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十大红颜祸水(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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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风系列“十大”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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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28 来源：雅虎 [纠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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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毁了宋朝毁明朝 千年不绝！中国外交“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转载]《红岩》作者在渣滓洞忍了400多天 文革只坚持了6天（图） 文革大事记6 中共历史大事记1962-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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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红颜祸水(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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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整理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名单（1935-2006）
新整理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名单（1935-2006）
2013-05-06 猎鹰个人... 阅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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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整理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名单（1935-2006）
特级上将：
1935年4月1日授予：
蒋中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一级上将：
1935年4月2日授予：
阎锡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朱培德：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兼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唐生智：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法执行总监、首都卫戍司令长官。
陈济棠：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35年9月6日授予：
陈绍宽（海军）：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
1938年2月14日追晋：
刘 湘：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5月13日晋升：
程 潜：副参谋总长、代理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1940年5月18日追晋：
宋哲元：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4年2月2日追晋：
陈调元：1943年12月18日在重庆病逝、时任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0月5日晋升：
白崇禧：国防部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7年2月21日晋升：
陈 诚：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1951年5月24日晋升：
周至柔：国防部兵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
1952年10月晋升：
徐永昌：总统府资政。
1954年6月21日晋升：
桂永清：参谋总长。
1954年7月2日晋升：
顾祝同：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第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军政公署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12月31日晋升：
王叔铭（空军）：国防部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首席代表兼空军代表、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9年6月29日晋升：
彭孟缉：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
1959年12月15日追晋：
郑介民：1959年12月11日在台北逝世。
1960年7月18日晋升：
黄 杰：台湾警备总司令、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2年1月16日晋升：
黄镇球：总统府参军长、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1962年2月15日追晋：
胡宗南：1962年2月14日在台北逝世。
1964年4月2日追晋：
朱绍良：1963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1965年9月10日晋升：
薛 岳：总统府战略顾问。
余汉谋：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6年12月8日晋升：
黎玉玺（海军）：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
1968年1月25日晋升：
高魁元：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
1970年6月23日晋升：
刘玉章：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刘安祺：国防研究院副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0年7月6日晋升：
赖名汤（空军）：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2年12月24日晋升：
胡 琏：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3年8月31日追晋：
陈大庆：1973年8月22日病逝于台北、时任国防部部长。
1976年6月9日晋升：
宋长志（海军）：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1年11月25日晋升：
郝伯村：参谋总长、中山科学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长。
1989年11月25日晋升：
陈燊龄（空军）：参谋总长。
1991年11月20日晋升：
刘和谦（海军）：参谋总长。
1995年6月26日晋升：
罗本立：参谋总长。
1998年2月25日晋升：
唐 飞（空军）：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
1999年1月27日晋升：
汤耀明：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
2002年1月25日晋升：
李 杰（海军）：参谋总长。
2004年5月18日晋升：
李天羽（空军）：参谋总长。
二级上将：
1935年4月3日授予：
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成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
朱绍良：第三、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副参谋总长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绥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
韩复榘：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兼山东省保安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察哈尔省保安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保安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刘 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刘 峙：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万福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何 键：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
刘镇华：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顾祝同：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第三、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军政公署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商 震：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
傅作义：第七军团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华北剿总总司令。
徐永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
于学忠：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八纵队司令、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
蒋鼎文：福州绥署主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参议院参议。
龙 云：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代主任。
徐源泉：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第二军团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5年12月10日授予：
杨爱源：山西新编陆军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四军军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
1936年1月11日授予：
程 潜：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36年11月23日追晋陆军上将：
王 均：1936年11月因飞机失事身亡、时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官。（1935年4月6日授中将）
1936年12月31日授予：
李烈钧：军事法庭审判长。
1937年4月12日追赠陆军上将：
黄慕松：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逝世、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5年4月4日授中将）
1937年7月31日追赠陆军上将：
佟麟阁：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南苑阵亡、时任第二十九军代军长。
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南苑阵亡、时任第一三二师师长。（1936年1月25日授中将）
1937年12月6日追赠陆军上将：
郝梦龄：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战役中阵亡、时任第九军军长。（1935年4月4日授中将）
饶国华：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自杀殉国、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1936年2月26日授少将、他后来任一四五师中将师长、没有正式的晋升时间）
1938年2月18日追赠上将衔：
周浑元：1938年初在重庆病逝、时任第三十六军军长。（1935年4月6日授中将）
1938年4月6日追赠陆军上将：
王铭章：1938年3月17日在滕县阵亡、时为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兼代理军长。（1936年2月26日授少将、1936年10月28日晋升中将）
1939年5月2日晋升：
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总司令。（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陈 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39年11月20日追晋：
廖 磊：1939年10月23日逝世、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1937年5月14日加上将衔）
1940年7月7日追晋：
张自忠：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阵亡、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5年4月9日授中将、1939年5月2日加上将衔）
1941年9月26日追赠陆军上将：
唐淮源：1941年5月12日在中条山自杀殉国、时任第三军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43年6月12日追赠陆军上将：
蒋作宾：1942年12月24日病逝于重庆、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1943年9月10日追赠海军上将：
陈训泳：具体逝世时间不详、曾任海军部常务次长。（1935年9月6日授海军中将）
1940年9月23日追赠陆军上将：
陈安宝：1939年5月6日在南昌会战中阵亡、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九师师长。
1944年2月9日晋升：
薛 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参军长、海南防卫军总司令。（1935年4月5日授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44年6月22日追赠陆军上将：
李家钰：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陕县阵亡、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
1945年5月25日追赠陆军上将：
邹 洪：1945年4月16日病逝、时任粤桂边区总指挥。（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40年12月2日晋升中将）
1945年5月25日追赠海军上将：
陈季良：1945年4月14日病逝于四川万县、时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舰队司令。（1935年9月6日授海军中将）
1945年10月3日晋升：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1936年9月12日加上将衔）
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1946年6月13日晋升：
余汉谋：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1936年1月22日授予中将、1936年9月12日加上将衔）
1946年7月31日晋升：
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说为一级上将）
张之江：军事参议院参议。（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鹿钟麟：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王树常：军事参议院参议、晋升同时即退役。（1935年4月5日授中将、1937年6月7日加上将衔）
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1939年11月13日授中将、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
石敬亭：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
张 钫：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
金汉鼎：军事参议院参议。（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
郭汝栋：1938年即已回家休养。（1935年4月8日授中将）
但懋辛：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参议院参议。
李 杜：军事参议院参议。
1946年10月19日晋升陆军上将：
张 贞：军事委员会西南军风纪巡察团团长。（1936年3月18日授中将）
1946年12月7日晋升：
吕 超：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1937年1月8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1947年1月6日授予陆军上将：
蔡廷锴：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议。
1947年1月29日晋升陆军上将：
俞飞鹏：交通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47年2月21日晋升：
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7年3月31日加上将衔）
陈 仪：台湾警备总司令、浙江省政府主席。（1937年9月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熊式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2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1947年3月22日追赠陆军上将：
蒋方震：1938年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时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1947年6月9日特任：
陈铭枢：第十一军军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1947年11月11日晋升：
孔 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8年11月18日晋升：
邹作华：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4月21日授中将、1937年9月2日加上将衔）
1948年5月17日追晋陆军上将：
刘 戡：1948年3月1日在陕北自杀、时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1953年又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5月17日追晋上将衔（请注意同上面的刘戡的待遇不一样）：
严 明：1948年3月1日在陕北宜川阵亡、时任整编第九十师师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没有晋升中将的记录）
1949年1月19日追赠陆军上将
邱清泉：1949年1月10日在陈官庄阵亡、时为第二兵团司令官。（1939年6月24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陈 章：1948年11月11日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时任第六十三军军长。（1936年2月1日授少将、1936年7月晋升中将）
黄百韬：1948年11月22日在碾庄阵亡、时任第七兵团司令官。（1936年1月30日授少将、1943年4月26日晋升中将）
熊绶春：1948年12月11日在双堆集阵亡、时任第十四军军长。
1949年9月晋升：
罗 奇：陆军副总司令。（1937年5月14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0年3月晋升：
刘士毅：总统府参军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4月13日晋升中将、1949年5月24日加上将衔）
袁守谦：国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1937年5月21日晋升少将、1945年6月28日晋升中将）
1950年10月25日晋升：
林 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47年8月9日加上将衔）
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1936年1月24日授中将）
1950年8月追赠陆军上将：
郭 忏：1950年7月30日病逝于台湾、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1月30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50年10月20日追赠陆军上将：
唐式遵：1950年3月28日在西康阵亡、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8年10月24日加上将衔）
1951年2月晋升：
郭寄峤：国防部部长。（1936年1月20日授予少将、1937年4月2日晋升中将）
1951年5月24日晋升：
孙立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省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黄镇球：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参军长、台北卫戍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36年1月29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桂永清：海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
1953年1月28日晋升：
萧毅肃：副参谋总长。（1936年3月18日授少将、1945年2月20日晋升中将）
1953年2月追赠：
张 镇：1950年病逝于台北、曾任宪兵司令、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1936年10月5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3年10月晋升：
王叔铭（空军）：空军总司令。（1948年9月22日晋升空军少将）
黄 杰：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1935年4月13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54年1月追晋：
周 嵒：1953年7月22日病逝于台北、退休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35年4月9日授中将）
1954年7月晋升：
徐培根：副参谋总长、国防大学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1945年6月28日晋升中将）
1955年晋升：
胡宗南：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总统府战略顾问。（1935年4月9日授中将、1945年10月3日加上将衔）
黄仁霖：联勤总司令。
1955年6月20日：
彭孟缉：台湾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台湾卫戍司令、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1938年4月27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1953年1月28日加上将衔）
1956年2月23日晋升：
郑介民：国防部参谋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国家安全局局长。（1943年2月10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6年10月追赠：
毛人凤：1956年10月14日病逝于台北、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1957年6月29日晋升：
梁序昭（海军）：海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49年8月晋升海军少将、1957年6月25日加海军上将衔）
1957年7月3日晋升：
胡 琏：第一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58年9月追晋陆军二级上将：
吉星文：1958年8月24日在金门炮战中伤重不治、时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57年12月晋升中将）
赵家骧：1958年8月23日在金门炮战中阵亡、时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
1958年11月晋升：
孙 震：总统府战略顾问。（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9年5月2日加上将衔）
1958年12月31日晋升：
马纪壮（海军）：国防部副部长、联勤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国防部副部长。（1957年6月25日加海军上将衔）
陈嘉尚（空军）：空军副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1958年晋升：
刘国运（空军）：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9年1月21日晋升：
刘安祺：陆军总司令、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36年10月5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1957年6月25日加上将衔）
1959年4月17日晋升：
何世礼：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委员会首席代表、晋升即退役。（1946年11月16日晋升少将）
1959年6月29日晋升：
罗 列：陆军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副参谋总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1957年6月25日加上将衔）
石 觉：副参谋总长兼联合作战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联勤总司令。（1939年6月17日授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1957年6月25日加上将衔）
黎玉玺（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参谋总长。
1959年10月追赠陆军上将：
甘丽初：1950年冬在大瑶山被解放军击毙、时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军军长。（1936年1月29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60年7月18日晋升：
蒋经国：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总统。
陈大庆：国家安全局局长、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部长。（1937年8月2日晋升少将、1945年3月8日晋升中将）
1960年11月31日晋升：
袁 朴：陆军副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1939年11月13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刘玉章：陆军预备部队训练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副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
