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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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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


2009年10月16日钱理群先生讲于政治大学文学院


前几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


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


我怎么看毛泽东对鲁迅的如此评价?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远行以后》,讲鲁迅的“接受史”。我觉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周海婴的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杨继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迅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的。但这个杨继云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任何回忆。


后来他才透露,“我最想回忆的人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和我讨论过,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权后,鲁迅对新政权和自我命运的分析。但这个是不能公布的,所以没有写出来。”鲁迅对共产党掌权后的自我命运,是有相当且细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连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后来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泽东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


在当代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也是毛泽东。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两个历史人物。


对他们两人的了解,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讯息。我们要来回顾梳理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泽东那种心境下一读,他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冯雪峰回忆,毛泽东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


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产党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泽东也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党外作用大一点。毛泽东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


许广平后来描述:这些是庄严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光明,他是连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对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看法。


鲁迅是经验主义者,从那些具体的个人共产党员身上,鲁迅看到他们为国家忘我牺牲的风格。


后来,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段话非常值得着墨,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够能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当时是一个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反抗这种专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鲁迅认可共产党,还有一个理由:他个人的理想。


有一个在苏联革命初期在苏联待过的中国工人写过见闻录,鲁迅为这书写序,序中说“这是一个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鲁迅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判断有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当中,唯独苏联经济还在保持高速成长,那时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纷纷倾向于苏联。


在此背景下,鲁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可,一个层面是建立在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生存而努力奋斗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认可社会主义。


鲁迅还有更大一特点: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就不再怀疑。


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很快发现问题: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产党提出要搞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


鲁迅并不反对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是他担心,在爱国的旗号下、过分强调对抗日本的气氛下,会不会反过来损害工农利益、认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因此他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从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共产党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


我顺便举例子,郭沫若开始时也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持保留态度,但是当共产党告诉郭沫若说:这是党提出来的,郭马上改口支持,说我要做党的喇叭。


如果你不绝对服从党,你就是背叛;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争议:到底是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做党的喇叭?


如此,鲁迅就和上海党组织起了冲突。有个共产党员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


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


鲁迅他会说:我支持你,但这也是出于我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这个不能妥协。


因此他才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要杀的,是他自己。


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


鲁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


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役别人。


鲁迅和毛泽东之间还有另外一节也很好玩。


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的诗词。我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那个。


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


问题是,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


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庆问他:你还写诗嘛?


毛泽东说,现在没什么心情写。我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了。毛泽东还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但我没上过大学。我上过绿林大学。


鲁迅怎么看这个山大王、绿林好汉?这就涉及到鲁迅的一个经验:


20年代,现代评论派和鲁迅论战,当时英美派的绅士称鲁迅为学匪。


鲁迅答曰: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


他曾说,绿林书屋东壁下。


他对绿林的认可,可说是因为鲁迅对来自民间,对于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气的人,都是认可的。


但我们不要夸大他的认同,他是有非常严峻的批判的。


他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就说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们其实是农民革命军,是农民起义。而他们的最大问题,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过皇帝瘾。


他不是要根本结束封建统治,鲁迅其实清楚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农民造反。


他说:你们说,干什么活是最赚钱的?造反!


他某种程度是一个投资,今天牺牲,但将来是要大贵大富的。


阿Q的作梦,梦到大把的元宝、女人、梦到小弟不听话就打他,说“给我干活”


说到底,就是为了女人、金钱和权力,就要这三东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号,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说:阿Q正传的真正涵意还没有人懂。他有个说明:很多人以为,我写阿Q造反是写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写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后的中国。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就懂了,鲁迅对共党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鲁迅对毛与共产党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说 “你来了,我要逃亡。”


那么鲁迅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


一方面,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为了要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参与反抗社会运动,而且唯一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力量,就是共产党。他不能不支持共产党。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这就是鲁迅在去世之前在遗书里说,我死了就赶快收,赶快忘掉我。


一想到死后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证自己死了,就完结了。


但鲁迅的悲剧大概就在这里:一切无法结束。不可能随着他的死而结束。


人们从不同的意义和原因不能忘掉鲁迅,包括毛泽东。


毛泽东还是要紧紧地抓住鲁迅,毛泽东在鲁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1、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周年时,毛泽东曾做过一个演讲:论鲁迅。


毛泽东做了两个判断: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觉得吧,毛泽东把鲁迅说成这样,是最不符合鲁的意愿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人们都把孔夫子当成敲门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被历代的统治者捧起来的。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才刚死,就被毛泽东给捧起来了。


为什么毛要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呢?


毛泽东内心有个情结: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强烈地表示了自己想当圣人的愿望。


他说,中国有两种人,豪杰和圣人。


前者是在某一领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圣人,是要影响人的思想、成为人的精神导师的人。而毛泽东就是又要当豪杰又要当圣人,且更深的是想要当圣人。


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他不可能当圣人,他只好先把鲁迅抬出来,他看出了鲁迅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巨大思想影响力。


第二点,再论鲁迅的演讲里,毛泽东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产党对鲁迅评价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鲁迅看成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不会把鲁迅看成自己人。


但是毛泽东就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就是要把鲁迅的旗帜拿到党的手里。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


他对鲁迅又做了两个重要评价:第一,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这也就包含了毛泽东对于五四的评价。


在此之前,中共党人对五四的评价并不高,因为认为这是由胡适等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场运动。但现在对五四,毛的评价变了,说这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所领导的。毛又说,五四运动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又把五四的旗帜高高举起,他就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法继承人。


我就认为国民党比较笨,他始终不去跟五四拉关系。


毛泽东因此争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毛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要争夺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统地位。


第二,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信仰。


这个话是对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对鲁迅的认识还是深刻的,还把鲁迅给纳入了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这种民族情绪!


这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特质。


我至今,我也这么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当然,毛又在这里把鲁迅英雄化,但若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么毛泽东的潜台词是,谁是全面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显然是毛泽东他自己。


毛一方面举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子、一方面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子,瞬间赢得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同情。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风。


因为胡风对鲁迅评价非常好,但一直不为人所认同,直到看到毛泽东。这使他非常兴奋。胡风就连临死的时候,还是肯定毛泽东的。


但毛泽东自己也知道,高举鲁迅旗帜是有风险的,因为鲁迅的批判锋芒是很彻底的,这种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


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许多人是鲁迅的及门弟子。延安当时也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开会时也要专门为鲁迅默哀。


但是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鲁迅,就会把他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实味。


他是深受鲁迅影响一作家。他就用鲁迅的思想来观察延安,于是就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并且用鲁迅的方法来批判,写了个《野百合花》,结果遭难。


他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应该勇敢正视社会和心灵的黑暗,特别是他还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王实味发出号召“我们要用硬骨头精神来对抗我们的上司!”


延安据说有个轻骑兵墙报,这儿有王实味的文章。毛也提着灯去看了墙报,看完之后说:现在的问题,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他看到了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评鲁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实味。


就说呢,王实味是背叛鲁迅的,只好这样。你举了鲁迅的旗子,这个旗子就可能倒过来对着你。


于是,这就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说,今天还是要用鲁迅的笔法,要分清敌我。对敌人可以用鲁迅杂文笔法;对人民、尤其对人民政权用杂文笔法,那就是人民的敌人,要剥夺他自由民主的权力。


最后王实味被枪毙了。当时鲁迅在延安的学生们,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说:我回头是岸。但王实味迎头冲撞最后被杀害。


用我的话来说,他随着鲁迅而远行。


王实味这样的结局,正好印证鲁迅的预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说,他在反抗旧社会时,文艺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政治家们掌权后,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他们不希望继续批判现实。但是作家和文艺家还要继续批判,这时政治家只有压制文学家,甚至杀他的头。


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杀害。


王实味死了,胡风还在。


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快要掌权了,未来的新中国的思想文化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谁来领导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毛泽东又说过啊,鲁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啊。这是个悖论。


对胡风来说,应该要坚持鲁迅的方向,而且他还振振有辞:是你(毛泽东)说的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所以毛就动员了党内一些理论家来解释这个难题,展开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提出,他把鲁迅分成前期和后期,说鲁迅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从小资产阶级出发,向无产阶级转变到后期的鲁迅。前期的鲁迅则都是鲁迅的局限性。


胡风恰好强调怀疑主义、改革国民性,因此毛泽东就批判胡风是抓住鲁迅的局限性来反对党,实际上是反鲁迅的。


一九四九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我有一解:他说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过就是一时之豪杰。数风流人物,还要看我毛泽东。我要当圣人。


当他掌权后就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毛泽东当圣人的新时代。但是,你已经说鲁迅是圣人了、那怎么能要再出一个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鲁迅还活着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可以从鲁迅生前的言论看出,一来,他可能对共和国的成立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可能实践他的理想。二来,鲁迅不是又说,共产党来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都在想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两种不同说法:一个占主流地位,郭沫若写了一首诗:鲁迅笑了。


胡风也说鲁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宁静如水的目光里、微笑在他桀傲不逊的牙刷胡子里”,胡风还是比较天真的。


胡风的学生张中晓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张中晓说,随着共和国诞生,鲁迅非常孤独和寂寞。因为鲁迅是永远不满的。


这就是在四九年的两个想象。


回到刚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谁领导?圣人是谁?


