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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流浪者<<让心灵去旅行.总结篇>>大理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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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丽江和大理进行对比是残酷的,两座古城都渗透了太多的美丽传说和浪漫故事,多少年来,
一直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丽江和大理,都是自然与人文天作之合的产物。
如果说丽江是一幅色彩绚烂的水彩画，那么大理就是一幅恬淡静幽的水墨画。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喜欢丽江的那份绚烂，但似乎更喜欢大理的这份淡雅。
1//去大理这一天,细雨飘飞,而这正是大理最美的季节,云飘雾绕,白墙青瓦,如一幅水墨画
而大理的历史显然要更厚重些，她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重镇，更是一个地方王朝的都城，是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因为这里少了些华丽，多了些厚重，多了些动荡。由于各种原因，丽江古城没有城墙，而大理古城则有一道厚重的城墙，漫步于青灰的古城墙之上，似乎可以隐隐听到听到当年的战火硝烟。
而我真的很喜欢大理的这座古城
2//一座的古城墙,让大理多了很多厚重的韵味,漫步城墙,远观苍山洱海,感受无限风景.
不过，斌仔也经常去丽江，他说他也很喜欢丽江，两座古城各有各的滋味。
3//家家流水户户花,这是大理古城最显著的特点,有水有风景,有水有灵动.
4//雄伟的大理古城门
5//大理古城街巷风景
6//苍山水流,潺潺流过大理古城.
7//垂柳依依,古城已有江南韵
8//透过古巷看青山,云绕苍山
9//雄伟静幽的大理古城,色调淡雅.
10//细节大理古城,细节之美
11//古巷民居,成为风景
12//小巷深处的风景:腊染
13//古城小巷,开门是景
14//古城尽头青山相伴
15//远眺塔寺
16//溪流潺潺,岁月悠悠
17//在古城远眺洱海风光
18//古城周围的诗画田园
19//俯瞰古城,密密匝匝的民居.
20//白墙青瓦,古城色彩
21//在古城小巷上悠然行走的游人
22//大理古城外围,远处的现代建筑也与古城色调很好融合
23//夜色来临,古城小巷青石板路面泛着岁月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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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的反腐新闻，又出现在辽宁。
为什么说又？今年初，辽宁已经有省委原书记王珉、省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相继落马。本以为风暴潮已过，没想到是继续发酵。
最新消息：沈阳市原副市长祁鸣、铁岭市委原书记吴野松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在这一时段打虎，立刻触动了大家的敏感神经。
就在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完成之时，中纪委宣传部长陈小江“空降”辽宁出任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由于辽宁此前接连出现大案，让各界对这位新纪委书记的治腐行动充满期待。
没想到，陈书记上任没多久，就拿下了两位重量级人物。
祁鸣、吴野松可不是两位普通的厅官。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他们的工作圈子，相当“有料”。
祁鸣，曾与苏宏章共事。这位女干部一直在沈阳工作，她担任沈阳副市长期间，苏宏章担任沈阳市委副书记。据沈阳的小伙伴介绍，当年总涉案人员达100多人的“慕马集体腐败大案”发生后，祁鸣是其中的受益者。因为原财政局长李经芳被抓后，由她代理局长。此后她当了7年财政局长，又当了近10年副市长，在当地是个实力派。
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公司董事长刘芝旭被查，他曾深陷慕马大案，后又全身而退。他的被查，因涉辽宁贿选案。
吴野松“工作圈”里，有谷春立、王阳两位老虎。吴野松曾长期在鞍山任职，2005年至2007年，他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谷春立则是市委副书记，后担任市长。王阳2004年才从鞍山市委副书记任上调离，此前，他和吴野松一直都在鞍山为官，交集更多。
今日有媒体报道，祁鸣和吴野松的落马，或跟辽宁发生的系列贿选案有关。其中，祁鸣或参与苏宏章贿选。而吴野松则是涉贿选案的几个地市级领导之一。
事实上，“贿选”一词，在中央对辽宁落马高官的通报中已经高频出现。
6月2日，中央“双开”王阳时称其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7月25日，“双开”苏宏章称其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8月11日，“双开”王珉时称其身为省委书记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今年6月份，中纪委曾公布“回头看”情况。称辽宁一些领导干部肆无忌惮拉帮结派，不同程度存在“小圈子”、搞“帮派”现象。此后，辽宁省委高密度召开整改会议，并专题就圈子问题进行整治。
在省委着力整治圈子问题之初，很多小伙伴对此理解还不深，此次祁鸣和吴野松落马，就坐实了其中的要害之处。