高魁元：陆军第二军团司令、总政治部作战部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
1963年1月19日晋升：
赖名汤（空军）：副参谋总长兼情报参谋次长、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
唐守治：副参谋总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徐焕升（空军）：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
1963年12月14日晋升：
李运成：宪兵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参谋总部特别行政助理官。
余伯泉：参谋总部特别行政助理官、副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即后来的三军大学）校长。（1957年6月25日加上将衔）
尹 俊：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5年1月13日：
刘广凯（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部政治作战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委员。
1965年2月晋升：
罗友伦：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作战司令部司令、陆军训练发展司令兼陆军作战司令部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6年3月19日追晋：
陈有维（空军）：副参谋总长。（1966年3月14日逝世）
1966年12月8日晋升：
冯启聪（海军）：海军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6年12月9日：
王多年：陆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联勤总司令、三军大学校长。
1967年晋升：
魏崇良（空军）：副参谋总长。
1969年3月25日追晋：
欧 震：1969年2月13日逝世。（1935年4月15日授少将、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1969年6月28日晋升：
郑为元：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联勤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
于豪章：陆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9年12月27日晋升：
张国英：陆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0年6月29日晋升：
俞柏生（海军）：海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雷炎均（空军）：空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
王 昇：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主任。
崔之道（海军）：国防部常务次长。
罗英德（空军）：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
1970年7月3日晋升：
宋长志（海军）：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陈衣凡（空军）：空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1年7月追晋：
胡长青：1950年3月31日在西康孟获岭兵败自杀、时任第五兵团司令官。
1973年12月21日追晋：
李 弥：1973年12月7日病逝于台北、1964年以中将衔退役。（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将）
1975年4月4日晋升：
马安澜：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司徒福（空军）：空军总司令。
1975年8月16日晋升：
蒋纬国：三军大学副校长、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
1976年6月晋升：
乌 钺（空军）：副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6年6月9日晋升：
邹 坚（海军）：海军总司令、副参谋长总长兼执行官。
1977年4月晋升：
郝伯村：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陆军总司令。
1978年6月晋升：
汪敬煦：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总统府参军长。
1981年11月25日晋升：
蒋仲苓：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司、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
陈守山：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国防部副部长。（第一位台湾省籍上将）
1981年12月29日晋升：
郭汝霖（空军）：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2年晋升：
陈坚高：副参谋总长、副参谋长总长兼执行官。
1983年5月9日晋升：
刘和谦（海军）：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海军副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参谋总长。
1983年5月晋升：
许历农：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宋心濂：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
1984年6月18日晋升：
温哈熊：联勤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4年8月晋升：
言百谦：三军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5年12月24日晋升：
赵万富：第十军团司令、金门防卫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
叶昌桐（海军）：副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兼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海军总司令、三军大学校长。
陈燊龄（空军）：副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
1987年11月30日晋升：
罗本立：三军大学校长、联勤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黄幸强：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战略顾问。
杨亭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郭宗清（海军）：国防部常务次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又一位台籍上将）
夏 甸（海军）：国防部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兼计划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
赵知远（空军）：副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8年7月1日晋升：
罗 张（预备役）：内政部警政署署长。
1989年10月5日晋升：
果 芸：国防部驻美国军事采购团团长兼总统府战略顾问。
刘曙晞（海军）：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华锡钧（空军）：总统府战略顾问兼航空技术发展中心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9年11月25日晋升：
林文礼（空军）：空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兼航空技术发展中心主任。
周仲财：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1年6月25日晋升：
程邦治：副参谋总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陈廷宠：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
汪多志：三军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
庄铭耀（海军）：国防部副部长、海军总司令。
唐 飞（空军）：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空军总司令、副参谋部长兼执行官。
1992年9月25日晋升：
王若愚：台湾军管区司令兼台湾海防巡防司令部（原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参谋总长特别顾问。
顾崇廉（海军）：副参谋总长、国防部副部长、海军总司令。
王文燮：国防部督察部主任、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李桢林：陆军副总司令兼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总司令、三军大学校长。
1993年7月26日晋升：
殷宗文：国家安全局局长。
1994年12月22日晋升：
伍世文（海军）：副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
蔡春辉（空军）：副参谋总长。
杜金荣：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丁之发：国防部督察部主任、联勤总司令。
1995年6月26日晋升：
黄显荣（空军）：空军总司令。
1995年6月29日晋升：
李建中：副参谋总长、台湾军管区司令兼台湾海防巡防司令部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6年6月21日晋升：
汤曜明：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1996年11月27日晋升：
杨德智：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联勤总司令。
夏瀛洲（空军）：副参谋总长、国防大学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7年12月26日晋升：
李 杰（海军）：副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曹文生：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8年1月19日晋升：
陈镇湘：台湾军管区司令兼台湾海防巡防司令部司令、陆军总司令、国防大学校长。
1998年6月1日晋升：
陈肇敏（空军）：空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部副部长。
1999年1月27日晋升：
金恩庆：台湾军管区司令兼台湾海防巡防司令部司令。
丁渝洲：国家安全局局长。
1999年12月15日晋升：
邓祖琳：副参谋总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总政治作战局局长。
王汉宁（空军）：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苗永庆（海军）：副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
2000年5月30日晋升：
霍守业：副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
谢建东：联勤总司令、国防大学校长。
2002年1月25日晋升：
费鸿波（海军）：副参谋总长、国防大学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朱凯生：副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李天羽（空军）：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刘贵立（空军）：副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
2002年8月6日晋升：
陈邦治（海军）：总政治作战局局长、海军总司令。
2003年1月29日晋升：
高华柱：联勤总司令。
2003年8月28日晋升：
薛石民：后备总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
2004年4月1日晋升：
陈体端：后备总司令。
2004年5月18日晋升：
曾金陵：副参谋总长、国防大学校长。
冯世宽（空军）：副参谋总长。
戴伯特：联勤总司令。
2005年1月28日晋升：
胡镇埔：总政治作战局局长、陆军总司令。
2005年5月30日晋升：
林镇夷（海军）：副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
余连发：后备总司令。
晋升时间无法确定的：
戴炳南：（追赠陆军上将）：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被俘、1949年7月8日死于太原。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没有晋升过中将的记录。
已加上将衔但未晋二级上将之中将：（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步芳：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36年1月28日授中将、1949年8月17日加上将衔）
马鸿逵：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方 策：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军事委员会参议、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1945年10月在西安病逝。（1946年1月12日追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王缵绪：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
卢 汉：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省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39年5月13日授中将加上将衔）
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陆军代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东南军政公署副长官。（1935年4月8日授中将、1946年2月15日加上将衔）
刘 兴：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江防军总司令。（1935年4月5日授中将、1937年10月22日加上将衔）
刘文辉：第五军团军团长、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康军管区司令。（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7年9月18日加上将衔）
刘建绪：闽浙赣皖绥靖主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35年4月5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朱绶光：军政部政务次长、代理军政部部长、第二战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参议。（1936年1月22日授中将、1937年4月10日加上将衔）
孙连仲：第一、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12月16日加上将衔）
李汉魂：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1936年1月25日授中将、1949年2月21日加上将衔）
李品仙：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华中军政公署副长官、徐州、华中剿总副总司令。（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1937年3月13日加上将衔）
杨 杰：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防空委员会主任、军令部次长。（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7年10月15日加上将衔）
杨 森：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37年9月18日加上将衔）
庞炳勋：第十、第三军团军团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1935年4月8日授中将、1936年12月16日加上将衔）
罗卓英：第九、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军令部次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南军政公署副长官。（1935年4月5日授中将、1946年6月13日加上将衔）
贺耀组：甘肃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8年2月2日加上将衔）
夏 威：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华中军政公署副长官。（1936年1月23日授中将、1937年5月14日加上将衔）
钱大钧：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淞沪警备总司令、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
黄旭初：广西省保安司令、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1937年9月2日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黄绍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年9月2日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黄琪翔：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13日授中将、1946年6月13日加上将衔）
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保安司令。（1936年12月16日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鲁英麐：1948年1月13日在高牌店阵亡、时任第三十五军军长。（1948年3月26日被追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潘文华：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1936年2月25日授中将、1940年5月20日加上将衔）
吴达澎陆军二级上将：总政战局局长。2006年2月10日晋升
王立申海军二级上将：副参谋总长。2006年2月10日晋升
沈国祯空军二级上将：空军总司令。2006年2月10日晋升
季麟连海军陆战队二级上将：联勤总司令。2006年2月10日晋升
赵世璋陆军二级上将：副参谋总长。2006年2月10日晋升
彭胜竹空军二级上将：副参谋总长。2006年3月28日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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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话礼仪
中国说话礼仪，一开口就看出教养
中华传统礼仪，没有敬烟陪酒，没有八面玲珑。传统礼仪用语之美，在朴实无华中透着一腔真诚！传统礼俗中诚敬谦让、和众修身的礼仪原则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提倡。
来源：政商内参公众微信号：zsnc-ok
奇文美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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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十一段线为何改为了九段线？
南海十一段线为何改为了九段线？
十一段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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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南海十一段线为何改为了九段线？
中国南海疆界线是如何划定的?
中国夜莺岛1957年被秘密送给越南成为越南领土
白龙尾岛原名夜莺岛，本属中国领土，但如今已划入越南版图。何以如此？网络上流传着各种说法，有“越南强占说”，也有“中国赠送说”。
中国丧失夜莺岛(白龙尾岛)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夜莺岛（浮水洲岛）秘密“移交”越南始末
白龙尾岛原名夜莺岛，历史上属于中国，1955年解放，隶属广东省
“白龙尾岛”面积约5平方公里，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历史上，它曾有许多名称。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新中国初期，官方一般叫做夜莺岛，广西、广东、海南的渔民和沿海居民又称浮水州岛。白龙尾岛是前法国印支殖民当局，于上世纪30年代侵略该岛时的所谓命名。越语名称汉字写做“白龙尾岐”“岐”即法语岛屿“ile”的读音。
历史上，广东潮州、海南澹州和文昌县（现文昌市）的渔民，长期把夜莺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有据可考，近代中国人在岛定居已百余年。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老年岛民多是本世纪初从海南澹县迁来的。……1955年解放时，据当时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天妃娘娘是中国渔民海上保平安的神祗。伏波将军即是汉王朝出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连明、符怀积等。”（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中国岛民分住在岛上的两个村庄里，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公司村”得名源自1931年儋县蒲公才、蒲文江、陈有德等热心实业人士，集资成立开发公司，在岛内大规模种植西瓜。上世纪30年代初，夜莺岛被法国以越南宗主国名义占领；1943年，又落入日本手中。“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夜莺岛，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同时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渔业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1957年被秘密“移交”越南，具体协议内容不详
何以本属中国的“夜莺岛”，会变成今天越南的“白龙尾岛”？事情要追溯到1957年。
具体过程，一种说法是：1957年越战前夕，“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我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同时作为中国援越物资的转运站。”
（《南海！南海！》，伊始、姚中才、陈贞国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另一种说法则称：周恩来是“借岛协议”的签署者，毛泽东则是“借岛”的拍板者：“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叩醒中国海》、P133，曹保健，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借岛说”，还有一种“移交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岛”还是“移交”，在当时乃至日后都没有公开。而是采取了一种“秘密移交方式”。根据高健军著的《中国与国际海洋法》一书称，“白龙尾岛……在历史上曾属中国领土，1957年3月通过‘秘密移交方式’将该岛移交越南”。所以，当年具体的协议条款有些什么内容，迄今是谜。
至于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夜莺岛“借”给越南，成为“白龙尾岛”，又为何要采取“秘密移交方式”，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作为亚洲共产主运动领袖，必须支持胡志明的越共与美国支持下的南越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并不希望直接卷入战争，成为“参战国”，进而直接与美军对峙。于是，作为援助越共的关键中间站——现有资料显示，中国确实在夜莺岛上帮助越南建造了雷达站，大量的援越物资，也正是通过该岛输送给了越共——“夜莺岛”就被“秘密移交”给了北越。
负责具体“移交”工作的老将军回忆：“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送岛”决议的具体过程——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具体的“移交”过程，则有当事人的一段宝贵口述回忆。马白山将军是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据老将军讲述：
“1950年海南解放，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授衔为少将，任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员。……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P42，马大正，新疆人民出版社)
虽然只是执行命令，但对于“送岛”这事，据该书作者称，马老将军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
1957年的秘密协议之后，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后续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一文结尾谈到：
“越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它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学者葛剑雄说得更为清晰：“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
（《葛剑雄演讲录》，P217，山西古籍出版社）
结语
白龙尾岛事件只是上世纪中国“革命外交”理念下诸多领土让步事件的一小例而已。1960年的《中缅边界协定》，1962年的《中朝边界协定》，1963年的《中巴边界协定》，都是“革命外交”理念下的产物。当“世界革命”已成梦幻泡影，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正常外交理念重新回归，这些条约的个中得失，已然相当清晰，领土主权问题事关全体国民利益，国民理应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如白尾龙岛这般“秘密移交”，还会出现吗？
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白龙尾岛被永久割让
夜莺岛（越南称白龙尾岛BechLongVi）为北部湾中的一小岛，正好位于海南岛与越南海岸的中间，距海南岛120公里，距越南海防市也是120公里，岛上住有2000中国人。根据两国最新签订的协议，两国边界在东经108度03分，而这个岛亦正式成为越南的领土。
夜莺岛，我国50年代以前发行的地图上标名为夜莺岛，后来的地图则标称“白龙尾岛”。然而，这个海岛却本应有其更加生动、更加真正的名称——浮水洲岛。 我国广西、广东、海南的渔民和沿海居民均称该岛为浮水洲岛。广西沿岸有半岛及半岛上的村镇名白龙尾，是防城各族自治县滨海地区一个十分古老的地名。广西、广东、海南的渔民和沿海居民，只知道沿岸有白龙尾半岛、白龙尾村镇，海湾中有浮水洲岛、夜莺岛，而不知有什么白龙尾岛。 浮水洲（夜莺岛），地势低平，孤悬于烟波浩渺的北部湾中心。千百年来，中国渔民在以该岛为中心的北部湾渔场劳动、生息。风雨云雾，日月晦明，该岛总在中国渔人的视野里，浮水洲因之得名。 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岛，到1957年3月交给越南。这期间，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有“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区级行政单位。同时设立有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校、渔农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
