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65922班魏校友的“蜀人老魏 ” 网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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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作旧中国。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80%多都住在农村。农村的财主（地主、富农），也就是农村的“大款儿”，占全国人口不到10%，但是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中农、贫农）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财主的土地当佃户，或给财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财主借钱借粮。这种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要打碎这种旧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主制度。
地主和贫农是怎么产生和相互转化的呢？
农村的权力分两类：政权和族权。
农村政权最基层是村，有村长（或保长）和委员，若干村为一乡。乡长、村长都是由大小财主们担任，因为他们有钱，和上面（区、县官员）有交往，亲朋、亲信多，有势力。另外，他们有文化，能写会算，见多识广。农村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们说了算，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服从。
一个村庄的财主和农民，大都是同姓，即同一宗族，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有一个族长，来管理族中的事物。这族长都是由族里辈分高的财主来担任。族长办公地点就是“宗祠”。比如，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就有“毛氏宗祠”。族有族规，族里人犯了族规，族长就在宗祠召开会议，对犯规者进行处罚，或罚或打，甚至处死。族长的这种权力，就是“族权”。这“族权”和江湖帮派的帮主的权力很相似。毛泽东家里那么有钱有地，可解放土改，为什么没获得地主富农的“头衔”呢？你说怪不怪！
财主们掌握着农村的政权和族权，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压迫”。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想”的灌输。统治农村的主流思想有两股：儒家思想和神佛迷信。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都尊崇儒家思想 “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农民们虽然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不知道啥叫“儒家”，但是儒家思想却代代相传，融化于农民的血液中，成为农民们公认的道德标准。修好行善，孝敬老人，诚实守信，朴实厚道，忠于职责，忠君报国，和睦邻里，讲究义气、崇尚气节、礼貌待人，勤劳简朴等等，都是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们把这些美德概括成一句话：“做人要勤俭，有人性，讲良心”。他们把有悖于这些美德的行为斥之为“缺德”、“没人性”、“丧良心”。而这就被土改工作组不分精华糟粕，把这些思想统统叫做“封建思想”。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普遍迷信神佛。他们相信神仙佛道、阎王小鬼、阴间阳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等理论和传说。他们相信人做坏事死后要下地狱，上刀山，被油锅炸，来世变作牛马受人役使；人行善积德，死后就受阎王优待，来世投生到富贵人家，享受荣华富贵，等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格言。每个村庄都有敬奉神佛的庙宇，不少人家都供奉着财神、灶王爷、药仙、观音娘娘。农民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统治农民的“神权”。
千百年来，农民们就是在遵崇这种儒家道德和因果报应的神仙佛道中生存、繁衍、和谐相处，有的成了地主，有的变为贫农。
财主和农民是一对矛盾。他们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又互相对立、斗争着；在一定条件下财主和农民又可以互相转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有！世界上根本没有财主的“种子”，也没有贫农的“原胎”，也不是迷信所说的“命里注定”，财主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在一定条件下，贫农也可以转化为财主，财主也会转化成贫农。
有些地主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生把一份偌大的家业弄光了，结果由财主转化为土改时的“贫农”。
农民是怎样转化为财主的呢？那时农村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土地是最根本的财富，是全家的命根子，是最可靠的“传家宝”。土地不怕匪抢，不怕贼偷，大水冲不走，大火烧不掉，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那时流行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种地是根本”。就像太爷爷说的：“庄稼钱万万年” 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地”。土地多了，也就转化成为“富农”或者“地主”了。转化成地主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做官。
农村有些农民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孩子聪明好学，终成大器，做了大官。于是，有的成了贪官，通过贪污受贿钱财源源而来。于是就在家乡买房置地，成了地主。旧中国的官僚地主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种是经商。
农民把孩子送到城镇学买卖（当时称为“住地方”），孩子聪明伶俐，能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因而从学徒到“吃劳金”（公司员工），再到当“掌柜”（公司经理），再自己开买卖（办公司），赚了钱。他要拿出一大部分钱在老家买地盖房，一来光宗耀祖，二来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子孙打下基业。于是，这户农民就转化为资本家兼地主。老杨家的地主成分有些就是这么挣来的。
一种是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省吃俭用，勤劳致富。
农民中总是有能人的，他们勤劳俭朴，聪明好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人尖子”。他们种地肯下力气，精耕细作；种地之余，他们或搞些副业（如养猪羊、开烧锅、缝靰鞡等），或做小买卖（买卖牲口、粮食、木材生意等）。全家齐出动，钱就挣得多。另方面，全家省吃俭用，口积肚攒，硬从嘴里抠钱。他们有点积蓄便买地，土地渐渐增多，于是雇工种地、出租土地，钱越来越多，土地也越买越多。经过几代人的勤劳俭省，就慢慢地上升为中农、富农、小地主，直至成为大地主。老魏家的地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炼成的。
这种家庭的发家致富，类似于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或者“农民企业家”。当时农村地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转化来的。魏家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三爷爷魏春的地主成分就是靠省吃俭用，勤劳致富挣来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
一种是“爆发户”。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幼年时家里很穷。他在上海打工的叔叔用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彩票，中了特等奖。于是，他家立即置办房产，由贫农转化为地主。他也就有钱上学、留洋，成了今天的季老教授。可他历次运动遭冲击，至今还埋怨他的叔叔让他当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气挨整，在“文革”时进了“牛棚”。不然，他也应当是响当当的几代贫农、根红苗正，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了。现在那些买彩票的彩民许多不就是想一夜暴富，成为富豪大款吗。
作家余华写的小说《活者》有这样一段情节：地主家的一个名叫福贵的“败家子”赌钱，一夜之间就输掉了全部土地、房屋，输成了“贫农”。于是，那个赢了钱的赌徒龙三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主。这个地主龙三就是“暴发户地主”。土改时，龙三被枪毙了。他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望见了那个已经变成贫农的“地主败家子”，大声呼喊道：“福贵啊！我是替你去死的啊！”简直道破了地主和农民相互转化的真啼。