据说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在会上说,文艺发展方向应该是毛泽东思想,胡风立即站起来反对说,应该继续发扬鲁迅!


另外一个是文字报告。


周扬曾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这个方向,要有别的,那就是错的。


那怎么处理鲁迅这个烫手山芋呢?


在纪念鲁迅的一个会上,就提出了“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把鲁迅又纳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统了。


对鲁迅的认识和操作,我盖括为:利用、限制、改造。


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策略。


要改造出一个新的鲁迅。


怎么改?


首先,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记忆,来建立一个鲁迅和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所谓历史的联系。


所以冯雪峰就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录。


他绘声绘影地说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鲁迅谈到我党和毛主席,鲁迅面向着窗子、抚着胸口,淡淡地说: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下面,悲剧就发生了:因为这样的话从冯雪峰口里说出来不是这么有说服力,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出版了鲁迅回忆录,她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尊敬是到最高点的,他对毛主席的思想是虚心接受。


我想许广平她说这样的话,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


我的理解是,许广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鲁迅。


第二个办法:从学理上去重新解释、从学术上重新阐释。


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写了一论文:《论鲁迅小说的限制》,把鲁迅学说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


他说,革命民族主义的鲁迅得到的结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泽东的,就是他的局限性。


鲁迅作品的传播研究和阅读出版,也成为一个政治行为,由党来操办。鲁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党手上,删去了鲁迅很多骂周扬的书信。


所以五八年出的鲁迅全集不全,还把鲁迅的作品选入中小学课本,而且显然是用意识形态的角度选的。


应该说,成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人,显然是透过国家来理解认识鲁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鲁迅的原文,因为一读了鲁迅,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把党、毛泽东和鲁迅看成三位一体的,一方面有三位一体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独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


我们这一代对鲁迅,是有着心里的迷雾和心里的觉醒,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两运动:先是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和党的官僚;二方面,又联合党内官僚来打击知识分子。


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时毛泽东极力鼓动鲁迅的造反精神,对大家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说,我看鲁迅如果到今天,还会继续写杂文、而且会当文联主席。(这个位置后来是郭沫若当了),意思就是说,如果鲁迅活着,他会是你们的头,他会讲(共产党的缺点)、而且勇敢讲,鼓励大家讲!


第二阶段,到了反右阶段了。


毛泽东就在一次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说,鲁迅或者再说话就进监狱;若他顾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


这其实也是在跟这些知识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泽东的一个“好意”。


大部分的人确实顾全大局了,毛还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还是有的。他们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右派。


接着说到文革:


当毛泽东已经到一九六零年,因为大灾荒而很多人对他不满,觉得他应该负责。毛泽东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后来的文革。


那段时间他非常孤独,是高处不胜寒;当时他很孤独寂寞,所以又想到鲁迅。


那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文革一开始,毛给江青的信里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他很孤独,因为他知道,他再向全中国挑战。


鲁迅这个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国历史转折点总被提出来。


1966年10月19号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开了一个规模极大的会,郭沫若又做了演讲: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总能喊出他时代的最强音。


他知道,要坚持两条:造反,要服从党的最终领导;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


郭沫若把毛泽东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剧继续产生:


许广平说,毛泽东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是毛泽东的小兵。


之前还说是党的小兵,现在是毛泽东的小兵了。


我们在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只能读毛泽东或者读鲁迅。


文革时期,鲁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门砖、真正成了打人的石头。


因为除了毛著外不能读别的书,大家找出路的时候,只能从鲁迅来找。


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因为文革前期的影响,年轻人都在误读鲁迅,但到了后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们开始独立地接受鲁迅。


有一个因素:毛泽东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这些大批的知青到农村后,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鲁迅笔下的种种人。他们对鲁迅作品发生了全新的认识。


鲁迅的艺术的根、他的灵魂是深深扎在农村的土地上。


很多人都发现:中国的人民多么苦;中国的人民多么好。


这个时候再读鲁迅,大家就发现鲁迅跟底层人民的血肉连系。


不了解中国农村,实际上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的。


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了解鲁迅,那时读鲁迅读得热泪盈眶,跟在书斋里读书完全不同感觉。那时候才感到鲁迅和我们息息相关。


第二个原因是林彪事件发生。这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那是一个晴天霹雳。


一下子就产生怀疑了。以前对毛泽东坚信不疑,但现在会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么会成了叛徒?


大家开始用怀疑精神和批判现实来看现实的、摆脱了党的鲁迅。


总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后期,鲁迅才真正走进了中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灵。


我的鲁迅观,基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当一个人处在绝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是绝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个时间点,鲁迅来打开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他会对你有所启发,让你的脑子动起来。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林彪同样给毛致命的打击,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独和寂寞。


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鲁迅。


1971年10月份,毛泽东大病刚好,到武汉视察时说:我劝同志们看鲁迅的杂文,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鲁迅的书不好懂。


他过世之前,还特地让有关部门把58年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排成大字本,硬是通读了一遍。


它的结论是什么?


这几乎是毛泽东最后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代圣人。第一代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恭维毛泽东说:你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和中国。


毛泽东响应尼克松说,我的思想没有改变世界和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而已。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得出自己不是圣人的结论。


这时,鲁迅远行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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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这才是老百姓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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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老百姓的“中国梦”!

             来源:wzw00000011博客

1、上学不收费;


 



2、就业不求人;


 



3、治病不花钱;


 



4、食品不带毒;


 



5、新闻不说谎;


 



6、教授不白痴;


 






7、城管不打人;


 



8、脱裤不走红;


 



9、吹牛不出名;


 



10、房子不强拆;


 



11、百姓不畏权;


 



12、环境不污染;


 



13、领导不特权;


 



14、退休不延迟。


 



15、保险不坑人


 



这才是咱老百姓普通又平凡的“中国梦”!


 

[转载]致开明的领导人暨有识之士——呼吁:全面否定文革全民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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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心智不健全的民族,不知反思且丧失了忏悔精神的民族注定会堕落成劣等民族,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因果宿命。随着5.16渐行渐近,我想很多具有良知的心灵会感到不安,会难以平复。如果不彻底反思文革劫难,逝去的灵魂和活着的良心都将无处安放。

    50年前,“5.16”通知粉墨登场,谁也不曾料想,它的出笼竟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随之拉开了我们这个民族长达十年血腥的帷幕,在华夏大地上演了无法无天的闹剧,并最终以惨绝人寰的悲剧落幕。可以说,是“5.16”通知,打开了文革的潘多拉盒子。

    然 而,这个通知却是蓄意的阳谋——光明正大地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的形式刊发出笼,它是由最高领袖授意并主持起草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说,这场悲剧 的幕后是有总导演的,是经过精心策划为了捍卫自身权威的阴谋。这个偏执的人即将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以及人性的荒唐戏剧。

     毛 怂恿并参与修改的这个通知,标志着正式宣告废黜了原“文化革命小组”,并钦点了新的“文革小组”成员,并将其夫人江青招其麾下,成为其重要的核心成员,为 后党擅权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障碍。从此,文革小组只听命于一个最高指示、一个战无不胜的思想、一个伟大的领袖,它甚至凌驾于党中央、政治局之上肆意妄为; 而江青更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她不仅是文革中一面叱咤风云的旗手,也是最能便利地秉承圣旨,为文革推波助澜的首要推手, 更是直接间接戕害无数人生命的刽子手。

    因其臭名昭著、罪大恶极,早在1980年,最高法特别法庭就公审了江青及其犯罪集团,历史早已对其盖棺定论。然而,文革十年,她的身后,却一直站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强人——她的丈夫,她笼罩在红太阳巨大光环下的阴影里,她犯下的所有罪行几乎都是仰其鼻息、耳提面命的,都能捕捉到她身后影子的邪恶......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是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 个决议是迄今为止对毛夫妇以及文革所做的最具权威性的结论。由于不愿触及体制和特权利益,尽管它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它还是起 了相对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昭雪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提供了较明确的指南,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但 由于它对我党建政以来的历史,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起因及造成的恶果,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和揭露,所以它的后遗症日益显露出来,遗患 至今。为此,在步履维艰的历史转型之际,引导思想界、理论界、学界、民间,开启“全面否定文革全民反思文革”大讨论的思潮,在波诡云谲的时局下,有其紧迫 性和必要性,会对时常沉渣泛起的文革之风起到以正视听地疏导作用——

