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抒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打倒刘邓後，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後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後，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姚文元再次写文章替毛泽东阐述思想。文章说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只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全国大清扫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ｘｘ类人”。被归於“ｘｘ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清阶”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所以敌人们或是“反动资本家”，或是“政治骗子”，或是“国民党嫌疑”。有的叫“历史反革命”，有的叫“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叫“反动会道徒”，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譬如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八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而且“家庭有问题”。其实许家的唯一“问题”是许的哥哥在中学念书时，曾被诬蔑参加“反动组织”判过三年管制。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个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事後，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㈠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㈡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㈢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後来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说：“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江西大屠杀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後，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l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後，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政治、经济大扫除”

　　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後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六八年九月，湖南攸县在全县“横扫政治垃圾”，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馀人。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近二十年来，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馀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二八七，八八五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造成十人死亡。

　　各类“特务”遍布全国

　　由於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告别了曾经为他的胜利而沸腾、把他视为英雄的祖国人民，年仅三十岁。周恩来在闻知容的死讯後，过问了体育界的运动：“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不允许批斗关押!”庄则栋等人因此获得了解放。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老修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後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关了五年。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人，共用刑罚种样；致死七人，致残一百九十二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外蒙古和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地。

　　说你是“国民党”，并等于你非得真是国民党员，真参加过国民党。“国民党”不过个筐子，只要想打倒你，把你装进这筐子就是了。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

　　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

　　六月，河南新安县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一万多人送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高邮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有一万三千多人被当作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于是上行下效，各级革委会揪出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批斗。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譬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阶级敌人”六千六百多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仅十二万人口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仅3.25万人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八人自杀。

　　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重划阶级成份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你本来是右派，当时没把你打成右派，因为你漏网了。这一次把你补上。

　　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所谓“漏网”的分子们补上也是一大内容。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份运动，“错划成份480户，错误批斗683人，受株连2118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阶”中，“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份子207人。”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现在先说“怀疑”你，下次再来什么运动时他们就将是新的“漏网地主”……。

　　二十年前中共搞“土改”时，地主、富农的财产已被全部剥夺。他们现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员，也靠劳动吃饭，而且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还得比别人劳动得更多。可是他们一入另册，今生今世便永远是“四类分子”，其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是贱民。

　　六八年秋，江苏高邮县一个村子的“贫协主席”郭金贵找到本村的四类分子王世昌，对他说：“你要不挨斗，就把女儿给周家，我就给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屈服了，他的女儿王家娟却不肯如此嫁人，周家送来订婚礼之后决以死抗婚。获救后，母亲哀求她：“要成全父亲，否则你父亲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你们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辈子黑锅。”就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地主的女儿被带到周家，做了二十年前的贫农的儿子的老婆。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所谓“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国民党”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八月，根据省、地革委会的指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展开决战誓师大会”，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

　　“广西大屠杀”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

　　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h2)该县在“清阶”中被打死者至少在五百以上！

　　这只是个别的屠杀行为。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先在全自治区张贴破获受台湾支持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布告，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份是农民部份是华侨，因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死了一百多人，多为活活打死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不得不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h3)，正是如此。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收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七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总共杀了多少？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多达数百名。全区被杀者至少五万，很可能接近十万。

　　湖南“道县大屠杀”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里失势的一派，到道县乡里动员支持共产党的贫、下中农消灭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

　　一九六七年九月，湖南嘉禾县坦坪、广发、莲荷等公社，部份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弟被杀。“二十日，驻省支左部队紧急命令制止此风蔓延。”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即便怕造反派尾大不掉，也只需缴他们的械，不必置他们于死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这时大多又成了“清阶”的对象。这一来，再也没有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来搭救他们了。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

　　在安徽大学“支左”的军代表在该校“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十二人自杀，包括两位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一个大学批斗牛鬼蛇神时，一个老教师的脖子上挂着个黑牌，上写“历史反革命”，因为国民党时代他曾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斗争会上，一位十五岁的少年跳上台去，对他大喝一声“跪下”，接着对长者左右开弓一顿耳光。台下的群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少年就是那老教师的儿子。少年还在台上“向毛主席保证”，回到家里，也还要对其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九六三年因“反革命”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去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他的父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安排他进了北农大。六八年春，他的旧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郭老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父符号一九五○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五七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一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于是学校给符号发了一则电报，电文仅一句话：“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转载者语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的作者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作者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的接班人问题，是毛与刘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曾有不少研究文章认为，毛刘分歧始于1961年七千人大会，后又有文章认为早在1956年八大两人产生裂痕。而下面的文字告诉我们，新中国建国初期，毛就准备给刘“挪位子”。经过文革年代的人们都批判刘少奇都记忆犹新，读过以下文字后你会由衷同意作者的观点。想象一下，从1953年毛拟以高换刘，到1968年彻底倒刘，这15年里除了个别时间为工作发生争执毛与刘红过脸，表面看去两人之间皆是和睦共事的战友和同志，很难相信高岗倒台却是毛擦枪走火被误射。而作为目标的刘却浑然不知或故作糊涂。琢磨其中奥妙耐人久久回味。

    现将本书有关内容梗概转载如下：

    一、事件演变梗概

    早在建国初期，毛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相比之下，毛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透露过自己对刘不满，以及想叫刘“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所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中央召开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与刘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之后”怎么办？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么，谁是毛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开始对刘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他以后的命运。这期间，毛在十分器重刘的同时，开始对刘有些看法，特别是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刘日益不满。

    引起毛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搞分散主义，未经毛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看好。毛认为高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的右倾 “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则由于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看成毛的“心腹”。

后来，毛推举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 “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是备受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毛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但是，作为政治家，毛远非高所能比。毛是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观察、考验、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京后，几乎天天与毛见面，颇多交谈。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毛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动……；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送交一份报告。以后毛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后来，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当时，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为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从借助高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这一次例外，是由毛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本人，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名单，藉以攻击刘。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对他的怀疑和警惕。导致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毛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挪挪位子”，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甘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知遇之恩，是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信任，把他们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洩露了“天机”，打乱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据说，在高死后的许多年里，毛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一下。

    1955年7月，毛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宣称：我是中国的统帅，邓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当年高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此时，毛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  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

    当敌要刘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 ‘释放’。

    刘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整整16个年头。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  
     这天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刘少奇用他的湖南乡音向大会宣布，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

    这多少使与会者感到意外。几十年后，当时亲历会议的一位广州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回忆：“刘少奇同志讲话，按照我的经验，准是宣读定了稿的报告，那会发文件的，我做不做记录关系不大。不料刘少奇同志没念稿子，而是阐明报告的精神实质。他的湖南口音，我一时适应不了，终于适应了，才奋笔疾书起来。”

    可见，与会者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手中没有材料，尤其刘少奇讲的很多都是书面报告以外的话，又充满感情，回答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人们个个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全场一片肃静。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讲话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拿。

    本来，早在14天以前（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大概是一直忙于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工作，顾不上准备口头报告的内容，或者说书面报告不写出来，口头报告也不那么好谈，所以一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26日下午，毛泽东才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决定27日下午4时开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27日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刘少奇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刘少奇拿出提纲，送给毛泽东等审阅。

    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

    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了湖南腔，便讲了起来。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前一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刘少奇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事实上，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层次的官员，表面看来他们只了解本地的情况，对整个中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其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了解大体上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形势是严峻的。问题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从中央的口中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则是另一回事。刘少奇的讲话没有令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不粉饰，而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向全党承认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形势。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党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

    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1961年春，刘少奇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的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他从汇报中听到的所谓“万头猪场”，进去一看，只有几十头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的猪；被誉为先进的“红旗大队”，原来是连年减产。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    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

