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庐山上的激烈交锋
（本文摘自《一代名帅：彭德怀传》，《彭德怀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很不放心，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某些考虑。
毛泽东的批评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的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经过两天非同寻常的常委会，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
不管最后会议给他做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彭德怀在四川
彭德怀起程到四川成都任三线副总指挥职务，路上对人说：“最近，毛主席和我谈通了，把过去的事了结了，消了帐。他说，过去可能把我误解了，批过了，可能真理在我一边。他点了将，要我到西南来，在这里建设的一个大工业基地上负点责，本不愿来，总不好违了他的令，拂了他的意，也总不好叫人民白养活呀，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从头学起。”彭总到达成都是1965年11月30日。车站上没有一个当地负责同志来接待。
彭总安顿好后，第2天一早就溜到街上看早市，被警卫参谋景希珍“捉”回家，告诉他：“昨天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特地向他交待——彭总到达的消息，暂时还得保密，先不忙与外界接触，不忙走动……”彭总一听大为光火：“他什么意思？是不是还认为我见不得人？毛主席都说了，我想到哪就到哪，他管得着？”景希珍说：“人家是好意，说等西南局、省委的领导见了你之后，决定在个什么场合给机关同志介绍一下，报上再公布一下，那时你再露面，别人就不感到惊奇了。”彭总先点头说：“有道理！”后摇头说：“说明、介绍一下可以，登报就不必要了吧？”吩咐大家，收拾房屋，准备接客。他以为今天肯定地方领导人会来看望他。结果，什么人也没有来看他。那时，当地的领导人也好生为难，因为他到达成都的那天，正巧是《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当地负责人对彭总的到来“暂时保密”和不来看他，出于左右为难之因，而彭总还蒙在鼓里。
一连几天，彭德怀都没有等来他所等待的客人——当地的主人们，有些坐立不安了，终日无语，不停息的踱步转圈。叫警卫小景去催问一下。小景回说，早催问过了，叫我们别急，等待安排。彭总说：“我不是急着‘拜码头’，是急着早一天投入工作呀！”
终于，期盼的消息来了，叫彭总“露面”的通知下达了！彭总与身边的人都喜形于色。出发前，彭总还略事装扮了一番，说明他对这次露面是怀着期待和兴奋的心情。
彭总比规定时间稍稍提前一点到达会场，被迎入大约五六排中间靠过道的位置就坐。在他稍前的正中座位上，是几位来自北京的贵宾。其中有他过去的下级，也许还算是亲密朋友。时间到了。电铃响起，灯光骤亮，奏起轻柔的乐曲。舞台一侧的小门开了，走出一行人，每个人都神采奕奕，仪表非凡，全场肃然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彭总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微笑着，但没鼓掌，两手撑在前排的椅背上。这行人是当地的负责人，同彭总前面座位上的客人们——热情握手，间或寒喧欢笑，但没有人走到彭总面前。也就是说，这个晚会并不是为欢迎他专门安排的，连一个附带的被欢迎者也算不上。其实，当时政治气候，当地负责人面对一个活“海瑞”绝不敢公开有所表示的。他们也用心良苦，因为今晚的晚会是川剧界最拔尖的名角演出最精彩的节目。他原来的下级们想请老上级品尝一下四川的“名小吃”。但彭总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没有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他很生气，好象自己受了一次莫大的侮辱。回到家，警卫、秘书都好言相劝他。綦秘书不得已，只好把姚文元的文章告诉了彭总。彭总说：“登了更好！登了毛主席才会看得到，他才会想起我给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说：‘我倒是愿意拉起手和你一道往前走呵，怕的是下去了有人嫌我‘臭’，斜着眼看我，我不好工作呀……’这下，他该站出来为我说句话了！”小綦、小景齐问道：“他会么？……”
“会！我了解他，脾气上来了不饶人，一旦认了错，从不反悔！”
后来，安排彭总听听汇报，到建设工地走走、看看。1966年初夏，一场“狂涛巨浪”来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毫不含糊地点了“那个在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总到一个新发现的气田视察。了解到这是西南局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的一个试点单位，实行大包干，统管一切。彭总想起吃“公共食堂”大包干时的情景，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事后，别人提醒他，别太冲动，太冒失。他说：“唉！说话的机会不多了呀，只有抓紧说啊！我想让四川人知道，我没白来这里一趟，没有白吃他们的‘冤枉’饭呵。”
