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65922班魏校友的“永远快乐的老魏” 网易博文
http://wzf8166.blog.163.com/blog/static/5853822201412121523562/
恐怖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夏天，全国“文革武斗”的战火慢慢平息，7月27日，中央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首都清华、北大等各高校，以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毛泽东加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头上因之获罪的派“工作组”的罪名的翻版。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全国各地争相向学校、文化部门、社会及科研部门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新一轮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又开始了。
当年8月，双手捧着芒果玻璃匣子的“工宣队” 也开进了哈工大。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要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和思想领域。于是举国上下工宣队进驻学校，担当起伟大导师毛泽东赋予的占领上层建筑的革命重任。
说起这“芒果”，还有一段故事。
1968年8月初，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埃尔沙德侯赛因率代表团访华并受到毛主席接见，他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一篮芒果，毛主席当时表示：“我要与全国人民分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巴基斯坦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几只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以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喜讯传来，神州沸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连夜举行庆祝活动。
1968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思想宣传队”
毛主席将外宾送给他的水果转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水果转送给中国工人阶级，这好像还是头一回，更何况毛主席送给工宣队的是珍贵的热带水果之王——芒果。那时的北京，商店里根本见不到芒果的身影，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芒果这样一种水果。
《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细节：“……当毛主席向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工宣队的骨干主要是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等6个单位的工人。
当工人们向自己所在单位报喜之后，各单位的领导提出：把芒果拿回来让大家亲眼看一看毛主席送给咱工人阶级的礼物。所以由工宣队解放军领导做主，工人们将“一篮芒果”(大约十几颗）分成了6份，各自带两颗回原单位去顶礼膜拜。当这些芒果被带回六厂，人们激动的心情过后，很快地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棘手的问题：巴基斯坦外长赠送毛主席的芒果全是熟透了的“金芒果”，伟大领袖转给的芒果吃又吃不得，放也放不得。如果任凭芒果腐烂，那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为了能够把这宝贵的芒果保存好，当时的办法是将鲜芒果打蜡，尽量延长寿命，存放在本单位瞻仰。即便如此处心积虑，芒果仍然免不了要腐烂掉。这里又有个趣事，北京针织总厂将芒果表面的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如何处理这些将要腐烂的芒果，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弄不好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当时工宣队领导（8341部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就做了出决定：请北京轻工系统的技术人员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气味研制塑料仿真芒果，转送全国工人阶级分享一饱眼福。
就这样，工宣队走进哈工大捧着的芒果实际上是个仿真“赝品”。全国各地都召开了数十万人的盛大群众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工宣队珍贵礼物”，“坚决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大学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行动”；芒果所到之处，都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将请到的金黄色芒果放在玻璃罩内，玻璃罩上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类的祝语，然后放在庄严的公共场合供奉起来。工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见到了芒果仿佛就见到了无比敬爱的毛主席，排着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无数群众队伍抬着仿真芒果模型庆祝游行。
工宣队手捧芒果进驻学校
毛主席的芒果入四川，在汉源县富林镇有一个叫韩光第的老牙医，看见玻璃罩里的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象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结果被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一年多后竟被判处死刑！
主席送芒果，余荫越千年。在那个神奇的年代，小小的芒果轰动全国，令无数人顶礼膜拜，它不仅化身为“神果”，还附带着催生出了一代中国名烟——芒果牌香烟。1968年，河南新郑卷烟厂工宣队也隆重迎来了两颗塑料芒果，为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关怀和恩情，新郑卷烟厂特意研制出品了芒果牌香烟。芒果牌香烟一诞生，就迅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年销量达30万箱，成为1969年全国单牌号销量最大的卷烟产品。
这都是当年的趣闻。
工宣队进校后，当天晚上在学校主楼礼堂里还召开了欢迎大会，我们新曙光宣传队表演了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工人阶级代表。
驻扎到我们九二专业的两个工宣队师傅，都是哈尔滨平房新风机器厂的，一个姓李，有四十多岁，人要老成一些。还有一个姓姜，三十多岁，嘴巴能说会道，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给我的印象不好，这人心机太多。姜师傅负责我们九二专业65级的斗、批、改。