   一、文革之殇 

    文 革造成了思想、秩序、伦理的大混乱,造成全社会势不两立的分裂和对立,助纣为虐的专制机器按照阶级和血统,人为地将人划分为敌友,致使难以计数的生命就此 凋零,死于文革及其历次政治运动及其暴政的人触目惊心、罄竹难书。这台暴虐的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吞吃了多少中华儿女,尤其它对民族精英更是垂涎欲 滴,生吞活剥。

    据叶剑英在一次隆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尽管文革受难者的准确数字无法考究,但他说的这两个数字绝非空穴来风;邓小平也曾对外媒坦言过:“恐怕永远也统计不了......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践踏了法律、荒芜了教育,阉割了文化、扭曲了人性......万 劫不复,罄竹难书。尽管文革已成历史,但它的阴魂犹在,一些极左势力及别有用心的人仍在绞尽脑汁在为其辩解,并不失时机地为其招魂,他们往往打着光鲜的爱 国主义旗帜,带有很强的蒙蔽和欺骗性,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时机一旦成熟,它会轻易唤起心里蛰居着义和团和红卫兵的暴戾之气,会去咒骂讨伐迫害企图否定 文革、革新社会追求进步的人们。

文 革思维今天依旧大行其道:党同伐异、栽赃陷害,背信弃义、劫富济贫,武斗情节,领袖膜拜,甚至臆想在肉体上消灭政敌和异见者。这些文革遗因犹在,并在代代 相传,它的余毒以各种变异的病毒出现,依旧无孔不入地到处游荡着,人民生活在全民腐败和互害的生活模式和恶性循环中,几乎无一幸免,就折射出它的危害......

当 下,无论在思想界、理论界、学界以及民间,在对文革及毛泽东的评价上,要么集体沉默视而不见,要么掩耳盗铃息事宁人,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不能 囿于已有的结论和框框,发现真理的路上,是不断揭示真相的过程。这是造成族群严重分化和撕裂的主因,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重建。

罪 恶不等同于错误,在对罪恶的问题上,绝不能用单纯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去认识,并为其辩解;反思应以人道主义的视野,以及人文精神来思考文革是如何造成人性 的畸形和扭曲的。让幸存下来的被虐者以及颐指气使的施虐者都沉下心来思考和忏悔,而绝非口诛笔伐的血泪控诉,更重要的是为不再让历史在子孙后代身上重演。 反思,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民族,根植在基因里的高贵品质,也是对待苦难历史应具的态度。

二、与时俱进地反思文革

反 思文革,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以及罪魁祸首,如果试图将毛泽东与文革撇清,企图轻描淡写地将他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渎职,或是被佞臣 利用,并极力夸大他的历史功绩,美化他的人格及精神魅力,淡化甚至掩盖他的罪行,甚至在政治上继续强化和发展他的个人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在为文革招魂,与 世界文明为敌。

毛 泽东的帝王思想,为巩固皇权式统治,以清洗政敌为目的,并乐此不疲的变态人格,是他发动文革的滥觞。但文革绝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将所有一切都归咎于一个 人身上也是不客观的。没有群众盲目狂热的追随,集体的跪下与仰望,就不会诞生伟大领袖。被洗脑驯化的头脑是盲从的襁褓,恐惧与奴性是强权的温床。文革是在 专制的体制、一个人的意志、亿万人的盲从下,应运而生的。

    毛 在其壮年和晚年一直都在试图将其个人——被人为精心提炼美化了的思想——强行灌输进每个人的头脑和心灵里,让他的语录和精神成为人们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本能 的下意识,好以此驯化主宰人们的言行,他希望人民像挥舞他的语录那样千篇一律、步调一致,以达到让自己更加神化,让人民更加愚忠于他的个人迷信的目的,让 亿万苍生一代代相信:他就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大救星。

倘若不反思文革甚至不准谈论文革的现状依旧不能改观,这将是我们民族对文革历史的集体漠视,也日益凸显出我们民族最大的劣根性——奴性。这就不是一直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也不是一贯倍加推崇的历史唯物史观的精髓,这是纯粹的历史虚伪主义史观,最终会落入诡辩论的窠臼。

“决 议”远非是历史对文革及毛泽东最终最公正的评价,他迟早会被未来开明的领导人以及沐浴在民主自由阳光下的子孙后代,因其反人类罪,推上历史的审判席接受正 义的审判,即便是缺席审判,也是为了彰显公平和正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就是——不要再让他的幽灵在神州到处游荡。他是20世纪,比肩希特勒、斯大林的人类三大恶魔之一,那个用无数冤魂和白骨铸就的耻辱柱一直在等待着他。我相信,这公正的一天不会太漫长。越是迟来的审判往往越是公正的审判。

既然如此,何不从我们这代开始:全面否定文革,全面反思文革呢?!你们是执掌中国这条巨轮有良知的舵手们,人民在眼巴巴地仰望着你们。

三、 文革——改革——变革

早在一百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就曾预言过,布尔什维克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直至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我们在50年 代末,因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盲目浮夸地搞大跃进,导致几千万无辜的人民被饿死,引蛇出洞反右后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自身难保;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濒临崩 溃,我们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改革进程。随后,我们侥幸躲过了前两次危机。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人民有 理由诘问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优劣,人民为何总是在初级阶段徘徊,裹足不前?

    任何事物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崎岖发展的,当初改革的背景是面对经济的凋敝、社会的无序与文化的废墟,是对改革前的30年不适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否定,而未来的变革一定是高屋建瓴地站在改革的肩上,尽管它是改革的终点,但却是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起点。

    文 革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巨大的负资产,改革步履维艰,红利吃尽,改革已步入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绝境,几乎无药可医。眼下只有一剂药会行之有效——那就是变 革。改变不要等到改革气若游丝,甚至寿终正寝时,而要在它还有些生机活力的时候,否则社会肌体将会奄奄一息、无力回天。

而所谓改革,就是指在现行的体制内实行的革新,是对旧体制的修正,是对走过的弯路和歧路的矫正。它是在大厦将倾时迫不得已实施的国策,改革初衷正是试图力挽狂澜,拯救即将倾覆的乌托邦大厦。而未来的变革,是搭建一个合理的架构,让公民自己来筑巢。

历史上,中国总是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选择了最错误的路径:大航海时代,我们禁海;大贸易时代,我们闭关锁国,信息时代,我们又人为设置了防火墙......

    放 眼世界,已没有几个国家不沐浴在自由的阳光里,中国人民却仍活在虚幻的乌托邦里,每个人囚在僵死的教条主义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判断力和创造 力。人民可以失去一切——一贫如洗——从头再来,但恳求公权不要再欺骗一代代的年轻人,洗刷他们的头脑了;人民不想再被奴役,不想再含泪活着,我们只想有 独立的人格、自由之意识,只想像个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请取消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人民”的胎记吧,请给我们“国民”温暖的称谓吧,请归还我们“公民”自 由选择一切的权利吧!

鉴于此,全体国民有足够的理由呼吁全国人大立法、全国政协协商祛除文革的幽灵:

一、尽快修改宪法中与现代文明社会悖理的意识形态等条款,尤其是将个人思想和乌托邦的主义从庄严的宪法中抹去。

二、修改历史教科书中那些充满编造和谎言之处,对大肆篡改的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目;终止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还原历史之真相。

三、天 安门广场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地方,是国家政治中心的象征,世界上最大的陵寝却雄踞中央,实在有失庄严和体统,只要他的尸骨阴魂还留在那里,因其淫威和暴政而 暴毙的几千万的冤魂将会无处安放和安息。文明和公义不能容忍对暴政负有首要罪责的僵尸,继续受到每天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它的画像也不宜再挂在象征国徽的天 安门城楼上,继续受到亿万人的顶礼膜拜。

四、文明社会及伦理不会对其鞭尸,遗体善后的处理,应遵从他遗属的意愿为妥。建言可将“毛主席纪念堂”修葺成“文革及暴政纪念馆”,这样更具深意;馆前若筑起“文革及暴政受难者纪念碑”,可祭奠那些无辜逝去的冤魂,也会慰藉警醒后人。

五、将人民币改为“华币”,头像用为中华民族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为宜。总之,去毛化越彻底,我们远离邪恶越远......

    ......

