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社会公正是一个底线问题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首先就是商业的公正问题。商业公正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不能抢，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用权利谋利益；第二，不能骗，不能搞信息欺诈。商业社会是一个强调竞争的社会，但竞争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赢家通吃”。我们承认竞争必然有输赢，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平均主义，但不能输家就输掉一切。
所以，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解决“赢家通吃”的情况呢？这当然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加以解决。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福利国家有很多坏处，福利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的福利不必达到瑞典的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就不错了。美国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来很糟糕，在他们眼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是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社会。但与我们相比，美国的保障水平已经高出很多，这是事实。
▌底线的迷失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底线的失守当然是权利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但在语言形态上，它的迷失的确跟有些人不恰当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界存在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和整个西方经济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讲到农人和牧人的交易费用时说，只要产权是确定的或者说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最小就可以达到效率最优化。科斯讲这句话显然有一个无需说明的前提，不管权利是属于农人还是牧人的，至少权利是合法的。他没有假设农人把牧人杀了，或者牧人把农人抢了之类的情况。
但是，交易费用在引进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形。
第一，交易权利的合理设立，变成一个用人为剥夺交易权利或者人为膨胀交易权利，来为某些人降低代价的命题。有一些学者说，这种做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当然可以降低了，因为只准我交易不准你交易，交易费用就极大地降低了。
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交易成本最低化为由来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是不是交易成本本来的意义呢？或者，把不是属于一些人的东西，不经所有者的认可拿去任意交易，问题的本质是不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呢？交易费用理论到底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呢？
打一个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吵了半天，交易费用很大而达不成交易，结果某甲把某乙抢了，交易费用当然就下降了，因为不用交易了。
第二，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讲整个社会维持一个交易系统所要付出的组织成本，决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价格是不是最低。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交易费用时，实际上讲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怎么样降低费用。
比如，有一位学者曾经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来证明过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出一个相反结论，说印度经济之所以搞不过中国，是因为印度的农会、工会太厉害，印度的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统治者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业没有中国有效率，因为印度的工会很强大，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大幅度增加。
如果说，一家一户与农民交易，费用很大，而农民组织起来后的交易费用就更大，是不是可以推理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放到强制性农庄里去，这样交易费用就最小了呢？这个推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交易费用，实际上只考虑了一方面出价最低。把农民抓到集体农庄的思路，并没有考虑到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费用，比如，几千万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被解释到这种地步，问题确实太大了。这把很多交易权利的不正当设定乃至不正当剥夺，都在所谓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样一个似乎学术化的话题之下给合法化了。
▌首要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利益各方的权利被剥夺，由一个权利中心或者说由一些不受制约的权利来配制利益。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表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恰恰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在前一时期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比较中也可以看出。
用这种办法来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真正降低了，而这是否变成一笔将来需要用高利偿还的高利贷，还很难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转轨过程的本质就是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设定以后，在交易权利设定以后，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交易权利的公平设定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科斯他们所讨论的那一个层次。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太过程式化的或太过底线化的，因此它还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理论，甚至可以说和所谓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产权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还有公有化的过程里。在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很多私有财产通过捐助变成公益基金，从来没有人说这种行为侵犯了私有化；同时，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定。一位网友说，“私有资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私人同意。公有资产变成私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公众同意。”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其实，在中国争论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私有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往往不得要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实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过程中，不管搞计划还是市场，总是一部分人吃亏，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必过多强调“左”或者“右”，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两种取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达成互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应该有一种天平效应。在自由竞争过分发展时，就有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会站出来，在社会保障、福利上拿出较多的举措。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它妨碍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投资，那么比较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来——政策就会朝更多的自由去倾斜。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是不断进行的。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利益的正常调整，而且通常来讲都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而一个缺少公正的社会，利益总集中于某一个群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通常都和权利有太多联系。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的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的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将成为很奢侈的话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就是效率与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