公开报道显示：苏宏章在辽宁省委常委选举中涉嫌贿选，2011年，时任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以黑马姿态爆冷当选省委常委，后媒体曝出他为当省委常委向上级赠送黄金制品。上面有人愿意提，下面也得有人“抬轿子”。如今，又有涉贿选案的官员逐渐浮出水面，便可知晓什么是肆无忌惮地拉帮结派了。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
“走出遗憾 扬起追梦的风帆”大型励志演讲主持词
刘邦庆
一、开场白
各位领导、尊敬的家长们、亲爱的复读班学子们，大家上午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荷花烂漫时！在这瓜果飘香，秋收在望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固镇县毛坦厂实验中学，相聚在固镇南城这个风水宝地，看着台下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学子们，看着台下充满期待和希望的家长们，我们感受到了肩膀上的担子是如此沉重。首先，让我代表固镇县毛坦厂实验中学，代表田保家董事长，对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复读班学子们表示热忱的欢迎。对信任我校、支持我校的各位家长、社会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著名演讲家杨青松千里迢迢不顾舟车劳顿前来我校做励志演讲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现在，让我荣幸的介绍在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他们是：教育局副局长陈大保先生，教育局基教科科长李彬先生，校长张维权先生，副校长田明明先生，我是副校长刘邦庆。
最后，隆重的向大家推介我们的演讲家杨青松先生。杨先生1998年开始创业走上演讲之路，专注从事中学校园励志感恩演讲。杨先生曾拜访了100多位各界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通过不断学习与专研，归纳与提升,从理论到实践,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核心观点及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2000多场千人以上的大型演讲会,受益人数300多万.先后被邀请到全国近千所学校演讲.
杨先生的演讲激情奔放,幽默风趣，演讲内容富有哲理，激情澎湃的话语必将震憾你的灵魂!
青山不老，松柏长青！下面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杨青松先生给我们演讲！
二、结束语
杨老师用他的激情演讲告诉我们，要想成功，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念，必须放弃该放弃的，必须有一颗感恩之心。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杨老师！
新学校蕴含新机遇，新起点当有新作为！16年的高考我们留给了回忆，17年的高考我们已开始冲击。几多思考，几多感悟，我们做出了复读的选择，其实，选择复读，说明你开始走向成熟；选择复读，说明你开始走向成功。学子们，既然我们选择了复读，我们就要风雨兼行，就要不怕吃苦，就要脚踏实地。
学子们，读书是一种浸润，可以洗去一身的疲惫，留下满腔的书香；读书是一种享受，书海里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读书的过程是苦的、累的、不自由的，但读书的结果是甜的、乐的、美好的！
现在，我提议，我可爱的复读班学子们，给复读班的班主任和全体教师一次感谢的掌声，相信他们会用他们的知识与智慧，辛勤与汗水，为学生而战，为固镇县毛坦厂实验中学的尊严而战！
“走出遗憾，扬起追梦的风帆”大型励志演讲到此结束，在这里我们深深地感谢旁听的七年级、高一年级和复读班学子的家长们！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学校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办出特色的最大动力！
提一个小问题，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综合楼的台阶是多少级？我肯定的告诉同学们，是28级。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正好经历了28年的艰苦历程。这也昭示我们，固镇县毛坦厂实验中学，由弱变强，由小变大，也要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作为第一届毕业生，你们其实在创造历史，创造毛坦厂实验中学的历史。感谢你们的选择！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杨老师的精彩演讲！我希望，我们的学子们全体起立，欢送我们的杨老师离开他深爱的讲台！
（郭学明）
钱钟书觉得匪夷所思，他在《管锥编》中写道：《圣经》在写上帝之降时，屡次说“犹如黑夜之窃贼”（as
连上帝都可以如此不恭地形容，确实匪夷所思。
要是在中国，别说用贼去形容皇帝，就是在赞颂皇帝的奏表里有与贼同音的字都会掉脑袋。
朱元璋当皇帝前，他所领导的造反军被元朝政府称作贼寇。所以，他当上皇帝后，对“贼”字特别敏感。他在臣下上奏的赞颂贺表中发现“则”字，就残忍地下令处死作者。朱元璋家乡江淮一带的方言“则”与“贼”同音，他认为奏表中有“则”字就是对他的“大不敬”。浙江文人林元亮和北平文人赵伯宁为“则”字丢了命。
朱元璋不仅忌讳“则”，还忌讳“光”和“秃”，因为他当过和尚。杭州学者徐一夔在赞美朱元璋的文章中写了“光天之下”，有“光”字，也被处死。还有人因为“秃”字、“僧”字罹难。
朱元璋极不讲理。皇权专制下，没有表达异议的自由，居然连赞颂的自由都没有。因为“则”字“光”字“僧”字被杀的文人没有任何不恭敬，也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写的是赞颂皇帝的文章，只因为用了某个皇帝忌讳的字就被残忍地处死。