    1961年5月，刘少奇在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这个观点，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这样判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运足了勇气讲的。至今我们不了解刘少奇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否也是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呢？讲什么，不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作了不少思想斗争！最近，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张维兹回忆，在出气会上，讲不讲真话，他是心潮起伏，彻夜难眠啊！张维兹的思想活动，应该说不是个别的现象。所以，薄一波对刘少奇的表现，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如果不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还需要什么“勇气”和“胆略”！大会上不少人表示：少奇同志的讲话，使人真正心悦诚服。《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说，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十八所”轮训，人们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是有争论的，而且分歧很大。安岗回来传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少奇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金凤说，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同样，这也是人们十分关注同时又有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中央说来，如果将成绩讲多了，出现的那么多困难无法解释；成绩讲少了，又担心人们会感到灰溜溜的。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把握呢？这对刘少奇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只听刘少奇说：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比较明显的是，刘少奇在分析成绩和错误的关系时，没有讲“天灾”和“人祸”问题那么干脆透底，他讲得比较婉转，说1958年以来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这样讲。这里既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考虑到全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甚至心理承受程度，所以不论刘少奇还是毛泽东，都强调七千人大会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是初步的。

     尽管如此，刘少奇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这是书面报告上所没有的，也是毛泽东没有讲过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所以，薄一波评价，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还有，刘少奇在强调就全国来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同时，他又说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可以想象，按照这一思路判断的结果，必然会使不少地方在总结工作时，一些有识之士或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同志作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判断。他们尽可以把本地划在“有些地方”之列。从这些情况来看，刘少奇的讲话是极其大胆，又比较实事求是的。这无疑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所以会上不少人反映，少奇同志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太敢说的心里话。
当然，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的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还会不断地追问下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四）：目前出现的经济困难，既然有“人祸”，那么“人祸”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人祸”的“人”，又是谁呢？刘少奇说：

    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至于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刘少奇说：

    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刘少奇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近年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困难形势的出现，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次大会上，质疑的声音也是各省都有。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以回答。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刘少奇在大会上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看得出来，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他在二十一人的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应该说，这是一   句真心话。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全部讲话来看，他当时的认识基本是这样的：总路线，还好说一些，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带来的是跃退，所以强调“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从理论上来讲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从实践来看，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当然，经过调整有所好转，所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搞得太急”。不难看出，刘少奇在现实中看到了问题，有些是碍于毛泽东的坚持，一定程度上，也有理论上难以解决的困惑，所以当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时候，他便有了上述矛盾态度。

    现在不少人强调刘少奇在大会上批评了“三面红旗”，事实上他没有批评。他所强调的“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从上下文来看，看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不是指“三面红旗”。但不排除他对“三面红旗”是有些个人看法的。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同书面报告相比，除了上述情况，还对有一些相当尖锐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回答：“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再比如，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对这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刘少奇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刘少奇为什么这样讲？恐怕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反党了。

    这里还有些内容值得一提，刘少奇在解释分散主义问题时，他针对地方意见很大，认为过去几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对分散主义不能到处反的情况，提出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接受了地方的意见，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地方同志的顾虑。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说法。他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清理口号问题上，他建议要把几年来中央和各个地方在群众中提过的一些口号，认真地清理一次。对此，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刘少奇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此文为65922班魏校友的“永远快乐的老魏”  网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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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夏天，全国“文革武斗”的战火慢慢平息，7月27日，中央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首都清华、北大等各高校，以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毛泽东加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头上因之获罪的派“工作组”的罪名的翻版。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全国各地争相向学校、文化部门、社会及科研部门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新一轮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又开始了。

当年8月，双手捧着芒果玻璃匣子的“工宣队” 也开进了哈工大。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要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和思想领域。于是举国上下工宣队进驻学校，担当起伟大导师毛泽东赋予的占领上层建筑的革命重任。

说起这“芒果”，还有一段故事。

1968年8月初，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埃尔沙德侯赛因率代表团访华并受到毛主席接见，他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一篮芒果，毛主席当时表示：“我要与全国人民分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巴基斯坦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几只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以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喜讯传来，神州沸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连夜举行庆祝活动。

1968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思想宣传队”

毛主席将外宾送给他的水果转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水果转送给中国工人阶级，这好像还是头一回，更何况毛主席送给工宣队的是珍贵的热带水果之王——芒果。那时的北京，商店里根本见不到芒果的身影，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芒果这样一种水果。

《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细节：“……当毛主席向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工宣队的骨干主要是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等6个单位的工人。

当工人们向自己所在单位报喜之后，各单位的领导提出：把芒果拿回来让大家亲眼看一看毛主席送给咱工人阶级的礼物。所以由工宣队解放军领导做主，工人们将“一篮芒果”(大约十几颗）分成了6份，各自带两颗回原单位去顶礼膜拜。当这些芒果被带回六厂，人们激动的心情过后，很快地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棘手的问题：巴基斯坦外长赠送毛主席的芒果全是熟透了的“金芒果”，伟大领袖转给的芒果吃又吃不得，放也放不得。如果任凭芒果腐烂，那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为了能够把这宝贵的芒果保存好，当时的办法是将鲜芒果打蜡，尽量延长寿命，存放在本单位瞻仰。即便如此处心积虑，芒果仍然免不了要腐烂掉。这里又有个趣事，北京针织总厂将芒果表面的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如何处理这些将要腐烂的芒果，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弄不好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当时工宣队领导（8341部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就做了出决定：请北京轻工系统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气味研制塑料仿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一饱眼福。

 就这样，工宣队走进哈工大捧着的芒果实际上是个仿真“赝品”。全国各地都召开了数十万人的盛大群众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工宣队珍贵礼物”，“坚决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大学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行动”；芒果所到之处，都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将请到的金黄色芒果放在玻璃罩内，玻璃罩上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类的祝语，然后放在庄严的公共场合供奉起来。工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见到了芒果仿佛就见到了无比敬爱的毛主席，排着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无数群众队伍抬着仿真芒果模型庆祝游行。

 工宣队手捧芒果进驻学校

毛主席的芒果入四川，在汉源县富林镇有一个叫韩光第的老牙医，看见玻璃罩里的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象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结果被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一年多后竟被判处死刑！

主席送芒果，余荫越千年。在那个神奇的年代，小小的芒果轰动全国，令无数人顶礼膜拜，它不仅化身为“神果”，还附带着催生出了一代中国名烟——芒果牌香烟。1968年，河南新郑卷烟厂工宣队也隆重迎来了两颗塑料芒果，为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关怀和恩情，新郑卷烟厂特意研制出品了芒果牌香烟。芒果牌香烟一诞生，就迅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年销量达30万箱，成为1969年全国单牌号销量最大的卷烟产品。

这都是当年的趣闻。

工宣队进校后，当天晚上在学校主楼礼堂里还召开了欢迎大会，我们新曙光宣传队表演了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工人阶级代表。

驻扎到我们九二专业的两个工宣队师傅，都是哈尔滨平房新风机器厂的，一个姓李，有四十多岁，人要老成一些。还有一个姓姜，三十多岁，嘴巴能说会道，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给我的印象不好，这人心机太多。姜师傅负责我们九二专业65级的斗、批、改。

果不其然，第三天，在机械楼大教室召开系里会议，姓姜的代表工宣队发言就给师生们开始训话了，他说：“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肯定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信任。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我们决心在教育战线上站稳脚跟儿，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大家看见了吧？我们是带着背包来的，打算常住‘沙家浜’，来了就不走啦！”

大家不禁想起了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国民党军司令“胡传奎”的愚笨形象，会场上发出笑声。

