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冤案不平反，依法治国是笑话

大量冤案不平反，依法治国是笑话

——在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论坛第80期“冤狱平反与冤狱预防”的发言

文/李蒙

中国有多少冤案？

近两年来，冤案平反是法律界、媒体圈和全国舆论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今年下半年，念斌案宣判无罪，呼格吉勒图再审宣判无罪，聂树斌案启动异地复查，应该说，平反冤案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我也看了不少学者的解析和研读，其中韩冰律师写了一篇《从对呼格案辩护律师群起而攻有感而发》，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像他这样将呼格吉勒图案放到1996年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谈，似乎还没有第二人。

聂树斌案发生在1995年，比呼案只早一年，一大批冤案都在此前后，像陈夏影案，1996年；福建莆田许金龙案，1994年；陈满案，1993年……都是在1995年前后，其背景都是第二次“严打”。韩冰律师谈了当时的一些特点，呼格吉勒图案从案发到枪决是61天，他说，还有比这更快的，1982年北京姚锦云案，从案发到枪决只有40天。可以想见当时命案必破、从重从快的气势，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流水线作业是常态，政法委和党政官员干预具体案件是常态，到底产生了多少冤案，真的很难说清。

要知道，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都是真凶落网之后良心发现地主动交待，才让我们知道了他们两个人是冤枉的。甚至连聂树斌的父母，当初也以为儿子真的奸杀了妇女，罪有应得。而真凶没有落网，落网了没有主动交代，交待了没有被媒体曝光的冤案有多少？同完成了这三步的比，肯定是绝大多数，类似聂案、呼案这样能够被世人知晓的冤案，是凤毛麟角。

张高平案的真凶勾海峰，从被抓到枪决也只有3个月，那已经是2005年，为何如此匆忙？连张高平在监狱里看到勾海峰的电视新闻，都怀疑勾海峰就是他那起案件的真凶，警方就想不到吗？勾海峰的DNA就没有在基因库里比对过其他案件的DNA吗？勾海峰真的就隐瞒了他作的其他案件吗？反正是一死，多说些自己做的案子还能多活些时，他为何要出作不利于自己的选择？我很怀疑，真凶勾海峰也像王书金、赵志红一样交待了其他案子，包括涉及到张高平、张辉叔侄的这一起，但被有些人瞒住了，消化掉了。

我们现在需要平反的冤案，都是1995年前后第二次严打的产品，那么1983年第一次“严打”，就没有冤案吗？可能有更多的冤案。我前年调查王立军时，就发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办的很多案子都是冤案，比如杨富黑社会案，就是一起冤案。杨富是赵本山的好朋友，本来只是铁岭街头的一个小混混，用东北话说，就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喜欢搞破鞋，看黄色录像，这么一个人。严打的风声传出来，有人问他，你们还不跑？他说，我的问题都处理过了，我干吗要跑。他后来判死刑的一个关键案子，就是和一个工厂女工在宾馆开房睡觉，被警察查到了，当时行政拘留了十多天，就给放了。要是放到现在，警察无权去查房，查了房也肯定不能处理。等到王立军故意打造杨富黑社会案的时候，就把这个已经进行过行政处罚的事又重新搞起来，威胁那个女工，让她说杨富是强奸她，不然连她也一起收拾，女工当然抵抗不了，然后杨富就被判了死刑。这不是冤案吗？当然是冤案。但记者采访杨富的亲属时，亲属很平静，说，人死了我就不说了，但为什么抄家时抄走了那么多箱酒一直不还。不惦记人，惦记酒。

我分析，1983年第一次“严打”应该有更多的冤案，但直接都判了死刑，人一死，亲属也就不想着平反的事情了，很多人恐怕也像聂树斌的父母的一样，真以为案子就是那么回事。即使觉得冤，人已经死了，也不想去喊冤了，支付不起维权的成本，同时上世纪80年代的氛围，他们不可能得到律师、媒体和学者的帮助，当时也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维权的条件和机会。

而第三次严打，发生在2000年左右，就是张高平案发生的时期。这一次的冤案可能少一些，毕竟中国的法治还是在进步。但命案必破、刑讯逼供、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公检法联合办案、政法委和党政官员随意插手，这些老套路，还是一脉相承，到底制造了多少冤案，也不好说，应该也不少。三次严打，就是三次冤案高发期，严打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征程中的黑暗时期，但现在没有很好地反思，必须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彻底否定严打，这个历史问题不解决，对法治贻害无穷。