广西、广东、海南渔民有时也称该岛为海宝岛。该岛近岸浅海宽阔，且为片礁海底，盛产鲍鱼，被称为海鲍岛，音转而为海宝岛，可以说是浮水洲岛的一个别号。夜莺岛则是明、清以来，乃至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同建国初期，官方图书对该岛的称谓。
白龙尾岛名称是前法帝国主义印支殖民当局，于本世纪30年代侵略该岛时的所谓命名。越语名称汉字写做“白龙尾？”，“？”即法语岛屿“le”的对音。法帝印支当局和越南某些人在南海诸岛问题上，惯于施展移花接木、冒名顶替的诡计，他们曾经将越南近岸历史上的地名“黄沙群岛”、“长沙群岛”移花接木到我国的西沙群路和南沙群岛。在这里，他们又将广西白龙尾半岛的地名冒名顶替到浮水洲头上，企图混淆视听。
浮水洲岛（夜莺岛）坐落于北纬20’01’，东经107’42’，西北距越南海防港，东南距海南八所港均为70海里。岛呈椭圆形，东西长轴4．5公里，南北长轴2．1公里，而积约5平方公里。岛西、南部为平坦沙质土地．东北部为山岭，最高点海拔
53米，平坦部分已辟为耕地，山岭部分则为茂草。近岸为广阔的岩礁底浅海，是鲍鱼、海参等海珍品生物栖息地。浅海以外，则是富饶的拖网渔场，盛产红鱼、鱿鱼、石斑鱼等名贵鱼类。
岛上居民在1954年法帝勾结国民党残匪劫迁之前为135户，518人（男262人，女256
人），1955年解放时，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儋州（海南儋县）话。老年民民多是本世纪初从海南儋县迁来的。定居日久，许多居民已是本岛出生。岛民分住在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衬”，小村名“公司村”。岛民生计以近岸渔业为主，用极简陋的工具，裸体潜水采捕鲍鱼、海参，加工成干品，销往中国内地，换取粮食及其他日用品。也经营农业，全岛共有耕地500余亩，种植旱稻、蕃薯、高粱、豆类、蔬菜、西瓜等，粮食不能自给。1931年，儋县蒲公才、蒲文江、陈有德等热心实业的人士，曾集资成立开发公司，在该岛大规模种植西瓜，这正是“公司村”得名的由来。可惜，后因法帝侵略及抗日战争爆发，公司业务未能开展。 历史上，广东潮州、海南儋州和文昌县的边民，一直把该岛作为鲍鱼生产甚地，每年6月一8月，数百人上岛生产，采捕鲍鱼，就地加工成干品运销内地。近代中国人上岛定居的历史，有据可考的也在百年以上。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天妃娘娘是中国渔民海上保平安的神祉；伏波将军是中国东汉王朝出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县人符建明、符怀积等。
毫无疑问，除中国人外，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在该岛定居过。30年代法帝侵略该岛前，越南的渔业活动，也不曾到过该岛和周围水域。 30年代初期．法帝侵略我同南沙、西沙群岛，同时也把魔爪伸向浮水洲岛（夜莺岛），当时曾受到中国舆论及政府的强烈反对。1937年，中国忙于抗日战争，无暇他顾，法帝向该岛派兵，并非法委任里长统治。1943年，日军派人统治该岛。1946年法帝卷土重来。1950年海南解放，国民党儋县党、政、军、特40余人逃上该岛，并以该岛为某地骚扰大陆和海南。1954年，关于印支和平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越南敌对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别集结，法帝勾结国民党驻岛残余，于1954年8月劫持岛民71户、269人到南越。
1988年4月25日，越南政府公布了一份外交部文件，题为“黄沙、长沙群岛和国际法”。文中提到白龙尾岛（*夜莺岛），说：“在抗法战争中，越南军队于1949年赶走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竹山（中国领土），之后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本着上述精神……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并于1957年收回。”越南外交部在其为侵略中国南海诸岛辩解的文件里，把竹山与白龙尾岛相提并论，实在不伦不类。竹山位于北仑河口中国一侧，中国汉族聚集地，是根据中法关于中越边界的有关条约明文规定的中国领土。白龙尾岛，自古由中国人开发，中国人定居，远离越南海岸，有关条约及外交文件也查不到任何根据规定是越南领土。 越南提出该岛属于越南，狡猾的理由大致有二：其一是该岛位于东经108线以西；其而便是所渭
“实际有效的统治。”然而从历史事实及国际法原则来看，这两条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108。03’经线源自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法文本第三款，是从“巴黎子午线以东l05。43’”换算来的。该款中文本则是依据地物点确定的一段很短的南北线。不论中文本、法文本，都很明确，这段南北线是中法勘定粤（当时届于广东省钦州）越边界条约中划分北仑河口附近沿岸岛屿的归属线，这段线位于中越边界线的东端，呈南北走向。越南惯于在108。03’线上做文章，1982年11月越南政府在其“领海基线声明”中又一次公开把这条线说成是l
887年中法界约规定的北部湾海上边界，这是谎言。事实是北部湾海界没有划分，而且，108。03’线是北仑河口附近近岸岛屿归属线，仅具局部性质，不具有确定浮水洲岛地位的法律效力。
“实际统治”更属荒谬。1937年至l
954的年，法帝国主义借中国抗战和内战的时机，侵占该岛，委任中国人做里长，统治中国人。法帝侵略越南，也侵略中国，侵略不能构成主权，法帝侵略中国领土更不能构成独立越南的主权。
越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它依托夜莺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1955年，中国海军和海南军分区组织了夜莺岛登陆，实际控制了该岛。60年代时，为了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人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与胡志明，并泒兵协助修建防御工事。越南南北统一后没有归还给中国。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时，中国海军组成217编队，拟收复夜莺岛，后为防中越全面战争而没有进行。
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白龙尾岛被永久割让给越南。北部湾划界后，仅广东一省就减少了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占传统作业渔场的50%；导致北部湾中心线以东的渔业资源争夺进一步加剧，近海资源状况堪忧。广东省常年在北部湾中心线以西生产的6000艘渔船，也被迫退出，回到中心线以东作业。广东省有66万渔业人口受影响，其中湛江市63万渔业人口的生产、生活受严重冲击，10万渔民被迫转产转业。 2003年09月25日下午，两艘广西渔船「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作业渔场遭到越南炮舰枪击，其根本原因就是根据新的划界协定，发生枪击的地点已经被划归了越南。
2004年6月30日，中越有关北部湾划界的条约正式生效，夜莺岛确认归属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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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日共为何成为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日共为何成为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核心提示：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背后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访华的日共议长宫本显治在上海拒绝了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明确支持中共的要求。
日本共产党曾经非常活跃（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俞天任，原题：《一个风云变幻时代的见证》
一个政党总会犯错误，哪怕一直是没有执政经验，只管动嘴不管动手的在野党，也有说错话、支错招的时候。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在建党以后近90年的历史中没犯过什么大错的政党，它就是日本共产党。
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比中共正好年轻一岁，但却是现在日本各政党中最年长者。日共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对当时日本的大地主大财阀政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从而在战前一直是非法存在。
日共的总书记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一直坐了18年牢，而另一位领导人野坂参三只能远走他乡，大半个战争时代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直到麦克阿瑟占领了日本之后日共才成为了合法政党，而且在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中还得到了五个席位，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
但这就引起了日共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祸不单行的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认为既然在打朝鲜战争，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于是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就只能再次远走中国。
德田球一后来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一直到1955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独立之后才得到解除，日共也再次放弃了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军事方针，确认了“议会斗争”的行动纲领，这样在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没有给日共带来什么很大的困难，日共受过斯大林打击这件事反而证明了日共的先见之明。
一来是日共长期被苏共打压，二来是日共在历史上和中共一直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中苏两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边。1964年左右是中日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但是两年之后，这个最好的友人居然变成了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背后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访华的日共议长宫本显治在上海拒绝了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明确支持中共的要求。这样日共也就成为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此之后的8月份，日共从北京撤回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但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在首都机场遭到红卫兵围攻，被殴打致重伤，这样两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这种关系的断绝对于日共不是什么坏事，在中国的“文革”消去了神秘的光环而暴露出那只是一次对于本民族的拷打和抢劫之后，日共再一次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而为人敬佩。
要知道当时在日本连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对中国“文革”都颇有赞词，更不要说社会党等左翼政党了，唯一从来没有同意过“文革”的就只有日本共产党。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国“文革”开始之后，日共也停止了和朝鲜的交往，在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疑惑露出水面之后，和一贯支持与朝鲜改善关系的社会党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在不少场合下很被动，但是一开始就支持追查朝鲜绑架事件的日本共产党和此事却无关系。
日共不但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持反战立场，在战后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坚持了这个立场，从过去的反对朝鲜战争，反对越南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反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既反对美国主谋的战争，也反对苏联或者俄罗斯联邦所策划的战争，在日本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长期一贯坚持反对战争立场的政党就只有这么一个。
日本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始终如一地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长期以来历任日共书记局长、委员长和议长，继德田球一、宫本显治之后的日本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不破哲三日前出版的回忆录《时代的证言》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不破哲三是日本一位很典型的经过一高进入东大的学历贵族，但这位16岁就参加了共产党的精英最后还是拒绝了主流社会的邀请而在共产党内干了下来，连续11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日共区别于其他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共领导层一直是由知识界精英所组成的，现在的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是东京大学毕业，早期的河上肇、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也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这种现象的由来是因为原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个连特高警察都插不进手去的特区，即使在战时，东京帝大里仍然可以公开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们多少有点左倾，起码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出几个共产党员是理所当然的。
不破哲三的回忆录除了本人的经历之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他是为数不多的现在还在世的见过毛泽东的人，而且就是那次有名的宫本显治对毛泽东说“不”的会谈的见证人。
此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访华，使得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再是中国的敌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直到1997年，中国曾经的四大敌人中，有一个日本共产党依然戴着“敌人”的桂冠。
实际上早在1985年中共就曾经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日本共产党表示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日共方面不肯让步，坚持要中共认错并中止和反日共组织的联系。一直到了1997年底，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把“中日两党关系正常化”作为1998年的任务之一，这样才有了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由于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战后两次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直接战争，韩战和越战中，日本都起到了美国直接军需基地的作用。很多人都对反战的日共在这两次战争中是如何行动的感兴趣，在不破哲三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
日共始终能够柔软地根据形势而改变自己的主张。日共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之外，在2004年还放弃了“先锋队”的概念，理由是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存在“领导党”的概念。
日共的这种柔软性是经过痛苦的挫折得到的。本来日共的支持层还应该更加大一些，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反对日美安保协定的斗争中，日共拘泥于苏共对于所谓“托派”的态度，认为指挥运动的托派分子，自觉地和运动画了一条界线。从而丧失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信任，而当时的知识青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各行业的重镇，日共说话缺少影响力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接受了那个教训，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共开始相当务实起来。现在不少即使在选举时不投日共票的人也认为日共是日本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政治力量。有过这么一件事：在1979年，日共具体测算了在松下公司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们每天所做的动作，发现这些动作的频度已经超过了生理科学所给出来的极限，生理学专家们甚至否认人能够那么动作，但是松下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愣是做到了，这才是生产线工人肩周炎、肌鞘炎等疾病发病率高的原因。在共产党把这件事情递上国会之后，国会通过了有关保护工人劳动强度的法律，当时的自民党首相大平正芳甚至在国会食堂就餐时特地到不破的桌子边上来向不破致谢，说：“你的质问太好了。”
但是在丰田公司推广其“看板式管理”的时候，日共的反对意见就没有人听了。日共认为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是一种极为自私的管理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仅仅是从丰田公司自身的利益出发，利用丰田公司在产业生产链的优越位置强行要求其他零部件提供商以及加工厂家将一部分利益切割给丰田公司的行为。如果听任这种管理方式继续的话，丰田公司的利润会大幅增加，但其他零部件提供商和加工厂家的利润会大幅度减少，最后影响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活力。
但这次日共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其他政党讥笑为“落后于时代”。事实上标志着日本经济停滞的日本中小企业的衰落现象确实开始于丰田公司开始推广“看板式管理”的时期。当然日本中小企业的衰落是否和“看板式管理”有直接联系现在在日本还是一个争辩的话题，但“看板式管理”在日本开创了一个企业的宗旨仅在于利润，企业的社会贡献被忽略不计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导致了日本产业空洞化这一点现在则也是日本学术界的共识。
在这次民主党内阁出现之后，日本共产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成为建设性的在野党”的纲领，表示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之中去，这个改变的思想基础其实从不破哲三的这本回忆录里也能找到。不破哲三对于日本经济在几乎20年中始终处于停滞状态的解说是因为现在的日本政坛除了日共之外几乎可以成为“全员执政党”，这样政治对于资本的干预和监视功能就完全消失，资本能够在毫无拘束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才是日本经济缺乏活力的最大原因。
虽然日共的党纲已经被再三地修改，但是和日本社会的现实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看得见的将来日共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决不能从不可能成为执政党这一点而否认日共存在的意义，事实上正是有了日共这种“万年在野党”的存在，才保证了一种能够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制约机制的存在，但这种制约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则需要日共自己进一步的努力和其他执政党对在野党的尊重了。
要了解那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年代，了解那个年代中的日共和中共，了解日本议会政治的运行，读一下不破哲三的这本书很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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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乱前必有三种前兆
曾国藩：社会大乱前，必有三种前兆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将曾国藩的文言文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1.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2.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3.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不能不说曾国藩高瞻远瞩，果不其然，在曾国藩闭上眼睛的20年后，当慈禧老妖婆蹬了腿，三年后，大清王朝也终就灰飞烟灭了。
但说这话之前，曾也曾与自己的幕僚讨论过大清的寿命，但这时的曾还不得要领，但其幕僚的预言却一语成谶。
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赵在1867年就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敢相信。因这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赵文烈一语成谶，大清王庭在44年后土崩瓦解了。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
曾虽不能算位极人臣，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如此高干，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只能以自己的闭上眼睛来对抗不能不到来的末日。
统治者过分主迷信了武力，当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那又是何等的英雄？但喊了几声“陈胜王”，几个新兵蛋子挥挥手就把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推翻了，在当时根本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强大的帝国，会在一夜间突然完蛋。
而横向上看强大到世界老二的前苏联，在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出于特殊时期，说得更有些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
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
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其三是说，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
于是乎“外人”——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好处；“霄小”——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为民国的监察院长，作为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权分立的监察院，想来于老先生，再联想到曾国藩，不能不承认，这些先贤比常人有先见之明。
来源：rmck365
博文链接1 ：
[转载]毁了宋朝毁明朝 千年不绝！中国外交“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转载]《红岩》作者在渣滓洞忍了400多天 文革只坚持了6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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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字成语的原意
部分数字成语的原意
A
在中国礼仪上，所谓不孝有三，是指：一、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孟子所说的最大的不孝）；二、
阿谀曲从，陷亲不义（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
B
人有三急：心急，手急，性急；
C
七情六欲：一般地说，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在医七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惊、恐；
六欲一般指的是生、死、耳、目、口、鼻；在佛家六欲指的是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华欲、人想欲
；
D
胡说八道：原指「胡人」到内地讲解佛经。
胡，中国古代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呼。胡说∶胡人说讲。八道：不信佛的人认为，胡人讲解佛经是说荒诞之言。胡人讲解佛经八圣道简作“胡说八道”。故后世以胡说、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等词语喻不可信。今泛指一切没有根据的说法。
E
五大三粗：“五大”是指双手双脚大再加上头大；“三粗”指腿粗，腰粗，脖子粗；
F
六亲不认：当今“六亲”泛指亲属。其实历史上“六亲”有特定的内容，其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一、据《左传》，六亲指父子、兄弟、姑姐（父亲的姐妹）、甥舅、婚媾（妻的家属）及姻亚（夫的家属）。二、据《老子》说，以父子、兄弟、夫妇为六亲。三、据《汉书》说，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后人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因为此说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中是最亲近的。
G
五毒俱全：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五种动物为五毒，人的五毒是吃、喝、嫖、赌、抽。
H
三长两短：“三长两短”通常用来指意外灾祸，民间多作“遇难”、“死亡”等讳词。
“三长两短”和以前的人死亡入棺木有关。棺木是用六片木材拼凑的。棺盖、棺底、左梆、右梆这四片是长木材；前头、后尾这两片是方形的短木材。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因为尸体入棺木后才上棺盖，所以只称三长。“三长两短”作为死的别称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便由俗语转为成语了。
另解：《礼记•檀弓上》有如下记载：“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