老姜向大家摆了摆手，接着说，“学校过去一向是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打破这种局面。七月二十七号，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全国带了个头，开进了清华大学，据说阻力相当大，但是不也进去了吗？今天我们不是也开进了哈工大吗！学校这块教育阵地，无产阶级不来占领，资产阶级就要统治下去。在争夺这块阵地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就拿咱们学校来说吧，表面看风平浪静，没有阶级敌人，我看未必是这样。要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哈工大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定要揭开！要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新高潮，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开展下去。工宣队进入哈工大，就是要在工大长期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的独立王国掺沙子，搬石头、炸开阶级斗争盖子……。”

那时的工宣队，都是工厂造反派“刺头”。所谓“刺头”一般都是在工厂里调皮捣蛋不愿干活的那些造反派的人，工厂车间里的领导就将这些人打发到学校，这些人高兴地过一下登上上层建筑之瘾。后来，随着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历史真相的披露（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人们才知道，“工宣队”原来是毛主席制止“红卫兵”运动失控的重要战略部署。

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让人觉得不是味儿。

想当初，还是我们学生到东安厂、伟建厂去煽风点火，才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现在倒是反过来了。成了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要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么？怎么变成工人来领导共产党不成？

共产党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当年成立時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是工人？都是读书人，知识分子。那個年代工人大多都不识字，怎能搞明白马克思主义。

还是当年毛泽东有胆量，打着阶级斗争旗号号召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实际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

抗日時期日本人來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飯。解放後，是共产党內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給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

三年困难時期，农村餓死几千万人，城里工人阶级自己却吃着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过後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被利用對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隊进大学、管大学，批判斗爭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被蛊惑参与的更是不少。

如今，工人是弱势群体，在政府各种重大决策上沒有话语权，對不公正現象，對腐敗無能為力，眼睜睜看着企业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有权势、有背景人物瓜分，自己还要遭受下岗, 失业的威胁。

共产党現在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说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可是实际它是不触动核心集团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再来照顾更多人的利益。首先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企高管，公务员，最后才是工人、农民垫底。要不然现在那么多人争考公务员，别的国家是二三流人才去考公务员，中国是全民争考公务员，真是畸形国家。

共产党实际不是工人阶级党, 老姜自诩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真叫人可笑又可怜，天安门广场上哪一块铺地广场砖是你的？！

工宣队就是打着领导阶级旗号，进校来是要搞阶级斗争，是要掺沙子、揭盖子、搬石头。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让人心惊胆战。

为了发动师生，启发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进校不久，系里的工宣队就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地点就在我们九系学生食堂。

那天下午，食堂的窗户用黑布窗帘遮的严严实实，偌大的学生食堂黑洞洞阴森森的不见一屡阳光，每个餐桌上点亮一盏小煤油灯，扩音机里凄哀地唱着当时流行的“忆苦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地主鞭子——

    地主鞭子抽打在我的身，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满胸。

    …………

    这首歌曲调低沉，谁唱谁都会感到哀伤，眼泪就会下来。

气氛是造够了的，真佩服工宣队性姜的“杰作”。

“忆苦歌”唱完了，开始吃忆苦饭。

我看着菜盆子里那黑乎乎的菜团子，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一人两个，我在琢磨怎么“消灭”它们…………。放到嘴里咬了一口，这忆苦饭菜团子是用大白菜帮加上一点苞米面，一起和面做成的菜团子。老姜可能嫌菜团子不够“苦”，又叫食堂炊事员加的馊糠，搀和在苞米面里了。白菜帮子也没洗干净就用上了。菜团子蒸出来晾凉了登登硬，又闻着有一股馊味，真难咽啊！刚咬一口，嗓子眼儿就哽住了。想吐又不敢吐，一吐就把对旧社会的恨吐没了，也就显得没有阶级觉悟了，所以就得低着头，闭上眼睛生嚼强咽下去，都嚼出沙子了。

吃着忆苦饭，我偷偷地往旁边看，见其他桌的同学也是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在吃菜团子，好像都是在品尝旧社会那些穷苦人的生活滋味。

老姜不知从哪里请了一位来做忆苦发言的，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去细听那扩音机里哇啦哇啦讲的什么，一心想着怎么把那“万恶的旧社会的菜团子”处理掉，班上朱××领着喊口号。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誓死保卫毛主席！

…………’

师生门群情激昂，大家就争着抢着喊口号。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蹿起来就吐——呸！然后才开始批判刘少奇。恨嘛，所以才吐他，合情合理。地主、刘少奇那都是“奸人”，趁机把含在嘴里的沙子吐出去了。

 文革吃忆苦饭

忆苦饭终于吃完了，从食堂里出来，我悄悄地踱到墙角，把手里攥着的另一个“万恶的旧社会的菜团子”扔了，看到那里已经被丢掉有好几个“忆苦菜团子”。

食堂外的西山墙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那条大标语是刚刚用墨汁写在砖墙上的，可能就是我们在食堂里吃忆苦饭时的“杰作”，位置很高，是常用的一句口号——坚决打倒叛徒、內奸、工贼刘少奇！仔细一看，最后那个字变成了“狗”，还故意倒着写，表示刘少奇已经被打翻在地，是彻底被打倒了。

1968年10月13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时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去十一届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仅有40人参加这次会议，还不过半数。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自杀被害的就占总数的52%。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直机关的74人却参加大会表决。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不正常的会议。

全会表决通过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把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中央委员陈少敏就拒不同意所谓的《审查报告》，在表决时拒不举手。革命派行动真快！公报还没有播送完，大街上就传来了锣鼓声、鞭炮声。宣传车一路飞驰，大喇叭叽里呱啦直叫。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闹腾了半夜……。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搞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全会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清队”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更加激烈。

在那恐怖的清队过程中，哈工大全校有972名师生被立案关押侦察。运动中因遭受迫害造成自杀非正常死亡18人，被公安机关拘留监禁73人，被株连审查的师生、教师家属、亲友5000多人，至今提起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人们都不寒而栗。

那些惨剧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杀回小班闹革命”

工宣队很快就开始放火了，动真格的了，“搬石头”“炸盖子”了——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工宣队先把教职员工分成若干组，每个组都掺入学生的代表（新曙光造反团），由工宣队主持对教职员工进行“清理”，人人过关。

接下来就开始在小班学生中“触及灵魂”，揭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一时间，班上空气紧张，大家噤若寒蝉，互相很少说话，生怕那句话说出来，被人上纲上线分析成了专政对象。炮轰派的头头被打成“攻击新生政权罪”的反革命，被关进机械楼、电机楼的地下室，那里成了关押师生的牢房。

我和班上的周珉当时都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宣队老姜叫我们回班级参加“揭盖子’”的揭批运动。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揭发我爸爸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爸爸被揪斗的事，至今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打小报告的。

我说：“我爸爸的情况不清楚，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要了解组织上就自己去调查吧。”

老姜说“你要注意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我说：“我是我，我一直在新曙光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父亲是我父亲，组织要了解啥就自己调查好了。”

老姜说：“你要端正你的态度。”

我们谈的不欢而散。

我们班虽然在文革中也分成两派，但互相之间还是有些“中庸”，没有像其他有的班级两派格格不入。因此，文革过后，2000年大家陆续退休后，自2005年在哈尔滨、上海、北京、青岛班上以校友会名义已经聚会了四次了，我只参加了2009年北京那次聚会，说起文革时在学校那段日子，大家感到像是被人愚弄了演出的一场闹剧，只不过代价太大，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代人。

在文化大革命“清队”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劣根性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工宣队搞到后来内战打到小班，打到宿舍，很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人物，都被当反革命揪出来批斗。我们65级九二专业两个班，我们班是65921班，65922班上斗得就比我们班激烈，同学斗来斗去，有几个给斗到机械楼地下室“反省室”去了。由于那时大家互相斗，感情伤得太深，退休后，他们班那维君、张万香也想像我们班一样把大家约到一起聚会，可就是聚不齐……。这都是后话。