彭总决定不听汇报、不外出活动了，对身边的人说：“我想解甲归田，不是气话，也不是庐山以后才有的打算。”
彭德怀奉省委之命从工厂连夜赶回成都学习“十六条”。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彭总表态：“我拥护‘十六条’，希望它得到全面的认真的贯彻……”，全面阐述了学习“十六条”的心得。彭总的秘书綦魁英看了这个记录稿后对彭总说：“我看这个文件(“十六条”)执行起来不见得是你想象的样子呵。”
彭总说：“我也不是个孩子，哪能不知？历来话好说，事难办，政策条文再好，执行起来就慢慢变了样子，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拿群众当招牌，对群众的意见各取所需也是常有的事呀……我只说明我的理解、希望，绝无虚话，问心无愧而已。”
为时不久，这个“十六条”便在实际推行中暴露出了它的真实意图——蛊惑了一大群人，主要是年幼无知而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学生起来“打倒一切”而已。
这时，彭总重新对“十六条”下了断语：“假家伙常常象真的一样，但只能在它刚上市的时候骗得了人，久了总会被人识破的！”
在学习“十六条”的基础上，西南三线建委机关内部对彭德怀召开了一次批判会。
当时主持这个批判会的一位负责人却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情。在会前他找彭德怀谈话时，虽也讲了诸多“官话”，更多地则是隐约地表达自己的苦衷：“老彭呵，委屈一下吧，正确对待吧……”
彭德怀又一次经历了庐山会议上类似的痛苦，甚至受到更深的伤害。批判会后，彭德怀和那位会前给他打招呼的负责人有过一次坦率的谈话。
彭总说：“‘十六条’刚下达时，我对它是满怀希望的。想来好笑，我真是自作多情了。还是一个结论在先，有口难辩的局面呀！我解释说明，是‘丑表功’，我不说话，是‘顽抗’；我对下面表扬几句是‘笼络人心’，批评几句是‘恶毒攻击’；我给别人一点帮助是‘收买’，连和工人在一起吃饭也成了‘别有用心’。这不是叫我坐立不得，哭笑不是吗？”
又说：“这几天，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一个‘三反分子’，一言一行都在‘三反’，而且是改不了……。原先我想，只要我还能工作，再批判重点我也听着忍着。现在我还怎么工作？一动就是罪行，不动则是‘装死躺下’，我连待也没法在这里待下去了！请把我的话往上报告吧，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要求，我回家，自食其力、自食其力、自食其力！”
负责人劝慰他：“我们是老兵呀！我身上的压力也不小呵，你我却只能坚信毛主席自有安排，只能听毛主席的号令，只能按老规矩，没叫撤就坚守阵地，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位负责人对彭总的关切与同情是真诚的，只是当时还不能尽情表达他的全部情感。不久，他也受到猛烈冲击，失去行动自由。在万难的情况下，他还传出一句话：“关心一下彭德怀的安全，他比我们谁都重要，出了问题我们没法交代呀。”他，就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程子华同志。
彭总深为老战友的肺腑之言感动：“好吧好吧，我听你的！可能的话，请你向毛主席转告我的一个要求，我等他一句话：“我彭德怀是怎么来的？只此一念，别无他求！”
1966年9月中旬，三线建委开过一次会，议程是加快三线建设进度。会议前夕，主持者征求彭总意见：“你看，这个会你参加吗？”言下之意很清楚：你就不要参加了吧！但是，彭德怀好不“自觉”，说：“还是去吧，既然手里还端着钵，还是得念经呀。”
开会时，有些与会者面对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心里直打鼓。彭德怀镇静自若，说：“我本不该来(指来参加此会)，来了就为说一句话：我干不成什么事，希望在座诸位，想想我们民族的苦难，想想无数的先烈，不负历史的重托，后人的期望，一定把三线建设好，一定不能让这个摊子散了，不能让老百姓嘴里省下的资金在这里化了水！我拜托了，拜托了！以后的会我就不参加了……”他起立，向与会者深深地躬身。
听的人无不含着热泪。大家终于了解了：他对时势，对自己都有很清楚的认识。一个个肃然起立，目送他走出会场，没有掌声，但有发自内心的敬意，也有无言的自责自愧。
随着运动的深入，彭总终于明白了，红卫兵提出“三线是兵变基地”等口号，全都来自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彭德怀不得不对天长叹：“完了！完了呀！”
临终前，他嘱咐侄女梅魁说：“把我埋到老家去，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和乡亲……
(摘自《重庆晚报》 作者 丁隆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