中国文字狱是人类历史上最蛮横最残暴的。
1149年，金朝先后发生了由雷电引起的火灾和龙卷风灾害，金熙宗，就是岳飞想渴饮其血而皇帝赵构却向其称臣的那个金朝皇帝，也是金兀术的侄子，下令翰林学士张钧为此事起草大赦诏书。张钧是个儒生，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的警告，便在诏书中替皇帝向上天做深刻的检查，有罪己自责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余小子”，意思是请上天原谅自己不太懂事，较少见识，不够不成熟等。有个叫萧肄的宠臣对金熙宗说张钧这是在骂你，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金熙宗听后大怒，召来张钧，不由分说就令卫士杖打，打了几百下没有打死，就用剑把张钧的嘴豁开并剁成了肉酱。
文字狱是专制者自卑感的歇斯底里发作。历史上搞文字狱厉害的，要么是少数民族政权，要么是边缘人政权。
前秦皇帝符生是个独眼，他身边许多人因为言语中有“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双”而丧生。
有的君主对赞颂文字也非常敏感。你以虎豹形容他，他挑剔你为什么把他说成禽兽；你说他与尧舜一样圣明，他又发怒说你将他与死人比较。乾隆皇帝就对有人用了“麒麟阁”一语不满，说这不是把我比作禽兽吗？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凶的是清朝，杀人多，理由牵强附会。一个人口少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大国，缺乏自信，处于高度紧张和敏感状态。许多时候则是故意制造夸张的恐怖以维持长治久安。
朱元璋属于边缘人政权。从一个社会边缘人，一个要饭的和尚打拼成至尊的皇帝，地位巨变，但潜意识层里的自卑感无法根除。自卑者疑心重警惕高，缺少理解力，没有宽容的雅量。
越是自卑的专制者越不能容忍冒犯，无意的冒犯也不行，疑似冒犯也不行。有时候为了避免被冒犯，就先发制人，制造冤案。
文字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历史欺骗。专制主义者大都是历史欺骗主义者，都要隐瞒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
清朝初期第一个文字狱大案就是明史案。一个叫庄廷鑨的浙江人出资组织编撰了一部《明史辑略》，内有清廷忌讳的内容，例如努尔哈赤曾经担任过明朝干部等，如此犯了大忌。康熙登基第二年查办了此案，杀害了72人，不仅杀了庄廷鑨的家人（庄廷鑨已死），杀了书商，连出版工作人员如校对、刻字、印刷工都杀，甚至连买书的人都杀。有凌迟处死的，有杖毙的。此案还发配充军了几百人。明史案后，清朝统治者又制造了几起与写历史书有关的文字狱。
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禁书焚书，他们焚书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编撰四库全书时，还大量篡改历史书籍和文献。
文字狱还常常用来打击政敌。南宋时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反对议和，要求惩办秦桧。秦桧利用文字狱打击胡铨，将其发配到广西。秦桧“自此大兴文字狱，获罪者众”。
文字狱杀害的都是顺民，它警示更多的顺民在正常表达时也要前思后想战战兢兢，它有着阉割思想制造群盲的神奇功效。文字狱对中华民族的戕害巨大，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习惯说官话套话，害怕犯错误。一些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嘱咐还是：不要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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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资料除全球政府廉洁度排名外，
其余皆为2010年所考数据。一个无知无识怕劳动的烂戏子
短短数年坐拥1亿多可反证以下数据真实可靠
抓了这么多的贪官，政府的廉洁度，由2010年的70名现在排到2016年全球100名，腐败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说是西方世界有意贬损，那为何不公示官员财产和家庭子女情况？
2010年4月初，国研室、中纪办、社科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倍。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
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馀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
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北京未列入)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馀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馀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大陆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大陆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当今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