老姜大概觉得我们班在搞“阶级调和”，同学之间打不开情面，觉得65922班的“盖子”揭的充分，就叫65922班同学到我们班“点火”，上我们班帮助“揭盖子”，借助钟馗来打鬼来了。他这不是继承土改搞“扫堂子”那套挑动群众斗群众吗？这个人太阴了。

我和周珉被工宣队老姜从学校文艺宣传队叫回到班上，说是必须参加基层的阶级斗争洗礼。65922班的同学在我们教室里贴满了大字报，还记得2班福建的杜××贴给我的大字报是：“魏卓夫必须触及灵魂，想当“逍遥派”回避斗争痴心妄想……。”真是来点火来了。

那时搞的班上人人自危，互不搭言，生怕说出去的哪句话惹了祸。宿舍里，晚上洗过脸，洗过脚，上床就睡觉，互相很少吱声，因为有教训，别的班有的同学在宿舍里发议论，就被同寝室同学打小报告，被打成了反革命，这种例子在当时太多了。

最后还是出事了，谁知道精神越紧张就越出错。

一天，系里开批判总支书记章丽华的批判会，章丽华书记身材又瘦又小，被造反派学生一个人像拎小鸡一样，提着衣领一下就提到讲台上了。班上纪亚铎领着喊口号，

“保卫毛主席！”

“打倒刘少奇！”

可能是精神太紧张了，喊着喊着就喊颠倒了，台下大家顿时愕然，面面相觑。小纪知道闯了大祸，会后赶紧到工宣队办公室找老姜认错，人都吓哭了。过后班上几个同学在工宣队那说情，证实确实精神紧张，加上小纪出身好，又是保卫省革委会新曙光一派的，最后才没予追究，不过毕业分配也给降了密级分配的。

1998年我出差路过沈阳，同原班上同学小纪、朱文高在饭店聚会，说起当年开批判会喊错口号的事，大家还无限感慨。毕业后，他被分到沈阳重型机器厂，先是当工人后到教育科当子弟校老师，最后调到金属研究所，没多长时间自己“下海”办公司，搞矿砂、铁粉金属添加剂经营。讲起创业的艰辛，小纪说，当时遇到巴西外商在北京谈判签约，他自己学的俄文，没办法现把还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拉上，连夜乘硬座车赶到北京，叫女儿当翻译硬是把合同签下来了，几年来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公司越办越红火。

当年班上另一个同学薛恩亮也遭遇了批判，不过还好，还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关到机械楼地下室反省。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修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展览馆”。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哈尔滨也修建“黑龙江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后来，“黑龙江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改称为“黑龙江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又改称“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中心”。地址就在北方大厦后的花园邨。

该工程1968年8月1日开工，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敬建工程指挥部”。向全社会发出号召，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从全省调集了最优质的建筑材料、最优秀的施工队和设计人员参加会战。当时红太阳展览馆建筑工地的景象非常壮观，广播喇叭每时每刻都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工人、学生、干部24小时都吃住在工地。义务劳动大军更是源源不断，充实力量。

 9月份，工大组织学生义务劳动每天晚上到工地前加班挖土方。探照灯照着，高音喇叭吼着革命歌曲，场面宏大，班上薛恩亮有感而发：“这么浩大的工程，当年的秦始皇也比不上……。”马上被人打小报告告给工宣队。这还得了，把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比成封建帝皇工程，“是可忍，孰不可忍，阶级斗争的盖子捂都捂不住，自己就要跳出来。”老姜感慨地说。

班上终于揭出点事儿来了，工宣队“炸开阶级斗争盖子”的清队运动在我们班这才收到成效，暂时告一段落，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正好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叫我和周珉回宣传队准备排练迎接共产党九大的节目，我们才离开了那兢兢战战的“揭盖子”漩涡。

陶乾教授之死

陶乾教授、侯镇冰教授是哈工大机械系机床刀具教研室的领军人物。是我国第一批自行培养的副教授，1957年哈工大在全国首批评定教授，一共评了13名，是全国高校中，评定人数最多的。当时机械系评有4人中就有他们二位，后来陶乾当了八系主任。文革中两人都受到冲击，关进了牛棚。

50年代陶乾教授编写的《切削原理》就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许多大学认定为教材。可在文革时却成了批判陶乾老师的罪证，被说成“一本书主义”。批判他时说，工人切削材料，最终有产品出来，创造了价值，而他搞的切削的材料没有具体的东西做出来，耗费了大量资源，不创造财富。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的理论。

在1968年秋天，哈工大清理阶级队伍的日子，整个校园是一片“红色恐怖”，系里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炮轰派头头”几十人全关在机械楼地下室里反省检查，陶乾老师更是在劫难逃，也被关在机械楼地下室，不时就被提出去批斗一番，陶乾老师文革之初就被批斗，这次又要叫他交待所谓反对新生红色政权（黑龙江革委会）的反动罪行，经受不了对他的精神的摧残、人身的迫害，最后割断动脉自杀了。

当时他在被关押机械楼地下室里，一天半夜，睡在陶乾教授下铺的机械切削教研室吴老师，突然发觉有液体流在脸上，开始还以为是尿，一摸黏糊糊的，起来边推陶乾教授，边说“你怎么尿床了？”可没有动静，一看人已经死了，立即报告看守的学生，才发觉陶乾教授颈动脉被割破，大量失血，发现时人已经凉了。原来白天在被批斗他时，陶乾老师故意摔倒，倒地时摔破了眼镜片，并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检了一片，到了半夜，在看守室，用镜片割断了颈动脉而自尽。中国机械加工一代宗师陶乾教授，文革中自杀身亡竟然是采用这种方式——眼镜片切削原理，真是个莫大的悲剧！

陶乾教授的死无疑对哈工大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可是当时工宣队给定的“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我们毕业时，已经看不到他的《切削原理》一书了。直到文革后才有《切削原理》一书的再版。

机械系机床刀具教研室另一位领军人物侯镇冰教授，上海人，极其聪明，可谓才华横溢。酷爱无线电，听说在60年代初他就曾把家门反锁在家里自己装电视机，比一般无线电厂的电视机还早试制成功。文革初期，造反派红卫兵抄他家，家中就有一台自己装的没有外壳的电子管电视机，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给女儿画的素描画，惟妙惟肖。书架上放着许多精致的航模飞机，以及许多国外的航模杂志。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内全部是书。侯镇冰教授爱好多方面，当时才35岁，就已经成为哈工大第一批教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清队时竟然被造反派扣上“里通外国”罪名，

侯镇冰教授虽然遭遇比陶乾教授好一些，毕竟扛过了那恐怖的68年秋天的“清队运动”残酷斗争，但是文革后，在88年也移民美国，住在纽约，在一所美国大学里当教授。中国的人才就是这样流失走了，为什么留不住呢？我们不该反思一下吗？

绝望的“畏罪自杀”

从小班上回到总团文艺宣传队后，每天在主楼四楼正厅教室排练节目，准备迎接共产党九大。一天早上，在食堂吃过早饭，就赶在8点前到主楼四楼集合。参加宣传队例行的早上朗读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程序。正走到三楼楼梯，就见一个黑乎乎东西从楼梯天井摔下来，落在一楼正厅沉闷闷的一声响，早上正在进楼的师生们都惊呆了，大家赶紧跑到楼下大厅，原来是有人跳楼，一滩血迹从那个跳楼的女同学的脑际、口鼻流出，人一动不动在那里俯躺着，看不到她整个面孔，这是我在文革中最近距离，真切切的见到有人自杀跳楼的实景。人们嗡嗡的议论着，听说是四系正在被关押反省的学生，叫左风琴。每天早上，被关押在主楼六楼清队揪出来的“反革命”在专政队的押解下，要从关押反省室出来吃早饭，看来左风琴是趁看守的同学没注意，直奔六楼楼梯跳下去的，她可能对生存已经丧失信心，充满绝望，才干出这样的傻事。那正是1968年秋天，工宣队进哈工大“清队”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

