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政治局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内容摘要：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首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发言中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５月１６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这些带有严重错误的论断，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1966年5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6月10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５月１８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突出地罗列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后者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

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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