果不其然，第三天，在机械楼大教室召开系里会议，姓姜的代表工宣队发言就给师生们开始训话了，他说：“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肯定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信任。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我们决心在教育战线上站稳脚跟儿，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大家看见了吧？我们是带着背包来的，打算常住‘沙家浜’，来了就不走啦！”
大家不禁想起了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国民党军司令“胡传奎”的愚笨形象，会场上发出笑声。
老姜向大家摆了摆手，接着说，“学校过去一向是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打破这种局面。七月二十七号，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全国带了个头，开进了清华大学，据说阻力相当大，但是不也进去了吗？今天我们不是也开进了哈工大吗！学校这块教育阵地，无产阶级不来占领，资产阶级就要统治下去。在争夺这块阵地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就拿咱们学校来说吧，表面看风平浪静，没有阶级敌人，我看未必是这样。要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哈工大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定要揭开！要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新高潮，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开展下去。工宣队进入哈工大，就是要在工大长期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的独立王国掺沙子，搬石头、炸开阶级斗争盖子……。”
那时的工宣队，都是工厂造反派“刺头”。所谓“刺头”一般都是在工厂里调皮捣蛋不愿干活的那些造反派的人，工厂车间里的领导就将这些人打发到学校，这些人高兴地过一下登上上层建筑之瘾。后来，随着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历史真相的披露（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人们才知道，“工宣队”原来是毛主席制止“红卫兵”运动失控的重要战略部署。
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让人觉得不是味儿。
想当初，还是我们学生到东安厂、伟建厂去煽风点火，才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现在倒是反过来了。成了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要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么？怎么变成工人来领导共产党不成？
共产党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当年成立時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是工人？都是读书人，知识分子。那個年代工人大多都不识字，怎能搞明白马克思主义。
还是当年毛泽东有胆量，打着阶级斗争旗号号召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实际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
抗日時期日本人來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飯。解放後，是共产党內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給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
三年困难時期，农村餓死几千万人，城里工人阶级自己却吃着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过後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被利用對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隊进大学、管大学，批判斗爭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被蛊惑参与的更是不少。
如今，工人是弱势群体，在政府各种重大决策上沒有话语权，對不公正現象，對腐敗無能為力，眼睜睜看着企业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有权势、有背景人物瓜分，自己还要遭受下岗, 失业的威胁。
共产党現在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说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可是实际它是不触动核心集团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再来照顾更多人的利益。首先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企高管，公务员，最后才是工人、农民垫底。要不然现在那么多人争考公务员，别的国家是二三流人才去考公务员，中国是全民争考公务员，真是畸形国家。
共产党实际不是工人阶级党, 老姜自诩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真叫人可笑又可怜，天安门广场上哪一块铺地广场砖是你的？！
工宣队就是打着领导阶级旗号，进校来是要搞阶级斗争，是要掺沙子、揭盖子、搬石头。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让人心惊胆战。
为了发动师生，启发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进校不久，系里的工宣队就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地点就在我们九系学生食堂。
那天下午，食堂的窗户用黑布窗帘遮的严严实实，偌大的学生食堂黑洞洞阴森森的不见一屡阳光，每个餐桌上点亮一盏小煤油灯，扩音机里凄哀地唱着当时流行的“忆苦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地主鞭子——
地主鞭子抽打在我的身，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满胸。
…………
这首歌曲调低沉，谁唱谁都会感到哀伤，眼泪就会下来。
气氛是造够了的，真佩服工宣队性姜的“杰作”。
“忆苦歌”唱完了，开始吃忆苦饭。
我看着菜盆子里那黑乎乎的菜团子，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一人两个，我在琢磨怎么“消灭”它们…………。放到嘴里咬了一口，这忆苦饭菜团子是用大白菜帮加上一点苞米面，一起和面做成的菜团子。老姜可能嫌菜团子不够“苦”，又叫食堂炊事员加的馊糠，搀和在苞米面里了。白菜帮子也没洗干净就用上了。菜团子蒸出来晾凉了登登硬，又闻着有一股馊味，真难咽啊！刚咬一口，嗓子眼儿就哽住了。想吐又不敢吐，一吐就把对旧社会的恨吐没了，也就显得没有阶级觉悟了，所以就得低着头，闭上眼睛生嚼强咽下去，都嚼出沙子了。
吃着忆苦饭，我偷偷地往旁边看，见其他桌的同学也是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在吃菜团子，好像都是在品尝旧社会那些穷苦人的生活滋味。