左风琴是四系的，在她死的前两天，女生三宿舍走廊就贴出揭露左风琴反动思想的大字报。据说是左凤琴同班同寝室的三个好友在寝室里听到左凤琴对当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议论，几个人分析上纲揭发写的大字报，左风琴在当时不谨慎，没像我们那样谨小慎微，不乱言语。结果，倒霉的事就落到她的头上了，平时讲的话，发议论评头品足被同宿舍那几个抓反革命抓红了眼的三个女同学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她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左风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去同流合污，又不懂得谨慎防范，又直言不讳，结果自己落到挨整的地步，被抓进了“反省队”，在文化大革命清队时那个特定的条件下实属必然。

一个小时后，主楼正厅，那里的一切都已经都恢复了平静，只有大字报旁边一只被白色的粉笔圈着的黑布鞋和布鞋旁边左风琴三个字，表明不久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生命毁灭的惨剧。

傍晚在主楼正厅，在那左凤琴自杀跳楼被摔死的地方背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覆盖在原来大字报上的新大字报，上面写着：“左风琴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署名还是她同宿舍那几个女生的战斗队，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还要再踏上一脚。

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残酷场面实在是太多，我的心已经渐渐变得麻木，但是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和看到死亡，还是让我震撼。我想，左风琴走上绝路定是一念之差 ，若是有人真正能同她交流交流，和她真心谈一谈，或许就能赶跑她寻死的念头，赶走死神，让她留下。

她同班同寝室那几个善于抓反革命的女同学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但经验告诉我，她们肯定会得到工宣队的赏识，如愿以尝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为人妻为人母她们一生可能都会很顺利。今后谈到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她们大概也会感慨地以受害者自居，会不会从心灵中反思有一点点忏悔呢？我推测不出。上帝本不公平，左风琴同学，愿你的灵魂能在天国得到安宁！

“反动标语”事件

时间慢慢地向前移动，转眼间已经到了11月，冬天北方的雪已经下过几场，学校主楼前已经被积雪厚厚地覆盖。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主楼前东北角的雪地上围着一些同学，凑到近前，看到学校保卫组的人在向雪地拍照。雪地上写有 “毛泽东大红色必将灭亡”几个大字，字的笔画比周围的足迹还宽，人们在叽叽喳喳的议论。文革期间在哈工大竟有那么多反毛泽东，反江青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那些所谓的反动标语大多写在厕所里或走廊的墙角处，内容都是谩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这次在露天雪地见到的反动标语是我在文革中看到的较为典型的案例，平常遇到这些事，凭着几年文革运动下来的体验，我都远远躲开，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文革搞到“清队”时，可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够大的，可还是有人敢“对着干”，可谓压迫愈深，反抗愈强。文革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真正对它理解的人在学校里已经微乎其微，反江青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中央文革三令五申：“反江青就是反革命”，无奈法不责众。在同学圈内，如果有人对江青来几句“含沙射影”，大家只会心照不宣地报以微笑，没有人会违心的去捍卫那个“红太阳”最亲近的人。但是，书写反对江青，甚至反毛泽东的标语则不同，敢这样干的人太少，如果被抓到，轻则坐牢，重则会判死刑。我对这样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加上爸爸妈妈也已被批斗，经验告诉我离这些事最好少沾边，少发议论，一心一意在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罢了。

有一天，我在寝室窗子上看到不少人都往我们学生二宿舍方向走来，吵吵嚷嚷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下楼，发现二宿舍正厅高高地挂着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就贴在一楼正厅，很高很长，我一看大字报的内容，就明白为什么它会吸引那么多人来观看。一些人文革中不慎流露对老毛不满的言论，被同学当成反动言论的大字报揭发出来，这在当时“清队”时的哈工大已属司空见惯。但是，这个学生的反动言论很特殊，他竟然敢说毛泽东为李进（毛的夫人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是黄色的。大字报上逐字引用他分析诗词“色彩”的原话，绘声绘色分析得淋漓尽致。当然，这种直接攻击老毛和他的老婆江青的大字报“大不敬”肯定不能让它存在，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扯下去了。贴大字报的学生也很快被当成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被关进了“反省室”。

被揪出的“反革命”学生名叫黄幼男，8系63级的，住二宿舍，对文革一贯敌视消极，从不参加革命活动（这是后来他们班同学大字报揭发说的）。，说领袖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首典型的“黄诗”，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么？真不知道黄幼男是怎么想的。

工大发现那么多所谓的反动标语，没有一个破案，不是作案人手段高明，而是根本就没有人想着抓他们。我为黄幼男惋惜，偷偷写条标语发泄发泄过就算了，人心莫测呀，这些观点怎么好实名公开去讲呢？你怎么自己往火坑里跳呢？那些造反派头头们，在文革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下的被台上的称其为反革命已属常事，实际是毛泽东挑动学生阵营内打派仗，时间一久，双方对那顶帽子都不太认真。可是反对毛泽东则不同，反革命帽子顶在头上将万劫不复。

黄幼男关进去没两天，受不了“专政队”的压力，有一天在机械楼教室背后跳楼自杀了，这是继左风琴自杀之后又一学生自杀案件，左风琴是从主楼的楼梯上跳下去直奔黄泉。黄幼男从教室后的窗子跳下去，当场摔死在楼外地下室的小天井里。知道黄幼男自杀的消息时，他的尸体还没有运走，我和许多人一起从楼上窗子里探出头去看，只见小天井上盖着木板，墙上褂着“黄幼男畏罪自杀就是反革命”的条幅，一个“专政队”的男同学站在木板上不时移动脚步，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四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早就走下神坛，他就是给自己的老婆写首高雅的“黄诗”，也本属稀松平常的事。一个品尝过禁果的年轻人，却因对此品头论足而丧生，实在令人痛心。黄幼男同学之死，为哈工大“清队”又填了一个冤魂。

当年毛泽东的题词和江青的摄影照片同时发表，后来被广泛传颂。诗倒是写得有些气势，但与照片对着看大有简单注释之嫌，意境不深。对比唐朝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恢弘之气就逊色多了。但我也并不认为毛泽东写的那是首“黄诗“。

实际上，当年文革江青借助毛泽东这面大旗，颐指气使、专横跋扈、目中无人谁都知道，江青不可一世的表演另同学们反感，可文革后解密的许多事情，江青在外的表态，都是毛泽东的懿旨，无怪乎文革后审判江青时，江青不服地说：“我就是主席放出来的一条狗。”

抓出“朝修特务”

1968年11月的一天，听说学校保卫组挖出来一名“朝修特务”——二系68级核物理专业的石山麟。全校革命师生齐聚学校礼堂召开批斗大会，据他们班造反派揭发，石山麟一直对文化大革命抵触，并“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是阴险小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实属罪大恶极，并且与他未婚妻在吉林图门一起企图越境叛国被抓获，实属叛国投敌“特务”。石山麟被两个造反派反扭住胳膊押在台上，被架着文革批斗时时髦的“喷气式”，看不清他的脸庞。会场上喊着口号：“打倒特务分子石山麟！”，“谁攻击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决没有好下场！”。我细心地听了半天，除了他曾对林彪和江青表示的不满，被班上造反派上纲上线，始终没有听出石山麟作为“文革特务”的具体活动，试想一个普通大学生又有什么“资本”或“绝密材料”出国叛逃投靠国外？批斗大会上，石山麟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现场逮捕关押。