“棺束者，古棺木无钉，故用皮束合之。缩二者，缩纵也。纵束者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rèn），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两头广，中央小也。既不用钉棺，但先凿棺边及两头合际处作坎形，则以小要连之令固，并相对每束之处以一行之衽连之，若竖束之处则竖著其衽以连棺盖及底之木，使与棺头尾之材相固。汉时呼衽为小要也。”
也就是说，古时棺木不用钉子，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衽原本指衣服的缝合处，此指连接棺盖与棺底的木楔，两头宽中间窄，插入棺口两旁的坎中，使盖与棺身密合。衽与皮条联用，就是为了紧固棺盖。发展到后来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衽也就逐渐被淘汰。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使用。
I
十恶不赦：指罪大恶极，不可饶恕。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据说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所以说隋唐“十恶不赦”实出自于《齐律》的“重罪十条”。它的主要内容有：1、谋反，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2、谋大逆。指毁坏皇家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3、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4、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5、不道，无道。
6、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误犯食禁；7、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8、不睦。9、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10、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唐《永徽律》所列举十恶与隋同。此后，除元代将十恶改为“诸恶”之外，明、清两代均将“十恶”列入刑律名例篇。现今十恶多为泛指。
J
三姑六婆： 三姑为尼姑、道姑、卦姑；六婆为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K
五光十色：五光：红、黄、蓝、白、黑。十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
L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四体：四体指双臂双腿。“五体投地”中五体是加上头。
五谷：一说是黍、稷、麦、菽、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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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20个“九”（上）
人生20个“九”（上）
1、可以缺钱，但不能缺德；
2、可以失言，但不能失信；
3、可以倒下，但不能跪下；
4、可以求名，但不能盗名；
5、可以低落，但不能堕落；
6、可以放松，但不能放纵；
7、可以虚荣，但不能虚伪；
8、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
9、可以浪漫，但不能浪荡。
人生九不能
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能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要遇到许多力不从心的事情，怎么办呢？我来说说人生九不能。
第一是我们不能改变事实，但是可以改变态度。我们面前有座山挡路怎么办？我们只能攀登过去或者绕过去。所谓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要勇于面对现实，不能改变就只有接受现实，保持平和的心态。
第二是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能够改变自己。过去讲车水马龙，现在没有马了，可是“车水”泛滥成灾，道路拥堵成了家常便饭。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能等待，耐心等待，着急是不行的。
第三是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可以改变现在。昨天是一张废弃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未到期的存款，只有今天是你可以支付的现金。老年人不能总是留恋过去如何如何，那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第四是我们不能控制他人，但是可以掌握自己。有些老人出于爱心，总是想控制子女的行为，其实是不可能的，往往白操心还不落好。老人对于晚辈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控制他们是不可能的。第五是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当然这不仅仅指天气，包括遇到其他不如意的事情，既然无法改变既成事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随遇而安了。
第六是我们不能选择容貌，但是可以展现笑容。这实际上是说待人接物要热情，逢人面带笑容，给人印象会很好，经常耷拉着脸，长得再好看也没人爱搭理你。
第七是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是我们可以用好今天。明天是不可预知的，只能看看天气预报，知道明天的天气，可是天气预报有时也不准，其他事更不可预知了。用好今天非常重要，想干什么最好立马就干。鲁迅说过什么事要做就“做起来”。
第八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老年夫妻闹矛盾，常常是你想改变我，我想改变你，结果谁也改变不了谁，双方只能求同存异。每个人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惯都不同，不能要求改变别人，要学会接受别人。
第九是我们不能事事如意，但是可以事事尽心。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求事事如意，但要事事尽心。我们尽心了，努力了，一辈子就活得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人生九不可为
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散文家、诗人叶延滨的“人生九不可为”
你一生中卖的惟一产品就是你自己。——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的乔•吉拉德曾连续12年荣登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世界销售第一的宝座，上面这句话是他浓缩了一生的精华
如果你想每天得到快乐，那么抱怨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不管是上司临时派给你的任务、中午的饭菜还是恋人的着装。相反，你的赞美要超过三次，这样你便会快乐。——澳大利亚畅销书作家安德鲁•马修斯为人们开出的“快乐处方”
所有重担一肩挑并不会总使你像英雄一般。——美国金科专业办公服务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办公产品打出的广告语，这句话因为含有丰富的人内涵而被人们一再引用
不可或缺的“九商”
一、“心商”也称“心态”。
就是维持人们心理健康，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是人们的内心活动、思维模式、情绪与意志的综合表现。所谓“积极的心态”也是一种“求胜”的性格，它在选择人生的方向与质量时，通常表现为自信、快乐，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快就能很好地适应并能做到“如鱼得水”。它将给人们带来健康、成功与财富，是人生成功的基础。而消极心态的人往往也是自卑、烦恼之人，由于具有“求败”性格，势必对现实与未来悲观失望，甚至自取灭亡。
成功者与失败者的重大差异在于心能的差异，即观念、情感、意志、态度、习惯等的差异，是决定人生的苦乐与成败的本源。
二、“德商”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真正的成功者：他们的道德修养一般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现实中。很多人的失败：并非是他们做事的失败，而是他们做人的失败、道德的失败。一切工作、事业上成就，归根结底都源于他们做人的成功。
高尚的道德必然形成高尚的品格，也就必然给他们带来了：高尚的事业与高尚的命运。因此，要以高尚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的精彩。
三、“志商”就是确立人生志向和目标的能力。
人要成功，首先要有成功的意念，使成功的强烈愿望渗透到人的潜意识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曾经说过：“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大地之志也”。我想这大概是说：，要想成为英雄(成功者)，就要有大志与良谋。首先要有雄心壮志，大志是成就事业的决定因素，人生也因理想(大志)而伟大。
小志小成，大志大成。人生的发展规律与运行程序大概是：志向-目标-梦想-欲望-性格-态度-习惯-命运。而志向与目标是决定人们命运的重要因素。许多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缺乏才干，而是志向与目标产生了距离，也许就是俗话说的“高不成、低不就”吧。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对300名的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仅有15人有明确的志向与目标。20年后，这15人的财产超过了285人财产的总和。丘吉尔说过：“我成功的秘诀有3条：第一是绝不放弃;第二是绝不、绝不放弃;第三是绝不、绝不、绝不放弃。”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如何做到“锲而不舍”：我想这是衡量“志商”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将人生比喻成一棵大树，人生中的心商、德商与志商就是这棵大树之根。
四、“智商”就是人的智力发展水平。
智商=智龄÷实足年龄×100.如果儿童的智龄与实足年龄相等，则智商为100，属于中等的智力水平。智商低于80与超过120是区分愚笨与聪明的衡量指标。这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推孟等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概念。而美国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一个健康的人终其一生却只用了他固有能力的10%”;还有人认为只用了4%左右。因此，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
人脑的开发形式可分为：家庭开发、社会开发和自我开发。而造成人才成长重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自我开发。即要形成自我开发的意愿、热情、方法并形成自我开发的良好习惯：才能让自己的“智商”指数(潜能)发挥出较好水平。
五、“情商”就是认识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情商包括5项基本内容：1.认识自己的情绪，做到自知、自信;2.管理自己的情绪，即如何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情绪;3.自我激励，即如何设定自己的情绪目标，始终保持“胜不骄、败不妥”的激情;4.同理心，即如何认识感知他人的情绪，了解别人的感受，做到与人和谐相处;5.人际关系管理，即如何运用所掌握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来处理人际关系。讲白了：就是如何做人。
人际关系是人生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情商高的人，人见人爱，总是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自己的成功。人际关系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资源，其运行规律大概是：关系多-朋友多-信息多-机会多-财富多从而形成“马太效应”，它有时比知识与金钱更重要。（名人名言
www.lz13.cn）所谓的“高朋满座”所折射出的是：“人生不仅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且很可能是近大者大，近小者小”(王鼎钧之言)。尤其是：在“近大”的过程中，知识与能力及人生的价值观都是可以“移植”的，是成才的重要因素。它涵盖了人的自制力、热情、毅力及自我驱动力和潜能开发力等。形成自身素质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家走向成功的基本条件。
六、“逆商”是如何认识逆境和战胜逆境的能力。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史托兹明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智商、情商固然重要，但人生成功的程度取决于“逆商”的高低，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人是一笔财富，而对于弱者则是万丈深渊。”
逆境显示高尚与邪恶，逆境显示坚韧与脆弱。人格的伟大无法在平庸中养成，只有历经锤炼与磨难，愿景才会激发，视野才会开阔，灵魂才会升华。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能做常人不能做的事，才能比常人更大步地走向成功。意志，知识，才能，灵魂往往在逆境中更能显示出逆商的高低。
七、“悟商”也称“灵商”。
就是一个人对人和事物本质的慎思明辨的顿悟能力。有了悟性就能驱使我们把眼光放在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上，从而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中的内涵也包括：能够看到隐藏在事物后面的精神因素，无形胜有形，把经验化为智慧，做人做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从容应对顺境与逆境。
悟商是人生的一大智慧，特别是作为企业家，要学会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是“悟”。即要能容忍文化的劣根性与现实的阴暗面，从而悟出人生与事业的本质。悟性与韧性对人生的影响巨大。
如果将人生比喻为大树，智商、情商、逆商、悟商是大树之干。
八、“财商”就是人们理财的能力，一般是指投资受益的能力。
这是由美国房地产和投资公司罗伯特。丁清崎和咨询专家沙伦。L.菜希特合著的《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在如何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而要让金钱为我们服务。其中也包括如何让金钱增值而成为投资的受益。这就是因为理财能力的不同而出现“穷爸爸与富爸爸”的人生结局。
九、“健商”
一般是指：对健康的智慧与维护健康的能力。这是加拿大医学博士谢华真教授提出来的。健商有5个要素：1.自我保健，就是通过积极锻炼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最佳的健康水平;2.健康知识，掌握健康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健康保护因素的了解与运用;3.生活方式，一般指人的生活习惯，它对健康至关重要;4.健康心理，心理影响生理，心理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身体与疾病之间有着双向作用。5.生活技能，一般是指通过合理的膳食与适当的运动等来提高健康水平。
健康高于财富，人们一旦为了金钱而忽视对健康的维护与投资，那后果将是“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如果把人生比喻为大树，“财商”与“健商”就是大树之叶与大树之果了。
“九商”是人生的智慧之商，只有提高“九商”的能力，才能追求人生全面均匀。
人生九悟
很簡單的幾句話，很深的哲理，很難做到。
1.
心甘情願吃虧的人，終究吃不了虧。
能吃虧的人，人緣必然好，人緣好的人，機會自然多。
人的一生，能抓住一兩次機會，足矣！
2. 愛佔便宜的人，終究佔不了便宜。
撿到一棵草，失去一片森林。
你看那些一到買單就上廁所
或錢包半天掏不出來的聰明人，基本上都沒啥成就。
3. 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
朋友聚會時，三句話不離自己和自家的人，
是蝸牛轉世，內心空虛、自私。
心裡只有自家的事，其他的事慢慢也就與他無關。
4. 只有惜緣才能續緣。
在人生的路上，我們會遇到很多人，其實有緣才能相聚，
親人多半是前世的好友，好友多半是前世的親人，
給你帶來煩惱的，多半是你前世傷害過的。
因此切記：
善待身邊的親人，關心身邊的朋友，寬恕那些傷害你的人。
這就是因果。
5. 心中無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貴。
快樂不是一種性格，而是一種能力。
6.
解決煩惱的最佳辦法，就是忘掉煩惱。
7. 笑看風雲淡，坐對雲起時。
不爭就是慈悲，不辯就是智慧，不聞就是清淨，不看就是自在，
原諒就是解脫，知足就是放下。
8.
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
9. 今生註定,我們什麼也帶不走;
那就活在當下、笑在當下、悟在當下！
人生九不可
1、有一种东西不可利用。那就是善良。
2、有一种东西不可欺骗。那就是感情。
3、有一种东西不可愚弄。那就是真诚。
4、有一种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友情。
5、有一种东西不可言传。那就是思念。
6、有一种东西不可原谅。那就是背叛。
7、有一种东西不可拯救。那就是绝望。
8、有一种东西不可忘怀。那就是感恩。
9、有一种东西不可贪恋。那就是名利。
人生九不懂
1、不懂得珍惜，守着金山也不会快乐。
2、不懂得宽容，再多的朋友也终将离去。
3、不懂得感恩，再优秀也难以成功。
4、不懂得行动，再聪明也难以圆梦。
5、不懂得合作，再拼搏也难以大成。
6、不懂得积累，再挣钱也难以大富。
7、不懂得满足，再富有也难以幸福。
8、不懂得养生，再治疗也难以长寿。
9、不懂得生活，活得越久就越无趣。
人生九度
1.工作方面，能力不敌态度；
2.事业方面，才华不敌韧度；
3.知识方面，广博不敌深度；
4.思想方面，敏锐不敌高度；
5.做人方面，精明不敌气度；
6.做事方面，速度不敌精度；
7.看人方面，外貌不敌风度；
8.写作方面，文采不敌角度；
9.在方法方面，创意不敌适度。
人生九气
1.闲时多读书，博览凝才气；
2.众前慎言行，低调养清气；
3.交友重情义，慷慨有人气；
4.困中善负重，忍辱蓄志气；
5.处事宜平易，不争添和气；
6.对己讲原则，坚持守底气；
7.淡薄且致远，修身立正气；
8.居低少卑怯，坦然见骨气；
9.卓而能合群，品高养浩气。
人生九局
1.宠辱之局：宠辱不惊。
2.得失之局：有小失才能有大得。
3.利害之局：见利必先思害。
4.祸福之局：福祸相倚。
5.贫富之局：贫而有志，富而不骄。
6.贵贱之局：贵贱皆人定。
7.苦乐之局：苦乐两相依。
8.生死之局：明生死，重大义。
9.成败之局：胜不骄，败不馁。
（网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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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20个“九”（下）
人生“九不过”
01衣不过暖
穿衣戴帽不要过于暖和，也不可以过于单薄，过暖容易感冒，过冷容易受寒。
02食不过饱
吃饭吃七八分饱，粗细搭配，荤素相兼，饭前要喝汤，不吸烟，不喝酒。
03住不过宽
要随遇而安，居室干淨舒适，不必搞得富丽堂皇，那样极易夺心志而蜕化变质。
04行不过快
身体健康允许，尽量以步代车。如出门必乘车，日久腿脚就会失去灵便。
05劳不过累
劳动的强度是有限度的，超过负荷量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要注意劳逸结合，工作8小时之外，要适当休息。
06逸不过安
终日无所事事，会丧失对生活的情趣，而心灰意懒，所以，即使退休在家，也要多参加活动，散步聊天，写字作画，下棋看戏，读书看报，勤于动脑，保持心情舒畅，以延年增寿。
07怒不过度
心里有烦恼，千万不要生怒气，怒会伤肝。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提高涵养，乐观处世。
08名不过求
名利皆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名利是过眼烟云。
09利不过贪
“酒色财气”我不取，“风花雪月”不沾边，无欲无求，无牵无挂，知足常乐，顺其自然，耄耋无恙。
人生九品
下三品：
自信，自信能成就一切但不傲慢；
谦虚，自知要学无止境但不自卑；
认错，自省有缺点缺陷知错能改。
中三品：
感恩，感恩得到的一切；
知足，满足享受的一切；
无为，安住现成的一切。
上三品：
舍得，给予大众分享所得；
包容，容纳自他一切生命；
觉醒，觉悟宇宙人生真相。
人生九悟
1.心甘情愿吃亏的人，终究吃不了亏。能吃亏的人，人缘必然好，人缘好的人，机会自然多。人的一生，能抓住一两次机会，足矣！
2.爱占便宜的人，终究占不了便宜，捡到一棵草，失去一片森林。你看那些一到买单就上厕所或钱包半天掏不出来的聪明人，基本上都没啥成就。
3.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朋友聚会时，三句话不离自己和自家的人，是蜗牛转世，内心空虚、自私。心里只有自家的事，其他的事慢慢也就与他无关。
4.只有惜缘才能续缘。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其实有缘才能相聚，亲人多半是前世的好友，好友多半是前世的亲人，给你带来烦恼的，多半是你前世伤害过的。因此切记:善待身边的亲人，关心身边的朋友，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这就是因果。
5.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快乐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能力。
6.解决烦恼的最佳办法，就是忘掉烦恼。
7.笑看风云淡，坐对云起时。不争就是慈悲，不辩就是智慧，不闻就是清净，不看就是自在，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
8.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9.今生注定我们什么也带不走，那就活在当下、笑在当下、悟在当下吧！
人生九雅
1.琴：弦底松风诉古今，红尘里，难觅一知音。
2.棋：颠倒苍生亦是奇，黑白子，何必论高低。
3.书：沉醉东风月下读，柴门闭，莫管客来无。
4.画：纤手松烟染素纱，盈盈写，茅舍两三家。
5.诗：漱玉含芳锦绣辞，堪吟咏，佳句费寻思。
6.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杯斟满，莫教泪空流。
7.花：驿外桥边萼绿华，随风起，飘舞向天涯。
8.茶：香喉提气人神闲，捏指间，悠然沁心田。
9.玉：玲珑透剔纯贵雅，载万道，滋神润心扉！
人生九戒
戒躁，别轻易发脾气；
戒卑，别认为处处不及旁人；
戒傲，别总是自鸣得意；
戒妒，别妒忌别人，总希望别人栽跟头；
戒愁，不要生活在忧虑中；
戒慎，不要提心吊胆；
戒悲，别让不幸的事常浮现；
戒疑，别总以为别人暗算自己；
戒怒，别人的玩笑不要生气
人生九然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幸福又圆满？不必将之想象得过于复杂深奥，在我看来，只要遵循为人的一些基本准则，做到九然，即可获得一份满意的答案。
人生立业须奋然。立业乃人之根本，能在工作中展示才华，挥洒激情，实为最大幸事。遭受挫败，当奋然以对，执著坚守，孜孜以求，不可轻言放弃。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精益求精，兢兢业业，平凡的岗位成就的往往是不平凡的业绩。
人生思虑须怡然。世事纷扰，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切莫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保持乐观豁达的心境，多一份开朗明快，少一份愁怨愤恨，活着方显轻松自在。善于从单调乏味中体味乐趣与愉悦，更可谓弥足珍贵的性情也。
人生自处须超然。不加节制的欲望只能使人迷失沉沦，难以自拔。过度浮躁的心态只能使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超然物外，拒绝名利诱惑，才能心静心安，修身养性，给自己营造一个质朴平和的心灵空间，给自己营造一所温馨自然的精神家园。
人生清闲须澄然。澄然是一种洞察能力，一种清醒状态。世事无常，风云变幻，表面安稳闲定的生活下往往隐藏着危机与忧患。澄然之人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提前预见，并做出精心细致的准备，让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人生相处须善然。“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善良是温暖的阳光，是轻柔的和风，是清澈的甘泉，汇集成感动生命的力量。涌泉相报帮助过你的人，谅解宽容伤害过你的人，不带功利色彩不求索取地援救困境中的人，真正的大德大爱便在于此。
人生得意须淡然。得意容易忘形，容易张狂骄横，容易轻浮放纵飘飘然。淡然意味着收敛，意味着心平气和的低调，意味着一如既往的理性与克制。淡泊方可明志，宁静方可致远。要经常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还原自己的本色，不至于好了伤疤忘了痛。
人生失意须泰然。丘吉尔说：“当你战胜了苦难，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可见，逆境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个消极懈怠的人永远走不出困境，而强者则会辩证地看待暂时的困难，磨炼意志，锻造自我，进而取得最终的成功。
人生遇事须斩然。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必计较暂时的得失，切忌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斩然是理智的判断，是提得起放得下，是快刀斩乱麻的气魄与果断。成大事者，就必须能把握住关键时机，做出冷静聪慧又高人一筹的决断。
人生反省须坦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该认错时就认错，该低头时就低头，坦诚地反省过失，接受批评，改正缺点，是提高自身素质避免重蹈覆辙的必要条件。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虚荣心作祟，试图掩饰自己弱点的人，必然输得彻底败得更惨。
人生九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有感而发，与君共勉。
人生九心
⒈以美好的心，欣赏周遭的事物
⒉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⒊以负责的心，做好份内的事
⒋以谦虚的心，检讨自己的错误
⒌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
⒍以宽阔的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
⒎以感恩的心，感谢所拥有的
⒏以平常的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实
⒐以放下的心，面对最难的割舍。
人生九贵
人生九贵
1.人生不在生理年龄，贵在心理年轻；
2.衣着不在时尚昂贵，贵在舒适得体；
3.膳食不在丰盛美味，贵在营养均衡；
4.居室不在华丽豪庭，贵在雅致洁净；
5.锻炼不在春夏秋冬，贵在持之以恒；
6.小病不在吃药打针，贵在心理调停；
7.作息不在早起晚枕，贵在规律养成；
8.情趣不在雅高俗珩，贵在保持童心；
9.朋友不在多少尊荣，贵在一己知心。
人生九苦
佛曰：人生有8苦，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我加上1苦，既：没有钱苦！
佛曰：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而不是刻意。不如放手，放下的越多，越觉得拥有的更多。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佛曰：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注定让一生改变的，只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
佛曰：刹那便是永恒（若人生了悟如佛，无悲无喜无梦无幻，无爱无恨四大皆空，生与死又有何区别。不能了，不能悟，不能舍，不能弃，参不透，舍不得。）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
佛曰：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佛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生九铁
一铁是同床,
二铁是同窗
三铁是同乡
四铁一起抗过抢
五铁一起下过乡
六铁一起逃过荒
七铁一起遭过殃
八铁一起分过藏
九铁一起嫖过娼...
