说是的习惯。先高后低，可造成你大步退让的假像；由小到大，让对方无法察觉你“先得寸后进尺”的真正意图。
日常交际，多非对立。要切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古训，切勿火上浇油，酿成“烧了大屋”的悲剧。让人一步不为低，如果你占理又能相让，众人不但会承认你是对的，更会称道你的宽宏大量，令你达到众望所归的完美地步。
第14计 自嘲计
如何妙用幽默这副“润滑剂”？幽默一直被人们称为只有聪明人才能驾驭的语言艺术，而自嘲又被称为幽默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能自嘲的必须是智者中的智者，高手中的高手。自嘲是缺乏自信者不敢使用的技术，因为它要你自己骂自己。也就是要拿自身的失误、不足甚至生理缺陷来“开涮”，对丑处、羞处不予遮掩、躲避，反而把它放大、夸张、剖析，然后巧妙地引申发挥、自圆其说，取得一笑。
没有豁达、乐观、超脱、调侃的心态和胸怀，是无法做到的。可想而知，自以为是、斤斤计较、尖酸刻薄的人难以望其项背。自嘲谁也不伤害，最为安全。你可用它来活跃谈话气氛，消除紧张；在尴尬中自找台阶，保住面子；在公共场合获得人情味；在特别情形下含沙射影，刺一刺无理取闹的小人。
第15计 观色计
如何准确地揣摩他人心理？察言观色是一切人情往来中操纵自如的基本技术。不会察言观色，等于不知风向便去转动舵柄，世事国通无从谈起，弄不好还会在小风浪中翻了船。
直觉虽然敏感却容易受人蒙蔽，懂得如何推理和判断才是察言观色所追求的顶级技艺。言辞能透露一个人的品格，表情眼神能让我们窥测他人内心，衣着、坐姿、手势也会在毫无知觉之中出卖它们的主人。
言谈能告诉你一个人的地位、性格、品质及至流露内心情绪，因此善听弦外之音是“察言”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观色犹如察看天气，那么看一个的脸色应如“看云识天气”般，有很深的学问，因为不是所有人所有时间和场合都能喜怒形于色，相反是“笑在脸上，哭在心里”。
“眼色”是“脸色”中最应关注的重点。它最能不由自主地告诉我们真相，人的坐姿和服装同样有助于我们现人于微，进而识别他人整体，对其内心意图洞若观火。
第16计 双面计
如何在特殊关系中唱“红白脸”？要在人世间做到见机行事、可刚可柔，需要的脸孔不止成百上千，它需要惯会逢场作戏的好演员，去担当差距很大的角色。变脸功夫何能止于二、三。
人际交往，谈判交涉，官场商场，必须懂得自保方可主动而取胜。一味地“软”，粉红脸，无异于纵人欺侮，总是黑着脸强硬或白着脸使诈，又会激化对立、处处受防而落得敌人满天下。高明的操纵者，红黑相间，红白并用，追求软硬兼施的巧妙效果。
你可以“说单口相声”，一会儿红脸，一会白脸，教人捉摸不定，高深莫测。扮着黑脸作莽汉可杀灭对手威风，作红脸好人可用以给人台阶，圆满收场。
你可以“演双簧”、说“对口相声”，一唱一和，让对手如坠雾里。扮白脸者给对手造成压力，构成威胁，然后由红脸出场取得满意的结果。这种搭配效果，与一人又及面有异曲同—之妙。对于两面三刀的小人的招数我们不可使用，却不可不知。
第17计 恐吓计
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控制他人？人人都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可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恐惧，战胜怯意。这便是恐吓得以奏效的心理基础。
恐吓多用于在较量的开端处，为自己建立心理优势，另外也可打草惊蛇，引出对手的弱点。
要吓住人必须想方设法比常人多长几个胆子，比对手更为气势汹汹。以对阵为例有几个办法可以使人更容易产生勇气：1.找出蔑视对手的理由；2.大声说话，造出声势；3.以眼光作剑逼迫对手；4.身体摆出必胜的架势；5.背光站立。
恐吓有几个常见的战术不可不知：
一、善用法律这把“尚方宝剑”压人，是当代法制社会中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法。
二、在捧场、恭维中夹杂“恐”字常常奏效，而有时则非此不可。
三、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努力创造先机进而致胜。
四、以平淡、低调使自己更显得坚定。这是较为圆熟的方法。
五、以无言对恶语，用寂静生恐怖，对对手不理不眯。这是最为上乘的恐吓。
另外应强调：恐吓是很难驾驭的技术，不知对手深浅极容易弄巧成拙，所以风险很大。
第18计洞察计
如何防止结交“危险的关系”？许多人对朋友不善测度及评价，在危机之中常常错择庇护之所，被人出卖甚至落井下石。用逆境、官位、利益这三个试金石测度朋友之心，鲜有不准的例子。当然这个办法代价高、耗时长，更兼有被动的缺憾。
靠聪明世故来主动推断人心，付出现实代价不大，却是一般则又难驾驭的技术。这种方法有着捕风捉影之嫌，依每人情况不同，常会发生误差。
用压力推断人心独树一帜。它靠正面的狂轰滥炸，摧毁对方心理防线，属于正面进攻型。减消压力，使其放松警惕也有可能让他原形毕露。此种办法适用于强大的操纵者。
逆向推测，反触其意是很巧妙的背后进攻术，然后须选准对象，力避臆断的不良后果，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张扬的敌手未必险恶，难对付的是外表柔弱的奸邪之徒，因为他容易让我们因疏忽而遭暗算。虽然柔弱之人未必心照，但对他们更应多多防范。
第19计 把柄计
如何牵着他的鼻子走？生活中的许多日常用品、用具都安有把柄，方便使用。在人情关系学中，寻找把柄、制造把柄主要用于控制他人，使其为我所用，听我调遣。
每个人都有弱点，这些弱点利用好了便是很好的把柄。性格急躁者可用激将法，连他的趣味、喜好也可以被用作打开其欲望之门的钥匙。只要拿他最喜欢或忌讳的东西去诱惑或打击他，他就必定上钩无疑，授你把柄。他人的隐私如绯闻、受贿、罪行等也可以使其受制于我。在谈判、竞选、纠纷中也常被使用，效力巨大无比。
另外，有些把柄是随机出现的，如辩论之中的口误，应该及时抓住，穷追猛打。如果对手把柄难寻或没有漏洞，也可以发挥创造性制造或挖掘把柄，再安到他身上去。
从中我们应该学学乖：朋友之间吐露真相是危险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日后会不会反目成仇。因此人际往来，交朋结友应懂得矜持之道及胸有城府，力免授人以柄而沦为受制于人的可怜下场。