当时文革中国周边国家苏联被称为“苏修”，蒙古人民共和国被称为“蒙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被称为“朝修”，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导之下，人民中国此时在国际上只有一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又臭又硬”的阿尔巴尼亚（面积远小于我的家乡吉林市，人口还不到吉林市一半），是真正的攻守同盟的铁杆反修朋友。

石山麟1945年出生，朝鲜族，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子镇人。石山麟平时看不惯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的作为，无意中发出的议论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要施以批判，情急之下从学校跑到其未婚妻所在的吉林省图们市，其未婚妻也是朝鲜族人，当时听说还是图们市革命委员会干部，他的事情已经株连到他的未婚妻。

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期，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在哈尔滨市遭到造反派“通缉”。按造反派的“逻辑推理”：你跑到图门中朝边境上不是准备叛逃到“朝修”是什么？在图门被抓获押回学校，才发生了上边的“批斗大会”。过后，石山麟因“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罪被判15年徒刑，入狱10年。1978年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获平反出狱，在狱中自修了机械基础、液压原理、金属材料力学、热动力学等，出狱后获得了高压水泵的发明专利，开始了自己创业。

平反出狱后，石山麟先在黑龙江商学院当讲师。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到外地出差，在宾馆住下后想冲个热水澡解解乏，但洗澡间没水，问服务员，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咱这里层楼太高了，水压不足。”这件事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要来一次供水革命，让全国上万座高楼大厦能够供上水。并很快付诸实施获得高压水泵的发明专利，进入市场运作。 1985年这个“蹲过大牢”，就职讲师的朝鲜族汉子交了辞呈，凭着自己发明获得的高压水泵——高楼无塔上水器专利，毅然“下海”，创办哈尔滨昌宁给水设备厂，1992年创办昌宁集团，担任昌宁集团董事长至今。在改革的大潮中，石山麟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了世人。昌宁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给水系统供应商，并且已拓展到机械、电子、食品、轻工和建筑等五大行业，而石山麟本人也成为了中国富豪100强之一。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1994年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和第四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1990年被韩国聘为“世界地球环境保护协会”国际名誉总裁，现兼任中国气压给水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特约理事、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理事、黑龙江省政府经济顾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成了全国闻名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当年文革时在学校被定为 “反革命特务”的石山麟，如今已为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石山麟教育基金奖，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哈尔滨挖出的“大反革命”

1968年清队期间，哈尔滨也是冤案四起，最典型的要数欧阳湘反革命案。

欧阳湘是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儿子。                 

欧阳钦早年与周恩来、李富春、蔡和森、聂荣臻等同期在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文革开始之前，中央任命欧阳钦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协助宋任穷主持东北局工作。由时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的潘复生接任他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在文革一月夺权风暴中，潘复生很快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举国上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热潮中，潘复生把他的前任欧阳钦定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责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大搞独立王国”。

在形势最紧张的1966年冬季，以哈军工红卫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为首的一伙人，赴京要求揪欧阳钦回哈尔滨批斗。其时欧阳钦正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住院治病，这伙造反派拿着已经准备好的棉袄棉裤到医院，发誓要把这个“黑龙江省头号走资派”揪回去。警卫员打电话将造反派要揪斗首长一事紧急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即接见了这一伙造反派，指出此时正是寒冷的季节，欧阳钦年老病重必需住院治疗，等转年春天再说，这才让欧阳钦躲过一劫。

揪斗不果，潘复生指示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组在《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整版的批判欧阳钦“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那时，不管是谁，只要是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那可是天大的罪行了，况且还给加上“一贯”，那就更是不得了了。

从1968年3月15日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清理阶级队伍”斗争。时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亲自抓“反右倾翻案事件”，使“对敌斗争”严重扩大化。

欧阳湘是欧阳钦的独生儿子，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当时正借调到长春光机研究所（长春305所）工作。他无法接受黑龙江省革委会强加给父亲“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在1968年11月24日化名“洪新建”给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的父亲欧阳钦从不反对毛主席，而是一贯拥护毛主席的。信中还揭发潘复生大搞极左的问题。欧阳钦曾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多年，欧阳湘相信这位省军区司令员一定了解自己父亲的。相信他会为父亲问题主持公道。

欧阳湘将信封好，交给正要回哈尔滨看妈妈的两个妹妹带回哈尔滨去邮寄。欧阳湘的母亲时任黑龙江省科委主任，也被打成走资派，两个妹妹要回去看望正在隔离反省的妈妈。回到哈尔滨便把信投到邮筒里了，根本不知道哥哥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事。万万没有想到，汪家道早已和潘复生穿一条“连裆裤”，竟把这封信转给了潘复生，此事让潘十分恼火，立即定为“11.24.现行反革命案”，列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件，将这封信影印件转发全省限期破案，很快被一位熟悉欧阳湘笔迹的人认出来，在两天半之内即宣告破案。

两个妹妹也因为替哥哥邮信而被关进拘留所，审查了七八天，直到查明她们确实不知情，并未与哥哥共谋，才释放回家。欧阳湘被从长春抓到了哈尔滨。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坚决镇压反革命，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大会。我跟着学校同学一起前去参加。大会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有20多万人参加。黑压压的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布满大会会场。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在蓬勃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整个形势越来越好。可是一小撮穷途末路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作垂死挣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为其主子招魂翻案。署名“洪新建”投寄的反革命匿名信，就是我省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干的。但是他逃不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在各级革委会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仅用两天半时间，就破获了“11.24”“洪新建”重大反革命案件，揪出了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把反革命分子欧阳湘押上台来！”

大会一开始，欧阳湘被佩戴“执勤”袖章的工人民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扭住胳膊押出来，沿着台阶慢慢走上来，他胸前挂着特大的牌子，上面写着“11.24.反革命犯欧阳湘”，弯腰低头大牌子就压在脚背上，走路迈步都很艰难。

文革哈尔滨北方大厦前批斗欧阳湘

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一押上主席台就挣扎着高呼口号，而且是两个涵义截然相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他的这一举动让那一群造反派措手不及，立即上前围住欧阳湘，狠揪他的头发，塞住他的嘴，企图制止他呼喊口号。

今天的人们看到欧阳湘当年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或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这在当时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在“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刚闭幕一个月，举国上下正在欢呼拥护“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定”之时，谁不喊“打倒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

欧阳湘拼尽全身力气不断呼喊口号，造反派一时制止不住，冲上来几名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战士协助“执勤”民兵一起制服他，他们摘下沾满油污的肮脏手套塞进他的嘴里，左边那名解放军战士一只手压住他的头一只手抓住他的臂膀，右边和后面的三个“执勤”民兵死死地拧住他的双臂，架成“喷气式”。

欧阳湘坚强地继续抗争，他的嘴被那名战士用手死命地塞住了，他仍跳动着双脚，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口号，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叫声。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要坚决刹住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一大群人围上前来，有几个人在后边拼命揪住他的头发，左揪右拽让他痛苦不堪；有人在前边紧紧地掐住他的两腮，让他喊不出声来；一只戴皮手套的大手死死地捏住他的鼻孔，让他喘不过气来；那些够不着上不了手的人，就在下面用拳打，用脚踢。欧阳湘在众人群殴中实在支撑不住而倒在地上，那一群人仍不肯放过他，再次围上去拳打脚踢，致使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还能听到他凄惨的微弱的呻吟声。我又亲眼见证了革命派对阶级敌人的“无情的专政”。