在解放前中国的农村，地主和农民就象物理中讲的水和汽处于动态平衡一样：水分子不断地飞出液面，成为“汽”；同时，汽分子又不断地回到液面，转化成水。水和汽不停地运动着，不停地对立着、斗争着，又不停地转化着。所以地主和贫农都不是绝对不变天生的，都是处于“水”与“汽”的互相转化中。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由地主的个人品质造成的。像爷爷可能一直到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剥削”，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犯了“剥削”这个弥天大罪。他们可能慨叹道：“老天啊！起早贪半夜地干，从牙缝上攒钱，怎么却攒出了罪啊！”“辛辛苦苦地给儿孙置办家业，没想到却给儿孙留下了一顶‘地主帽子’（地富狗崽子）！”
到土改时，那些转化成财主的贫农，分别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然地被戴上“地主分子”或“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了敌人；那些转化成贫农的地主被分别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等成分，成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给每个人都打了一个“阶级烙印”。一段很长时期，在农村贯彻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阶级烙印”）成了人们一辈子高低贵贱的标志。
直到1981年6月，共产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阶级出身论才宣告结束。在这之前还把地主、资本家、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作为划定每个人阶级成分高低贵贱的分等标志，否定了地主贫农时时转化的经济规律。成分高的在历次运动挨整，子女升学、就业、入党都要比常人矮一头。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些带头致富的“农民专业户”或者“农民企业家”“个体企业家”，要是在当年土改运动中不是都要划为地主、资本家吗？
那时塑造的地主形象，像《半夜鸡叫》里周扒皮，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南霸天和四川大邑“收租院”的刘文彩。财主们对待穷人真的像描写的那样凶残么？地主真的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么？财主和农民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么？
其实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只是共产党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极其少见的，要真是那样，他们在当地老百姓中也活不下去。
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土财主”，他们家里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就是土地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佃户长工好一些。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就是这种“土地主”，胆子特别小，一生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饭，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大爷爷魏清、爷爷魏源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我的印象中，爷爷一米八的大个子，可总弓着腰，锁着眉头，整天不见笑脸，大概是土改叫贫农团斗怕了。
爷爷魏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二年儒家私塾的教育，算是农村中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儒家思想，深入骨髓。为人正直、聪慧、勤劳节俭、善理家务、怜贫恤老、济困扶危、热心公益；同其他地主一样，举凡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还要救灾赈灾，抗击日本，他们变卖财产支援抗战……。
地主与佃户，地主与雇工，大都和谐相处。遇到灾年，地主主动减租减息，让农民过得去，很少逼租逼债。佃户们也都遵守合同，如无特殊情况，都能主动按时交租；农村的土地主，对长工大都是亲如朋友。爷爷魏源就和雇工同吃同劳动，每顿饭都有地主家的妇女侍侯着，盛饭添菜，妇女们只能吃雇工的剩饭剩菜。春种开犁、三夏、三秋、冬季起粪，四时八节，都要给长工吃犒劳。还给长工送围裙、衣服。秋收时，首先用好粮食付给长工工资。年终还要发“劳金”（粮食或现金）。对短工的工钱，一日一清，决不拖欠。长工和短工们也都尽职尽责，很少有藏奸耍滑的现象。爸爸出生地其塔木的地主，还没听说有像文学作品描写的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的地主。
当年在我读书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编入了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描写的是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到鸡笼旁装鸡叫，引得公鸡都叫起来，他就催促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后来长工设计惩罚了他。这篇文章是在小说《高玉宝》中选编的。小说《高玉宝》描写了地主“周扒皮”剥削、压迫长工的种种“罪恶”，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的典型教材。
当年影响几代人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下边我就把真实的“周扒皮”的故事慢慢道来。
曾在辽宁复县黄店屯村的周家放过猪的小猪倌高玉宝，土改后扩兵参加了解放军，成为“文盲作家”、“战士作家”。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社编辑根据政治斗争政策需要帮助其修改润色，1955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解放军文艺》把经解放军文艺社编辑、作家荒草同志修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出版了。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倍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高玉宝》一书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连环画和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当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故事经不起考究推敲，是瞎编出来的。试想：深更半夜、地里也没有灯火，能下地干活么？周扒皮能舍得点上汽灯或者煤油灯让长工们打夜战么？可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实际据瓦房店市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我继续追问，他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典型化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周扒皮”的原型是个怎样的人呢？实际的“周扒皮”名字叫周春富，是东北辽东半岛复县（今瓦房店市）黄店屯村人。
1947年，黄店屯村土改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打倒地主、平分土地”。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都是用破布条搓的。
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活。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五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周春富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高玉宝就是在周家放过猪的小猪倌。
周春富当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唠嗑，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地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复县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土改工作队”进后。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开展“刮骨斗争”，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又打又踢，最终老实巴交的周春富被活活打死。
这就是高玉宝笔下的地主“周扒皮”的真实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