第20计 蒙蔽计
如何在竞争对抗的关系中占上风？蒙蔽术的要义所在是将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深藏起来，使对方无法发现而麻痹大意；或者用假幌子使对方无从辩认，信以为真。然后，我们便有了条件和时机，从容完成原定计划。
蒙蔽对于对手来说就是蒙住他的眼睛，或搅乱、误导其视线。主要的办法有：
1.鱼目混珠：将假靶子树得一本正经，让敌人信以为真，尔后我方声东击西。
2.障眼法：做很多动作让敌方难分真假，疲于猜疑与应付，或者熟视无睹而放松警惕。
另外，掩饰我方弱点也是蒙蔽的功用。
（孙子兵法）中的十二项战术总结了主要的蒙蔽方法，按原则可分为三大类：一、在外表上伪装己方的实力，以欺瞒敌人；二、误导敌人，使其陷入混乱；三、面对强敌，避实就虚，以计图之。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蒙蔽有善意恶意之分，意图良好而使用刀无可厚非之事。同时，懂得蒙蔽术之后方可识破、对付奸诈行骗者，不可因其多被贬斥而不屑一顾。
第21计 攀缠计
如何以“软磨硬泡”达到目的？攀缠术的形式表现为软磨硬泡，有些死皮赖脸的味道。然而，究其实质，它与沾边耍赖、无理取闹有着根本不同。它立足于韧性与耐心，着眼于感化对方，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厚着脸皮而克服害羞和自卑，在交际处世中主动出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拿出耐心，妙示诚意。结果必须是胜利与感化对方同时而至，否则便会导致战争升级，双方反脸，事与愿违。
笑脸相向、幽默开道，或者调动眼泪、苦苦哀求，正是从上面的意义上来说，是泡蘑菇最为有力的技巧。取得对方的认可、同情甚至赞赏才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不分对象、不顾自身条件一味纠缠，定会落个无赖之名，甚至惹祸上身。
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与陌生人，尤其是异性打“第一回交道”，是值得潜心研习的艺术。和人家一点交情也没有，何谈去“泡”得他心软呢？人情，永远是关系学的核心所在。
第22计 钓鱼计
如何与有用处的人套牢关系？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都需要有耐心，这和钓鱼的道理有点相似。钓鱼的基本要领，可通过其“三部曲”做简单介绍：
1.做饵与下钩：单从鱼饵的选择或制作而言，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如要钓的鱼爱吃什么食（即要针对的人用什么能够激起其欲望）：即鱼饵是否更能奏效等等。下约要找对合适的“鱼塘”（即场合）及合宜的计机。
2.守竿：此阶段第一要有耐心，为人不可急功近利得“一下钓就想见到鱼”。第二要冷静，给“鱼”一点点“甜头”还不足以使其上当，也许对方是在试探是否安全。
3.收钩：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到嘴边的肉却没吃到的事情大都在这个时候。此时务必要深藏不露，一旦稍露狰容或过于急促，便会功亏一篑。老于世故者，定会随机收放，张驰相宜，吊足对方胃口，让钩进嘴更深，钓得更牢。
除基本要领外还应注意把钓到的小鱼喂大、线放长些等钓鱼术的策略，亦即不可忽视平时对于朋友同事等身边的感情投资。
第23计 拆台计
如何打消对手的嚣张气焰？凡风光而居台面之上者，都有其外在与内在的各种力量支撑才得以维持及扩张自己的威势。找到对手最主要的顶台柱，给他破坏掉或偷梁换柱，便是拆台的主要手段与内涵。
来进攻你的人大都依托其“后方巩固”，所以危及他的大后方，叫他后院起火则是遣散自保的拆台手段之一。围魏救赵之计使是最典型的计谋。
傲气之人都有各自傲气的资本，如果能对症下药，“冻结”他的生产资金，就如同釜底抽薪，定会让他变乖一些。
大部分有头有脸者都死要面子，对准他的弱点，来个“你怕什么就跟你来什么”，就如同动摇了人的精神上的台柱子，任何铁板一块、软硬不吃的人都会绷不住劲儿。同理可知，打击对手的信心、勇气、幸福感等等，都能做到拆对手“心灵之台”，而其中最厉害的招术莫过于毁掉他的希望。一个毫无指望的人不会有什么心思搭台唱戏，苦心经营，他的台更是不拆自垮，不夺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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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计 反悔计
如何避免陷入他人的圈套？重信守诺是为人永久称颂的处世信条，反悔行为素为君子不齿。然而凡事过犹不及，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将我们教育成一个绝对与人为善的好人，使得在许多应该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都不去据理力争。因此，懂得反悔之道，是一个人通权达变，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开端。如果反悔对人对己都没什么坏处，而对于成功合作，玉成好事有促进之益，为何要执迷于愚忠之谬呢？
具体的人际交往中，反悔术讲求“毁诺”要有礼有节。“我保证”是语言中最危险的句子之一，所以在许诺时就应该八成把握只说五成，而不应把话说绝说满，免得忽生变故时没有回旋余地。至于不能兑现的请求有时也可答应下来，但也应许诺巧妙，缓兵有术，更不应经常以拖延去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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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计 应变计