经过一顿暴打之后，身体瘫软的欧阳湘又被揪拉着站起来，审判台上站着几位公检法军管会的负责人，由一名军管会领导干部负责宣判，有一个名工人被拉来陪绑，大牌子上写的罪名是“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当场宣判“依法逮捕”时，马上有人上前去把他胸前挂的“破坏公报反革命犯”的牌子翻过来，就多了“依法逮捕”4个字。

轮到要对欧阳湘宣判了，也许他料定自己胸前挂的牌子背面也早已写好了“依法逮捕”，他用尽全身力气扭动双臂，挣扎着要吐出嘴里的填塞物，断断续续地喊出“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犯法……”并继续喊“毛主席万岁！”。

由于欧阳湘不断在喊冤，会场气氛一度出现紧张气氛。那位负责宣判的军管会人员加快速度宣读欧阳湘的“罪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为其主子招魂翻案”。

当宣布对欧阳湘“依法逮捕”后，立即由几名端着自动冲锋枪的军人把他押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他游街示众，沿途有大量围观的群众，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扭动身驱在勇敢地抗争。

当时有很多人心里都知道欧阳湘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曾看过那印发的宣传材料，尽管那是断章取义摘录的部分内容，但怎么看也看不出其恶毒的反革命言论，这引起我深深的同情。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不相信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年青人会去当反革命？天下哪有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反革命？

欧阳湘在哈尔滨被关押折磨了20天，12月中旬被押回长春305所，被带上手铐关押在隔离室里，各种名目的斗争会日夜轮番批斗。不久，他就被折磨得身体虚弱无力，有一天，看守竟然报告说，欧阳湘跳楼“自杀”了。此事遂逐级上报，直至报告中央说欧阳湘自杀身亡，还给他加上以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哈尔滨的“清队”斗争又增加了一个冤魂。

文革过后，欧阳湘的母亲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她反复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胡耀邦写信，要求为儿子平反昭雪。胡耀邦几次下令黑龙江、吉林省委彻底调查此案。

在中央一再催促下，1978年8月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平反冤案大会。会上宣布了省委《关于给欧阳湘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此时距欧阳湘遇害已相隔10年。

文革中潘复生把他的前任欧阳钦定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责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大搞独立王国”。可是当年河南省长吴芝圃就是这样整倒了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没想到过几年潘复生调到黑龙江工作，造方抓药又将上级欧阳钦如此打倒。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实际上最后谁也没得好！1971年3月，中共中央派员处理黑龙江问题，全省召开县团级干部会议，批判潘复生文革中挑动两派群众武斗的错误，6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潘复生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文革过后，潘复生和汪家道被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批判。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肚皮里的“发报机”

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我听到的最令人恐怖发指的要属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自杀死亡后被剖腹事件。

1968年4月曾扮演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的杰出艺术家严凤英，在“清队”时期，被人检举诬陷她是国民党特务。省艺校造反派对她逼供，这时在军代表专案组的淫威下，演出“天仙配”老搭档饰演董永的王少舫为了自保，却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凤英揭发上纲上线，严凤英没想到多年好友竟这样“落井下石”，顿感精神崩溃。四月七日当夜，严凤英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后被她丈夫王冠亚发现，赶紧找医生抢救，但军宣队军代表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不让医生进来抢救。因抢救不及时，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亡。

因为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在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军宣队军代表刘万泉马上表态，说严凤英是自绝于人民，说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说严凤英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要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最后竟残忍当众将严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恶狠狠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可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因阶级斗争立场坚定，被评为安徽省学席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文革后，有人问当年军代表刘万泉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辩解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火，在安徽黄梅戏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至今这个恶魔刘万泉可能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可他的心灵中有没有一丝对当年罪过的忏悔呢？

虽然文革后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昭雪、一九八五年还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徽安庆市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以示追念。可严凤英死时仅三十八岁，一个艺术家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样惨死剖尸能瞑目吗？！

  文革后在安庆市建立严凤英汉白玉雕像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多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见丁抒先生《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文革死亡人数一家之言》）。只要你上网点击“文革清队”四个字，那一桩桩怵目惊心的冤案，那被逼死难以瞑目的一个个冤魂就都会跃然眼前。

我把文革中仅仅在学校和哈尔滨亲身经历的恐怖的“清队”点滴事件写出来，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经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是多么残酷，多么荒唐。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那真实的文化大革命“洗礼”，是不是像现在有人所津津乐道的文革是“全民反贪官”运动，愿那样谎谬的时光再不要复返！

此文为65922班魏校友的“蜀人老魏 ”  网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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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作旧中国。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80%多都住在农村。农村的财主（地主、富农），也就是农村的“大款儿”，占全国人口不到10%，但是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中农、贫农）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财主的土地当佃户，或给财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财主借钱借粮。这种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要打碎这种旧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主制度。

地主和贫农是怎么产生和相互转化的呢？

农村的权力分两类：政权和族权。

农村政权最基层是村，有村长（或保长）和委员，若干村为一乡。乡长、村长都是由大小财主们担任，因为他们有钱，和上面（区、县官员）有交往，亲朋、亲信多，有势力。另外，他们有文化，能写会算，见多识广。农村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们说了算，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服从。

一个村庄的财主和农民，大都是同姓，即同一宗族，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有一个族长，来管理族中的事物。这族长都是由族里辈分高的财主来担任。族长办公地点就是“宗祠”。比如，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就有“毛氏宗祠”。族有族规，族里人犯了族规，族长就在宗祠召开会议，对犯规者进行处罚，或罚或打，甚至处死。族长的这种权力，就是“族权”。这“族权”和江湖帮派的帮主的权力很相似。毛泽东家里那么有钱有地，可解放土改，为什么没获得地主富农的“头衔”呢？你说怪不怪！

财主们掌握着农村的政权和族权，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压迫”。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想”的灌输。统治农村的主流思想有两股：儒家思想和神佛迷信。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都尊崇儒家思想 “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农民们虽然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不知道啥叫“儒家”，但是儒家思想却代代相传，融化于农民的血液中，成为农民们公认的道德标准。修好行善，孝敬老人，诚实守信，朴实厚道，忠于职责，忠君报国，和睦邻里，讲究义气、崇尚气节、礼貌待人，勤劳简朴等等，都是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们把这些美德概括成一句话：“做人要勤俭，有人性，讲良心”。他们把有悖于这些美德的行为斥之为“缺德”、“没人性”、“丧良心”。而这就被土改工作组不分精华糟粕，把这些思想统统叫做“封建思想”。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普遍迷信神佛。他们相信神仙佛道、阎王小鬼、阴间阳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等理论和传说。他们相信人做坏事死后要下地狱，上刀山，被油锅炸，来世变作牛马受人役使；人行善积德，死后就受阎王优待，来世投生到富贵人家，享受荣华富贵，等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格言。每个村庄都有敬奉神佛的庙宇，不少人家都供奉着财神、灶王爷、药仙、观音娘娘。农民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统治农民的“神权”。

千百年来，农民们就是在遵崇这种儒家道德和因果报应的神仙佛道中生存、繁衍、和谐相处，有的成了地主，有的变为贫农。

财主和农民是一对矛盾。他们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又互相对立、斗争着；在一定条件下财主和农民又可以互相转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有！世界上根本没有财主的“种子”，也没有贫农的“原胎”，也不是迷信所说的“命里注定”，财主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在一定条件下，贫农也可以转化为财主，财主也会转化成贫农。

有些地主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生把一份偌大的家业弄光了，结果由财主转化为土改时的“贫农”。