    民主先从党内民主开始,时代呼唤党内开明的领导人及有识之士,探索并改良以往的一些禁区。所有这一切,皆承蒙你们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担当。

    尽管否定和反思会刺激触痛少数人的神经,触动特权者的利益,但为全民族的利益,不再让思想混乱、族群撕裂,理应由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不要再推诿给子孙后代了。

    否 定文革和反思文革,先从清除那些束缚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开始,这是一次——也是最后一场——迫在眉睫的思想启蒙运动;独立思考者多了,思想者才会多,才会 诞生我们本土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思想家乃是一个民族之幸,他不是大救星而是启明星,他将为未来中华民族指明前行的方向,并提供强大不竭的精神力量;我 们更加呼唤开明的具有政治智慧和勇气担当的领袖,以及更多的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引领亿万国民走向自由文明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光 荣与梦想,这样的中国梦才是可期的愿景,否则又会是海市蜃楼般的黄粱梦。

    当今中国这条表面豪华,实则千疮百孔的巨轮,承载着亿万民众,自上而下被一群当年的红卫兵掌舵着,上至船长大副,下至水手打手,它在迷雾中航行,时左时右,或前或后,我们不知道它将会驶往何方......

   任 何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无论辉煌还是荒唐都是掩饰不了,抹杀不了的,我们只有正视历史,而不应掩饰真相,只有反思过去的荒唐,才能复兴民 族的辉煌;只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们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而变革正是化蛹成蝶的希望,它虽是改革的终点,更是伟大时代的起点。

    既然如此,何不从我们这代开始:全面否定文革,全面反思文革呢?!你们是执掌中国这条巨轮有良知的舵手们,人民在眼巴巴地仰望着你们......

 

作者:康哲 (中国大陆)                                 2016.5.15


 

[转载]陈有西律师曝雷洋案发现最新一个重要疑问

[转载]50条不成文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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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50条不成文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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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50条不成文的规矩作者:

    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交谈时,要不时望着对方,让对方充分感觉到,她在你眼中的存在。这些是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说话之道,处世之态都是学问,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女票说自己又胖了,你不能随声附和,这是规矩。寒暑假你可以疯玩,但开学第一天必须交齐所有作业,这也是规矩!

01

要约人提前一天说。

02

不要问能百度到答案的问题。

03

抄别人答案不问对错。

04

别人睡觉的时候懂得安静。

05

给你看照片,请不要左右滑。

06

不要在连排座位上抖腿。

07

不要在大街上搂搂抱抱亲亲秀恩爱。

谁还没谈过恋爱搞过对象似的。

08

手气最佳,必须接着发红包。

09

KTV不是自己点的歌,

即使会也不要抢着唱或跟着唱,

很招人烦的。

10

一个梗不要老是用,

红烧肉好吃你连吃十顿看看。

11

在地铁上不要一个人靠着扶栏,

可怜一下别人无处安放的手。

12

看电影请保持安静,

别解说电影,别从头到尾唠唠叨叨。

13

在公共场合看视频听音乐玩游戏等,

请戴上耳机!戴上耳机!戴上耳机!

14

要对自己的屎负责,

送它走完这一生。

15

对任何服务行业的人说谢谢。

16

异性朋友之间就算关系再好,

对方有了男朋友后要自觉保持距离,

有些玩笑不能乱开。

你可以乱说,但保不齐别人不多想。

17

不要无顾忌地评论,即使你有理。

做自己跟没礼貌常在一线之间。

18

默默忍受二手烟侵害的人,

嘴上不说不代表她们心里不骂。

公共场合请不要吸烟。

19

不回微信前请别发朋友圈。

20

约别人就约,别模棱两可地问:你去么?

就好像你来我家,快吃饭的时候,

我问你:要不在这儿吃? 

21

三人行,一人绑鞋带,

其他两人记得等他。

22

别人在用电脑的时候,

别在旁边冲着人电脑屏幕看!

23

别以为胖子不介意,

就能被你一直说胖。

24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及时捂住。

25

吃东西不要发出声音,

喝水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用嘴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26

修图的时候不要只P自己,

帮朋友也一起修修。

27

公共场合不要让你爱的人下不来台。

28

聚餐的时候对不爱吃的菜可以不吃,

但不要极力表现对它的厌恶,

你让爱吃的人怎么下咽?

29

借了钱及时还!借了钱及时还!借了钱及时还!

还不了也得及时打招呼,

让对方知道你没有忘记。

30

不要感觉别人理所当然应该帮你,

而且理直气壮:反正你xxxxxx

别人并不是为了伺候你而存在的。

31

排队的时候,

扎马尾的女同志不要来回甩头!

32

群里发红包,

不要只抢不发,还不说一句话。

33

自己往死里作不要影响别人,

别人往死里作碍不到你就别瞎嘀咕。

34

两个人或小团体聚会的时候,

请不要自顾自低头玩手机。

35

别人给你发消息一定要回,

就算不想聊也可以告诉他,

哪怕是用表情或者标点来委婉表达,

不回消息不是高冷,是没教养。

36

人前不应该说的话,背后也别说。

37

谢谢你代替谢谢

虽只多了一个字,但是诚恳很多。

38

不要没经过同意就随便看别人手机。

39

别人在跟你说他喜欢的东西时,

即使不喜欢也希望你不要反驳,

打破别人的喜悦是件很没礼貌的事。

40

对方提起一个你完全不想接的话题,

不要急着反抗,

轻巧地把对方热衷的话题

连接到一个很生活的方向就行。

41

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的脸,

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躲避目光接触。

42

可以嫌弃你的朋友,

但别嫌弃你朋友喜欢的东西。

43

在电梯时靠右面站着,

左边留给急需上楼或下楼的人走动。

44

有人夹菜时,不要转桌。

45

他人在输密码时,

走开或将脸转向另一侧。

46

跟年长者或位分高者碰杯,

酒杯要低于对方,且双手。

47

饭桌上即使偏爱哪道菜,

也不要一直一直只吃那道菜。

48

除非不准备再外出,

否则不吃葱蒜等会有口气的食物。

49

别人可以自嘲,

但是你千万不能附和。

50

不爱了先分手好嘛?

                                                                   不要找好下家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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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中国人思维缺陷的典型代表》

[转载]“十家五子思想概要》

《蒋中正指挥的22次抗日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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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

[转载]中国各省简介》

[转载]古诗三句半,笑死人了》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全文》

 

[转载]梁实秋从民族角度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转载]蒋经国的历史地位该有多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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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蒋经国。(网络图片)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地区总统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总统。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蒋经国在俄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出奇,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

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他后,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做为一代伟人,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廉。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1944年8月1日他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为政。蒋经国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亲民。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

胸怀。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政绩。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传记作者漆高儒对蒋经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转载]与傻百姓一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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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

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

 

西方高官包括领导人坐地铁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并非新闻,在西方国家人们早已视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比如,相当于中国上海(正部长甚至副总理级别)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长期坐地铁上下班,还分文工资不取,是标准的"义工市长"


即使这样,地铁里也从无人给他让座。老百姓高兴就同他搭搭腔,不高兴就懒得理他,让他独自傻站傻笑或发呆: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傻站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英国现任首相卡麦隆也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天气不好就坐地铁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首相卡麦隆下班带孩子同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

 

每天也得先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回总理府换成正装作为总理上班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路过普通超市也会顺便买点菜带回家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英国首相卡麦隆访问美国纽约,双方没有公费招待,就站着自费吃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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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就算世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经常轻装简行坐地铁外出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总统来到美国,也一样吃快餐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美国总统肚子饿了没有公费招待或报销制度,也常常自己去买快餐来吃,还帮人带些回去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美国总统家周末也要去市场买菜,总统帮夫人拉车,义不容辞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也一直坚持上下班都骑自行车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至于卸任之后,不管总统还是首相就是平民一个,当然没有任何"终身公车"可用,要么私车,要么公交,更没有随身"终身警卫团队"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外出,就常坐地铁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现年88岁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卸任后也一直骑自行车出行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世袭的日本天皇夫妇在各种灾难之后也能来到各灾区并且依次跪见灾民表示同情和慰问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也许有人会问,西方高官甚至领导人如此出行,安全如何保证?此问题似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1986228日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的瑞典首相帕尔梅就在周末步行回家

途中遇刺亡。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多年来人们坚持在忌日悼念一生廉洁的瑞典前首相帕尔梅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

[转载]你见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吗然而,你想不到的是,西方的高官和领导人都普遍这样认为:如果纳税人不喜欢我们,完全可以不投我们票,因为我们的职位都来自纳税人的选票。即使当选,我们的权力也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是有任期限制的。

 

一切有关纳税人利益的重大法律,都需要民选的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国会审查批准,有的甚至需要全民公决。

 

无论在任还是卸任,我们自己,家人和和子女并没有任何特权。因此,不喜欢我们的纳税人最多不投我们票,是不会来伤害我们的。


至于精神失常的,或有特殊情况的当然例外。但是这种概率实在太低了,所以,社会总体应当是健康的和安全的。因此,为了节省纳税人承担的公共开支,他们会坚持骑车或使用公交上下班。