呵呵,当然最后两条是调侃哪,可不要为了铁以身试法啊!
很遗憾没赶上好时候,要不咱也下乡,逃荒去肯定能遇见几个铁哥们.都说战友铁,为了上大学也舍弃了抗枪,再加上咱是文明好市民,不能讲后两铁,到最后算了算,我最铁的好哥们也只能算三铁:同床,同窗,造过殃!与A君是同寝四年,同窗四年,同床一年,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被老师批,一起旅游,一起打架,还曾被一个小子砍了一刀,也算一起遭过殃吧!除此外就是两铁了!遗憾啊,只有一个这么铁的兄弟!呵呵,你最铁的兄弟有多铁?
一直都想把这么多年了,认识的好兄弟,好哥们的事迹整理一下,等若干年后再回忆时也是一昙陈酒!
岁月飞逝啊,许多美好的故事都载入自己的人生史册了,又有多少人是对你来说是匆匆过客,但正是有了这些转瞬即逝的过客,才能让你的铁哥们凸现在你的脑海里!
有些回忆是不老的,因为你在孤单不如意时,需要有人陪伴,而这些回忆就成了你精神的依托,每当你回味时,你就会想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好朋友在支持你,在远方默默的祝福你,顿时你会打起精神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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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发行口袋书列68项负面言行
宁波发行口袋书提醒党员行为举止 列68项负面言行
宁波出台官员负面言行清单 “等上班再来”在列
原标题：宁波出台官员负面言行清单 “等上班再来”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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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的，就是找领导也没办法。”“我们还没上班了，等上班了你再来。”……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挺耳熟，生活中或办事中接触的一些党员干部张口就来。
本来，说说也就过去了。可是，从7月份起，这些负面言行将被当回事。七一前夕，宁波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编印了一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将以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形式在全市51万名党员中推广。
图文并茂地展示
平时可能出现的负面言行
记者昨天提前拿到了这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果然是本口袋书，重量和一个苹果手机相仿，可以轻松地装进口袋。封面上印着水墨画荷花，荷花是代表廉洁。翻开，里面是一幅幅令人戏谑的漫画，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平常工作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负面言行。
比如，一个人拿着“政治学习”字样书的来找另一个同志，他却挥着手拒绝，“政治是领导们关心的事，我们小兵一个，就是拿份工资养家糊口，把活干好就行了。”
比如一个窗口工作人员面对大汗淋漓的群众，一脸不耐烦地说：“不行就是不行。”画外音是：“对群众不能太客气，会得寸进尺的。”
比如，一个人跷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嘴上说：“共产主义，说说的，实现得了啊。”
这些都是负面言行，身为党员干部要时刻注意不能说、不能做。
口袋书可时时警醒我们
做一名合格党员
书本的编印者说，针对少数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存在对上级决策妄加议论、对服务对象口大气粗、对履行职责任性随意等言行上的自由散漫现象，宁波市结合“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编印了这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包括44条负面言语、24项负面行为，涵盖政治规矩、 工作作风、群众纪律、生活作风、学风等5个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见的负面言行以“清单”方式一一列出，让负面言行亮丑现 行，人戒人畏。
“口袋书图文并茂，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尤其对于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来说，在面对办事百姓的时候，确实存在其中提到的 一些负面言论和行为，有了口袋书，就可以时时警醒我们，做一名合格党员。”在细细翻阅了两本“口袋书”之后，江北区文教街道北岸琴森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方红珠感慨道。
这些负面言行无意中
伤害了老百姓
记者注意到，这份提醒本在编制的过程中，经过了广泛的调研和征求意见。
编撰工作人员介绍，一些村干部经常会说一些像“共产党员只晓得开会”之类的牢骚抱怨，也有一些干部对群众来反映问题不耐烦，顺口一说：“我又不是领导，不要找我。”
“这些话无意中就伤害了老百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这些列进去的言行，都是党员队伍中有可能会出现的，或者极少数党员中已经出现的。因此，把这些容易犯的负面 言行拿出来，给大家作对照，就是要时时提醒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宁波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负面言行，虽然没有触及法律法规或党 纪党规，但极具杀伤力，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动摇信念、消退斗志，尤其会在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危害党群干群关系。所以党员干部要时刻对照反省。
今后党员干部有这些言行
会被领导约谈
宁波市党代表联络办秘书处处长马俊介绍说，出台负面言行清单只是一种探讨。本身这些负面言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它是介于合格党员和触犯纪律之间的一种 灰色地带，把他们列出来，是为了时时提醒党员，起到约束和警醒的作用。如果老百姓反映某个党员干部在某一方面的言行比较出格，组织上可以找他谈话。
今后如果党员干部被发现存在提醒本上的负面言行，将会被领导约谈，甚至可能影响到个人考评。
下一步，宁波将要求各地各单位建立健全各领域正负双面言行激励和提醒制度，将学优看齐、对标检视的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并融入日常考核机制，与岗位适应性评估、个人年终考核和干部退出机制相结合，切实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和警示度。
博文链接1 ：
[转载]毁了宋朝毁明朝 千年不绝！中国外交“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转载]《红岩》作者在渣滓洞忍了400多天 文革只坚持了6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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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银行公布的硬币回收价格（外一章：小侄女夫妻俩的“华诚电源）
采编：驰骋飞翔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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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银行公布的硬币回收价格（说不定你已是千万富翁）
1960年 1分
80元
1962年 1分 30元
1965年 1分 350元
1966年 1分 180元
1967年 1分 350元
1968年 1分 88元
1969年 1分 150元
1977年 1分 320元
1981年 1分 5元
1988年 1分 300元
1989年 1分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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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2分 90元
1968年 2分 300元
1970年 2分 180元
1971年 2分 300元
1972年 2分 260元
1955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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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复杂的案件，能让法院5次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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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毁了宋朝毁明朝 千年不绝！中国外交“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转载]《红岩》作者在渣滓洞忍了400多天 文革只坚持了6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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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950年的土改有多恐怖？
原文地址：1950年的土改有多恐怖？作者：爱管闲事的酒叔
谭松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二○○二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三十六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解放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当时部分人对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权力，鼓励批斗这样才吓得住人。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
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结束时，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采访艰辛 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土改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现场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谭松是首位在他们香港中文大学讲土改的大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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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部委退出“小黄帽”打了借权生财的脸
原文地址：三部委退出“小黄帽”打了借权生财的脸作者：曹开林
借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公益之名敛财的乱象，表明清理社团“二政府”乱象仍有些亟待攻克的堡垒。
教育部近日发声明称，退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下称“关工委”）发起的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并称有人以“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办公室”（下称“安全教育办公室”）名义与社会公司签署协议进行商业牟利，与其无关。而29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官网同日也发表了类似“退出”声明。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三部委接连发声宣布退出同一项社会活动，罕有先例，但背后原因却不奇怪。媒体报道的信息显示，近五年来，“安全教育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广“小黄帽”和“校车工程”等活动，并借“小黄帽”向企业收取上百万的“赞助费”和“保证金”，甚至与企业引发商业纠纷对簿公堂。在此背景下，三部委的退出声明，是对不当牟利持否定态度的立场表达，也是种关系切割。
有关行业协会存在的不当牟利现象，公众并不陌生。无论是此前审计署的直接点名，还是各地近年来力推的行业协会去行政化，都指向了乱象之频之严重。
但与部分“山寨社团”不同，这次的“安全教育办公室”不是什么“欺世盗名”之辈，而是有着明确的官方背景：一，其接受关工委的直接领导；二，其成立确实得到多个部委的支持，相关文件中有相关部委的公章，管理架构中也有多个部委的官员任职。其借助“小黄帽”等活动向企业收赞助费，不是主管部委所为，但后者声誉很难不受到牵连。
客观而言，“安全教育办公室”这些年主推的“小黄帽”活动等，确实发挥较大的现实作用。多个相关部委为此类活动和社团组织“站台”，也有利于提高该类公益活动的推广和执行效率。若能严格保障其公益初衷，这或许也是种有效的公益运作方式。
但以“赞助费”、“保证金”等名目出现的不当牟利现象，说明其同样重蹈了其他一些社团组织“借权生蛋”的覆辙。换言之，其初衷并无问题，关键是后续由于管理的失控，导致活动偏离了公益的内核，而变为少数人敛财的平台。
这带来多重反思：这类行业协会的成立和运作，一些参与背书的主管部门，到底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牵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主管部门在参与过程中如何充当好监督者角色，确保其公益目标不被异化，剔除部门自身可能的利益“投机”，并确保协会组织本身的自主权利；二是，在发生类似乱象后，主管或参与的部门又该承担怎样的管理责任？
三部委在觉察到问题后，集体宣布退出“小黄帽”活动，是对乱象说不。而实质上，对于“小黄帽”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既然有公信力托底，就应在“挂名”之外也对其具体运转情况尽到监督之责。
近年来，行业协会、社团“去行政化”步伐在加快，但对于“安全教育办公室”这类曾发挥不小作用的组织，如何对之进行恰当的重塑，可能不仅仅是“去行政化”这么简单。这类组织，也是清理社团“二政府”乱象亟待攻克的堡垒。而今，三部委相继退出“小黄帽”这一罕见举动，就是种警示：社团、行业协会不能搞借权生蛋、扯虎皮式敛财，而在部分社团协会仍带有“行政化”烙印的情况下，一旦出了问题，主管部门很难以“去行政化”之名完成责任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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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一次说透
原文地址：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一次说透作者：张勰
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一次说透
中国自从诞生以来，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中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天子都是在中原号令天下，直到大宋皇帝被赶跑到了杭州，此时政治中心开始北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直到现在。
一、中国的三八线——朝鲜和韩国是以三八线为界，这条三八线是人为划定的，中国虽然没有三八线，但是却存在一条天然的界限：那就是秦岭——淮河。这条线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它只有短短几里路宽的地带，两岸南北的气候、民俗、风景截然不同。我们肯定听说过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栀”。意思是柑橘长在淮河以南能长成甜甜的橘子，要是长在淮河以北则变成又酸又涩的栀子，同样，秦岭以北是黄土高坡，秦岭以南却是森林和盆地，这都是最生动真实的写照。有意思是：曾经有段时间江苏和河南两地的人差点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淮河既流经河南也流过江苏，这两个省的地方都想创立一个景点：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他们在争着给国家划分“三八线”啊！
蒙古灭宋朝时，一直攻打到现在的广东崖山，为什么还是回头把北京定位首都呢？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不敢把首都设立在南方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一直盘踞在北方。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义夺回了天下，把都城设在了南京，结果没出几十年，他的在北京的儿子（燕王）抢了在南京孙子的皇位，又把都城搬到了北京。从此北京这座城市稳居中国权力的最高点。政权所在地，一定要讲政治和立场。这也就成就了北方人的性格特点：喜欢搞关系、崇拜权力、迷恋，但在面对利益时往往也会顾全大局，也有原则和立场。而南方就不一样了，翻一下中国历史，凡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发生的战争，往往都是北方取胜，而且中国每次之后，基本都是北方势力灭掉南方势力，北方人最终统治了南方人。北方人身高力壮，喜欢用强大的征服一切。想当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袁世凯在北京坐镇北洋军阀。南北两派，一个是革命的新势力，一个是传统的旧势力。就在中国即将走向“共和”、实现“民主”的时候，孙中山还是妥协了，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结果中国在北方旧势力之下复辟了。这段历史让中国的有志之士无不感叹！当然历史上也有南方人打败北方人的战斗，比如“卧薪尝胆”和“火烧赤壁”这样的经典战役，反而是北方人落荒而逃，但这只能说明智慧和毅力照样可以战胜强大的。而这正是南方人的长处。
所以南方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不善直接打仗、打架。他们喜欢过安稳的日子，经营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更看重自己的那部分利益，至于社会是怎么样的，由谁来统治、他们不会那么在乎。不过，大家发现没有，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从最南端开始。比如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是从广东开始的。中国的南方人确实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比较开明，适合发展经济。
二、伪君子和真小人——在北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比较复杂，往往参杂了家族、血缘、利益、级别等等各种因素。每个人都会延伸出一根根关系链条，这些关系链条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一张庞大的、坚不可破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在攀感情、托关系。渴望能拥有一张能令他人羡慕的关系网，期望能从自己的关系网中获得利益。在南方，人和人的关系会更加单纯，就是利益往来。有生意大家一起来做，因利而来，因利而去，但也免不了互相算计，唯利必争、微利必争。而且，这种过于机械的利益往来，使人的生活毫无情趣，每个人就像一台机器。
北方人注重面子，他们所做的事未必是为了自己，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得家族、邻居、外界的认可。南方人注重实效，他们所做事都有明确目的，很少会牵扯那么多社会关系，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就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北方人重感情，亲戚好友之间会不求回报互相帮忙，牵扯到利益时除外。南方人重利益，亲生兄妹之间借钱也需要明确利息，会就这样一如既往。北方真正经商的人不多，一旦谁做生意暴富了，就会显摆一下，所以北方的富豪的标配是豪车。南方经商的人实在太多，有钱人也太多，即便做生意捞了一笔，也没有什么好显摆的。喜欢闷头发财，比较低调。