如何适应人情关系的突然变化？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中云：“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得患济事者是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之人。
应变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主动地位，驾驭事态发展，以实现既定目标。具体一点说：应变从功用上讲不外乎保持主动和变被动为主动两种。
人们生活中所要应变的境遇，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境：
1.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远虑的应变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应变。一个人只有高瞻远瞩，拿得起放得下，能屈会伸，才能争到主动地位。
2.近忧：远虑不及，必生近忧；并且，即使深谋远虑，但由于外部形势变化莫测，也难免不生近忧，比如工作变迁带来的陌生交际环境等。
3.处危：进化不解，酿成急祸，于是处危又是应变的一种境遇。处危应变，或虚张声势，或以攻为守，或将计就计，不一而足。通常而言，处危应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应变智谋和胆略。
4.临机：这是一种随意、温和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善于见机行事，处世变通，是一个人在日常交际中人情操纵水平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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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计 装傻计
如何才能做到“大智若愚”？“难得糊涂”历来被推崇为高明的处世之道。只要你懂得装傻，你就并非傻瓜，而是大智若愚。做人切忌恃才自傲，不知饶人。锋芒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树敌。功高震主不知给多少下属巨子招致杀身之祸。与领导交往最重要的技巧就是适时“装傻”：不露自己的高明，更不能纠正对方的错误。人际交往，装傻可以为人遮羞，自找台阶；可以故作不知达成幽默，反唇相讥；可以假痴不癫迷惑对手。你必须有好演技，才能仅得可爱，“疯”得恰到好处。谁不识使中真相谁就会被愚弄；谁能不领会大智若愚之神韵，谁就是真正的傻瓜、笨蛋。
第27计 卖乖计
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打动人？卖乖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为精明的一招。为人乖巧伶俐，做事多长眼色，谁都喜欢。而精明之人并不止于此，他们善于投机取巧，甚至能够制造错觉，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
明明是在求人，而给人的感觉却是他们在施恩；本来了无功绩，却可两边落好，大落人情债权。
人际关系存在着一个“成本”，用术则能降低成本或不用投入也可获得人心。可扮可怜博得同情；用廉价的称赞赚取高贵之物；赏个虚头衔鼓励干劲；对名人强者明贬实褒加深印象，都是极妙的卖乖之法。
商业领域中卖乖常会出奇制胜，以小换大。比如捐助、义卖、让利等等公益活动，表面上资助非盈利甚至“倒贴”的社会公益事业，“无私地”奉献出爱心，实际上所起的广告效应，会远远大于同等成本的“硬性”广告。并且，“硬”广告只是让人知道，而“软”广告却在出名的同时获得好感与支持。企业家也应善于操纵人心，学会卖乖。
第28计 露丑计
如何把“短处”变为“长处”？遮羞盖丑是人的本能，对于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强为掩饰，会欲盖弥彰，反致破绽百出。不妨主动露丑，一是增强自信和尾气；：可显得本色和人性化，对人的批评也会少要；三来表现出弱点并好好发挥，可使人更加喜爱。
露丑有着主动进攻型的用法：
①露一丑，遮百丑：利用人们的思维有三，主动露出一个丑处，可以让人忽略其余更多的丑处。
②故露破绽设圈套：故作不经意犯下过失，让对方以为是把柄式真实信息，从而落入我方早已设好的圈套。
③以丑扬名，大做广告：利用人们的好奇心、逆反心理，以及对丑陋的悲天怜人等，刻意家丑外扬，突出短处，宣传错误，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广告效果。
总之，“丑小鸭'同样可以让人喜爱，成为”丑星“露丑主动可使短处变长处，甚至可以诱敌上当，以”丑“制胜。
第29计 反讥计
如何“修理”刻薄的人？为人不可囿于宽厚，而应学会对他人的无礼攻击。吹毛求疵、嘲笑挖苦等以牙还牙，反唇相讥。对方成心让你下不来台，你怎能只张着口而不自卫还击呢？
反讥让攻击者自食其果。首先要会借力使力，顺水推舟，借石反砸。其次要冷静沉着，一击即中要害，用力迅猛，使对方一下子就哑口无言。最后要注意区分对方的攻击性质。他是侮辱性的，便叫他自取其尽；他是讽刺，就让他“回收'讽刺。总之是要让攻击者的用力与其受到的反击力成正比。
对付反讥，便应在我方发动攻击时，毫无疏漏，让对方无从还口；或掩藏弱点，让他一时寻不到破绽，没有反击点，借不上力。
避免反讥，便应注意言行谨慎的重要。尤其在使用讥讽时，要多些自嘲和善意的抚慰，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良苦用心而乐于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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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O计 反语计
如何让人际关系更加生动活泼？人们的语言表达有着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也出于表达的需要打破习惯的约束，并反其道而行之，便形成了反语。反语是一种极端的拐弯抹角，彻底的迂回表达。
