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
──在青岛“中西文化研讨会”上答听众问[1]
《华声报》记者马力黎报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八月四日在青岛的中西文化研讨会上陈述了他对改革及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的见解。方教授演讲的题目是《现代宇宙学和传统文化》，但听众递给他的条子中的问题却远远超出演讲题目的范围。方先生直爽地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自由办报应该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一个突破口
有一个条子问：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实施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么？
方答：他认为能不能自由地办报纸，能不能自由地发表批评意见，应该是一个突破口。方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一位官员占了科大的出国名额。后来有人多次打电话表示“关切”，方先生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他认为，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
方先生还对前些时候一位著名学者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评。那篇文章说，我国人大的表决情况常常是3,000:0，这总比西方国家的表决有时为49:51要好。方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在海外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反映出作者忽视了政治学常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意见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只允许某一种意见存在，使不同意见难以表达，恰恰是王权思想的残余。方先生称，报纸舆论一律，不允许多样化舆论存在，就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有人问：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改革的前景如何？
方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他认为从长远看是可以乐观的，因为宇宙还在膨胀，人类还在进步。但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则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领导者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千万不要再搞“引蛇出洞”那一套；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否负起他们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责任
爱因斯坦说过：知识分子应该对世界上任何不合理的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否则你就是帮凶（大意）。方励之用伟大的物理学家的这句名言告诫他的听众。他说，爱因斯坦讲此话时，德国已逐步法西斯化，而许多知识分子却不觉醒、不抗议，战后，德国知识分子对此是有反省的。
方励之呼吁知识分子负起他们的道义责任，在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说，如果大家都等待上面赐予民主，那是很可悲的。他认为，现代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占有信息，占有知识，创造信息，创造知识，是社会中一支先进的力量。知识分子有责任表示自己的态度，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如果知识分子能够独立地思考，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就能够使改革得到更多的保证。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总是企图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也不要总是“关起门来有很多高见，一出门就什么也不敢讲”，应该更积极地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方先生说，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看不起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能力差，而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常惊奇地问：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方先生说，从客观上讲这是高压的结果，但我们知识分子中确有一些人太没骨气。
高校改革要给校长实权
听众问方先生对高校改革的意见时，他说，现在大学校长实际没有多少权，许多事情上面都规定好了。经费虽然给了学校，但怎么使用这些经费都有严格的限制，校长甚至无权决定在学校里盖一间厕所。前些时候，科技大学为了动员教师到合肥去工作，决定在既定经费中把教师住宅建得好一点，结果遭到上面干涉。其理由是：“为什么建房标准比北大高？”5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方先生对此十分气愤，反问：“科大教员的住房标准为什么不能比北大高？难道北大是皇学？”
方先生认为，高校改革必须授予大学校长以实权，校长应有权支配学校的经费，有权管教职员的工资、房子等问题。
北欧模式值得研究
听众要求方先生谈谈对西方社会的看法。方先生说，国内对西方的理解太粗疏，不加分别，实际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北欧与西欧，西欧与北美都有很多不同点。方先生不久前曾在北欧访问，就以北欧为例做了一些介绍。北欧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同中国、苏联一样信仰并宣传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们以阶级调和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目前北欧国家有一半左右的产业是国有化的，而且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颇有社会主义味道，贫富差距不大，即使总理也不享有多少特权，在一些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史的油画和浮雕。有些方面的限制甚至比中国严格，比如禁止电视播送广告，大街上不得竖立广告牌等等。他们的社会福利很高，失业率很低。
方先生认为，世界上社会形态是多元的，在改革中，各种社会形态都应该研究，北欧模式就很值得研究。
（1986年8月4日在青岛“中西文化研讨会”上答听众问，原载1986年8月19日《华声报》第1版）
编者注释
[1] 此处只改“本报”为《华声报》，其余照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