老姜不知从哪里请了一位来做忆苦发言的，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去细听那扩音机里哇啦哇啦讲的什么，一心想着怎么把那“万恶的旧社会的菜团子”处理掉，班上朱××领着喊口号。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誓死保卫毛主席！
…………’
师生门群情激昂，大家就争着抢着喊口号。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蹿起来就吐——呸！然后才开始批判刘少奇。恨嘛，所以才吐他，合情合理。地主、刘少奇那都是“奸人”，趁机把含在嘴里的沙子吐出去了。
文革吃忆苦饭
忆苦饭终于吃完了，从食堂里出来，我悄悄地踱到墙角，把手里攥着的另一个“万恶的旧社会的菜团子”扔了，看到那里已经被丢掉有好几个“忆苦菜团子”。
食堂外的西山墙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那条大标语是刚刚用墨汁写在砖墙上的，可能就是我们在食堂里吃忆苦饭时的“杰作”，位置很高，是常用的一句口号——坚决打倒叛徒、內奸、工贼刘少奇！仔细一看，最后那个字变成了“狗”，还故意倒着写，表示刘少奇已经被打翻在地，是彻底被打倒了。
1968年10月13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时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去十一届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仅有40人参加这次会议，还不过半数。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自杀被害的就占总数的52%。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直机关的74人却参加大会表决。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不正常的会议。
全会表决通过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把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中央委员陈少敏就拒不同意所谓的《审查报告》，在表决时拒不举手。革命派行动真快！公报还没有播送完，大街上就传来了锣鼓声、鞭炮声。宣传车一路飞驰，大喇叭叽里呱啦直叫。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闹腾了半夜……。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搞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全会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清队”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更加激烈。
在那恐怖的清队过程中，哈工大全校有972名师生被立案关押侦察。运动中因遭受迫害造成自杀非正常死亡18人，被公安机关拘留监禁73人，被株连审查的师生、教师家属、亲友5000多人，至今提起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人们都不寒而栗。
那些惨剧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杀回小班闹革命”
工宣队很快就开始放火了，动真格的了，“搬石头”“炸盖子”了——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工宣队先把教职员工分成若干组，每个组都掺入学生的代表（新曙光造反团），由工宣队主持对教职员工进行“清理”，人人过关。
接下来就开始在小班学生中“触及灵魂”，揭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一时间，班上空气紧张，大家噤若寒蝉，互相很少说话，生怕那句话说出来，被人上纲上线分析成了专政对象。炮轰派的头头被打成“攻击新生政权罪”的反革命，被关进机械楼、电机楼的地下室，那里成了关押师生的牢房。
我和班上的周珉当时都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宣队老姜叫我们回班级参加“揭盖子’”的揭批运动。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揭发我爸爸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爸爸被揪斗的事，至今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打小报告的。
我说：“我爸爸的情况不清楚，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要了解组织上就自己去调查吧。”
老姜说“你要注意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我说：“我是我，我一直在新曙光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父亲是我父亲，组织要了解啥就自己调查好了。”
老姜说：“你要端正你的态度。”
我们谈的不欢而散。
我们班虽然在文革中也分成两派，但互相之间还是有些“中庸”，没有像其他有的班级两派格格不入。因此，文革过后，2000年大家陆续退休后，自2005年在哈尔滨、上海、北京、青岛班上以校友会名义已经聚会了四次了，我只参加了2009年北京那次聚会，说起文革时在学校那段日子，大家感到像是被人愚弄了演出的一场闹剧，只不过代价太大，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代人。
在文化大革命“清队”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劣根性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工宣队搞到后来内战打到小班，打到宿舍，很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人物，都被当反革命揪出来批斗。我们65级九二专业两个班，我们班是65921班，65922班上斗得就比我们班激烈，同学斗来斗去，有几个给斗到机械楼地下室“反省室”去了。由于那时大家互相斗，感情伤得太深，退休后，他们班那维君、张万香也想像我们班一样把大家约到一起聚会，可就是聚不齐……。这都是后话。
老姜大概觉得我们班在搞“阶级调和”，同学之间打不开情面，觉得65922班的“盖子”揭的充分，就叫65922班同学到我们班“点火”，上我们班帮助“揭盖子”，借助钟馗来打鬼来了。他这不是继承土改搞“扫堂子”那套挑动群众斗群众吗？这个人太阴了。
我和周珉被工宣队老姜从学校文艺宣传队叫回到班上，说是必须参加基层的阶级斗争洗礼。65922班的同学在我们教室里贴满了大字报，还记得2班福建的杜××贴给我的大字报是：“魏卓夫必须触及灵魂，想当“逍遥派”回避斗争痴心妄想……。”真是来点火来了。
那时搞的班上人人自危，互不搭言，生怕说出去的哪句话惹了祸。宿舍里，晚上洗过脸，洗过脚，上床就睡觉，互相很少吱声，因为有教训，别的班有的同学在宿舍里发议论，就被同寝室同学打小报告，被打成了反革命，这种例子在当时太多了。
最后还是出事了，谁知道精神越紧张就越出错。
一天，系里开批判总支书记章丽华的批判会，章丽华书记身材又瘦又小，被造反派学生一个人像拎小鸡一样，提着衣领一下就提到讲台上了。班上纪亚铎领着喊口号，
“保卫毛主席！”
“打倒刘少奇！”
可能是精神太紧张了，喊着喊着就喊颠倒了，台下大家顿时愕然，面面相觑。小纪知道闯了大祸，会后赶紧到工宣队办公室找老姜认错，人都吓哭了。过后班上几个同学在工宣队那说情，证实确实精神紧张，加上小纪出身好，又是保卫省革委会新曙光一派的，最后才没予追究，不过毕业分配也给降了密级分配的。