反语的用途主要有：1.直接表达禁止和压制时，以反话表达正面的意思。2.面对荒谬不硬加驳斥，而是谬上加谬，使其荒唐之处极端放大而达到归谬目的。3.正面语言难以表述强烈情绪时，以及语表达加强效果。4.通过颠覆既定习惯，产生幽默。它的主要形式有：反话（正话反说）、反饥（反说正说）、骂话（以写示爱、明褒暗亵）、气话（明褒实贬）、俏皮话（反规则的幽默）等等。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有“第三风耳朵”捕捉弦外之音，尤其是反话，才能免于被动。
第31计 抱团计
如何编织必不可少的关系网？做老板的，当领导的，结下生死之交是必须的，否则会因失去人心而垮台。善于拓展“关系”的人，是标准的社交高手，不管是在宴会、洽谈公事或私人聚会上，总是会掌握时机。对这些“沟通大师”而言，人生就是一场历险记——会议室、酒吧、街角、餐厅，甚至在澡堂里，处处都可以“增广见闻”，因此随时竖起耳朵，收听精彩的内幕消息或蜚短流长。只要你多走动必有收获。
最会拉关系的人，不但口吐莲花、左右逢源，而且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法限。他们就是天生的侦探或是记者，不然也应颁给他们“社会学”荣誉博士。
总而言之，人总是在心里想着身边的“关系”有无用处，看看是否能从双方的需要上做些文章，以使关系套牢。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第32计施威计
如何巧妙地给对手施加压力？
一、借法律之剑压人，面对头脑发热的人，劝说者可以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以严肃的口吻，威严的神态，着力强调对方行为可能造成违法的危险后果，借以增强语言的威慑力，引起对方的警觉，能有效地避免事态恶化。
二、用心理高压让他露真相，当人处于危机状态中时，会呈现出赤裸裸的自我，掩饰外表的理智也会丧失，不知不觉地会吐露出真心话。
三、此时无声胜有声，对某些气势汹汹来找茬的人，如果你不动声色，不理不睬，便会产生比以硬对硬更大的震慑力量，也就是说沉默成为最为强硬的武器。
第33计 下台计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有因说错话而陷入尴尬困境的情况。这或多或少会给人际交往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错话说出以后如何进行补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使错误能够及时得以补救，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心境，最要紧的是掌握必要的纠错方法。
将错就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种方法就是在错话出口之后，能巧妙地将错话续接下去，最后达到纠错的目的。其高妙之外在于，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说话的情境，使听者不由自主地转移原先的思路，不自觉地顺着我之思维而思维，随着我之话语而调动情感。
第34计 暗示计
如何用委婉的语气使对方知趣？
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生活中有大量的话不用直接说出来，话里带出来就行了，更有不能直言的意思，得靠暗示来表达。于是便有一语双关、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旁敲侧击的艺术性语言。
二. 暗藏释说 以柔克刚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辱骂别人，听话人当然很容易能听出来，如果说话人是利用会话隐涵来侮辱人，听话人就更应注意了。听话人不仅要善于听出对方的恶意，而且必要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对方一个含蓄的回击。
三. 驳人面子 点到为止
在人际关系中，出于各种原因有时我们会驳别人的面子，这种事情如处理不当，便容易得罪人，结仇家；别人有亏于你，也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但“饶人”的表示又不能生硬；向心爱的人倾诉衷心，也要委婉含蓄，力戒鲁莽。利用话里藏话暗示他人，是时刻离不开的奥妙技巧。
第35计 谈判计
如何在冲突和争执中占上风？
一. 谈判是一场耐心的较量
激将法在施展过程中，往往是忍耐的较量，谁先失去耐心，谁便丧失冷静而败下阵去。
二. 谈判之道 一唱一和
不要以为对人笑脸相迎，给人面子，一团和气，就能赢得谈判。一味地唱红脸，会使人觉得你有求于他，有巴结之嫌。越是这样，对方越会强硬、傲慢，在谈判中占尽上风。在必要的时候，有必要给对方施加点颜色，用一些白脸手段刺激一下对方。当然，所谓刺激，并不是激怒或伤害对方，而是为了引起对方对某种事实的注意，更加重视自己，同时也提醒对方不要过分抬高自己的价码。
三. 点一点对手的穴道
任何一个谈判者，不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议判中自己究竟要得到什么，而且还要明确自己究竟能够给对方什么。因为谈判是彼此利益、需要的交换。自己的要求自己最清楚，而对方的要求则难以把握。因此，就一场谈判来讲，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发现对手的需要，有的时候甚至是要以有意识的行动创造对手的需要
第36计 试探计
如何用委婉的语言表明态度？
一. 拐弯抹角的“探路法”。实话虚说，借机抒情。
二.
学会“曲线救家”，小俩口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绊绊，在处理这些矛盾时，不应过于任性，目无遮拦，而应顾忌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的时候不妨来一个“曲线救家”。
三.