记得陈光中老师有一次说，命案没有判死刑而判死缓无期的，冤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一定是证据不扎实，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才没有判死刑。张高平案如此，陈夏影案如此，陈满案也是如此，像陈夏影案、陈满案这类还没有平反的冤案，如果仿照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模式，疑罪从无，其实都可以迅速平反，为什么一直拖着，还在拖什么？

呼案聂案平反的标杆性意义

呼格吉勒图案平反了，我坚信聂树斌案也一定会平反。这两个案件的平反有标杆性的意义。因为在他们之前平反的张高平案、李怀亮案、于英生案等等，人都还活着，都在监狱里，而呼案、聂案是把人都杀了，平反的难度比张高平案等案件要大。如果呼案、聂案都平反了，陈夏影案、陈满案、许金龙案等一些尚待平反的案件，还有什么理由不平反？所以我认为，呼案、聂案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我说呼案、聂案平反具有标杆性意义，是因为这两个案件本身的影响比其他的冤案要大得多，聂树斌案更是如此，十年内几起几落，掀起了好几场舆论高潮，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案件不能比的。如果这两个案件都再审平反了，对陈夏影案、陈满案、许金龙案这些影响小一些的重大冤案的平反，自然会起到积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呼案、聂案的平反是大好事，有可能在2015年形成新的平冤潮。

呼案、聂案的平反，也标志着“疑罪从无”原则的进一步彰显和确立。以前要平反一起冤案，光疑罪从无还不行，还一定要把真凶找出来，才能平反。好多人的潜台词是，以前疑罪从有的案子太多了，如果没有确定真凶，都疑罪从无，那不知道要平反多少冤案，平反不过来。可聂树斌案的真凶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还拖了十年呢？因为仅仅根据王书金的口供，客观上可能也无法做到证据确实充分，确认康菊花就一定是他奸杀的，成了个大难题。实在没办法，才又想到通过“疑罪从无”直接平反了算了。这是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是疑罪从无原则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从这一点上来说，呼案聂案的平反也有标杆性意义。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必须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冤案的平反，“疑罪从无”这一原则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从张高平案之后的这几起案件来看，似乎只有河南李怀亮案是按“疑罪从无”平反的，再就是呼格吉勒图案。本来只要疑罪从无就可以平反，但由于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都是重刑主义，重打击轻保护，到了严打时期，更是强调命案必破、从重从快，所以一直贯彻的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很多命案最后没有判死刑，判了死缓，都是因为“疑罪从有”“疑罪从轻”，而不是“疑罪从无”。

例如，张高平案平反后，有人提及当年浙江高院的一位副院长，说他当时觉得证据确实不足，觉得案件仍有疑点，所以坚持判了死缓，还得到了不少网民的表扬。两个无罪的人，一个判死缓，一个判15年有期徒刑，这是非常严重的错判啊，怎么还值得表扬呢？你要是把应该判3年的判成10年，那都是严重的错判，把无罪的人判成死缓，怎么没有过还有功呢？从法理上说，不仅不应该表扬，还应该追责。说到底，还是觉得“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有利，还是重刑主义思想在作怪。

重刑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在缅甸，几乎无人偷东西，路不拾遗，因为这个国家对偷窃行为的处罚是剁手。小偷小摸剁手指头，大偷大摸把整个手都剁掉，这样一来，真没人敢偷东西了，路不拾遗了。但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采取这样的刑罚呢？因为剁手比小偷小摸邪恶得多，利用司法制度利用公权力残害人的身体器官，是非常野蛮的。严打思维就是重刑主义，也很野蛮。

老以为重刑主义可以更好地打击犯罪，其实重刑主义有时恰恰在放纵犯罪。比如呼格吉勒图案，短短61天就把从抓呼格吉勒图到处决他的所有程序都走完了，是从重从快了，但打击了犯罪吗？不仅没有打击犯罪，还让真凶赵志红漏网了，之后他又作案26起，奸杀了10多名女性。打击无辜，纵容真凶，比犯罪分子犯罪更邪恶。一次犯罪只是污染了水体，一起冤假错案却污染了水源。中国再也不能走重刑主义的道路，不能拒绝现代法治文明，不能让严打的悲剧重演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非常有道理的。不应该用残酷的刑罚来追求社会治安的好转，其实再残酷的刑罚也无法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法律的前提是道德，道德才是社会的基础。所以有人反对“以德治国”的口号，我很不以为然，不讲道德，只讲法律，那是法家，是专制独裁的表现。法律也无非是人情，司法离不开社会实践，不讲道德，依法治国也是空谈。一个好政府，首先是为人民服好务，然后是教化人民，而不是用严酷的刑罚来处置人民，重刑主义，维稳思维，都与现代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再抱着这样的陈腐观念不放，只能贻害国家，荼毒人民。