1998年我出差路过沈阳，同原班上同学小纪、朱文高在饭店聚会，说起当年开批判会喊错口号的事，大家还无限感慨。毕业后，他被分到沈阳重型机器厂，先是当工人后到教育科当子弟校老师，最后调到金属研究所，没多长时间自己“下海”办公司，搞矿砂、铁粉金属添加剂经营。讲起创业的艰辛，小纪说，当时遇到巴西外商在北京谈判签约，他自己学的俄文，没办法现把还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拉上，连夜乘硬座车赶到北京，叫女儿当翻译硬是把合同签下来了，几年来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公司越办越红火。
当年班上另一个同学薛恩亮也遭遇了批判，不过还好，还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关到机械楼地下室反省。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修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展览馆”。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哈尔滨也修建“黑龙江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后来，“黑龙江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改称为“黑龙江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又改称“黑龙江省国际博览中心”。地址就在北方大厦后的花园邨。
该工程1968年8月1日开工，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敬建工程指挥部”。向全社会发出号召，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从全省调集了最优质的建筑材料、最优秀的施工队和设计人员参加会战。当时红太阳展览馆建筑工地的景象非常壮观，广播喇叭每时每刻都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工人、学生、干部24小时都吃住在工地。义务劳动大军更是源源不断，充实力量。
9月份，工大组织学生义务劳动每天晚上到工地前加班挖土方。探照灯照着，高音喇叭吼着革命歌曲，场面宏大，班上薛恩亮有感而发：“这么浩大的工程，当年的秦始皇也比不上……。”马上被人打小报告告给工宣队。这还得了，把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比成封建帝皇工程，“是可忍，孰不可忍，阶级斗争的盖子捂都捂不住，自己就要跳出来。”老姜感慨地说。
班上终于揭出点事儿来了，工宣队“炸开阶级斗争盖子”的清队运动在我们班这才收到成效，暂时告一段落，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正好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叫我和周珉回宣传队准备排练迎接共产党九大的节目，我们才离开了那兢兢战战的“揭盖子”漩涡。
陶乾教授之死
陶乾教授、侯镇冰教授是哈工大机械系机床刀具教研室的领军人物。是我国第一批自行培养的副教授，1957年哈工大在全国首批评定教授，一共评了13名，是全国高校中，评定人数最多的。当时机械系评有4人中就有他们二位，后来陶乾当了八系主任。文革中两人都受到冲击，关进了牛棚。
50年代陶乾教授编写的《切削原理》就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许多大学认定为教材。可在文革时却成了批判陶乾老师的罪证，被说成“一本书主义”。批判他时说，工人切削材料，最终有产品出来，创造了价值，而他搞的切削的材料没有具体的东西做出来，耗费了大量资源，不创造财富。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的理论。
在1968年秋天，哈工大清理阶级队伍的日子，整个校园是一片“红色恐怖”，系里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炮轰派头头”几十人全关在机械楼地下室里反省检查，陶乾老师更是在劫难逃，也被关在机械楼地下室，不时就被提出去批斗一番，陶乾老师文革之初就被批斗，这次又要叫他交待所谓反对新生红色政权（黑龙江革委会）的反动罪行，经受不了对他的精神的摧残、人身的迫害，最后割断动脉自杀了。
当时他在被关押机械楼地下室里，一天半夜，睡在陶乾教授下铺的机械切削教研室吴老师，突然发觉有液体流在脸上，开始还以为是尿，一摸黏糊糊的，起来边推陶乾教授，边说“你怎么尿床了？”可没有动静，一看人已经死了，立即报告看守的学生，才发觉陶乾教授颈动脉被割破，大量失血，发现时人已经凉了。原来白天在被批斗他时，陶乾老师故意摔倒，倒地时摔破了眼镜片，并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检了一片，到了半夜，在看守室，用镜片割断了颈动脉而自尽。中国机械加工一代宗师陶乾教授，文革中自杀身亡竟然是采用这种方式——眼镜片切削原理，真是个莫大的悲剧！
陶乾教授的死无疑对哈工大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可是当时工宣队给定的“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我们毕业时，已经看不到他的《切削原理》一书了。直到文革后才有《切削原理》一书的再版。
机械系机床刀具教研室另一位领军人物侯镇冰教授，上海人，极其聪明，可谓才华横溢。酷爱无线电，听说在60年代初他就曾把家门反锁在家里自己装电视机，比一般无线电厂的电视机还早试制成功。文革初期，造反派红卫兵抄他家，家中就有一台自己装的没有外壳的电子管电视机，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给女儿画的素描画，惟妙惟肖。书架上放着许多精致的航模飞机，以及许多国外的航模杂志。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内全部是书。侯镇冰教授爱好多方面，当时才35岁，就已经成为哈工大第一批教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清队时竟然被造反派扣上“里通外国”罪名，
侯镇冰教授虽然遭遇比陶乾教授好一些，毕竟扛过了那恐怖的68年秋天的“清队运动”残酷斗争，但是文革后，在88年也移民美国，住在纽约，在一所美国大学里当教授。中国的人才就是这样流失走了，为什么留不住呢？我们不该反思一下吗？
绝望的“畏罪自杀”
从小班上回到总团文艺宣传队后，每天在主楼四楼正厅教室排练节目，准备迎接共产党九大。一天早上，在食堂吃过早饭，就赶在8点前到主楼四楼集合。参加宣传队例行的早上朗读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程序。正走到三楼楼梯，就见一个黑乎乎东西从楼梯天井摔下来，落在一楼正厅沉闷闷的一声响，早上正在进楼的师生们都惊呆了，大家赶紧跑到楼下大厅，原来是有人跳楼，一滩血迹从那个跳楼的女同学的脑际、口鼻流出，人一动不动在那里俯躺着，看不到她整个面孔，这是我在文革中最近距离，真切切的见到有人自杀跳楼的实景。人们嗡嗡的议论着，听说是四系正在被关押反省的学生，叫左风琴。每天早上，被关押在主楼六楼清队揪出来的“反革命”在专政队的押解下，要从关押反省室出来吃早饭，看来左风琴是趁看守的同学没注意，直奔六楼楼梯跳下去的，她可能对生存已经丧失信心，充满绝望，才干出这样的傻事。那正是1968年秋天，工宣队进哈工大“清队”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