多兜圈子、少碰钉子。为人处世，求人办事也一样会碰到各种“刺儿”，这个时候便不能“直肠子”，而应该想办法兜个圈子，绕个弯子，避开钉子。这是做人应该具备的策略和手段。连没有相去羽毛的乌都会“把鱼倒过来吃”，聪明人怎能赤膊上阵，硬碰钉子，让“刺”卡在喉咙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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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36字计
曾国藩36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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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惊人内幕:1983年"严打" 从重从快处决人数大泄密
[转载]典藏：中华民国图文大事记之民国十四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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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9完)（《交锋》全文9完）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8) （《交锋》全文8）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7) （《交锋》全文7）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6) （《交锋》全文6）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5) （《交锋》全文5）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4) （《交锋》全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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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大群赤裸美女在海边嘻水（打一成语）【答案】碧波荡漾
24、女人做爱的收获（打一成语）【答案】去粗取精
25、男童遇裸少女无反应（打一成语）【答案】不识抬举
26、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打三各民族）【答案】羌族，侗族和满族
27、嫖客罢嫖（历史用语）【答案】抵制日货
28、太监的最后一声呐喊（打一歌名）【答案】把根留住
29、和尚偷情（打一字）【答案】昵
30、KJ（打一成语）【答案】吞吞吐吐
31、都是鸡巴惹的祸（打一杂志名）【答案】求是（球事）
32、男人累死在女人身上（打一成语）【答案】不能自拔
33、裸女狂奔（打一成）【答案】空穴来风
34、昭君出塞（打一成）【答案】因地制宜（阴蒂制夷）
35、女人生小孩（打一成语）【答案】血口喷人
36、重婚女人（打一字）【答案】替
37、音（打一财经名词）【答案】免税
38、做爱老手（打一字）【答案】智
39、长腿女人（打一化妆品）【答案】唇膏
40、妓院开张（打一报社常用语）【答案】欢迎来稿（搞）
41、小孩的鸡鸡（打一成语）【答案】来日方长
42、女人失禁（打一英文单字）【答案】BELOW
43、女人尿秘（打一英文单字）【答案】BESIDE
44、与假人做爱（打一省份） 【答案】甘肃（干塑）
45、石女（打一成语）【答案】一窍不通
46、偷情（打一水果名）【答案】蜜柑
47、丈人的睾丸（打一国名）【答案】约旦
48、在此山附近做爱必需付钱（打一句唐诗）【答案】白日依山尽（禁）
49、现场直播做爱（打一国家元首）【答案】金正日
50、太监开会（打一成语）【答案】无稽之谈
51、婚前检查（打一位神话人物）【答案】观音
52、老公出差（打一股市术语）【答案】逼空
53、小老二（打一动物）【答案】蜥蜴
54、大老二（打一国名）【答案】南韩
55、歪老二（打一动物）【答案】螃蟹
56、幽会青纱帐（打一成语）【答案】坚（B）壁清野
57、男人没有，女人有（打一物理名词）【答案】波动
58、半裸女人（打一物理名词）【答案】光波
59、从不怠慢嫖客（打一成语）【答案】有求（球）必（B）应
60、潘金莲（打一现代作家名）【答案】碧野
61、脱衣舞场上的焦点（打国外一品牌）【答案】波音
62、日后有希望（打一医学名词）【答案】肿瘤（种留）
63、服用伟哥之后（打一成语）【答案】日久天（添）长
64、小鸟交配（打一成语）【答案】日上三竿（树枝的高度）
65、强奸幼女（打一成语）【答案】操之过急
66、黄泉之路（打一人体部位）【答案】阴道
67、包公逛妓院免费（打一成语） 【答案】青天白日
68、五十对女人小便（打一成语） 【答案】漏洞百出
69、拒付脱依舞女的酬金（打一节气）【答案】白露
70、女人下身走光（打一歌名）【答案】奉献（缝现）
71、裸体男妓（打一机械名）【答案】压路机（鸭露鸡）
72、孕妇过独木桥（打一成语）【答案】挺而走险
73、逛妓院扑空（打一成语）【答案】无动（洞）于衷（中）
74、和第一个跟她发生关系的男人结婚（打一成语）【答案】一锤定音（阴）
75、鸭子XXXXX（打一酒名）【答案】西凤（吸逢）酒
76、吃奶（打一动物）【答案】螃蟹
77、处女膜已破（打一物理名词）【答案】失真
78、男人没有，女人有（打一物理名词）【答案】波动
79、半裸女人（打一物理名词）【答案】光波
80、脱衣舞场上的焦点（打国外一品牌）【答案】波音
81、黄泉之路（打一人体部位）【答案】阴道
82、吃奶（打一食品商标）【答案】"希（吸）波"
83、青楼女子讲遭遇（打一语常用词语）【答案】技术性（妓述性）
84、性开放（打一植物） 【答案】胡椒（交）
85、从良女子（打一常用语）【答案】本世纪（本是妓）
86、小姐勾引你（打一欧洲地名）【答案】巴尔干
87、男人高潮（打一成语）【答案】不寒而栗
88、亚洲女巨人沦落青楼（打一人体组织）【答案】大动脉（卖）
89、人妖（打一四字常用语） 【答案】形势（似）逼人
90、当众强奸处女（打一成语）【答案】明日黄花