 

[转载]给文革招魂,就是给未来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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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就这么过去了。


50年前这天过去之后,中国掀起一场红色风暴;50年后,除了朋友圈的刷屏,也许回归平静,也许我们该继续坚持点什么。


1

母亲有一张十六七岁的照片,扛着一个巨大的竹筐,满满一筐苹果,她灿烂地笑着。对于一个刚刚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的女孩来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份荣耀和责任,那时母亲还不知道的是,大字报已经贴在我们家门口,外公早逝,外婆一辈子与人为善。然而彼时,外公的老上级薄一波都在被打倒之列,地主出身的外婆自然也受到冲击。母亲怀着对广阔天地的憧憬,外婆却躲在家里噤若寒蝉。还有母亲的小学老师,学生冲进家里,侥幸从二楼跳窗逃生,却从此性情大变,孤老一生。

在父亲的记忆中,文革是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红小兵开始与其他矿区的团体“武斗”,其实不过是青春的荷尔蒙,十几个半大小子用板砖把对方打成重伤,却得到自己矿区革委会的表扬,甚至吃了一顿红烧肉。青春、革命、血与火,杀声震天、阳光充足。


每到除夕,按照东北的规矩,要摆出故去父母的相片拜祭,可是我的岳父每年只摆一个空相框。那是我太太祖父的灵位,文革刚刚开始就被打成黑五类,关进监狱,不久暴毙,连尸体都不允许收,也没有留下一张相片。每到过年,岳父都要按照东北老家的规矩,烧几捆黄纸,放一挂鞭炮,引亡魂回家过年,“照片也没有一张,不知找不找得到。”老人常常念叨着。


这是我关于文革的全部感性认识,几个小市民家庭的文革记忆。没有革命的诗意情怀,大多是灾难,即便有父亲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可对于那个被打成重伤的孩子来说,这公平吗?


2

那个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这似乎是文革的起点。然而往前追溯:四清、反右、公社化、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整风……一系列运动是文革之前的多米诺骨牌,从延安整风开始,利用宣传进行价值观的强制统一就成为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公私合营,让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个人财产所有权,私人权利边界彻底崩溃,土改、公社化运动就是对产权侵犯的延伸和极致化。随后的反右、四清则延续了整风运动的精神遗产,通过规训,统一思想,而这种规训则已经不断触碰到法理和人性的底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之前有物质和精神两条线索,一条是通过公私合营、土改、公社化运动等冲破个人财产权的最后防线;另一条则是从延安整风埋下伏笔,到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诉求。


两条线索在文革成功交汇,并孕育出从政治到社会的全面疯狂,意识形态入侵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精神领域。


文革不是一个时间点,“五一六”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如果以此建立时间坐标,我们会发现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和对思想的控制,已经有很多伏笔,如果把这个坐标向后延续,正像我们的官方表述一样,“十年浩劫”。


3

有人说毛发动文革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人说文革本意是针对中国官僚阶层的,即便这些假设都对,但当权者默许甚至推动群体行为,并且赋予了这种行为“神圣性”,在以上两个历史线索的滋养下,个人的生命、财产、思想和尊严,都可以被肆意侵犯,整个社会的失序由此来临。


我不会对前人做诛心之论,但从“大乱到大治”,并且释放出斗争教育,就已经意味着让人性之恶失去了约束。重建社会的方式是推翻一切原有规则,而新世界的规则却愈发遥不可及。


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


最早写张志新报道的陈禹山有一篇口述,张志新不是被第一个割喉的人,为了防止罪犯喊口号或者喊冤,被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提出了割喉的“创举”,当权人物毛远新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死刑犯行刑前割喉。这就是我们对待自己同类的态度,生而为人的耻辱。“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么多人合力’杀死’了张志新。”陈禹山说,“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他是新华社记者,那些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也有他的一份力。


即便以最善意的猜测,以反官僚为初衷的文革,却造了一个“神”,一方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另一方是山呼万岁的芸芸众生。是不是觉得眼熟,中国精明的封建帝王都是个民粹主义者,他们非常善于营造一种氛围:皇上是好的,都怪贪官。于是上下一心斗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修”,总之皇上让你斗谁就斗谁,这种秩序约束之外的权力,正是勾出我们心底之恶的源头,也是真正的文革之恶。


4

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对年轻人的随机采访,文革已经被年轻一代遗忘甚至误解,有人把南京大屠杀放进文革,也有人认为文革有好的一面,甚至应该再来一次。


在台湾我看到“二二八纪念碑”,而在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却只能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耻辱比纪念胜利更有勇气,也会给一个民族的成熟带来更多的正向作用,然而我们却讳莫如深。


然而比遗忘更可怕的是,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竟然在为文革“招魂”,大谈文革的积极作用。我承认如今的社会有诸多不公正,但如果将如今的不公求诸五十年前一场更加“非正义”的浩劫,则要么是天真,要么是邪恶。如同我们的土改,很多村里根本没有地主,或者说地主也是世代累积的土地,很多贫农是因为游手好闲丢了祖产,这些人就成了贫下中农“斗地主”的主力。所谓革命,不过是阿Q眼中穿着白盔白甲,抢别人的东西摸别人的女人,如是而已。文革之所以能发动一批青年,就是抓住他们无法像父辈那样:通过革命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文革,就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归根结底,还是荷尔蒙作用下的欲望和野心,当规则约束取消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放出每个人心里的野兽。


当我们只能有一个”舵手“,意味着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当我们只能有一种思想,意味着反智和愚昧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点燃沸腾的热血,理性和自由就离我们远去,只剩用感官刺激出的”神圣感“,在这个光环下,打死老师、父子反目、践踏人权就成为一种常态。领袖一句话,“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一种对智慧和修养的期待,变成了对暴力的渴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造出的“神”,引导着我们释放曾经被约束的“恶”。


在这种“恶”之中,哪怕最普通的家庭,也会遭遇我文章最初那些创伤,无论害人者还是被害者,无一幸免。在“砸烂旧世界”的煽动下,我们放弃了改善自己的机会,用破坏的方式疏解我们心中的块垒,殊不知正是被权力利用着。在中国日益撕裂的当下,如果文革还魂,将是比五十年前更可怕的一场浩劫,那时我们恐怕就没有未来了。


 

[转载]文革五十周年:须重掀批判文革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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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言


【转载序言:2016年“5.16”是十年文革浩劫祸起50周年。为启蒙后来者,铭记国耻,需要亲历浩劫的人们书写灾难实录,或转载相关文章。本博主将积极为之努力。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主政者必须为之忏悔、赎罪,引以为鉴。对于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再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彻底完蛋。转载时,对原文略有压缩。】

  一

今年是中国文革发动50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变化天翻地覆。然而,历经五十年春秋,文革余毒并未肃清。对文革的争议一直没有休止。文革并未盖棺定论。如今的中国,文革的幽灵游荡,文革回潮的阴霾弥漫。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坛波诡云谲,错综复杂,风雨如晦。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焦点。重新讨论文革,正本清源,澄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彻底肃清文革影响,已是当务之急。

习近平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撰写的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引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同样,今天我们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的丧失,亿万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重新记忆,再次唤起心灵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

虽然事过已经半个世纪,五十年前这场劫难对中国人精神心灵造成的深沉伤害至今未愈,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思想造成的冲击、创伤仍在,文革带来的紊乱和影响至今仍未消除。文革遗害或及千秋万代。

十年文革期间到底迫害死了多少人,至今难于作出准确统计。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除大量民众,还包括中共许多主要领导人及高级将领。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开国元帅贺龙、陈毅等。受迫害的领导人也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邓小平的儿子被迫害致残。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累及全家,习近平本人曾两次被关少年劳教所。前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父辈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前领导人江泽民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至休克。

文革中有大量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杰出优秀人物被打击迫害致死。据统计,在这场迫害中自杀的知名人士就超过数百人。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著名作家老舍。还有如:储安平、傅雷、翦伯赞、熊十力、荣国团、闻捷、范长江、杨朔、言慧珠、上官云珠、严凤英、潘天寿、丰子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董秋斯、满涛、丽尼。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等人都在文革中自杀。  这都只是众多死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死难者是普通民众,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近年来,也有些良知者在收集文革中普通死难者的名字,但相信能统计到的仍只会是沧海一粟。毕竟数十年过去,岁月蹉跎,千万白骨已成灰。许多当事者、见证人也已逝去。

  十年文革中大量的珍贵文物、文化瑰宝被毁坏,大量的传世典籍、字画被焚毁,大量的传统建筑、雕塑、碑刻被打碎。孔府、孔庙、孔墓被砸,连华夏祖先炎帝陵墓也被平毁。这些被焚被毁的文物属天文数字,无法统计,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掠走文物的千百万倍。关于这方面,已有人搜集整理出比较详细的资料,在网络可以搜索到。