北方人相信“强权就是真理”；所以喜欢当官；南方人相信“钱能买到一切”；所以喜欢经商；北方人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善用，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动手打架。南方人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喜欢讲理，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张嘴吵架。北方人喜欢把话说的很好听，然后答应你很多事情，而事后办不到。南方人往往不会说那么多大话，但是只要答应你了，一半会做的到。北方人渴望找到一份好工作，南方人希望闯出自己的事业。北方人喜欢在酒桌上谈感情，然后看看怎么合伙，北方适合交朋友。南方人喜欢在茶馆里谈事业，然后聊聊怎么合作，南方适合找合伙人。北方人谈生意先做感情交流，双方称兄道弟，让感情撮合生意。但真正到了牵扯到利益关系的时候，往往都会发生争执，所以北方的很多朋友最后成了仇人。南方人谈生意先谈利益分成，签个君子协定，靠利益维持关系。无所顾忌的把什么都明确好，然后一起干，所以南方人做生意往往比较成功。北方人是伪君子，南方人是真小人。这样说有点过于露骨，但却一语道破天机。
三、南北平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首都要是不设立在北京，如今北方会怎么样？首先，北方除了北京之外，仅有的几个像样的城市：天津、青岛、大连。天津是国家政策生硬的扶植，结果一个曹妃甸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气，大连则受到整个东北衰落的牵连，青岛这些年也不温不火，北方就不是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但是越是这样，中国的首都越应该设在北方，这就好比一个天枰，南北两端总要持平。一个北京的房价和城市人口，足以震住整个北方了。如果中国的首都也在南方某城市，那中国南北方就真的像韩国和朝鲜的区别了！另外，中国的人口大迁徙已经有30多年了，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互相融合，南北方人的棱角正在磨平。而身为新新人类的90，都是在互联网限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更加没有了区域界限。并且，北方人和南方人也开始互相取长补短。北方人正在越来越务实、理性，感情都在淡化处理。而南方的富商们也开始寻找生活的真谛，跑到郊外居住，喜欢旅游，热爱生活。跟着时代一起思考。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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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被俘志愿军悲惨结局
作者：不详
朝鲜战争中，我军被俘人数为2.2万人，其中1.4多人去了台湾，有6673人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与胜利班师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的战友相比，回国的6673人迎来的却是第二次心灵的蹂躏。
本文根据张泽石等归俘人员回忆资料整理而成。
政策，一夜之间翻了脸
1953年下半年，6673名归俘人员陆续回国。
他们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据称此前这里是囚禁敌方联合国军战俘的敌方。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依然是原来的战俘营管教人员。
最初的日子是火红的。首长的接见，慰问团的演出，女学生的献花……还有那些粗糙的却十分珍贵的纪念章，还有那热闹的杀猪宰羊。
总政治部制定和下达了对归俘人员实行“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
依据安排，初到归管处的3个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
归管处的人员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休息，学习一段，很快就会分配工作。
归俘人员为逝去的岁月而激动，为自己“贡献”太少而不安，为辉煌的未来而兴奋。他们常常含着微笑睡去又带着微笑迎接黎明。
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
据说“上面”有了新的“指示”，说归管处报上去的对归俘人员处理的“样板”材料挨批了……于是，归管处的大门关上了。
政审从1953年11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8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
归俘人员被勒令组织学习，学习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学习革命军人的气节……
然后归俘人员被勒令“交待”，归管处称：“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早就知道了，现在是你们向祖国人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当年在美国战俘营中带头英勇斗争的党员带头交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英雄们比，和党员的标准比，严格检查自己，从被俘时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抽了敌人的烟，就是向敌人投降”……
接下来是“互相帮助”。在别人的“启发诱导”下，所有当过“俘虏兵”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为敌服务”；暴露自己姓名、部队番号的一律成了“泄露军事秘密”。美国战俘营内的英勇斗争，似乎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
而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据，有的被开除了军籍，有的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共青团员被开除了团籍……
仿佛一切都这样结束了，大多数归俘人员愉快地离开了归管处，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应该说，走出归管处的大门时，他们的想法是天真的、纯洁的……
事实上，和他们如影随同的还有每个归俘人员的档案袋里，写有“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等材料。回到家乡的他们经历了“家门难进”、“相亲难见”的无奈，婚姻、求学、工作的偏见。
交代：上纲上线越重越好
交代问题阶段，从1954年1月6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归俘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
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南阳珍回忆道：“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在当时的认知中，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
许多归俘人员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不清楚的在写交代材料时问：“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归管处回答到：“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张泽石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归管处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归管处“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他产生怀疑，撤销了他的班长职务。
紧接着，连长、指导员都找张泽石谈话，反复告诫：“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那句话是“党员是不能被俘的。”
张泽石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象，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归俘人员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有的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归俘人员门培英回忆：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
结论：91.8%开除党籍
“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体过程归俘人员陈吉庆回忆是这样：
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先写成初稿，主要写“过错”、写“问题”，少写“功”；
第二步：拿到班里评议、补充和修正，再拿回去改写，一次不成再次，直到通过为止；送交支部作鉴定（这叫群众评议支部鉴定）；
第三步：逐级上送。战士（含班长）经营审批，排级干部经团审批；连级干部经归管处审批；营以上送“东北军区”审批。审查出问题者退回重新检查修改，批准的就是正式的“组织结论”。
做结论的政策界限，据归俘人员张城垣回忆，分为三个类型：
一类上，被俘期间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并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有重大贡献者，恢复党（团）籍，恢复军籍，并予表扬；
一类下，被俘期间曾一度消沉或虽犯有错误，但其情节轻微，并旋即改正，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恢复军籍；党（团）籍给以处分。
二类，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后来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
三类，战场投敌分子，自首叛变分子，为敌服务分子，一律开除军籍，是党（团）员者开除党（团）籍。
政策界限是交给大家掌握的，也是要个人给自己提出是属于哪一个范围之依据。进入写个人鉴定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写什么？斗争事迹和功绩不让写，即使写上又功过不能相抵。不写吧，又实在觉得于理不通，心理不能平衡。实事求是的写吧？通不过，弄不好还会被误会，说“觉悟不高”，“态度不正”，甚至还得加重处分。只好违心地不写斗争事迹、功绩、贡献，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但写后又觉得不像实际上的自己，又后悔，左右为难。以致在政审进入“结论”阶段后，大多数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比“交代”阶段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虽然政策界限那么严格，但其结果，一开始划归一、二类的人占80%。到2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的“结论”确定了。“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大多数，“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的只是个别人。同伤病归来人员大体相同，排以上业。
3月上旬，不知何故，突然由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要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大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把“恢复军籍”者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80%保留党籍突然成了91.8%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
张泽石说：这一重大变化，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也是不敢想象的！当然是极端痛苦的！再看大家，都一样，普遍的陷入由悲观而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什么要作这样“严格”的处理呢？是难以使人理解的。
在结论形成、通过、特别是审查过程中，归俘人员和归管处鉴定者发生了激烈的分歧：
归俘人员曹学良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
曹：“罪在何处？”
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归俘人员段生信和归管处一段对话，可见当时官方对于战俘的态度。
指导员：“段生信，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交代”的材料、定性的罪名，成为这些归俘人员一身的精神枷锁，1991年8月，张泽石见到美国战俘营中斗争的领袖人物原五三九团一营教导员李明（张志强）这位13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党员禁不住放声大哭！
5月下旬，连以下人员的结论开始正式宣布了，营以上干部的结论到9月份才批回来。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673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平反干部来了，他被吓得自杀了
1982年迟到的春天。四川省某县城住着一位饱经岁月风雨折磨的归俘人员李正文。
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干部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干部，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党的政策而来。
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轻的军官请李正文邻居告李正文：请他回来时立即写份自传，尽快到武装部来谈一谈。
晚上，在某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白发，皱纹……一切表现人类生理上行将“期满”的征兆在他脸上都能看到，而他只是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
30年前，他作为一个“归俘”踏上了他在美国战俘营里准备为之流尽鲜血的故乡的土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乐。作为一个俘虏，他从未奢望过这些，他只是想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为这块土地奋斗过的公民，把自己问心无愧的汗水洒在故乡的土地上。
可是，他的这种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切都因为他是“战俘”。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的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
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告的两位军人的话，他噤若寒蝉：怎么，又要折腾他的战俘问题了？他一夜没睡，辗反侧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像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现在，他们又来了……能有什么好事！而自己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活头？难道再被他们揪出来示众侮辱吗？……
终于他下定了死的决心，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50岁的生命！告别了他在美国战俘营里日思夜想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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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河南一近亿借贷案原告从中院到最高法一路行贿，8人收受财物
原文地址：河南一近亿借贷案原告从中院到最高法一路行贿，8人收受财物作者：曹开林
河南一近亿借贷案原告从中院到最高法一路行贿，8人收受财物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6398
澎湃新闻记者 邵克
2016-07-31 09:13 来自 一号专案
作为一起借贷纠纷案的原告，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从河南省新乡中院一直行贿到了最高法。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王顺喜行贿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王顺喜通过行贿新乡中院立案庭庭长，使得本应由河南高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得以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之后又向三名合议庭法官行贿；被告方提管辖权异议并申诉至最高法，王顺喜又行贿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打探消息；借贷纠纷案由河南高院立案重审后，王顺喜又行贿了河南高院的纪检监察局一名副局长，还委托这名副局长向两名河南高院法官送购物卡，以求在案件上获得帮助。
这份判决书由河南省洛宁县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其中显示，除了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和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一副局长，还有6名法官收受财物。这8人中，判决书写明的有3人被另案处理。
此外，新乡市政府官网公布的任免通知显示，王顺喜被逮捕半年之后，他曾行贿的新乡中院三名合议庭法官，一人被免去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两人被免去副庭长职务。
行贿立案庭后案件降级审理
2009年，新乡中院审理了一起本不该由该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
案件的原告是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被告是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银河投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学旺。
洛宁县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认为，该借贷纠纷案的诉讼标的为8000余万元，三被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新乡辖区，根据相关规定，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案件不应由新乡中院审理，而应由河南高院审理。
判决书显示，2009年4月，为了让该借贷纠纷案在新乡中院立案，王顺喜通过一名律师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新乡中院立案庭长的王某（另案处理）。
王顺喜供述称，他约王某吃饭时，王某给他出主意，若他在新乡有暂住证，就能在新乡立案。
王顺喜随后办理了在新乡的暂住证，新乡中院于2009年4月22日对该借贷纠纷案予以立案。
王某的供述称，立案后，案件交给新乡中院民一庭办理，“我给合议庭打招呼，加快办案进程，减少诉讼拖延，并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照顾。”
洛宁县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6、7月份的一天，为了让新乡中院尽快审理并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王顺喜通过他的弟弟，在新乡中院家属院门口送给王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同年10月，王某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医期间，王顺喜请王某按摩足浴，并将结帐后剩余7104.34元的一张银行卡及一张1万元的银行卡送给了王某；同年年底，王顺喜弟弟在新乡市一家酒店房间内，再次送给王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新乡中院审理上述借贷纠纷案期间，被告银河投资曾提出管辖权异议，新乡中院于2009年8月1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后银河投资不服该裁定，向河南高院提起上诉，河南高院维持了原裁定。
三名被行贿的合议庭法官后来被免职