左风琴是四系的，在她死的前两天，女生三宿舍走廊就贴出揭露左风琴反动思想的大字报。据说是左凤琴同班同寝室的三个好友在寝室里听到左凤琴对当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议论，几个人分析上纲揭发写的大字报，左风琴在当时不谨慎，没像我们那样谨小慎微，不乱言语。结果，倒霉的事就落到她的头上了，平时讲的话，发议论评头品足被同宿舍那几个抓反革命抓红了眼的三个女同学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她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左风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去同流合污，又不懂得谨慎防范，又直言不讳，结果自己落到挨整的地步，被抓进了“反省队”，在文化大革命清队时那个特定的条件下实属必然。
一个小时后，主楼正厅，那里的一切都已经都恢复了平静，只有大字报旁边一只被白色的粉笔圈着的黑布鞋和布鞋旁边左风琴三个字，表明不久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生命毁灭的惨剧。
傍晚在主楼正厅，在那左凤琴自杀跳楼被摔死的地方背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覆盖在原来大字报上的新大字报，上面写着：“左风琴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署名还是她同宿舍那几个女生的战斗队，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还要再踏上一脚。
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残酷场面实在是太多，我的心已经渐渐变得麻木，但是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和看到死亡，还是让我震撼。我想，左风琴走上绝路定是一念之差 ，若是有人真正能同她交流交流，和她真心谈一谈，或许就能赶跑她寻死的念头，赶走死神，让她留下。
她同班同寝室那几个善于抓反革命的女同学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但经验告诉我，她们肯定会得到工宣队的赏识，如愿以尝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为人妻为人母她们一生可能都会很顺利。今后谈到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她们大概也会感慨地以受害者自居，会不会从心灵中反思有一点点忏悔呢？我推测不出。上帝本不公平，左风琴同学，愿你的灵魂能在天国得到安宁！
“反动标语”事件
时间慢慢地向前移动，转眼间已经到了11月，冬天北方的雪已经下过几场，学校主楼前已经被积雪厚厚地覆盖。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主楼前东北角的雪地上围着一些同学，凑到近前，看到学校保卫组的人在向雪地拍照。雪地上写有 “毛泽东大红色必将灭亡”几个大字，字的笔画比周围的足迹还宽，人们在叽叽喳喳的议论。文革期间在哈工大竟有那么多反毛泽东，反江青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那些所谓的反动标语大多写在厕所里或走廊的墙角处，内容都是谩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这次在露天雪地见到的反动标语是我在文革中看到的较为典型的案例，平常遇到这些事，凭着几年文革运动下来的体验，我都远远躲开，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文革搞到“清队”时，可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够大的，可还是有人敢“对着干”，可谓压迫愈深，反抗愈强。文革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真正对它理解的人在学校里已经微乎其微，反江青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中央文革三令五申：“反江青就是反革命”，无奈法不责众。在同学圈内，如果有人对江青来几句“含沙射影”，大家只会心照不宣地报以微笑，没有人会违心的去捍卫那个“红太阳”最亲近的人。但是，书写反对江青，甚至反毛泽东的标语则不同，敢这样干的人太少，如果被抓到，轻则坐牢，重则会判死刑。我对这样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加上爸爸妈妈也已被批斗，经验告诉我离这些事最好少沾边，少发议论，一心一意在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罢了。
有一天，我在寝室窗子上看到不少人都往我们学生二宿舍方向走来，吵吵嚷嚷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下楼，发现二宿舍正厅高高地挂着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就贴在一楼正厅，很高很长，我一看大字报的内容，就明白为什么它会吸引那么多人来观看。一些人文革中不慎流露对老毛不满的言论，被同学当成反动言论的大字报揭发出来，这在当时“清队”时的哈工大已属司空见惯。但是，这个学生的反动言论很特殊，他竟然敢说毛泽东为李进（毛的夫人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是黄色的。大字报上逐字引用他分析诗词“色彩”的原话，绘声绘色分析得淋漓尽致。当然，这种直接攻击老毛和他的老婆江青的大字报“大不敬”肯定不能让它存在，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扯下去了。贴大字报的学生也很快被当成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被关进了“反省室”。
被揪出的“反革命”学生名叫黄幼男，8系63级的，住二宿舍，对文革一贯敌视消极，从不参加革命活动（这是后来他们班同学大字报揭发说的）。，说领袖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首典型的“黄诗”，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么？真不知道黄幼男是怎么想的。
工大发现那么多所谓的反动标语，没有一个破案，不是作案人手段高明，而是根本就没有人想着抓他们。我为黄幼男惋惜，偷偷写条标语发泄发泄过就算了，人心莫测呀，这些观点怎么好实名公开去讲呢？你怎么自己往火坑里跳呢？那些造反派头头们，在文革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下的被台上的称其为反革命已属常事，实际是毛泽东挑动学生阵营内打派仗，时间一久，双方对那顶帽子都不太认真。可是反对毛泽东则不同，反革命帽子顶在头上将万劫不复。
黄幼男关进去没两天，受不了“专政队”的压力，有一天在机械楼教室背后跳楼自杀了，这是继左风琴自杀之后又一学生自杀案件，左风琴是从主楼的楼梯上跳下去直奔黄泉。黄幼男从教室后的窗子跳下去，当场摔死在楼外地下室的小天井里。知道黄幼男自杀的消息时，他的尸体还没有运走，我和许多人一起从楼上窗子里探出头去看，只见小天井上盖着木板，墙上褂着“黄幼男畏罪自杀就是反革命”的条幅，一个“专政队”的男同学站在木板上不时移动脚步，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四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早就走下神坛，他就是给自己的老婆写首高雅的“黄诗”，也本属稀松平常的事。一个品尝过禁果的年轻人，却因对此品头论足而丧生，实在令人痛心。黄幼男同学之死，为哈工大“清队”又填了一个冤魂。
当年毛泽东的题词和江青的摄影照片同时发表，后来被广泛传颂。诗倒是写得有些气势，但与照片对着看大有简单注释之嫌，意境不深。对比唐朝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恢弘之气就逊色多了。但我也并不认为毛泽东写的那是首“黄诗“。
实际上，当年文革江青借助毛泽东这面大旗，颐指气使、专横跋扈、目中无人谁都知道，江青不可一世的表演另同学们反感，可文革后解密的许多事情，江青在外的表态，都是毛泽东的懿旨，无怪乎文革后审判江青时，江青不服地说：“我就是主席放出来的一条狗。”