  十年文革造成的生产力停滞、经济倒退,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毁等等,在此暂不赘述。而文革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人伦道德的破坏,对人们精神心灵的摧残扭曲,更是无法量化,难于估算的灾难。学生打老师,儿女斗父母,夫妻互相检举揭发,朋友、邻里之间互相告密举报。如此等等。这些都已经彻底打破了人性的底线,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基点,破坏了人伦准则。  所谓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成为奴役人们思想的符咒。摧残折磨人的心灵和肉体,彻底摧毁剥除人的尊严和自尊,是文革最残忍恐怖的整人方式。多少人在文革中苦煎苦熬,生不如死。这些灾难发生在五十年前,但精神心灵痛苦将会是长期的永远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一旦被毁坏,一旦失去道德底线,必将延祸无穷;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扭曲,就可能影响终生。中国现在许多人的思维、行为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文革痕迹和特征;中国今天许多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根源,都与文革有关。

  五十年后,在21世纪的今天再看文革,只要稍有一点人道情怀,只要有起码的文明观念,只要有一般的是非判断能力,都不会对文革反人性反人道的性质持异议。面对千百万亡魂,任何为文革辩护的强词夺理都不值一驳。杀死千百万人,任何对文革冠冕堂皇的美化都是狗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文革是绝无仅有。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文革十年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历史之一。

  二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华大地一片欢呼,多少人喜极而泣。以批判文革为中心,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恶的文章出现在报刊;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为主题。全国人心鼓舞,意气风发,呈现万马奔腾景象。此时的中国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全面出发,造就了今日中国超凡的经济成果。

人们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彻大悟。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许多人都信誓旦旦,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巨大苦难,再也不会重蹈文革那样的覆辙。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中,这就等于在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没有追究毛应负的责任,而是试图将文革与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泽东。这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泽东,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后更没有将文革罪恶历史写进教科书,以警示子孙后代。这就为日后评价文革的混乱埋下伏笔,为文革死灰复燃留下祸患。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碍。

  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事实上,文革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文革一脉相承。彻底清算毛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统治的根基。《决议》既是权宜之计,也属无奈之举。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心里还是明白的。但是时光到了21世纪,事情并没有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几十年洗脑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对文革已一无所知;许多过来人对文革也日渐淡忘。所有这些离正确评价文革、评价毛越走越远,离正视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正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时至今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游荡,文革回潮的妖风阵阵,真实情况令人惊心动魄。一些公开的网站大张旗鼓为文革辩护,为江青、四人帮翻案,攻击污蔑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矛头实际也对准执政当局)。他们公然在清明节给江青上坟祭拜,发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帮。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开集会,搞演讲和纪念活动,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他们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满释放后的文革余孽四处招摇放风,毫不收敛。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确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专权、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医疗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不少民众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记了文革的深沉苦难,容易被煽起不满情绪,错误地怀念文革和赤贫年代的平均主义,重新追寻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深沉灾难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腐败层出不穷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他们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权力腐败的事实真相。这些人纷纷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成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众基础。

  必须指出,因为缺乏透明资讯,没有公平公正的理论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现许多误区,有些观点近乎荒谬。如,有人提出什么“人民文革”论;有人论证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谬误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乱。

  文革中的所谓“四大自由”,实际上是在极权操控下的一种骗局。文革时期大量事实表明,谁要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有触犯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祸临头,重则死刑,轻则坐牢,还将株连家庭亲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获罪的不下千人万人。文革时期所有集会、结社都在专政控制之下,都只能在维护毛思想路线的范围框架中进行。否则就视为反革命。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与真正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

  文革前期确也批斗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为长期受压迫的民众泄了愤。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为打倒刘少奇等政敌)的需要,是一种阴谋策略。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这种批斗也多采用暴力)。事实上这些“走资派”大多数很快就恢复权力,整个体制结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许多重新掌权后的当权派都对参与造反者秋后算账,疯狂报复。受害的仍是民众。

  当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人们提心吊胆,道路以目,动辄得咎。就是在亲人面前也不敢随意吐露真实思想。户口、档案、粮食配给制成为枷锁,限制了人们起码的自由。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流动、迁徙自由。连出差、探亲都要出具证明。有些地方农民赶集也要开路条。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应该说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怀,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变色之虞。而事实上文革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相当稳定。但毛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谓反蜕变的实质,是防篡位,防失去权力。防蜕变、反修防修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动机是为了排除异己,涉嫌泄私愤、打击报复(毛曾被迫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为大跃进错误检讨,因此与刘少奇结怨)。如果毛真的是出于公心,为“反修防修”而搞掉刘少奇,那么在刘已经下台、完全失去权力后,目的就已达到。此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骇人听闻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就已没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这种迫害与什么防“蜕变”、“反修防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也有人将文革罪恶发生归咎我们民族的素质。这更是本末倒置。必须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现作反思并承担应有责任。文革毕竟是通过不同个人才能实施。但文革的发动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人性中的邪恶集中诱发出来,鼓励纵容这种邪恶,并将这种邪恶发挥到极致。主要的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组织者。任何民族在独裁统治特殊环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恶。以德国民族为例,这个被公认为相当理性的优秀民族,在二次大战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动纵容,整个民族卷入成为凶残的战争机器。污染、糟蹋了这个民族,还要将责任推给这个民族,还有更荒唐无耻的吗?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报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的。文革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整人史、丧心病狂的迫害史。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文革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摆脱思想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


 

[转载]血写的“文革”当为中华民族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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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写的“文革”当为中华民族永志不忘

从1966年罪恶的“文革”发动,随着时间推移,至今已经过去五十周年了。遥想当年,那疯狂打砸抢、斗争、抄家、当众杀人越货的血雨腥风的画面,半个世纪后依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革”为何物,“文革”那一段历史,已经形成空白。血写的“文革”不能为民族所遗忘,因为任何刻意模糊甚至隐瞒历史都是伤天害理的行为,都会造成对民族心灵持久的伤害。

一.“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

“文革”的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当时国家领导的话说,“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然而,“文革”毁灭的正是文化。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神州大地像中了魔,人们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烧藏书、名家字画,还刮起了掘墓风,孔子坟墓被砸。“文革”中,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政府机关瘫痪,公检法被砸烂,无序的社会成了运动斗争的场所,荒谬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群划片归类,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整天面临被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在触及皮肉及灵魂的暴力革命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发动“文革”的原因。据媒体报道,民间看法更多地认为,是国家领导某1958年发动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饿死。党内产生意见分歧,因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于是,他发动了“文革”,借群众运动的手,一一清除了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诸多领导人。其实,“文革”的发动更多的是源于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执政者的权力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督,加之个人崇拜的极端盛行,以致国家领导某可以不顾忌任何法律约束而屡屡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为“文革”招魂的现象。“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尘封日久,偏偏还有人为之招魂。几年前的“唱红打黑”;不久前,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某,离世之前念念不忘文革,甚至要求中国“回到文革”;某知名高校的极左教授某赞颂文革:“辉煌之顶峰也。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一日千里,文化莺歌燕舞,外交威武雄壮,只有反动分子瑟瑟发抖,焉得不辉煌也”;有人甚至鼓噪“文革万岁”、“重新定义文革”、“再来一次文革”;媒体报道,5月2日,一场红歌会在人民大礼堂上演,借唱红歌,还唱出“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幕布中亦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特殊时期政治口号;某地某网站发表署名“红旗飘”的文章说,红友们在某地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争相发言控诉当代邓小平集团篡夺政权,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复辟了资本主义,葬送了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关于演出,有反对者给中央办公厅发出公开信,指责这是在为“文革”张目,是在给中央挖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来的是悲剧的话,如果以他们这种形式来唤醒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闹剧了。组织者利用这场活动要干什么?他们唤醒的是什么东西?”对此,左派网站则发文质辩:“中央权力部门是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忠于守职,还是为持反共立场的某撑腰壮胆?这检验着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的党性和立场”。

“文革”的后遗症。一.媒体报道说,“文革”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让许多中国人习惯了“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唯物质与金钱是举。后遗症二,是“文革”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极度破坏,社会道德下滑,社会不和谐的成分增多,就像媒体每天都会曝出官场贪腐新闻一样,令人厌恶的负面社会新闻考验着人们的神经。后遗症三,摸到石头不过河。向后看,克己复礼,依附顺受,误以为一旦过河,就会国将不国,难以承受未来的召唤和希望。

“文革”引出的深层次问题。问题一,媒体文章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代差,由上至下的共鸣和共识越来越少。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民众参与不足,因而百姓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参与形式,如示威抗议,上访闹事,冷嘲热讽恶作剧等。

问题二,对“文革”刻意作政治模糊。媒体报道说,“文革”中,领导人搞极端主义、个人崇拜,鼓吹用斗争解决一切问题,毁灭传统文化,祸国殃民,造成民族深重灾难。“文革”后需要拨乱反正,也需要政治和解,这就需要透露历史真相,厘清历史责任,甚至惩罚或责难历史责任人。可是,谁来揭这个沉重的盖子?问题三,“文革”开了“五四”的倒车。媒体报道,“五四”是一场运动,“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主题是“对传统文化重新估价以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文革也是一场运动,但是,它却毁灭了文化,否定了“五四”所倡导理念、精神和实质内容。现在,民族仍然在为合理社会的基础原则进行论争,左右论战还在进行,“中化”、“西化”还未定于一尊。教条代替独立思考,强制代替理性说服,被动接受代替自我行动。

二.正视“文革”还要等多久?

