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就这么过去了。
50年前这天过去之后，中国掀起一场红色风暴；50年后，除了朋友圈的刷屏，也许回归平静，也许我们该继续坚持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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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一张十六七岁的照片，扛着一个巨大的竹筐，满满一筐苹果，她灿烂地笑着。对于一个刚刚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的女孩来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份荣耀和责任，那时母亲还不知道的是，大字报已经贴在我们家门口，外公早逝，外婆一辈子与人为善。然而彼时，外公的老上级薄一波都在被打倒之列，地主出身的外婆自然也受到冲击。母亲怀着对广阔天地的憧憬，外婆却躲在家里噤若寒蝉。还有母亲的小学老师，学生冲进家里，侥幸从二楼跳窗逃生，却从此性情大变，孤老一生。
在父亲的记忆中，文革是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红小兵开始与其他矿区的团体“武斗”，其实不过是青春的荷尔蒙，十几个半大小子用板砖把对方打成重伤，却得到自己矿区革委会的表扬，甚至吃了一顿红烧肉。青春、革命、血与火，杀声震天、阳光充足。
每到除夕，按照东北的规矩，要摆出故去父母的相片拜祭，可是我的岳父每年只摆一个空相框。那是我太太祖父的灵位，文革刚刚开始就被打成黑五类，关进监狱，不久暴毙，连尸体都不允许收，也没有留下一张相片。每到过年，岳父都要按照东北老家的规矩，烧几捆黄纸，放一挂鞭炮，引亡魂回家过年，“照片也没有一张，不知找不找得到。”老人常常念叨着。
这是我关于文革的全部感性认识，几个小市民家庭的文革记忆。没有革命的诗意情怀，大多是灾难，即便有父亲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可对于那个被打成重伤的孩子来说，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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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这似乎是文革的起点。然而往前追溯：四清、反右、公社化、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整风……一系列运动是文革之前的多米诺骨牌，从延安整风开始，利用宣传进行价值观的强制统一就成为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公私合营，让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个人财产所有权，私人权利边界彻底崩溃，土改、公社化运动就是对产权侵犯的延伸和极致化。随后的反右、四清则延续了整风运动的精神遗产，通过规训，统一思想，而这种规训则已经不断触碰到法理和人性的底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之前有物质和精神两条线索，一条是通过公私合营、土改、公社化运动等冲破个人财产权的最后防线；另一条则是从延安整风埋下伏笔，到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诉求。
两条线索在文革成功交汇，并孕育出从政治到社会的全面疯狂，意识形态入侵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精神领域。
文革不是一个时间点，“五一六”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如果以此建立时间坐标，我们会发现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和对思想的控制，已经有很多伏笔，如果把这个坐标向后延续，正像我们的官方表述一样，“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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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毛发动文革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人说文革本意是针对中国官僚阶层的，即便这些假设都对，但当权者默许甚至推动群体行为，并且赋予了这种行为“神圣性”，在以上两个历史线索的滋养下，个人的生命、财产、思想和尊严，都可以被肆意侵犯，整个社会的失序由此来临。
我不会对前人做诛心之论，但从“大乱到大治”，并且释放出斗争教育，就已经意味着让人性之恶失去了约束。重建社会的方式是推翻一切原有规则，而新世界的规则却愈发遥不可及。
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
最早写张志新报道的陈禹山有一篇口述，张志新不是被第一个割喉的人，为了防止罪犯喊口号或者喊冤，被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提出了割喉的“创举”，当权人物毛远新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死刑犯行刑前割喉。这就是我们对待自己同类的态度，生而为人的耻辱。“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么多人合力’杀死’了张志新。”陈禹山说，“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他是新华社记者，那些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也有他的一份力。
即便以最善意的猜测，以反官僚为初衷的文革，却造了一个“神”，一方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另一方是山呼万岁的芸芸众生。是不是觉得眼熟，中国精明的封建帝王都是个民粹主义者，他们非常善于营造一种氛围：皇上是好的，都怪贪官。于是上下一心斗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修”，总之皇上让你斗谁就斗谁，这种秩序约束之外的权力，正是勾出我们心底之恶的源头，也是真正的文革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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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对年轻人的随机采访，文革已经被年轻一代遗忘甚至误解，有人把南京大屠杀放进文革，也有人认为文革有好的一面，甚至应该再来一次。
在台湾我看到“二二八纪念碑”，而在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却只能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耻辱比纪念胜利更有勇气，也会给一个民族的成熟带来更多的正向作用，然而我们却讳莫如深。
然而比遗忘更可怕的是，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竟然在为文革“招魂”，大谈文革的积极作用。我承认如今的社会有诸多不公正，但如果将如今的不公求诸五十年前一场更加“非正义”的浩劫，则要么是天真，要么是邪恶。如同我们的土改，很多村里根本没有地主，或者说地主也是世代累积的土地，很多贫农是因为游手好闲丢了祖产，这些人就成了贫下中农“斗地主”的主力。所谓革命，不过是阿Q眼中穿着白盔白甲，抢别人的东西摸别人的女人，如是而已。文革之所以能发动一批青年，就是抓住他们无法像父辈那样：通过革命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文革，就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归根结底，还是荷尔蒙作用下的欲望和野心，当规则约束取消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放出每个人心里的野兽。
当我们只能有一个”舵手“，意味着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当我们只能有一种思想，意味着反智和愚昧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点燃沸腾的热血，理性和自由就离我们远去，只剩用感官刺激出的”神圣感“，在这个光环下，打死老师、父子反目、践踏人权就成为一种常态。领袖一句话，“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一种对智慧和修养的期待，变成了对暴力的渴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造出的“神”，引导着我们释放曾经被约束的“恶”。
在这种“恶”之中，哪怕最普通的家庭，也会遭遇我文章最初那些创伤，无论害人者还是被害者，无一幸免。在“砸烂旧世界”的煽动下，我们放弃了改善自己的机会，用破坏的方式疏解我们心中的块垒，殊不知正是被权力利用着。在中国日益撕裂的当下，如果文革还魂，将是比五十年前更可怕的一场浩劫，那时我们恐怕就没有未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