抓出“朝修特务”
1968年11月的一天，听说学校保卫组挖出来一名“朝修特务”——二系68级核物理专业的石山麟。全校革命师生齐聚学校礼堂召开批斗大会，据他们班造反派揭发，石山麟一直对文化大革命抵触，并“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是阴险小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实属罪大恶极，并且与他未婚妻在吉林图门一起企图越境叛国被抓获，实属叛国投敌“特务”。石山麟被两个造反派反扭住胳膊押在台上，被架着文革批斗时时髦的“喷气式”，看不清他的脸庞。会场上喊着口号：“打倒特务分子石山麟！”，“谁攻击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决没有好下场！”。我细心地听了半天，除了他曾对林彪和江青表示的不满，被班上造反派上纲上线，始终没有听出石山麟作为“文革特务”的具体活动，试想一个普通大学生又有什么“资本”或“绝密材料”出国叛逃投靠国外？批斗大会上，石山麟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现场逮捕关押。
当时文革中国周边国家苏联被称为“苏修”，蒙古人民共和国被称为“蒙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被称为“朝修”，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导之下，人民中国此时在国际上只有一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又臭又硬”的阿尔巴尼亚（面积远小于我的家乡吉林市，人口还不到吉林市一半），是真正的攻守同盟的铁杆反修朋友。
石山麟1945年出生，朝鲜族，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子镇人。石山麟平时看不惯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的作为，无意中发出的议论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要施以批判，情急之下从学校跑到其未婚妻所在的吉林省图们市，其未婚妻也是朝鲜族人，当时听说还是图们市革命委员会干部，他的事情已经株连到他的未婚妻。
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期，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在哈尔滨市遭到造反派“通缉”。按造反派的“逻辑推理”：你跑到图门中朝边境上不是准备叛逃到“朝修”是什么？在图门被抓获押回学校，才发生了上边的“批斗大会”。过后，石山麟因“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罪被判15年徒刑，入狱10年。1978年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获平反出狱，在狱中自修了机械基础、液压原理、金属材料力学、热动力学等，出狱后获得了高压水泵的发明专利，开始了自己创业。
平反出狱后，石山麟先在黑龙江商学院当讲师。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到外地出差，在宾馆住下后想冲个热水澡解解乏，但洗澡间没水，问服务员，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咱这里层楼太高了，水压不足。”这件事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要来一次供水革命，让全国上万座高楼大厦能够供上水。并很快付诸实施获得高压水泵的发明专利，进入市场运作。 1985年这个“蹲过大牢”，就职讲师的朝鲜族汉子交了辞呈，凭着自己发明获得的高压水泵——高楼无塔上水器专利，毅然“下海”，创办哈尔滨昌宁给水设备厂，1992年创办昌宁集团，担任昌宁集团董事长至今。在改革的大潮中，石山麟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了世人。昌宁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给水系统供应商，并且已拓展到机械、电子、食品、轻工和建筑等五大行业，而石山麟本人也成为了中国富豪100强之一。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1994年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和第四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1990年被韩国聘为“世界地球环境保护协会”国际名誉总裁，现兼任中国气压给水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特约理事、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理事、黑龙江省政府经济顾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成了全国闻名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当年文革时在学校被定为 “反革命特务”的石山麟，如今已为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石山麟教育基金奖，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哈尔滨挖出的“大反革命”
1968年清队期间，哈尔滨也是冤案四起，最典型的要数欧阳湘反革命案。
欧阳湘是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儿子。
欧阳钦早年与周恩来、李富春、蔡和森、聂荣臻等同期在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文革开始之前，中央任命欧阳钦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协助宋任穷主持东北局工作。由时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的潘复生接任他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在文革一月夺权风暴中，潘复生很快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举国上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热潮中，潘复生把他的前任欧阳钦定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责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大搞独立王国”。
在形势最紧张的1966年冬季，以哈军工红卫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为首的一伙人，赴京要求揪欧阳钦回哈尔滨批斗。其时欧阳钦正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住院治病，这伙造反派拿着已经准备好的棉袄棉裤到医院，发誓要把这个“黑龙江省头号走资派”揪回去。警卫员打电话将造反派要揪斗首长一事紧急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即接见了这一伙造反派，指出此时正是寒冷的季节，欧阳钦年老病重必需住院治疗，等转年春天再说，这才让欧阳钦躲过一劫。
揪斗不果，潘复生指示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组在《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整版的批判欧阳钦“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那时，不管是谁，只要是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那可是天大的罪行了，况且还给加上“一贯”，那就更是不得了了。