五十年前的“文革”罪行累累,从1966年到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让中华民族经历了深重的劫难,中国人从肉体到心灵经历了无尽的摧残和荼毒。然而,这惨痛的历史,数十年过去了,迟迟不能公诸于世,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曾坐“牛棚”者的无奈。媒体报道,还是在十年前,北大知名学者季羡林写的《牛棚杂忆》英文版出版。写作此书时,季已经年过八旬。在书的开篇,季坦言自己已经徒劳地等待多年,希望有人站出来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真实地见证那一个时代。但最后,困扰于老一辈的集体失声,而年青一代对过去又渐渐忽视,决定拾笔写书。从民国走来的季一直远离政治,“文革”中由于痛恨北大校园中飞扬跋扈的红卫兵头目某,在非常时期加入了反对某的阵营,结果招来麻烦。于是,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接着被抄家,被送去蹲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多年来,季对“文革”耿耿于怀,写书记录“文革”实属为知识分子渺小的自由而呐喊,不得已而为之。

刻意回避。媒体报道,最近,位于广东汕头的一座“文革”博物馆经“穿衣戴帽”后已面目全非。照片显示,博物馆的一些标记,如入口处刻有的“首座文革博物馆”的大字;两侧的“天壤独存浩劫史,人间最重是非心”的对联;广场上刻有已故前广东省委书记某所提“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的石碑;各地名人的题记等,均被系列“中国梦”、“核心价值观”海报刻意遮蔽。博物馆藏有众多资料、文物的塔楼,被竹棚、塑胶板围住。据说,这是当地政府所为,估计与时下政治气氛有关。

三.血写的“文革”当为中华民族永志不忘

“文革”十年动乱的斑斑血迹,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干涸、凝固,在有意无意间被抹去了痕迹。但是,在国人心中,在民族的记忆里,“文革”不能被遗忘。

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一面镜子,没有比照,就不知道自己的瑕疵和缺陷。“文革”给国人的伤害有肉体的,更有精神层面的。所以有理由建立纪念堂馆,更应该大张旗鼓地宣讲,以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就像以色列人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一样。

要有一个很好地反思。向中央写信质疑5月2日人民大礼堂红歌会的人士,与媒体有一番对话,其中提到对“文革”历史的反思问题。她举了三个例子:一,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访问波兰,在二战受害者公墓前下跪,给世界的震撼是德国这个民族不是跪倒了,而是站起来了。二,经过“文革”,受害也害过人的执政党某领导有反思:“我们把他(文革发动者)当圣人,当神了。不断地烧香、磕头,把老人家熏黑了我们还在烧啊、磕啊,我们也有责任”。三.邓小平说过:“我们这个党犯了很多错误,我们对人民欠了很多债,我们要还债”。

如果再来“文革”。媒体报道说,“文革”是什么?是最高统治者允许最底层民众,通过自己的方式,惩罚他们自认为的敌对势力和所谓的剥削者。因为领导人不讲法,所以也鼓动民众不讲法。其实,“文革”就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通过不知究竟所以的斗争,达到领导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文革”从一开始就充分激发出了人的最原始的兽性,怀疑一切,仇视一切,毁灭一切。媒体设想,一旦真的又出现大规模类似“文革”的运动,人们会干什么?人们不会去斗地主斗知识分子,底层民众仇恨的目标,只会是权贵阶级、掠夺土地的、强拆民房的、贪污公款的、住豪宅大院的,甚至城管、村支书都可能是新运动攻击的首选对象。因为这些人往往直接侵犯了公众权益,直接参与剥夺了百姓的财富。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日报》近期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讲话,他在总结中国工业化道路时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这些,是对“文革”最权威的定性。还有几天就是1966年发布“5.16通知”启动“文革”的日子,这意味着“文革”距今已经五十年历史了。中国人没有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血写的“文革”,因为一个民族只有正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转载]“左”派的两面旗帜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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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中国,“左”的思想往往高举两面旗帜,一个是所谓社会主义,一个就是毛泽东。但需要注意,社会主义这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东西,连邓小平自己都说过,搞了那么多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如果说坚持“左”的东西,或者坚持与旧体制相关的东西,就是搞社会主义的话,我觉得那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名,而以特权和专制为实。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些习以为常的东西,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常争论医疗卫生的改革,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经费,几年前,一个相关副部长说过一番话——大家很难看到,但是在一份不知名的报纸上部分登了出来——他说,中国的几亿农民,要让他们在“新农合”体系中得到补助的钱,实际上还不如北京某医院一个医院花在高干身上的保健经费。仅仅一个医院的高干医疗经费,就超过中国几亿农民的医疗卫生经费,这叫社会主义,还是叫特权?中国那些所谓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显得理直气壮,好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在坚持腐朽落后的东西,比如特权。

至于把毛泽东作为旗帜,那就要涉及对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评价了。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我的看法和天则所的茅于轼教授看法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茅教授为此遭到很多人猛烈攻击。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很伟大,他们津津乐道的例子是毛(泽东)敢于在朝鲜跟美国人干一仗,其实,这是丰功伟绩还是历史过错很难说。我要举两个例子,说明毛(泽东)祸害了中国,祸害了中国人民。第一个例子,如张啊戎在《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开始所说,在没有外力入侵,在没有国内战乱的情况下,在和平的时期,中国被饿啊死啊几千万人,凭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评价毛泽东了。我自己有另外一个例子来评价,我是研究文化达革命的,我知道,文化达革命中毛泽东对主管军队林彪发指示:林彪同志,要发枪给左派,要武装左派。他还说,十多年了,我们没有打过仗了,打一下,也是个锻炼。我对毛泽东的做法难于理解,都是自己的老百姓,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为什么让正规军、让军区、让野战军发枪给一部分人屠杀另外一部分人?我认为这种情况匪夷所思,我只能叫做丧心病狂。那些拥戴毛泽东和谩骂茅于轼教授的人,要么不知道这些情况,要么不能面对这些情况。

今天,“左”的思想争取人心的主要方法,就是高喊平等的口号,这也是重复文化达革命的做法。我们知道,文化达革命能动发动得起来,能够让几亿人积极参与,用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不足以解释,用“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更不能解释,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实际上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问题,他们就是利用公正和平等的口号来打动人心。

前几天宣布,要审判博西来。博西来的成功也在这里,博西来和文革派一样,实际上是制造或维护不平等制度的人,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权力,他们高举平等的旗帜,高喊平等的口号,他们实际上是假戏真做,有时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做出最平等的姿态,就能够欺骗人。在这个问题上,天则所的诸位同仁20年来不遗余力地在主张和争取真正的平等,即争取实现一种能够保障平等的制度,而不是肤浅地迎合“均贫富”的心理。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受到攻击,被说成是主张不平等,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这方面,茅于轼教授受到了最大的攻击。这种情况下,我很想鼓励天则所,我们坚持的是真正的平等,与毛泽东文化达革命中那种平等,与博西来那种蛊惑人心所谓的平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东西,(请您参考本博文章《两种平等之比较》)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平等坚持到底。

总之,我认为,“左”的东西,左派所谓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是站不住脚的。但当前左倾思想的回潮和泛滥趋势提醒我们,反“左”的斗争还任重道远。我感到遗憾和抱歉,这些反“左”的老生常谈,我今天又重复了一遍。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年庆典仪式“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总体回顾和展望”环节上的发言。

摘自   《毛泽东旗帜站不住脚:中国改革仍受左的干扰》 作者:徐友渔


 

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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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缺陷