农民是怎样转化为财主的呢？那时农村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土地是最根本的财富，是全家的命根子，是最可靠的“传家宝”。土地不怕匪抢，不怕贼偷，大水冲不走，大火烧不掉，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那时流行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种地是根本”。就像太爷爷说的：“庄稼钱万万年” 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地”。土地多了，也就转化成为“富农”或者“地主”了。转化成地主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做官。

农村有些农民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孩子聪明好学，终成大器，做了大官。于是，有的成了贪官，通过贪污受贿钱财源源而来。于是就在家乡买房置地，成了地主。旧中国的官僚地主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种是经商。

农民把孩子送到城镇学买卖（当时称为“住地方”），孩子聪明伶俐，能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因而从学徒到“吃劳金”（公司员工），再到当“掌柜”（公司经理），再自己开买卖（办公司），赚了钱。他要拿出一大部分钱在老家买地盖房，一来光宗耀祖，二来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子孙打下基业。于是，这户农民就转化为资本家兼地主。老杨家的地主成分有些就是这么挣来的。

一种是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省吃俭用，勤劳致富。

农民中总是有能人的，他们勤劳俭朴，聪明好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人尖子”。他们种地肯下力气，精耕细作；种地之余，他们或搞些副业（如养猪羊、开烧锅、缝靰鞡等），或做小买卖（买卖牲口、粮食、木材生意等）。全家齐出动，钱就挣得多。另方面，全家省吃俭用，口积肚攒，硬从嘴里抠钱。他们有点积蓄便买地，土地渐渐增多，于是雇工种地、出租土地，钱越来越多，土地也越买越多。经过几代人的勤劳俭省，就慢慢地上升为中农、富农、小地主，直至成为大地主。老魏家的地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炼成的。

这种家庭的发家致富，类似于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或者“农民企业家”。当时农村地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转化来的。魏家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三爷爷魏春的地主成分就是靠省吃俭用，勤劳致富挣来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

一种是“爆发户”。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幼年时家里很穷。他在上海打工的叔叔用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彩票，中了特等奖。于是，他家立即置办房产，由贫农转化为地主。他也就有钱上学、留洋，成了今天的季老教授。可他历次运动遭冲击，至今还埋怨他的叔叔让他当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气挨整，在“文革”时进了“牛棚”。不然，他也应当是响当当的几代贫农、根红苗正，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了。现在那些买彩票的彩民许多不就是想一夜暴富，成为富豪大款吗。

作家余华写的小说《活者》有这样一段情节：地主家的一个名叫福贵的“败家子”赌钱，一夜之间就输掉了全部土地、房屋，输成了“贫农”。于是，那个赢了钱的赌徒龙三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主。这个地主龙三就是“暴发户地主”。土改时，龙三被枪毙了。他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望见了那个已经变成贫农的“地主败家子”，大声呼喊道：“福贵啊！我是替你去死的啊！”简直道破了地主和农民相互转化的真啼。

在解放前中国的农村，地主和农民就象物理中讲的水和汽处于动态平衡一样：水分子不断地飞出液面，成为“汽”；同时，汽分子又不断地回到液面，转化成水。水和汽不停地运动着，不停地对立着、斗争着，又不停地转化着。所以地主和贫农都不是绝对不变天生的，都是处于“水”与“汽”的互相转化中。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由地主的个人品质造成的。像爷爷可能一直到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剥削”，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犯了“剥削”这个弥天大罪。他们可能慨叹道：“老天啊！起早贪半夜地干，从牙缝上攒钱，怎么却攒出了罪啊！”“辛辛苦苦地给儿孙置办家业，没想到却给儿孙留下了一顶‘地主帽子’（地富狗崽子）！”

到土改时，那些转化成财主的贫农，分别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然地被戴上“地主分子”或“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了敌人；那些转化成贫农的地主被分别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等成分，成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给每个人都打了一个“阶级烙印”。一段很长时期，在农村贯彻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阶级烙印”）成了人们一辈子高低贵贱的标志。

直到1981年6月，共产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阶级出身论才宣告结束。在这之前还把地主、资本家、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作为划定每个人阶级成分高低贵贱的分等标志，否定了地主贫农时时转化的经济规律。成分高的在历次运动挨整，子女升学、就业、入党都要比常人矮一头。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些带头致富的“农民专业户”或者“农民企业家”“个体企业家”，要是在当年土改运动中不是都要划为地主、资本家吗？

那时塑造的地主形象，像《半夜鸡叫》里周扒皮，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南霸天和四川大邑“收租院”的刘文彩。财主们对待穷人真的像描写的那样凶残么？地主真的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么？财主和农民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么？

其实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只是共产党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极其少见的，要真是那样，他们在当地老百姓中也活不下去。

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土财主”，他们家里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就是土地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佃户长工好一些。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就是这种“土地主”，胆子特别小，一生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饭，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我的印象中，爷爷一米八的大个子，可总弓着腰，锁着眉头，整天不见笑脸，大概是土改叫贫农团斗怕了。

爷爷魏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二年儒家私塾的教育，算是农村中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儒家思想，深入骨髓。为人正直、聪慧、勤劳节俭、善理家务、怜贫恤老、济困扶危、热心公益；同其他地主一样，举凡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还要救灾赈灾，抗击日本，他们变卖财产支援抗战……。

地主与佃户，地主与雇工，大都和谐相处。遇到灾年，地主主动减租减息，让农民过得去，很少逼租逼债。佃户们也都遵守合同，如无特殊情况，都能主动按时交租；农村的土地主，对长工大都是亲如朋友。爷爷魏源就和雇工同吃同劳动，每顿饭都有地主家的妇女侍侯着，盛饭添菜，妇女们只能吃雇工的剩饭剩菜。春种开犁、三夏、三秋、冬季起粪，四时八节，都要给长工吃犒劳。还给长工送围裙、衣服。秋收时，首先用好粮食付给长工工资。年终还要发“劳金”（粮食或现金）。对短工的工钱，一日一清，决不拖欠。长工和短工们也都尽职尽责，很少有藏奸耍滑的现象。爸爸出生地其塔木的地主，还没听说有像文学作品描写的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的地主。

当年在我读书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编入了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描写的是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到鸡笼旁装鸡叫，引得公鸡都叫起来，他就催促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后来长工设计惩罚了他。这篇文章是在小说《高玉宝》中选编的。小说《高玉宝》描写了地主“周扒皮”剥削、压迫长工的种种“罪恶”，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的典型教材。

当年影响几代人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下边我就把真实的“周扒皮”的故事慢慢道来。

曾在辽宁复县黄店屯村的周家放过猪的小猪倌高玉宝，土改后扩兵参加了解放军，成为“文盲作家”、“战士作家”。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社编辑根据政治斗争政策需要帮助其修改润色，1955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解放军文艺》把经解放军文艺社编辑、作家荒草同志修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出版了。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倍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高玉宝》一书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连环画和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当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故事经不起考究推敲，是瞎编出来的。试想：深更半夜、地里也没有灯火，能下地干活么？周扒皮能舍得点上汽灯或者煤油灯让长工们打夜战么？可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实际据瓦房店市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我继续追问，他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典型化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周扒皮”的原型是个怎样的人呢？实际的“周扒皮”名字叫周春富，是东北辽东半岛复县（今瓦房店市）黄店屯村人。

1947年，黄店屯村土改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打倒地主、平分土地”。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都是用破布条搓的。

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活。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五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周春富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高玉宝就是在周家放过猪的小猪倌。

周春富当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唠嗑，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地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复县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土改工作队”进后。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开展“刮骨斗争”，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又打又踢，最终老实巴交的周春富被活活打死。

这就是高玉宝笔下的地主“周扒皮”的真实原型。

作者：不详

百姓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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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 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

   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 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 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 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主 席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 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 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 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 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 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按：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 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

   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按：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揭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意曲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