从1968年3月15日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清理阶级队伍”斗争。时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亲自抓“反右倾翻案事件”，使“对敌斗争”严重扩大化。
欧阳湘是欧阳钦的独生儿子，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当时正借调到长春光机研究所（长春305所）工作。他无法接受黑龙江省革委会强加给父亲“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在1968年11月24日化名“洪新建”给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的父亲欧阳钦从不反对毛主席，而是一贯拥护毛主席的。信中还揭发潘复生大搞极左的问题。欧阳钦曾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多年，欧阳湘相信这位省军区司令员一定了解自己父亲的。相信他会为父亲问题主持公道。
欧阳湘将信封好，交给正要回哈尔滨看妈妈的两个妹妹带回哈尔滨去邮寄。欧阳湘的母亲时任黑龙江省科委主任，也被打成走资派，两个妹妹要回去看望正在隔离反省的妈妈。回到哈尔滨便把信投到邮筒里了，根本不知道哥哥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事。万万没有想到，汪家道早已和潘复生穿一条“连裆裤”，竟把这封信转给了潘复生，此事让潘十分恼火，立即定为“11.24.现行反革命案”，列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件，将这封信影印件转发全省限期破案，很快被一位熟悉欧阳湘笔迹的人认出来，在两天半之内即宣告破案。
两个妹妹也因为替哥哥邮信而被关进拘留所，审查了七八天，直到查明她们确实不知情，并未与哥哥共谋，才释放回家。欧阳湘被从长春抓到了哈尔滨。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坚决镇压反革命，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大会。我跟着学校同学一起前去参加。大会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有20多万人参加。黑压压的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布满大会会场。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在蓬勃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整个形势越来越好。可是一小撮穷途末路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作垂死挣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为其主子招魂翻案。署名“洪新建”投寄的反革命匿名信，就是我省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干的。但是他逃不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在各级革委会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仅用两天半时间，就破获了“11.24”“洪新建”重大反革命案件，揪出了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把反革命分子欧阳湘押上台来！”
大会一开始，欧阳湘被佩戴“执勤”袖章的工人民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扭住胳膊押出来，沿着台阶慢慢走上来，他胸前挂着特大的牌子，上面写着“11.24.反革命犯欧阳湘”，弯腰低头大牌子就压在脚背上，走路迈步都很艰难。
文革哈尔滨北方大厦前批斗欧阳湘
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一押上主席台就挣扎着高呼口号，而且是两个涵义截然相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他的这一举动让那一群造反派措手不及，立即上前围住欧阳湘，狠揪他的头发，塞住他的嘴，企图制止他呼喊口号。
今天的人们看到欧阳湘当年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或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这在当时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在“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刚闭幕一个月，举国上下正在欢呼拥护“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定”之时，谁不喊“打倒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
欧阳湘拼尽全身力气不断呼喊口号，造反派一时制止不住，冲上来几名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战士协助“执勤”民兵一起制服他，他们摘下沾满油污的肮脏手套塞进他的嘴里，左边那名解放军战士一只手压住他的头一只手抓住他的臂膀，右边和后面的三个“执勤”民兵死死地拧住他的双臂，架成“喷气式”。
欧阳湘坚强地继续抗争，他的嘴被那名战士用手死命地塞住了，他仍跳动着双脚，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口号，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叫声。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要坚决刹住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一大群人围上前来，有几个人在后边拼命揪住他的头发，左揪右拽让他痛苦不堪；有人在前边紧紧地掐住他的两腮，让他喊不出声来；一只戴皮手套的大手死死地捏住他的鼻孔，让他喘不过气来；那些够不着上不了手的人，就在下面用拳打，用脚踢。欧阳湘在众人群殴中实在支撑不住而倒在地上，那一群人仍不肯放过他，再次围上去拳打脚踢，致使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还能听到他凄惨的微弱的呻吟声。我又亲眼见证了革命派对阶级敌人的“无情的专政”。
经过一顿暴打之后，身体瘫软的欧阳湘又被揪拉着站起来，审判台上站着几位公检法军管会的负责人，由一名军管会领导干部负责宣判，有一个名工人被拉来陪绑，大牌子上写的罪名是“破坏公报反革命犯”，当场宣判“依法逮捕”时，马上有人上前去把他胸前挂的“破坏公报反革命犯”的牌子翻过来，就多了“依法逮捕”4个字。
轮到要对欧阳湘宣判了，也许他料定自己胸前挂的牌子背面也早已写好了“依法逮捕”，他用尽全身力气扭动双臂，挣扎着要吐出嘴里的填塞物，断断续续地喊出“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犯法……”并继续喊“毛主席万岁！”。
由于欧阳湘不断在喊冤，会场气氛一度出现紧张气氛。那位负责宣判的军管会人员加快速度宣读欧阳湘的“罪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为其主子招魂翻案”。
