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主义背离常识，就会堕落为谎言
一、空谈主义没有意义
近几年不时发生常识与主义的争论，一方强调要承认、回归常识，另一方强调要坚持主义，争论的双方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价值取向思维则有着根本不同。
常识来自于生活。常识不仅追问“是什么”，而且追问“好不好”、“该不该”。所谓“好不好”、“该不该”即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利弊得失的考量。无论人种与民族，无论古今与中外，只要是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实现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它具有普世性。常识，就是来自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表达。
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各种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制度、路径、方式，使普世价值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却不是普世的。普世价值实现的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发展水平的呈现。
常识反映的是普世价值，而主义则是对某一价值的突出强调和包装。人的生命状态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发展之基本价值需求是多样多元的。正因为不同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际生存发展中，所凸显的价值需求就有不同，因而对不同价值需求的突出强调，就构成不同的主义。主义即是对所突出强调之价值的系统思考和表达。
生活是常识和主义之根。常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基本价值需求的体验和归纳，主义是在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经典源于经验，主义是对常识的总结和提升。主义具有的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思想功能，可以指导人们深化对生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指导人们自觉地追求价值、实现价值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水平。
然而，无论主义多么深奥，都不能违背常识。也就是说，价值思考可以有主义，但主义不能绝对化。一旦主义绝对化，必然违背常识，伤害常识，成为反常识反生活的谬误，就必然损害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存发展所需之基本价值的实现或缺乏，表现为利益的实现或剥夺。而政治的底蕴在利益，政治即是对价值的规定和分配。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主义是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化。谈主义，最终是为了解决价值欠缺的实际问题。空谈主义没有意义，最应该关注的是问题。所以，胡适的“多说点问题，少谈点主义”成为经典名言。
就价值取向的思维特点看，西方是常识性的价值取向，是在常识的底线上来判断和认知是非得失;而中国基本上是主义性的价值取向，常常用“概念化”的主义思维来决定是非得失。当下中国社会思想领域里的常识与主义的争论，既包含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之争，也包含着不同的价值思维之争。
二、破除主义思维，才能真改革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东西方国家都遇到了许多问题。西方不少国家在反思中着手新的改革。回看中国，将近40
年的改革开放，既给我们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我们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并以政治改革来带动经济、社会改革，走出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雾霾。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
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尚徘徊在行政改革层面。法律管不住权力，权力任性妄为，贪腐，贫富分化，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导致矛盾冲突不断，且日趋尖锐激烈。若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有效化解各类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
所以今天就经济谈经济，就教育本身谈教育，都解决不了问题。而各方面问题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还会追问到体制机制问题。
然而，主义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因意识形态的固有特点，而成为深化改革的思想羁绊。由此，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但两年多过去了，有些问题依旧，甚至更严重了。原因之一，就是一触碰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就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争论，“绝不”、“不搞”之类禁止性的声音压倒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创、大胆试”的思想方法，主义思维被部分人当做维护既得利益，压制改革的政治大棒。不破除主义思维，改革就迈不出真步子。
回想结束文革后，尽管有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但固守主义、模糊价值甚至背离价值的思维方式依旧根深蒂固。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起步艰难，杜润生曾与一位老干部有过一次发人深思的对话。老干部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文革批判过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这么搞下去，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杜润生说：“我要农民”。小岗村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有人向万里汇报，小岗村农民在偷着走资本主义的路。万里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正是因为杜润生、万里坚持常识，所以当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义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顶住了主义的压力，选择了维护农民利益。
说到底，回归常识看问题，是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认识基础，如果连人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价值需求都无法保护实现的话，坚持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直接危害社会民众利益。就此说来，胡适当年呼吁“多谈点问题，少讲点主义”，至今依旧很有针对性。尤其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专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教条性、排斥性、绝对化，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潜隐无形但却支配着许多人的思考。
比如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如前几年的“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拿下钓鱼岛”等等。这种宁要主义不要常识，否定常识、背离常识的主义思维，使诸多问题不断积累而难以化解，最终危害人民大众的利益。
事实证明，主义背离常识，就会堕落为荒谬的谎言，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悖逆时代进步潮流的保守或反动思想。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常识，回归常识，进而突破主义思维，挣脱荒谬谎言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
三、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真理
西谚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常识和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流动变化过程，也是人们不断深化对生活的认识，进而不断接近真理发现真理的思想过程。这两者结合的产物，表现为社会的文明进步。
常识是思想的发端，生活是理论的活力之源。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是从各自所侧重的价值角度，努力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努力使思想不断认识真理，接近真理。就此，标志思想成果的主义还获得另一种形态——学术。
主义是构成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的本性是开放。开放，就是主义必须始终面对实践，对生活保持谦卑，对常识持有敬畏，从生活常识里不断汲取思想养分。坚持各种主义的平等对话，形成开放繁荣的思想市场，在各种主义的碰撞、争鸣中提升思考能力和理论品质，才能始终保持主义的盎然生机和蓬勃活力。
所以，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必定存在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主义的边界。如果把某种主义夸张到极端，实际上就会阻断人们通往真理认识的道路。孤立强调某种主义，甚至以强权意志将某种主义定为一尊，打压其他的主义，这个主义就会走向自身反面。
生活是垄断不了的，这就决定了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膨胀到以为可以垄断思想垄断真理，最终必然会因隔绝了生活常识的滋养，而使自身生命活力枯萎。无论这主义如何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它都不可避免地被生活所击碎，即便是权力和金钱，都挽救不了它必然衰败的命运。
由此，坚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不以主义思维来禁锢学术，而是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破解主义思维的封闭性、排斥性、绝对化，是我们深化政治改革，减少中国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重大失误的必要思想条件。
再有一点，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前提是面向实践、回归真相、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而不是空谈概念。任何刻意掩盖真相的说法做法，实质目的是继续思想专制，阻挡中国进步。这种做法，无论其声称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谎言就是谎言，它永远变不成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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