茅于轼:
中国的脊梁与希望
作者：方倚戈
来源：共识网
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之后，我反复问自己，说茅老是中国的脊梁与希望是否言过其实呢？其实，这篇文章有另外一个题目：《茅于轼：杰出的人文主义经济学家》，最终，茅老内在的人文精神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基石。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
日本是如何完成人心的改变而走向现代文明的呢？正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帮助日本完成了这一凤凰涅槃般的蜕变，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人文精神！确如福泽谕吉所说，中国需要的，不是一百个李鸿章，也不是一百个钱学森，更不是一百个郭沫若。
笔者要大声地疾呼：中国需要的，是100个茅于轼！因为福泽谕吉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的问题并不在政府，而在于中国文化，在于中国文化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中国，能够真正担当的起经济学家称号的学者不多，而能够同时具备人文精神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但茅老先生是绝对担当的起这一称号的，茅老内在的人文精神让他能够更加深刻透彻地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而对经济学的透彻理解使茅老得以用异常犀利的眼光观察剖析中国社会，同时，他的经济学思想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正是茅老对中国社会深厚的人文关怀，让他成为中国崛起的希望。我不知道茅老是否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承担的起伟大二字的只有时间——伟大是一个唯有时间才能沉淀出的结果。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茅老一言一行所展现出的厚重人文与社会关怀已经让他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杰出实践者与传播者。
我们常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从中国式过马路开始，到中国式开车，到毒奶粉，到地沟油，到淘宝网上的假货，到中国式挤公交上下地铁••••••，这些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细节，其实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匮乏，美国西点军校的军规中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因此，发生在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些细节绝非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民族，难言真正的崛起，难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何为人文精神呢？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在这里详加诠释，但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读懂了茅老，做茅老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了。
让我们看看茅老生活中的两个细节，从这两件小事上，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茅老的人文情怀。针对许多人给茅老写信的情况，冯兴元先生曾经充满感情地说：如果你们想把茅老累死，你们就给茅老写信吧，因为茅老会亲自回复每一封来信。亲自回复每一封陌生者的来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这更是一种人文情怀的体现，是由人文情怀而产生的对人的尊重。亲自写回信给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具体的行为真正将对人的尊重这一人文理念变成了现实，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种实际的人文关怀，这正是中华民族最缺乏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在公众场合，依然有相当多的人完全不能关注到他人的存在与需要，人们在公众场合对他人表现出的冷漠正是人文精神匮乏的具体体现。
茅老的夫人说，在超市里，茅老总是买走那些被挤压的变形的听装饮料，他说若大家都不买，这些资源就浪费了，生活中的这一细节恰恰深刻地反映出茅老作为经济学家的人文情怀，他要尽一切可能节约社会资源，因为资源是短缺的，若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具有茅老这样的人文情怀，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来节约社会资源，那么，笔者可以保证的是，不用搞任何慈善晚会，边远山区便不再会有上不起学的孩子，贫困地区便不再会有缺医少药的孤寡老人，中国的老年人就不用为了一个养老院的床位等待10年，这就是一位人文主义经济学家不同凡响的社会关怀，他的人文精神让他以博大的心胸关怀着整个中国社会。
进一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茅老先生这样的人文情怀，那么，就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用多花一分钱，我们的生活可以幸福十倍！我们要深刻地认识这样一个道理——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哈耶克所说，观念的改变和我们的意志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茅老的学问是一流的，但他却没有中国学者做学问的僵化，茅老先生的话平实，接地气，他不说中国学者惯用的那些高大上的学术语言——这些语言往往引经据典，精致，学术味道极其浓厚，深奥难懂，但却空洞无物，不知所云。茅老将极其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用生活化的平实语言，像唠家常一样娓娓道来，但平实的语言中蕴含的却是深刻的思想与真理，是再好不过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如果中国人都能理解茅老的话语和思想，或更进一步，都能够学习茅老的生活态度，中华民族将真正崛起而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也将真正崛起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茅老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茅老先生还说：“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虽说是对穷人的歧视，但也是对穷人的帮助和优惠。他们花很小的代价，能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的纳税人出钱。但是，最终走出贫困，还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如果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当然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