洛宁县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6、7月份的一天，即上述借贷纠纷案审理期间，王顺喜安排他弟弟通过王某，邀请承办案件的三名合议庭法官杜某（审判长）、蒋某、梁某，到新乡金悦利湾大酒店吃饭，希望他们给予以照顾。饭后以及几天后，王顺喜的弟弟分别给了三名法官一人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与此同时，银河投资不服河南高院作出的驳回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判决书显示，该管辖权异议案在最高法再审期间，王顺喜找到了最高法环境资源保护庭原内勤魏某（另案处理），并送给魏某三张银行卡金额共计5万元，希望魏某能提供帮助。魏某供述称，后来他找到办理此案的最高法法官，打电话问上述借贷纠纷案能否在新乡中院立案，得到回复称应该在河南高院立案，他将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王顺喜。
2011年11月16日，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作出民事判决，支持了王顺喜的部分诉讼请求。
最高法对银河投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再审后，于2012年4月12日作出裁定，撤销新乡中院、河南高院的原裁定，同时撤销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的民事判决，并裁定该借贷纠纷案由新乡中院移送河南高院审理。
澎湃新闻获得了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审判长为杜伟强，审判员分别为蒋雪梅、梁国兴。新乡市政府官网公布的任免决定显示，2011年4月，杜伟强被任命为新乡中院立案庭第一庭庭长，梁国兴被任命为民事审判庭第五庭副庭长。2013年6月，杜伟强又被任命为新乡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杜伟强转任新乡中院立案第二庭庭长，蒋雪梅被任命为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2015年10月，新乡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免决定，免去杜伟强新乡中院立案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蒋雪梅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免去梁国兴民事审判庭第五庭副庭长职务。
判决书显示，王顺喜于2015年3月29日被洛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帮忙行贿
上述借贷纠纷案移送河南高院审理后，王顺喜的行贿行为没有停止。
洛宁县法院查明，2012年8月3日，河南高院受理该借贷纠纷案，王顺喜又找到了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另案处理）。同年10月的一天，王顺喜请李某吃饭，并打车送李某回家，下车时，送给李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判决书显示，李某称，事后他多次找主审法官张某、庭长司某（原文如此）等人协调关系，让他们对王顺喜的案子给予帮忙照顾。他还在2013年春节受王顺喜所托，给张某、司某每人送了2张面值2000元的丹尼斯购物卡。而司某的询问笔录则称，李某只送给他1张2000元的购物卡。
法院查明，李某受王顺喜委托，送给张某、司某购物卡，李某在得知合议庭的意见对王顺喜不利后，建议王顺喜撤诉。
2013年4月22日，王顺喜申请撤诉，河南高院随后裁定，准许王顺喜撤诉。
洛宁县法院一审认为，王顺喜为使自己的民事诉讼案件在新乡中院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顺利立案，以及在案件审理中尽快做出对其有利的裁决，向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累计数额为24.7万余元，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行贿罪，其中行贿15万元为与其弟弟共同犯罪。
6月30日，洛宁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顺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澎湃新闻注意到，判决认定的行贿金额包括王顺喜送给王某、李某、魏某以及新乡中院三名合议庭法官银行储蓄卡的金额，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受王顺喜所托送给张某、司某的购物卡未计算在内。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王顺喜行贿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王顺喜通过行贿新乡中院立案庭庭长，使得本应由河南高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得以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之后又向三名合议庭法官行贿；被告方提管辖权异议并申诉至最高法，王顺喜又行贿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打探消息；借贷纠纷案由河南高院立案重审后，王顺喜又行贿了河南高院的纪检监察局一名副局长，还委托这名副局长向两名河南高院法官送购物卡，以求在案件上获得帮助。
这份判决书由河南省洛宁县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其中显示，除了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和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一副局长，还有6名法官收受财物。这8人中，判决书写明的有3人被另案处理。
此外，新乡市政府官网公布的任免通知显示，王顺喜被逮捕半年之后，他曾行贿的新乡中院三名合议庭法官，一人被免去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两人被免去副庭长职务。
行贿立案庭后案件降级审理
2009年，新乡中院审理了一起本不该由该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
案件的原告是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被告是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银河投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学旺。
洛宁县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认为，该借贷纠纷案的诉讼标的为8000余万元，三被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新乡辖区，根据相关规定，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案件不应由新乡中院审理，而应由河南高院审理。
判决书显示，2009年4月，为了让该借贷纠纷案在新乡中院立案，王顺喜通过一名律师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新乡中院立案庭长的王某（另案处理）。
王顺喜供述称，他约王某吃饭时，王某给他出主意，若他在新乡有暂住证，就能在新乡立案。
王顺喜随后办理了在新乡的暂住证，新乡中院于2009年4月22日对该借贷纠纷案予以立案。
王某的供述称，立案后，案件交给新乡中院民一庭办理，“我给合议庭打招呼，加快办案进程，减少诉讼拖延，并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照顾。”
洛宁县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6、7月份的一天，为了让新乡中院尽快审理并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王顺喜通过他的弟弟，在新乡中院家属院门口送给王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同年10月，王某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医期间，王顺喜请王某按摩足浴，并将结帐后剩余7104.34元的一张银行卡及一张1万元的银行卡送给了王某；同年年底，王顺喜弟弟在新乡市一家酒店房间内，再次送给王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新乡中院审理上述借贷纠纷案期间，被告银河投资曾提出管辖权异议，新乡中院于2009年8月1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后银河投资不服该裁定，向河南高院提起上诉，河南高院维持了原裁定。
三名被行贿的合议庭法官后来被免职
洛宁县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6、7月份的一天，即上述借贷纠纷案审理期间，王顺喜安排他弟弟通过王某，邀请承办案件的三名合议庭法官杜某（审判长）、蒋某、梁某，到新乡金悦利湾大酒店吃饭，希望他们给予以照顾。饭后以及几天后，王顺喜的弟弟分别给了三名法官一人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与此同时，银河投资不服河南高院作出的驳回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判决书显示，该管辖权异议案在最高法再审期间，王顺喜找到了最高法环境资源保护庭原内勤魏某（另案处理），并送给魏某三张银行卡金额共计5万元，希望魏某能提供帮助。魏某供述称，后来他找到办理此案的最高法法官，打电话问上述借贷纠纷案能否在新乡中院立案，得到回复称应该在河南高院立案，他将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王顺喜。
2011年11月16日，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作出民事判决，支持了王顺喜的部分诉讼请求。
最高法对银河投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再审后，于2012年4月12日作出裁定，撤销新乡中院、河南高院的原裁定，同时撤销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的民事判决，并裁定该借贷纠纷案由新乡中院移送河南高院审理。
澎湃新闻获得了新乡中院对上述借贷纠纷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审判长为杜伟强，审判员分别为蒋雪梅、梁国兴。新乡市政府官网公布的任免决定显示，2011年4月，杜伟强被任命为新乡中院立案庭第一庭庭长，梁国兴被任命为民事审判庭第五庭副庭长。2013年6月，杜伟强又被任命为新乡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杜伟强转任新乡中院立案第二庭庭长，蒋雪梅被任命为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2015年10月，新乡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免决定，免去杜伟强新乡中院立案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蒋雪梅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免去梁国兴民事审判庭第五庭副庭长职务。
判决书显示，王顺喜于2015年3月29日被洛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帮忙行贿
上述借贷纠纷案移送河南高院审理后，王顺喜的行贿行为没有停止。
洛宁县法院查明，2012年8月3日，河南高院受理该借贷纠纷案，王顺喜又找到了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另案处理）。同年10月的一天，王顺喜请李某吃饭，并打车送李某回家，下车时，送给李某一张3万元的银行卡。
判决书显示，李某称，事后他多次找主审法官张某、庭长司某（原文如此）等人协调关系，让他们对王顺喜的案子给予帮忙照顾。他还在2013年春节受王顺喜所托，给张某、司某每人送了2张面值2000元的丹尼斯购物卡。而司某的询问笔录则称，李某只送给他1张2000元的购物卡。
法院查明，李某受王顺喜委托，送给张某、司某购物卡，李某在得知合议庭的意见对王顺喜不利后，建议王顺喜撤诉。
2013年4月22日，王顺喜申请撤诉，河南高院随后裁定，准许王顺喜撤诉。
洛宁县法院一审认为，王顺喜为使自己的民事诉讼案件在新乡中院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顺利立案，以及在案件审理中尽快做出对其有利的裁决，向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累计数额为24.7万余元，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行贿罪，其中行贿15万元为与其弟弟共同犯罪。
6月30日，洛宁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顺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澎湃新闻注意到，判决认定的行贿金额包括王顺喜送给王某、李某、魏某以及新乡中院三名合议庭法官银行储蓄卡的金额，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受王顺喜所托送给张某、司某的购物卡未计算在内。
录入编辑：马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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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江湖骗子居然和三代皇亲国戚有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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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前七子与后七子
红朝前七子与后七子
红朝前七子与后七子（一）
郭沫若（1892——1978）
中国文化史上最无耻的文人。一个阿谀奉迎、见风使舵、泯灭良知、摇尾乞怜的“上三烂”文化流氓、生活流氓。
林语堂：“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苏雪林语：“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中国古代也有投机文人，但无出其右。或者曾经有但没有留名于后，郭沫若则依然是红朝大家，还算“正能量”，注定能遗臭万年。
郭沫若的历史意义在于：在那个时代，只有郭沫若这样的人才能“光荣存在”，能“光荣存在”的，多多少少是郭沫若这样的人。
姚文元（1931——2005）
作为政治人物，姚文元是一个失败的政客；作为文化人，姚文元是一个可悲的文痞。
姚文元的文笔是不错的。早年的散文、随笔中不乏真知灼见。供职《萌芽》《文艺月报》期间，也有伯乐之功。解放初期写的《论胡风的文艺思想》，称赞胡风为“最优秀的理论家”，幸亏没有付梓。晚年写有20万字的《回顾与反思》，被当局禁止出版。可见姚文元也说过“实话”，也是“两头真”。
姚文元与郭沫若一样，败在了自己的投机性格上，且投机心理比郭更甚。1954年毛泽东开始收拾胡风，刚刚写完《论胡风的文艺思想》立刻调转笔锋，发表《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率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姚文元“比李希凡、王蒙更少片面性”。自从被张春桥、柯庆施、毛泽东发现并器重以后，便死心塌地的卖身投靠，从反右到文革。姚文元比胡乔木、陈伯达更能准确表达毛泽东等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从未因文章受过批评。
附带提一下：姚文元父亲姚篷子，1927年入党，1934年脱党。其时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党宣言》，还给自己找了三条理由：“第一，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在客观上和事实上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第二，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基础之上的党，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影响，反而使人谈虎色变、心生恐怖;第三，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
父子俩都是投机分子。
冯友兰（1895——1990）
冯友兰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就是这位有可能成为“一代儒宗”的人，1949年给毛泽东写信，1959年写反省书《四十年的回顾》，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是“站在破坏着、死亡着、旧的、反革命的东西的阵线上，反抗创造中的、生长着的、新的、革命的东西”。表示要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写作哲学史。结果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完全写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
冯友兰躲过了反右，文革中与魏建功、林庚参加了“梁效”大批判写作组，1972年还成为光荣的供外宾访问的“知识分子开放户”。这些都出于无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一生没有学术立场和道德坚守，曲学阿世，随波逐流，写了一堆自己都不堪回首的东西。毁了自己，也毁了中华文化。
杨荣国
杨荣国（1907——1978），1938年入党，解放初担任民盟中央委员，1956年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历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文革中受冲击，妻子陈慧敏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但杨荣国没有怨言，积极为四人帮效劳。
杨荣国为国人所熟知、为后人所诟病，是他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两篇文章：
1973年7月：《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
1973年8月：《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毛泽东评语：“杨文颇好。”杨荣国一炮走红，从此扶摇直上，1974年起任中山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用学术为政治服务，搞实用主义史学，即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独杨荣国一人，也不独文革一时。但杨荣国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位秘密党员、人大代表连历史都可以歪曲，怎么能不歪曲现实？
今天，执政者开始大建孔子学院了，杨先生在世，还能再响应号召，写出类似《东方文化的“圣人”——孔子》的文章吗？
周一良
周一良（1913——2001），历史学家，教授。1952年入民盟，1956年入党。1953年批判自己的老师胡适，1958年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导致陈寅恪在再版文集中删去与周一良有关的所有文字。1972年加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感到又一次得到党的重用。欣然作诗：“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文革结束被关了两年。晚年有《向陈先生请罪》书面发言，并将友人骂他“无耻之尤”的信长期压在写字台玻璃下以自责。
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徒弟出卖师傅的事例不胜枚举。周一良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西谚，背叛了胡、陈，投靠了马、列，很难说他是一个懂历史、明古今的哲人。不过人们更应该敬畏革命家的“宣传”：一千遍的宣传，可以让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丢掉良知，断了脊梁。
附录魏建功的一件轶事：在“梁效”写作组撰写《孔丘其人》时，给大家解释“趋进，翼如也。”一句。魏建功建议译成“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并现身说法，站起来依样走了两步。大家都说好，就定了稿。审查时却有人指出这一段是在影射周总理（周臂有疾），极其恶毒。魏建功百口莫辩。
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曾被称为京城“四大……”。盖书生也者，老百姓面前一本正经，满嘴真理，政治家麾下不过是一个小丑。你们给孔老二罗织罪名，复辟者也能给你们罗织罪名。
于会泳
于会泳（1926——1977），1946年参加革命，死前官至文化部长。极富才华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于会泳永垂史册的是他设计的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唱腔以及关于中国民歌的音乐理论。1977年审查期间自杀，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自杀的部级官员。