91、贞节裤（打一著名画家）【答案】毕加索
92、女人撑高（打一发明家）【答案】毕升
93、阴盛阳衰（打一医疗仪器）【答案】B超
94、三陪小姐的收入（打一成语）【答案】与"日"俱增
95、两地分居（打一成语）【答案】旷日持久
96、老外发情（打一歌星名）【答案】YANGYUYING
97、安全套（打一成语）【答案】指（只）日可待（戴）
98、女同性恋（打一商业名词）【答案】BtoB
99、招手女郎（国名一。粉底格）【答案】伊拉克（客）
100、不愿他人代劳（成语一）【答案】好自为之
101、诚邀性伙伴（四字俗语）【答案】老实巴交
102、脱衣好迎客（成语一）【答案】宽以待人
103、习惯性流产（称谓一）【答案】老先生
104、孕妇排成行（文娱用语）【答案】腰鼓队
105、雌雄大战（词语一）【答案】性格
106、淫荡之相（四字常言一）【答案】表现出色
107、身怀六甲仍劳动（称谓一）【答案】体育干事
108、脱衣舞表演（国名一）【答案】以色列
109、酥胸闻心声（物理名词一）【答案】波音
110、性体验备忘录（文学名词）【答案】日记
111、一丝不挂（天文名词）【答案】极光
112、大饼油条豆腐浆（学校用语一）【答案】早点名
113、一声声是衣宽带松（成语一）【答案】浑身解数
114、广寒宫（人体部位一）【答案】臀
115、男女上厕所（成语一）【答案】大同小异
116、避孕绝育（成语一）【答案】休生养息
117、嫖娼从来不给钱（酒名一）【答案】老白干
118、妇科检察（清代人名一）【答案】张之洞
119、禁止肛交XXXXX（打一成语）【答案】法眼不二
120、少年河边搞**（打毛主席词一句）【答案】子在川上曰
121、一头毛来一头光，进进出出冒白浆（打一日常用品）【答案】牙刷
122、宋美龄斜卧白玉床（《三国》二人名）【答案】蒋干、庞统
123、裤裆里拉胡琴（歇后语）【答案】扯淡
124、妓院客满（成语一）【答案】井井有条
125、老和尚念书（猜一生理现象）【答案】月（阅）经
126、妻子，小舅子，小姨子（打一山东自然景观）【答案】泰山日出
127、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打一成语）【答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28、摸摸你的，捅捅我的，扒开你的，添进我的。（打一物）【答案】摁扣
129、新婚之夜没有床（打一字）【答案】音
130、当你没有钥匙的时候你怎么办（打一地名）【答案】厦门
131、一个人蹲在墙角边，出恭！！（打一成语）【答案】奋发图强
132、鸭子造反！（打一成语）【答案】南昌起义
133、老太太和棒小伙做爱（成语一）【答案】古道热肠
134、女人最喜欢男人什么大什么粗？？？【答案】财大气粗
135、三只母猴.比较自己的生殖器（外国领导人名一）【答案】萨达姆.侯赛因
136、女人光屁股坐在冰山上（打一成语）【答案】逼上梁山
137、白雪公主跳脱衣舞（一种饮料牌子）【答案】七喜
138、男人的裤子（一种饮料牌子）【答案】雀巢
139、避孕套（中国城市名三）【答案】南京、宝鸡、包头
140、女人立正（常用语一）【答案】何必
141、裤裆里点灯（歇后语）【答案】英明
142、做爱不用劲（城市名一.梨花格）【答案】青岛
143、女人光屁股坐坐在石头上。（成语一）【答案】因小失大
144、五百个男人光屁股坐在石头上。（体育用品一）【答案】铅（千）球
145、两个男人光屁股坐在石头上。（成语一）【答案】一石二鸟
146、一个男人光屁股坐在石头上。（成语一）【答案】以卵击石
147、一堆草（打一花）【答案】梅花
148、又一堆草（打一花）【答案】野梅花
149、一群羊来了（打一水果）【答案】草莓
150、又一群狼来了（打一水果）【答案】杨梅
151、后来又来了一只羊（打一种零食标牌）【答案】喜之郎
152、周喻结婚没有床（打一种建筑物）【答案】立交桥（乔）
153、男人坐在电线上（动物一）【答案】麻雀
154、妓院客满（打一成语）【答案】无孔不入
155、上厕所不带纸（打一成语）【答案】想不开
156、女生宿舍上大水（二字新词）【答案】泡妞
157、白雪公主跳脱衣舞（一种饮料牌子）【答案】七喜
158、做爱不用劲（城市名一.梨花格）【答案】青岛
159、五百个男人光屁股坐在石头上。（体育用品一）【答案】铅（千）球
160、周喻结婚没有床（打一种建筑物）【答案】立交桥（乔）
161、女生宿舍上大水（二字新词）【答案】泡妞
162、两地分居（打一成语）【答案】鞭长莫及
163、非洲人爸爸跳高（打一俗语）【答案】黑（吓）老子一跳
164、光屁股坐板凳（打一成语）【答案】有板有眼
165、妓院搬家-移娼（地名一）【答案】宜昌
166、瘸子屁股（打一俗语） 【答案】邪（斜）门儿
167、狮子来月经（打一成语）【答案】洪水（红水）猛兽
168、女人跳绳（打一成语）【答案】波未平一波又起
169、有一位女士离婚数次（打一成语）【答案】前（公）功尽弃
170、俩个女人撅屁股（打一北京公共汽车站名）【答案】四道口
171、离地三尺一个洞，硬的进去，软的出来（打一食品）【答案】烤红薯
172、男人冬泳（打一食品）【答案】棒冰
173、两地分居（打一成语）【答案】鞭长莫及
174、厕所撑竿跳（打一俗语）【答案】过分（过粪）了
175、女人的卫生巾（打一国家机构）【答案】党中央
176、卫生巾（打一建筑材料）【答案】壁纸
177、一群男人强*一个女人（打一体育项目）【答案】团体*
178、群男人看黄色录象（打一体育项目）【答案】赛艇（挺）
179、男人未上过女人（打一外国作家）【答案】莎士比亚
180、撅起屁股望天（打一成语）【答案】有眼无珠
181、多夫制（打学校用语）【答案】同学（穴）
182、长在半中腰，有皮又有毛，长有五六寸，子孙里面包。（打一食品）【答案】老玉米
183、一男一女脱光了衣服面对面站着（打一成语）【答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84、男人上厕所（猜一食品）【答案】手扒鸡
185、茅坑里放炮竹（打一俗语）【答案】激起民愤
186、盲人做拉面（打一俗语）【答案】瞎扯
187、男人雄起，女人满意（重庆称谓）【答案】棒棒
188、脱裤子上树（打一俗语）【答案】糙蛋
189、保险套的功用（打一调味品）【答案】鸡（积）精
190、老先生和老太太交配（猜一成语）【答案】古道斜阳
191、神仙放屁（猜一成语）【答案】不同凡响
192、红牌妓女（猜一成语）【答案】日理万机
193、众神的尿盆（猜一成语）【答案】全神贯注
194、寡妇睡觉（打一官场用语）【答案】上头没人