我把茅老的这两段话语引用在这里，稍显冗长，但茅老的这些话，可谓字字珠玑，让笔者不忍落下一个字；“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这些话真切地反映出这位经济学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廉租房不建私人厕所，这匪夷所思的想法，只有深刻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家才能将经济学原理如此天才地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但茅老的这一建议却引起了巨大的误解，让许多普通百姓义愤填膺，说茅老先生不把穷人当人看，但事实却是，茅老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煞费苦心殚精竭虑地为穷人着想，无论是茅老百般无奈地提出不建私人厕所，还是中国百姓对此的激烈批判，都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茅老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只有具备了人文精神的经济学家才能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说出如此深刻的话。鲁迅先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话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仇富仇官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情绪化的斗争精神，听上去很高尚，但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外，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鲁迅的情操是高尚的，然而却缺乏普世博大的人文情怀；而茅老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却是平实中体现着宽容与理性、充满人文精神的光辉。现代文明社会，需要的是茅老普世的人文情怀，而不是鲁迅充满激情的斗争哲学。
常常有经济学家被称为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或穷人经济学家，或者人民经济学家，这其实是对经济学家的一种误读和误解，良心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情感，人类的良心常常会泛滥而导致一个社会失去理性走向极端，与良心不同，人文情怀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情操，这里，关键的区别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对弱者的同情，是理性思考能力的形成而不仅仅是正义感激发下的慷慨激昂。中国人真正缺乏的不是良心，而是人文精神，唯有人文精神才能让人类的良心在理性的引导下得到正确的释放。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更是需要人文情怀，一个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应该具备高尚的人文精神，而茅老是一个将人文精神与经济学家身份完美结合的典范。
当代中国的真
相与危机
辛子陵
来源：华夏文摘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并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注１）。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注２）。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注３）。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注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是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儿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儿后备，留点儿钱，应对两三年后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注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有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就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注６）。黑龙江的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注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注8）。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注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注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注11）。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是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赃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
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注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注13）。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注14）。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经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到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注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注16）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注17）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地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的世界级形象工程。（注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儿。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注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注20）。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注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局级副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注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
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注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数据。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7
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
8
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11
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12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
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
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 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14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联谊报》2010年01月02日。
15
《黑龙江省富锦市10镇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6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7《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
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8 张岐明：《从两对投江自尽的夫妻所想到的》，
2007年05月17日格林尼 治标准时间11:09北京时间 19:09 BBC发表。
19
贾？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20
陈志武：《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见2009年2月14日《经济观察报》。
21
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22
吴睿鸫：《国企上缴红利应让老百姓受益》，2006年12月7日《燕赵都市报》。
23
引自1994年9月13日杜导正日记。
[转载]体制性腐败的源头还在毛泽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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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体制性腐败的源头还在毛泽东（转载）作者：温汤成功
体制性腐败的源头还在毛泽东
2015-06-11 15:30:46
先声明一下，作这样的分析，既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因为对毛有仇，而是长期潜心阅读历史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能否站住脚，还有请各位看客公允地参与。