于会泳早年是只专不红、厌恶政治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还被打成“三反分子”，只是被江青相中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四人帮组阁名单中的副总理人选。谈到于会泳，人们还会想起更多：刘庆棠、浩亮、庄则栋、李劫夫……
于会泳不自杀，最多也就判几年，还可以教书、研究。无奈书生性格使然，沉不住气也。盖“士”与“大夫”厮混，又想攀附权贵、青云直上，又没有“三上三下”“永不翻案”的政治肚量和政治策略，享得了福而受不了气，只死得加重了自己的罪行。
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早已永垂不朽。近年却因其在大跃进期间写的一篇文章而备受指责。
钱学森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中，用能量转化的理论，通过每亩地吸收的太阳光能，测算出将来每亩地的产量是4万多斤，并且认可了河南一亩地产160万斤的蔬菜的荒谬新闻。以至于后来毛泽东都说“上了钱学森的当”。
钱学森没有种过地，但总知道美国没有如此产量，落后的中国何来160万斤的蔬菜亩产？即使刚回国的钱学森不懂中国的浮夸，至少也懂得比较吧？看来有科学知识的人未必有科学精神。
此后对钱学森的质疑越来越多。
钱学森是怎么回国的？是他说了假话还是宣传者刻意美化？
钱学森支持人体特异功能，有没有科学依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只是一种胆怯的试探。作为深谙中西教育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以他的身份、威望及耄耋之年，大呼一声，痛陈时弊，“集体总统”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会高功之上，再添一功。但是他没有，他不敢。他带回了美国学的知识，没有带回美国学的精神，或者他就没有学到。
赵丹临终时还说过一声：“管的太多，文艺没希望。”季羡林临终时还说过一声：“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林黛玉临终时还说过半声：“宝玉你好……”大概是“宝玉，你好窝囊啊！”吧。
钱学森只是问。其实这还用得着你问吗？无数人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钱学森，你好窝囊啊！——李双江临终也会这么说。
——当年的“特异功能”，不知里面有没有钱先生。
红朝前七子与后七子（二）
余秋雨
余秋雨是当代郭沫若。
1.与郭沫若一样，余秋雨首先是文化官员，其次才是文化学者。郭沫若时而填词打倒邓小平，时而填词打倒四人帮，所代表的都是官方的态度。余秋雨含泪劝告地震死难学生的家属不要闹，也相当于街道办事处的官方老大娘。
2.与郭沫若一样，余秋雨总是因时而化，顺势而为，紧跟着锣鼓点爬杆杆。一面说唐山大地震是“天谴”，一面又说汶川大地震不是天谴，是西方污蔑。口吐莲花，巧舌如簧。
3.与郭沫若一样，余秋雨对文革中的自己极力回避。成天价谈天说地，道貌岸然，却从不表白文革中的自己。乃至当今没有形成“余学”，反倒形成了“反余学”，多少人专门出书发文，专职声讨伪君子。
4.与郭沫若一样，余秋雨同样得到了“才子加流氓”的称号。不同的是，郭沫若在历史、考古等方面难以抹杀，有“科学家”之称。余秋雨在戏剧理论上无足轻重，只是文坛上的花花公子。郭沫若的日本前妻恪守妇道，忍辱负重。余秋雨却被李红痛斥为“流氓前夫”，相当于“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唯一能超过郭沫若的，是投机股票。某一年，余秋雨悄然购进某公司的原始股，突然间成为“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
5.与郭沫若一样，余秋雨注定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官方的和民间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今天没有多少人喜欢郭沫若。今天的“余秋雨时代”也基本结束，人们再也看不到那青歌会上、借着一两道文化基础题借题发挥、显摆自己的余大师了。摆在余秋雨身后的，是他还没有走完的“文化苦旅”。
诗云：
大师今去矣，秋雨入粪土。
卖弄误一生，谄媚耻千古。
朱耷画有明，孟頫字无骨。
才子慕风流，风流不爱汝。
于 丹
于丹是特色红衣主教。
于丹对儒经的理解多有舛误，其见解也失之肤浅。常有望文生义、六经注我之处。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演讲只是“自己对儒学的感悟”，换言之就是读后感，是“‘学孔选’讲用会”的讲用报告。您还别说，里面“活学活用”的成分真是不少。
任何学派都是一个大杂烩，你可以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马列主义中既有暴力革命、阶级专政，也有民主自由、巴黎普选。孔学中既有乐天知命、中庸调和，也有舍生取义、民贵君轻。于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专用来煮制温良恭俭让的心灵鸡汤，掩盖社会矛盾，绥靖弱势群体。于丹的鸡汤很香，但她添加的是罂粟壳。
于丹讲孔孟的背景是响应“和谐稳定”。如今中国梦开始了，于丹不如改换门庭，讲点老庄。例如“庄周梦蝶”“子非鱼”之类。须知法生于道，依法治国不就是道法自然吗？
于丹最新出锅的是“雾霾汤”：“雾霾持续到了周末，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仿此，假如于教主被奸，不妨照此办理：
1.封锁信息，不让传言进到网里；
2.洗澡净化，不让秽物留在肉里；
3.忘掉一切，不让快感印在心里。
绝不跟罪犯较劲。
词云（调寄沁园春•砸场）：
信手拈来，信马由缰，信口雌黄。
摘孔孟唾余，囫囵吞枣；传疏牙慧，咕嘟成汤。
曲解经文，奉迎时尚，语病百出万千行。
不自量、凭黑丝短襦，卖弄徐娘。
多歧世道亡羊，需巫祝、牧师共帮腔。
叹友兰沫若，声名狼藉；兆山秋雨，颜面丢光。
现代女娲，文坛芙姐，五彩裤头补天忙。
谁料想、被众家学子、轰下会堂。
衣俊卿
衣俊卿同志是当代最倒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衣俊卿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设计出“自信、自信、再自信”的壮胆理论，把自我迷信提高到一个难以置信的阶段。
衣俊卿和德艺双馨的赵忠祥一样，除了这点绯闻之外，没有其它爆料。然而就是这一点，把两人搞得狼狈不堪。赵老湿是玩了不给钱，衣导师却是玩了还要拿人家的钱，又不给人家办事。“伟大的导师”就是不一样。常、饶做比，妓高一筹；衣、赵相较，嫖高一丈。
衣俊卿和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一样，其实与多名博士生“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据言其“洗衣粉”（衣之粉丝）多为红粉。不过薄熙来有金主徐明买单，衣俊卿只有主义没有金主，只能自己出血。出事后给了对方100万。理论家能否从哲学高度说明，这是权色交易未遂、性贿赂中止还是通奸炸锅、圣人失范？
衣俊卿和爱党爱国又爱港的成龙一样，都以表演为生。不过一个是动作类，一个是语言类。绯闻对成龙来说稀松平常，即使是“强奸嫌疑犯”也能不了了之。衣俊卿这里却是轩然大波，喜大普奔。原因很简单，因为衣俊卿是同文馆编修，四品正堂，道德住持。可见衣俊卿的倒下不是因为搞女人，而是因为搞马列。
习近平说，想当官就别想搞钱；马英九说，想当官就不能搞女人；龙应台说，想搞钱、搞女人也可以，不要当官。
孔庆东
孔庆东与前七子中的北大教授相比，肯定不及。不过今日北大早已是“雨雪霏霏”（当年可是“杨柳依依”），连校训也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变成了“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可见古人说的不差：“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孔庆东以“三妈”蜚声海外，世人指责不必太过。自古文人轻狂，孔庆东要做当代的孔融、祢衡。斜眼看天下，谁都是来路不正。近来香港动作频频，孔氏兄弟（司马南、戴九日）已经偃旗息鼓，这就是巨大进步。
孔庆东力挺金家世袭，认为是“政治上正确”，所来有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看似清高，骨子里的帝王情结根深蒂固。假如薄熙来给孔庆东100万，哪能不要？假如金二世邀司马南朝觐，哪能不去？今天三千里江山受到大大冷落，孔氏兄弟已经默不作声，这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孔庆东放言拿下薄熙来是“反革命政变”，精神可嘉。自古道“士为知己者死”，老百姓都知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孔门之后怎能不挺身而出？今天薄熙来已经尘埃落定，孔氏兄弟已经不再公开挺薄。文天祥临终对儿子（侄子？）说：“你可以到元朝做官，我不能。因为我是宋臣，你不是。”孔庆东也会像文天祥那么“变通”，一旦“西风压倒东风”，当年从天安门广场走来的孔庆东还会到“高自联”队伍中来。
范 曾
范曾，号称“当代大儒、国学大家、书画巨匠”，自称“坐四望五，以待来日”，此外还有诗人、散文家、美学家、教育家、理论家、讲演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等等等等冠名，当代七十二能。
范曾一贯眼空无物，盛气凌人。指天说地而不关人事，谈古论今而附庸风雅；好为人师而误人子弟，好仿古文而半通不达。如范曾所得意的《炎黄赋》：
“伐檀有人，莫及舟车；蚕桑未采，何来垂裳。”——诗经：“坎坎伐檀兮”，当时没有舟车？
“不蔽奸佞之谗，不用取容之士。"——“不蔽”只能表示“不遮蔽”，等于放开谗言；不作被动句“不蔽于”解（不被谗言遮蔽）。
“中华文化，有源以之开流；”——流，源之末也，只能开源，哪有开流。
“炎黄脊梁遍列九州，姓氏血脉，扬辉全球。”——脊梁遍九州，简直是“白骨蔽平原”，何其多也。“姓氏血脉”怎么能“扬辉全球”？范姓扬辉全球了吗？
“齐献瓣香，恭祭先祖。”——瓣香，一瓣心香之谓。自造缩略语。
“刻石再拜，以颂以祷，斯馨无恙。”——斯馨无恙？死去的祖先又香又没病？
但范曾自视甚高。所谓“坐四望五”：范曾认为画分九品，正六负三。最高级为四、五、六品。“四品，已成大师，凤毛麟角；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称魔鬼，从未看到。”其口气可与毛泽东、李敖媲美。
几十年来骂范曾的络绎不绝。前有黄永玉，后有郭庆祥；上有李瑞环，外有李敖。
黄永玉：黄永玉是沈从文的侄子，沈从文帮范曾调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回忆：“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少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沈从文别集•顾问官》）。沈老有教养，不骂；黄永玉“没教养”，每次都骂范曾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郭庆祥：收藏家。因揭发范曾“流水作业”遭范曾起诉。“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的书法是‘有书无法，不足为式’，装腔作势，颇为俗气。他的诗不但韵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内容上，不少是为了自我吹嘘而故作萌态，不足挂齿。”
李瑞环：范曾“毫无人格，毫无国格。”毫无人格：1967年，范曾跑到南开大学给第一任妻子贴大字报。70年代勾搭上好友、恩人的老婆后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之后把好友的老婆、儿女、财产全部掳回，“以充后宫”。毫无国格：1990年，范曾带小三去国（你懂的）。1993年，范曾给丁关根写信，服软回国。
李
敖：“范曾人品有问题，当属可信。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他的字，做作讨厌，帐房的毛笔字而已。”（《评范曾》1991年）
社会上骂范曾的，又与范曾大赞于丹有关：“谈到儒学的问题，我非常欣赏于丹，一个人知识不能尽善，但她为千百万群众对《论语》产生热爱开了个方便法门，于丹是个启蒙老师，她做得非常出色。”
有人把郭沫若、余秋雨、范曾、于丹戏称为“四人帮”，但如果说五百年才出这么一个东西，则其字画只能与蔡京、秦桧、赵孟頫为伍了。除余秋雨、于丹外，范曾的朋友圈还有动物世界的赵忠祥、梨花压海棠的杨振宁、仙风道骨的文怀沙等等，可谓物以类聚。
郎咸平
郎咸平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有关他的经济观点和经济主张，本博能够看懂，不敢妄评。大致说来，郎咸平是一位批判经济学家（类似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负面（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三座大山、腐败等等）的尖锐批评，特别符合工农大众的口味，因而被社会认为“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他反对管理层收购、反对国退民进、反对朱镕基式的产权改革，反对汇率自由浮动，宣扬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威胁”，主张大政府，主张国有经济，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更与左派反对“资改派”、薄熙来“缩差共富”的腔调一致。因此郎咸平在大陆基本没有职务、他的节目基本不上星（卫视）就可以理解了。
值得非经济人士关注的是郎咸平的人文情怀。
1.郎咸平因什么崇拜毛泽东？
郎咸平说：“毛主席是例外，像美国是例外一样。”
“他这人做事是一步一脚印，精益求精是你不可想象的。”
“毛主席的伟大，根本不是你所能想像的。我可以再……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话啊，能够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的人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的人。”
“你们不要跟我谈毛主席，我比你理解得多得多，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毛主席一样的话，我们早就发达强大了，你知道吗？”
郎咸平崇拜毛泽东无可厚非。但网上看不到他对毛泽东时代经济状况的评论。不妨说这也是一种例外。
2.张荣为什么不能评价毛泽东？
郎咸平说：“张荣女士写的一本书，叫作《毛泽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啊，把毛主席批评得一无是处……就凭你张荣这把年纪的女人，你有什么经历能有资格评价毛泽东？而且我再讲一句话，连你都知道的事情，毛主席会不知道？把你给聪明的。”
按照郎咸平的逻辑，年纪小的男人也没有资格歌颂毛泽东吧。郎咸平生于1956年的台湾，长期在美国、香港泡大，你在毛泽东时代很可能是海外特务，至少需要严格审查。你的歌颂很可能是伪装的。想想林彪吧，你以为你一歌颂就会被认可？
3.郎咸平为什么要否定邓小平？
郎咸平说：“改革开放是毛主席的功劳……不是邓小平的功劳。我不是胡说八道，我问你，如果你把邓小平放在非洲，会不会造就今天的中国？你跟我讲——不会！可见邓小平所接受的这块土壤不是非洲、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什么？一片沃土。谁给他的？毛主席给他的！”
按照郎咸平的逻辑，毛主席的功劳恐怕也是蒋介石和斯大林给的，甚至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给的。
4.郎咸平为什么不回应顾维军的指控？
经受牢狱之灾的顾雏军出狱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名道姓揭发四名贪官对其迫害，并指郎咸平也是阴谋操纵的参与者。郎咸平至今没有回应。
5.郎咸平为什么要采访郭美美母子？
郎咸平对此同样没有回应。
2011年8月初，郭美美炫富被全国人民声讨，之后郎咸平主持的《解码财商》对郭美美母子进行了采访，这是郭美美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亮相。
经济学家突然转行至此，引起了全社会的竞猜：为了钱，为了“当干爹”，“为了总理的嘱托”（王军总经理）。事实上，20分钟的采访，郎咸平的引导性说话比母女俩的表达还多，以至于被网民讥为“母女俩采访郎咸平”：
如在问及王军投资中红博爱的问题时，郎教授说：“因为你年纪轻，很多事情你不一定知道……也就是说他投资这个钱，他还没有从中红博爱赚到任何的钱，这是要告诉我的话吗？”
母女俩：“对。”
郎咸平出场费在20—30万之间，年纳税100多万，但鲜有善捐。据说郎先生有六任妻房，还喜欢李勇的“非常6+1”节目，因而手头并不宽裕。如此“工农代言人”“意见领袖”，不说也罢。
莫言
不能不言莫言，但总不如莫言。
自胡赵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情。因此本博几十年来从不看全人类的文艺作品。除了当年的电影《红高粱》外，莫言先生的作品、衍生作品一字未读。当不能以我昏昏，使人昭昭。在此仅以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充数：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地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我们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标准像式的理想化公民。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与共产主义呈现在海报上的幸福历史不同，莫言取材于民间故事和神话，用他的夸张和戏仿描述了一段过去，严厉而令人信服地对五十年来的宣传做了修正。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自己所处和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本博和屈尊本博客的大多网友并不陌生。莫言通过几千、几万字的叙述想表达的思想主题和个人情怀，还不如现今网文来得直露。莫言用高粱、毛驴、日本人、薛蟠式的农民语言所编织的故事情节，还不如横店导演编的离奇。
莫言的诺奖给党和政府争光了吗？新中国有着强烈的诺奖情结，急需要一个诺奖来证明我们的体制和思想。然而等来的都是些乌七八糟的和平奖、文学奖，包括莫言的诺奖也是“涉险过关”，若不是为了稳定，恐怕也是前者的下场。有关部门并没有高调处理莫言，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不夹杂任何政治因素”的诺奖，例如物理奖、化学奖。
莫言的诺奖赢得老百姓和文艺界的喝彩了吗？满怀民族尊严的左派指责莫言“反动”，期待莫言直言的右派讥讽新贵“圆滑”。家长和中小学教师不知道如何向学生推荐，文艺界的掌声、欢呼声也是稀稀落落。新中国的第一个取得北京户口的诺奖就这样落在了六环外。假想来年哪位再领回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也有鸡肋之虞。
莫言先生人如其名，一生谨慎。因为他不会忘记，电影《红高粱》最初是被批判的。他的那首歌颂重庆的、略欠火候的七律也曾受到舆论的谴责：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莫言，生在一个莫言的时代，领回一个莫言奖，让所有人概莫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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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原文地址：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作者：腐儒
作者：高瑜
2016.2.25
5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毛泽东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毛泽东要消灭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的毛泽东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它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毛泽东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针对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毛泽东摧毁知识分子的四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泽东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毛泽东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泽东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毛泽东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毛泽东具结画押。这是毛泽东剥夺知识分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毛泽东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毛泽东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分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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