195、我肚贴你肚，你肚里有我一个物。（打一物）【答案】石磨。
196、女人小便站起走开（打一古书目）【答案】离骚
197、保险套使用前（猜一字）【答案】几
198、保险套使用中（猜一字）【答案】凤
199、保险套使用后（猜一字）【答案】风
200、保险套太长（猜一字）【答案】凡
201、保险套太短（猜一字）【答案】巾
202、波霸的一半（猜一国名）【答案】意大利（一大粒）
博文链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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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陕西一女子陷囹圄近11年后翻案 欲提起700万赔偿
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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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总是坚持才胜利
柯长桂手持一页无罪判决书。 受访者供图
今年56岁的柯长桂是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人，13年前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判刑15年，后来3次减刑，于2013年11月刑满释放。在出狱的两年里，柯长桂依旧坚持为自己申诉。终于在今年7月1日，柯长桂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无罪判决书，“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被当成“杀人犯”而被囚禁近11年的柯长桂，定于8月16日向陕西省商洛中院提起总额70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具体数值律师和家属还在商议中。
案发
村民中毒倒毙路边
2002年6月3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曹坪镇田丰村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郝延林蹊跷死在路边。而在前一晚，他曾出现在柯长桂家中。2日当天，因为家里盖好了新厨房，柯长桂和丈夫蔡定卫准备了两桌饭，招待包括郝延林在内的来家里帮忙干活的村民。晚饭过后，郝延林离开蔡家，次日早，被发现死在距离蔡家不远的村道边。经法医鉴定，郝延林系毒鼠强中毒身亡。
时隔8个月，2003年2月22日，柯长桂夫妻俩和其他5位村民被带到镇上的派出所。两天后，柯长桂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拘留。同年3月20日，被逮捕。2003年12月9日，商洛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柯长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人都瘫痪了，村子人议论纷纷，有人说要把我母亲游街、枪毙，也有说是冤枉的，总之对我们家来说，这是灾难。”柯长桂的儿子蔡乾鹏对南都记者说道。
审判后，柯长桂提起上诉，陕西省高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商洛中院未审，将该案交给柞水县法院审理。2004年12月10日，柞水县法院作出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柯长桂有期徒刑15年。柯长桂继续提出上诉，2005年2月17日，商洛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最终认定，当晚郝延林离开蔡家后，又翻洞进入其家中，被柯长桂发现。郝延林称找水喝，柯长桂想起十多年前，郝延林趁其丈夫不在家中，翻入屋内企图不轨的事情后，心生恶意，便将家里多年前购买用过后剩下的老鼠药，偷偷放入水缸内并将水递给郝延林，因此造成郝延林死亡。
疑点
警方并未发现物证
母亲被抓那年，蔡乾鹏刚满20岁，此后十几年里，为母申冤，成了这名年轻人的生活重心。柯长桂在陕西省女子监狱服刑，为了方便看望母亲，蔡乾鹏专门在附近找工作，“离母亲近些，我心里好受”。
据蔡乾鹏介绍，这些年他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在卖场打工、在食品厂跟车送货等。每到一个打工的地方，他都要求安排夜班。因为白天他要到处送申诉材料，司法机关、各级人大、信访部门、媒体单位，类似“公安一把手接待日”的机会，蔡乾鹏也不放过，“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
蔡乾鹏告诉南都记者，已经记不清递交了多少份材料。因为没钱，有时他一顿只吃一块钱三个馍。天热也舍不得买水喝，睡过公园，也睡过医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劝他放弃。在这些人里，除了自家亲戚外，也包括代理律师胡超奇。胡超奇是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05年经手柯长桂的案子。胡超奇对南都记者说：“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案子错了。”
在胡超奇看来，警方认定柯长桂是凶手的逻辑链存在问题。由柯长桂和郝延林十多年前的误解而产生杀人动机的推测，纯属主观臆断。因为两家人关系很好，并不可能因记恨而起杀意。而且，除口供之外，警方并没有发现其他物证，在柯长桂家中未搜查到毒物并予以检验对比。而且郝延林当晚究竟有无再次去过蔡家，柯长桂的丈夫蔡定卫作为证人，证言很不稳定，到底有没有投毒难以断定。
据南都记者了解，柯长桂一共做了五次口供后又翻供。回忆起做口供的经历，柯长桂至今难以释怀。“后半夜不让睡觉，不给吃喝，昏昏沉沉的，顺着他们写。白天清醒的时候，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又写了几张材料，捉我按手印。”