当宣布对欧阳湘“依法逮捕”后，立即由几名端着自动冲锋枪的军人把他押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他游街示众，沿途有大量围观的群众，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扭动身驱在勇敢地抗争。
当时有很多人心里都知道欧阳湘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曾看过那印发的宣传材料，尽管那是断章取义摘录的部分内容，但怎么看也看不出其恶毒的反革命言论，这引起我深深的同情。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不相信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年青人会去当反革命？天下哪有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反革命？
欧阳湘在哈尔滨被关押折磨了20天，12月中旬被押回长春305所，被带上手铐关押在隔离室里，各种名目的斗争会日夜轮番批斗。不久，他就被折磨得身体虚弱无力，有一天，看守竟然报告说，欧阳湘跳楼“自杀”了。此事遂逐级上报，直至报告中央说欧阳湘自杀身亡，还给他加上以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哈尔滨的“清队”斗争又增加了一个冤魂。
文革过后，欧阳湘的母亲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她反复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胡耀邦写信，要求为儿子平反昭雪。胡耀邦几次下令黑龙江、吉林省委彻底调查此案。
在中央一再催促下，1978年8月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平反冤案大会。会上宣布了省委《关于给欧阳湘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此时距欧阳湘遇害已相隔10年。
文革中潘复生把他的前任欧阳钦定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责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大搞独立王国”。可是当年河南省长吴芝圃就是这样整倒了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没想到过几年潘复生调到黑龙江工作，造方抓药又将上级欧阳钦如此打倒。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实际上最后谁也没得好！1971年3月，中共中央派员处理黑龙江问题，全省召开县团级干部会议，批判潘复生文革中挑动两派群众武斗的错误，6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潘复生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文革过后，潘复生和汪家道被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批判。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肚皮里的“发报机”
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我听到的最令人恐怖发指的要属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自杀死亡后被剖腹事件。
1968年4月曾扮演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的杰出艺术家严凤英，在“清队”时期，被人检举诬陷她是国民党特务。省艺校造反派对她逼供，这时在军代表专案组的淫威下，演出“天仙配”老搭档饰演董永的王少舫为了自保，却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凤英揭发上纲上线，严凤英没想到多年好友竟这样“落井下石”，顿感精神崩溃。四月七日当夜，严凤英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后被她丈夫王冠亚发现，赶紧找医生抢救，但军宣队军代表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不让医生进来抢救。因抢救不及时，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亡。
因为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在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军宣队军代表刘万泉马上表态，说严凤英是自绝于人民，说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说严凤英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要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最后竟残忍当众将严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恶狠狠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可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因阶级斗争立场坚定，被评为安徽省学席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文革后，有人问当年军代表刘万泉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辩解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火，在安徽黄梅戏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至今这个恶魔刘万泉可能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可他的心灵中有没有一丝对当年罪过的忏悔呢？
虽然文革后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昭雪、一九八五年还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徽安庆市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以示追念。可严凤英死时仅三十八岁，一个艺术家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样惨死剖尸能瞑目吗？！
文革后在安庆市建立严凤英汉白玉雕像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多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见丁抒先生《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文革死亡人数一家之言》）。只要你上网点击“文革清队”四个字，那一桩桩怵目惊心的冤案，那被逼死难以瞑目的一个个冤魂就都会跃然眼前。
我把文革中仅仅在学校和哈尔滨亲身经历的恐怖的“清队”点滴事件写出来，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经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是多么残酷，多么荒唐。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那真实的文化大革命“洗礼”，是不是像现在有人所津津乐道的文革是“全民反贪官”运动，愿那样谎谬的时光再不要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