有人评论，认为十八大以来最鼓舞人心的中共反腐肃贪，目前已经失去动力，接近尾声。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打虎的步伐放慢，许多传闻即将被抛出的老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二是王岐山取消了美国之行，海外缉拿逃逸贪官行动可能会遭腰斩。三是宣传舆论已开始降温，注意力已经被转移到国际事件比如南海争端，以及王岐山本人家族的贪腐。最后，万众期待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巡回法庭，雷声大雨点小，半年过去没有见什么动静。
除了利益集团的韧性反抗，用鱼死网破来相威胁，逼迫习王放慢脚步的原因以外，这与政治运动式的反腐肃贪，本身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也有很大关系。我不知道习王的下一板斧会砍向哪里，除了反腐肃贪以外，还有什么凝聚人心的亮点？中菲的南海争夺战？但是美国的高调介入与七国集团的一致反对，增加了点火的难度。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还不允许同美国翻脸。另一个期待的亮点，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或许还能带来一些兴奋。但是，其结局不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能否取得好结果，还得看别人如何配合。南海烽烟会很快把合作者吓跑。
反腐失去了抓手，经济上太多不确定性，这些都让习大非常头痛。如果没有更好的政绩在下一届中央全会上呈示，权柄是否继续在握就有危险。综合全盘考虑，习王的反腐决不能止步，且必须更深一层。
之所以说反腐还能鼓舞人心，是因为腐败太深重，太广泛，已经伤害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就像久渴盼甘露，久夜盼光明，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无不对反腐肃贪寄予期待。这种局面有点像1976，厌恶内斗，盼望改革。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访问美国，当记者问她对习近平的评价，她除了欣赏习的反腐有毅力，别的什么都没有提。这从侧面说明，台湾的民心，也与大陆一致。
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根源，从治标转向之本，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即必须要搞清楚目前的制度性腐败源头在哪里。比如治疗一个癌症病人，初级的治疗只是杀死癌细胞，无论手术还是放疗化疗，目标仅仅限于杀癌细胞本身，并不关心它是怎么出现，从哪里来的。这种治疗不但对病人身体伤害大，且不保证让癌细胞绝迹，复发率很高。常常是到了癌细胞再次反攻，就无力回天，坐以待毙了。所以现代医学的癌症治疗更上一层，开始注意总体整治。比如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善整体免疫力等。
就像医生探索病源，要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一样，治理贪腐也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癌病不是一两年内突然出现的，而是由于病人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固定一个生活模式，积重难返，种下了病根。反观中国出现的体制性腐败，也同样要想想，是哪一种几十年固定不变的模式种下的病根？
都不用历史学家考证，任何一个有头脑和常识的过来人，都知道中国今天的基本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沿用的是毛泽东建立的那一套。毛虽然离开了近40年，但他建立的体制并没有随他而去，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触动半点政治结构。不但如此，毛的治国理念和精神思想，在被最初的经济改革淡化了若干年之后，这两年开始以强势回潮。
我的分析，主要由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毛的体制，一个是毛的理念，60多年来渗入中国人的肌骨，造成了不可医治的腐败顽疾。
这个结论，无疑会被洪水一样大量的毛粉当作疯子，或者精神失常。好在遗传了家父的神经系统，自信不会由于被攻击而精神崩溃。所以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哪怕留给后代也是好的。
先说体制。这个比较直观，数据资料也很齐全。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很大程度上仿造苏联，但主要还是来自秦政和一路继承的蒋介石民国。这或许可以叫中国特色。这个特色的主要特点，是一把手负责制。从中央到地方的上下机构，都由党委第一书记，一把手全面负责。这一点很像民国建立以前的朝代，全国是皇帝一把手，地方是县太爷一把手，所有的权力向老大集中，个人全权负责。
这样体制的优点是从中央的角度容易控制局面。局部有问题，只要把一把手撤职或调换，就能缓和。不过缺点更严重。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体制能解决问题，但在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体制却产生问题。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平衡力量的监督制约，由于人性的弱点，渎职和贪腐的概率无限大。即便这个一把手自己非常慎独，但为了稳住下属，保证自己被效忠，他也不得不放任下属一把，以换来金字塔的稳定。
这种体制就是人治，家长制。用来治理经济结构简单的社会，也许有效。但是邓小平为了满足全民的求富欲望，打破了简单经济结构，把一艘经不起风浪的舢板直接放进大海里去了，那可是深不见底的大海，想摸石头都摸不着。
改革以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是旧政治体制所不能应付的。一把手即便自己本人不贪，各利益集团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或他的亲属或关系网输送利益，钱权交换。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只有一条途径交换，只能这样。
绝大多数人从直观上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现贪腐，于是都抱怨邓小平的开放。抱怨是不错的，但针对的应该不是开放本身，而是邓只顾头不顾尾，保留了旧体制，单边地开放。虽然他本人也意识到，曾想做一些改动，比如赵紫阳时期的“党政分开”。但是太祖的神像挂在那里，虽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他想破祖制，可能还没有动别人就先把他给破了。邓都没这个胆，习就更没有了。即便习的大环境比邓当年有利得多。“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迷信毛的人太多，他们是不容许改动祖制的。
既不想看到贪腐，又不想改动旧制度，那怎么办？只好回到供给制去，要贪污也最多贪污几条香烟。与巨大错综复杂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不容许权力过度集中，不搞懂这点，中国人将永远在贪腐中打滚不能自拔。
此外，公有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贪腐的温床，这里暂略。
另一个因素是精神意识。毛泽东统治中国与所有他前后的人都不同，不仅仅控制住所有的权力，还控制住所有的大脑。不仅当政治领袖，还当精神领袖。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伊朗的霍梅尼。
有人会很不理解。说毛的制度不适应现代商品社会，容易产生贪腐，还好理解，难道毛的精神也同样吗？毛一贯在强调“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明明是抵制贪腐嘛！
别急，听我慢慢分析。
首先，把人假设为一种可以改造的动物，毛的这个观念空前绝后地违反人性。人性有自在规律，比如七情六欲，求生欲望，自我保护本能。但是这些在毛的眼里都不存在，他只需要你成为顺从他意志的兵马俑。即便最严格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无法对人的天性进行规范。去查查他们的教规，里面有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说。
为什么人不允许被改造？因为人和自然一样，是天造的。改造人和改造自然同样逆天。逆天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不就是逆天这么久了吗？不错，可以逆天，但绝对不可逃脱天惩。当中国的人性被逆天地改造了几十年后，就自然而然地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爆发，极端地丧失伦理道德。这与洪水被堵住的道理一样。现在有人还想堵住火山。
毛的精神改造，结果是彻底失败。到目前为止，后人还找不到一个被改造成功的清教徒个案。雷锋是美化的。其余的样板也不保证没有被拔高。而且，现在连一个复制品也不出现了。不但如此，大量制造出来的非但不是清教徒，反而是伪君子。比如文学典型中极端自私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毛的精神学说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双面人，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然后谁都不信任谁。
改造人的学说，还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的人事制度。其实中国人事本来没有制度，只有选好人。只要这个人表现好，注意，是表现，真假不知道，就被提拔重用，委以重任重权，完全不加监督。这给口是心非善于伪装的两面派大开贪腐之门。反而一些里表一致的坦荡君子，不被提拔重用。这种人事安排，不安排得贪官层出不穷才怪。
这两大因素，成为妨碍中国转向现代化的痼疾。既然是痼疾，沉疴，就不指望一天治好。况且，还没有人开始意识到这是病。还是从认识病先开始吧。道路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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