在2003年2月，柯长桂被拘时，她的丈夫蔡定卫也因涉嫌包庇被拘留，直至一个月后才被释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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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心理学家周正教授经典语录
原文地址：心理学家周正教授经典语录作者：风轻云淡
心理学家周正教授经典语录
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生活的成功、健康、幸福。
01. 世界不是身在何处，而是心在何处。
02. 人类需要爱胜过食物。
03. 亲情并不只是生，而是养。
04. 杀人犯首先是受害者。
05. 做父亲比做老板更重要。
06. 死刑只在落后国家存在。
07. 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教育出来的；坏人才是教育出来的
08. 碰到挑战的时候，躲避没有好结果。
09. 遇见狼，就变成狼。
10. 单纯比复杂有时候要好得多。
11. 对立永远站不住脚。
12. 要承认别人比自己强。
13. 单纯、执著、爱胜过复杂、技巧、知识、文化。
14. 男人必须会挣钱。
15. 明清四大名著有害心理健康。
16. 一般来说，聪明人没有好下场。
17. 真正自信的强者总是找别人的可爱之处。
18. 真正的珍宝往往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19. 缺点高的人才干也高；只要使用才干不要展现缺点。找到自己的优点、长处，看到别人的可用之处。
20. 男人好色是很正常的。
21. 与成功的人交朋友。
22. 找出你是谁？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天性当中，不用学就比别人高的优势是什么？相信你的天赋。
23. 很多东西不能讲科学。人性当中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爱。
24. 全世界有一个半国家信中医，中国占半个。
25 .除掉所有的知识，剩下的就是素质。
26. 视觉上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心里有的才是真实的。
27. 好事情要在好的环境里做。
28. 注意难受的东西，看到的就是难受的东西。
29. 注意鲜明的东西，看到的就是鲜明的东西。=
30. 世界上没有同样的生活，只有觉醒以后的生活。
31. 只给自己良性刺激，奖励自己。
32. 人要为自己创造乐趣。
33. 把自己当成一只老鼠，为自己创造一个“斯金纳箱”。
34. 生活在于选择，并不是给予的。
35. 教育是把孩子本来拥有的天性发展出来。
36. 母爱永远不可替代。
37. 人类所有的动力来自于性力。
38. 所有没有钱的男人都会说自己有感情，有真诚。
39. 生理需要衣、食、住、行、性。
40. 男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但一定要会挣钱。
41. 给感情良好的土壤，富裕的环境，让它枝繁叶茂。
42. 知识是不会带来金钱的，挣钱是能力。
43. 跟心理健康的人在一起就显得顺利。
44. 北大、清华，对大多数人是一个永远的骗局。
45. 很多人渴望受骗。
46. 有许多事情是注定的。
47. 绝对不要和敌对性很强的人谈恋爱，他现在不打你，早晚会打你。
48. 一个人可以创伟业，但绝不可以有伟感。
49. 天才应是健康的、幸福的。
50. 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51. 目的一定要明确。
52. 丢人、难堪、误解、委屈、不公正都要能承受。
53. 知识分子总爱做没有的事。
54. 成功要素排名：目标、胸怀、勇气、坚持，然后才是聪明。
55. 成功的人往往是比较低调的。
56. 只要是秘密，永远不要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一辈子。否则你将是不成功人。
57. 心理健康的原则之一：重视现在。
58. 医生不能有贪天之功，药是引子，爱是主要的。
59. 疾病是我们与生活中和的一种方式。
60.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记忆不良。
61. 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
62. 一个男人在另一个人眼中发过两次火，就不是男人，而是汉子。
63. 在都市里生活，有田园的心境。
64. 好男人的标准——工作上：游刃有余；生活上：从容不迫；个性上：幽默温和。
65. 要知道人总是有道理的。
66. 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
67. 女孩往往以友谊为名要求帮助。
68. 人要有被利用的价值！
69. 好丈夫比事业更重要。
70. 当你遇上一个失败者，至少要离他50米。
71. 全世界的太太都不敢和丈夫顶嘴，除了大陆。
72. 生命中是充满了不如意的。
73. 一些事做也是完蛋，不做也是完蛋。
74. 生命中95%的事是不需要论真的，只要化解掉。
75. 只有失去，才会感受。
76. 感情是不讲道理的。
77. 工作、感情不能缠在一起。
78. 悄悄地过自己的幸福生活。
79. 真正的男子汉一般是比较低调的。
80. 不张扬是一个绅士的品质。
81. 男人凡是气急败坏的，都是没钱的。
82. 所有有为者，都是深通无为之理。
83. 人生是需要管理的，同时，人生是不可管理的。
84. 福报比努力更重要。
85. 真正的王者，不要去找别人的缺点。
86. 一个人敢于暴露自己的弱点，代表他自信、强大。
87. 上司说得永远都是对的。
88. 真往往是害人的，比谎言更甚。
89. 总考双百的孩子是怪物。
90. 悦纳自己，悦纳他人，悦纳自然。
91. 把老板推上去，你才能干老板。
92. 人类最大最深沉最艰巨的任务：让所有的人都心理健康。
93. 千万不要做什么都懂的人。
94. 没有面包的爱情是苦中作乐，有面包的爱情是乐在其中。
95. 宽容是吉祥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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