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
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
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这两天，有几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毛左朋友给我发来四道命题作业，一定要我回复。这四道“金光闪闪”提问，几乎把左翼总结出来的有关毛主席丰功伟绩的内容全部涵盖其中，我仿佛瞥见几颗跳动的红心，在新时代怅寥廓的柝气，我若不回复，真对不起他们豪迈的诘问，解不开他们生涩的疑惑。
以下是回复的全文：
一、毛泽东最提倡清正廉洁，毛泽东时代也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现象。百姓很是怀念当年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
革命的震慑力是巨大的，它的牛逼之处就在于“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但当你生活定格在布票、油票、粮票、糖票之类的“人”证时，上顿与下顿之间，最大的腐败就出来了：人是有级别的，级差决定供应多寡和生活品质。大干部穿的黑咔叽，小干部能穿毛线衣，老百姓哪家不是穿补丁？城乡也是二元化的，“剪刀差”劫走农民带血的利益，饿殍千万，户籍制度至今无改。
历史是幽默的，今天连你们都反对的特供，就出自那一时期。更喜剧的是：全国人民都只能跳忠字舞时，唯有某些权高位重者，却还在红墙内跳交谊舞。那一时期，存款超过9位数的又是谁？谁又是中国的首富？这些问题，你们大可拿回家去问你老爹或姥爷。
最大的贪腐是权力腐败，用人腐败。举国皆在一人之手，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往朝！
礼崩乐坏之时，奢谈什么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
二、你看到美国人攻击华盛顿了吗？为何只有中国人在攻击自己的开国领袖、我们的国父毛泽东？
这是一个浪漫而有趣的问题，历史是现实彩虹般的见证。
300多年前，当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踏上北美土地时，这个国家注定要出华盛顿了。华盛顿带领美国人民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后，把枪一扔，重操旧业，打起行头就回乡当他的农场主去了，美国八年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 ……而我们那位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风流人物，却用“马克思+秦始皇”的方式，当仁不让地做起了人民的“大救星”。领袖的襟怀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事实也是如此！
但毛主席语录中，有许多是经典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些话道理深刻，倒像是他给了你们想要的标准答案。
三、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才会有“两弹一星”，谁也取代不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没有华盛顿，美国造出了第一个原子弹；没有列宁，苏联也成了核大国；事实上弹丸小国朝鲜，穷兵黩武，不也手握核弹，豪迈地宣称“打开强盛大家之门”了吗？如此看来，“两弹一星”与缺了谁或谁来领导都没有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关系，中国官方也没有把镇国之宝的勋章，戴在毛泽东个人之身，恐怕谁都受受不起，谁都没资格私相授受吧？个人岂能独占国的殊誉呢？
在我看来，倒是那时饿着肚皮、省吃俭用、任劳任怨的中国底层人民，才是“两弹一星”的真正的幕后英雄！因为，这些高科技的“大杀器”，除了科学家的智慧，就是靠钱堆出来的。
四、毛泽东时代中国两败美国，一击印度，又能创苏军，扬我国威，壮我中华，后来者却只敢韬光养晦，别人骑在我们头上撒尿也不敢吭声。
1950年，中国成为朝鲜战争挑衅者——北朝鲜的盟友，百万大军与联合国军对阵三年，国库打空后，换来了朝鲜的和平协定。几乎就是协议刚刚签署，朝鲜就开始对“延安派”进行血洗，其后，志愿军的战绩也从他们的教科书上逐步清除，来得特别干净。朝鲜战争只成就了一件事：金家三代世袭。
这样的傻事我们是干了又干，乐此不彼。援越抗美时，中国以举国之力，援助越南250多亿美元，入驻部队超过25万人。以致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时，越南士兵还在用没吃完的中国袋装大米，垒作掩体，击杀中国士兵。
我们确实狠揍过印度一顿，那又怎样，拿回的藏南全部退给了印度，甚至连缴获的枪炮也讨好地还给了对手，打与不打似乎一样？关键是印度现在都不买我们的帐？
中苏发生过两次小规范战斗，一次是在珍宝岛，打了个平手；一次是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中国边防巡逻队被苏军埋伏，中方38名官兵全部战死。中苏以强硬对强硬，苏联差点用原子弹一劳永益地解决中国问题，幸好此时中国的敌人——美国站了出来，中国才脱离了惨绝人寰的核灾难。
把敌我关系搞成朋友关系，美国是高手；把朋友关系搞成敌我关系，中国是“冤大头”！这是为什么呢？正是总结历史的经验，韬光隐晦才成为中国长期的国策，中国这几十年生养生息，不断壮大，正得益于此。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谁还敢在太岁动上动土呢？钓鱼岛和是黄海吗？那其实正是毛时代中国海军贫弱时遗留下来的历史伤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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