1983年严打的深刻影响，还可以从一些人身上体现出来。一是王立军，他是1982年当上警察的，没几天就赶上了严打，所以他的公安思维就是严打思维，在重庆搞的那套东西就是严打思维的产品。还有一个人，是青岛的聂磊，1982年的时候，他被判劳教6年，原因是在路上看到有个大孩子拦路逼抢小孩子的五分钱，他上去说了句话，“你怎么也得给人家留下坐公交车的钱啊”，结果被认定是抢钱者的同伙，因此劳教6年，一生都被毁了，后来就成了混混，再后来，就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聂磊有时还表现出非常善良的一面，说明也许他的本性并不坏。严打害了多少人？实在数不清。

“疑罪从无”这一原则，是现代法治最核心的精神之一。如果证据不能确实充分，无法弄清事实，就不能定罪。但现实中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冤案都没有多少客观证据，主要的证据就是口供，都是打出来的。在陈夏影案中，将所有的证人都抓起来，连证人证言都是打出来的，证人一放出来都说了大量证实被告人无罪的证言，包括案件发生在福建福清，两个疑凶当时却在广东深圳，但判决只采信证人在被羁押时被迫做的伪证，而不采信证人在自由状态时作的心证，陈夏影案绝不是一起错案，而是一起地地道道的构陷假案！真的是太邪恶了，这个案子不平反，依法治国就是个笑话！

呼案、聂案这样将被告人已经处决的案子，都可以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无罪，那像陈夏影案、陈满案、许金龙案这些当年命案却判死缓、有重大疑点的案子，应该尽快立案再审，通过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能再拖延了！继续拖延，与其说是害怕追责，不如说就是权力的傲慢，不把法律当回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高法院周强院长说，对冤假错案，发起一起，纠正一起。我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周强院长的这两句话，对待申诉案件，经过审查凡是够立案条件的，都应该立案，立案之后，经过审查只要是证据不足的，都应该“疑罪从无”，像平反呼案、聂案一样，尽快平反。尤其是对陈夏影案、陈满案、许金龙案这些被媒体报道，被网民熟知，被全国法律人广泛诟病的错得“一目了然、一塌糊涂、触目惊心”的冤案，应该尽快平反，才算是真正作出了个“依法治国”的样子。

废除死刑才有机会纠正所有冤案

聂树斌的冤屈能够浮出水面，靠的是王书金的真凶再现；呼格吉勒图的冤屈能够浮出水面，靠的是赵志红的真凶再现。真凶说出了真相，还没有被司法机关隐瞒下来，其概率之低，恐怕是奇迹。据说，赵志红也是绑到了刑场又被拉回来的，聂树斌案如果不是《河南商报》当年锲而不舍地采访能够形成报道，恐怕也很难进入公共舆论的视线。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绝大多数的死刑冤案其实已经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被深深掩埋，真相已经永远无法浮现了。

只要不判处死刑，蒙冤者永远可以为自己喊冤，而一旦判处死刑，蒙冤者的冤屈基本上就随着他的生命的终结而深埋起来。只有蒙冤者自己是真正清楚自己是否作案的人，审讯他的警察未必知道真相，他的亲朋好友也未必知道真相。只有废除了死刑，让蒙冤者能够确保活在监狱里，他才有喊冤的机会，我们也才有机会纠正所有的冤案。

废除死刑是个很大的话题，这里我不想展开了。我只想说，现代法治文明要求我们，在“不放过一个坏人”和“不冤枉一个好人”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我们宁愿选择后者。任何司法制度都无法尽善尽美，冤案必然是司法制度的副产品，就像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三四十、会让大多数真凶漏网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为死刑冤案留下可以纠正的机会。我相信，人类最终一定会全部废除死刑，彻底放弃利用公权力来剥夺人的生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就是重刑主义的温床和土壤，终有一天一定会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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