梁木生

阶级斗争理论产生后,以指导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成为了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浪潮,并与民族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一道构成了100多年来交织并成的世界性革命潮流。在这三大革命的总体洪流中,最终以所谓真正消灭私有制实现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运动,在苏东、中国等十五个国家的十几亿人口中出现了。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尝试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失败或破产,苏东的社会主义以自我迅速崩溃的方式结束了自身的命运;中国、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则以改革开放的方式逐步接纳了私有制,并且在继续扩大私有制的范围;还有两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普遍贫穷使之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的实践运行所以如此,在于它的实践后果根本没有践行它的理论预设,而且导致了广泛而巨大的灾难,这一灾难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这一结局集中说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阶级斗争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而我们对这一缺陷的理论分析是不充分的,以至于目前人们仍然存在许多误解。本文通过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缺陷进行简要分析,目的是告知人们社会主义的实践危害正是缘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固有缺陷。阶级斗争理论主要包括私有剥削论(或公有优越论)、国家阶级论、阶级革命论三个方面,这几方面都存在学理上的逻辑缺陷。
一、私有:剥削的根源?
阶级斗争理论最核心的观点是私有是剥削的根源,如果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整个阶级斗争理论最根本的支点就坍塌了,相应地这一理论所描绘的宗教般的美好社会亦不复存在了。
众所周知,剥削是剥削者对他人资源的无偿占有,并且是有目的的占有。同时,为了实现剥削,剥削者必须积极行为,所以剥削又是一种能动的行为。但是,剥削的目的性与能动性是受人的主观意识支配的,人的意识通过主导自己的剥削行为以进行剥削。与此同时,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围绕利益表现的,人们的意识在主导和操作自己的行为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据表现出来。剥削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当然以人的利益为根据产生并通过剥削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最大追求成为剥削产生的直接根据。然而,人的利益需要从何而来,经验告诉人们人的利益需要以人性为根源产生的,因此可以肯定剥削的根源必然源自人性。
通常,人性的张显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合作,并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通过自己行为帮助他人人性的满足来实现自己的人性要求;通过有效资源的消耗来实现自己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上的客观要求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上,就会出现既有利他行为又有剥削行为,人性因此成为利他行为和剥削行为的共同根源。在此,以人性中的利他性否认人性中的剥削性,或以人性中的剥削性否认人性中的利他性,都是片面的。当然,从人与人之间利益互动的角度分析,人的无论利他行为还是剥削行为都是需要条件和手段的,纯粹的人性纵使具有利他或剥削的动机与动力,也无法表现出利他或剥削的行为。具体到对于剥削行为而言,剥削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剩余资源的存在,手段则可以说是剥削行为得以实施的工具和依凭。在此,能够成为剥削手段的主客观要素很多,主要的手段在主观方面有体力、智力、情感、经验、知识等,客观方面有武器、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活资料等。这些手段有时是单独发挥作用,有时是相互结合发挥作用。在这些手段中,智力、知识、武器、生产工具又是最基本的剥削手段,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这些手段在人对人实施的剥削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通过对剥削的根源与手段的分析我们应该明白,剥削的根源具有客观、唯一、自主把握的特点:客观说明了剥削根源的不能消灭;唯一说明了一切剥削都归结为最终的人性原因;自主把握说明了是否剥削、怎样剥削、剥削方式的选择都具有能动的自主支配性。剥削的手段具有物质、力量、多样的特点:物质说明了剥削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体和工具实施;力量说明了剥削手段的物质能力能够支撑剥削者达到实施剥削行为的程度;多样说明剥削行为的手段不是单一的。由此可以说明,剥削的根源与剥削的手段其区别是确定的,其作用是不同的,正确认识这种区别与不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剥削这一社会现象。
然而,阶级斗争理论认为私有是剥削的根源,改变私有就消除了剥削的根源。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明确,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混淆了剥削的根源与手段的关系,在实践上难以解释各种非私有剥削形式的广泛存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观点进行客观、深入地分析。
从学理上讲,私有既是法律概念又是经济概念。按通行的理解,私有是指有效资源的个人所有,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对象的个人所有。认为私有是剥削的根源,主要是指私有的指生产资料。由于剥削表现为对他人资源的无偿占有,所有者要凭借自己的生产资料剥削他人,一个前提是将生产资料交给他人使用,同时他人运用这一生产资料能够创造出物质资料。可是,事实上即使这一前提存在并不等于剥削能够发生,如在下列情况下剥削仍然不会发生:1)所有者主动放弃对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2)劳动者拒绝交付劳动成果(因其他原因无法实现的剥削不在此考虑之列)。
从实践上看,私有条件下的上述两种情况对私有是剥削的根源提出了挑战,因为它无法从逻辑上对剥削源于私有作出解释。如果私有是剥削的根源,私有就会推动和强制所有者进行剥削,而所有者不可能放弃剥削,这时所有者则成了私有剥削的工具,不具有任何能动性、自主性,并且私有的大小与剥削的多少成正比例。可事实并不如此,在任何私有的剥削中,所有者是否剥削,怎样剥削,剥削多少完全由他自主判断(当然这种判断他要考虑各种限制因素),私有的生产资料在此仅为所有者实施剥削提供了一种根据、条件、手段,并且还需要所有者借用许多其他手段与之一道配合,才能发挥剥削的作用。如果劳动者拒绝和反抗剥削,私有更不能推动所有者强制实施剥削,而是要所有者凭借和运用其他各种手段与条件实现剥削,例如武力、强力等。这怎么能够解释私有是剥削的根源呢?如果如此,武力、强力不也成了剥削的根源?因为在所有条件、手段都具备的情况下,面对劳动者拒绝剥削的情形,所有者的剥削能否成功显然不是私有,只能是强力或者武力迫使劳动者接受剥削。这时,武力、强力就像私有一样成了所有者实施剥削行为的手段,所有者必须借用这些手段与私有的手段一起实现剥削。假如所有者并不追求剥削,私有将与其他手段一样,都不会发挥剥削的作用,更不会推动所有者实施剥削行为。
从以上分析可知,推动所有者凭借私有生产资料和其他手段实施剥削行为的显然是所有者的利益需要。当所有者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追求更多的有效资源时,这一需要便推动所有者的主观意识主导自己积极能动作为,依靠和凭借各种手段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私有的生产资料就像武力、强力等手段一样,因可以实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强占,就成了所有者借用的一种剥削手段与工具,并在自己利益需要的趋动下,发挥剥削的作用。所以,私有只能是剥削的手段,不是剥削的根源,改变私有不能消除剥削,因为它没有消灭剥削的根源,人性中的弱点、缺点仍会借用其他手段实施与私有一样的剥削。
最后,如果一定认定私有是剥削的根源,那么这一根源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因为按照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学说,私有是在出现了剩余产品后产生的,没有出现剩余产品之前并没有私有,这说明私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就是作为剥削根源的私有不是从来就有的。既然如此,私有就不可能是剥削的根源,因为它不具有终极性,而根源应该是终极性的。在此,假如继续追问只能从逻辑的链条上提出,导致私有产生的根源是剩余产品。如果是,剩余产品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因为剩余产品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显然,从探询终极根源这一视角不断追问下去,最后的结论只有从人性上回答,才既符合历史演变的事实,又符合逻辑上的不断追问。

       二、公有:消灭了剥削?
建立在私有是剥削根源基础上的理论坚信,消灭私有就消灭了剥削的根源,公有是与私有相对立的一种产权形态,所以公有没有剥削。剥削的根源是人性而不是私有宣告,消灭私有只是消灭了剥削的一种手段,人性中的缺点、弱点还会借用其它手段实施剥削,公有作为一种财富创造的产权制度及其生产手段,因为没有消灭剥削的根源,还会作为剥削的根源——人性的手段实施剥削,公有制度下的剥削同样不可避免。
从法律上讲,公有必须表现为每个人能够同等、自主、直接运作所有权,否则公有的产权作用与功能将会变异。显然,满足公有运行的这一要求,全民的个体意志必须自我能动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意志操作公有权。对此,经验的回答是:个人之间利益矛盾的客观存在直接障碍着全民单个意志的有机统一;个人能力和所处环境的巨大差异全面限制着全民单个意志的有效统一;技术上没有任何途径、手段能够把数量庞大的全民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意志运作公有权。由于没有全民意志的统一,全民不能现实地一体运作公有——公有无法投入运行。
为了解决公有权运行中蕴含的上述矛盾,公有理论明确提出了公有权的代行,即由一定机构代替全民行使公有权。然而,产权理论认为,所有权根本不能代行,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公有权代行。民法物权理论的常识是,所有权包括处份、占有、使用、收益等基本权能。其中,体现所有权根本标志的权能是所有者对其所有物具有绝对处份权,即物的最终命运的自主决定权。以此为根据可以发现,作为所有者,全民在将公有资产委托给他人行使后,如果仍能行使处份权,就是所有者;如果不能行使处份权,就不是所有者了。这两种情况都说明不存在公有权的代行。
这里,假定公有权代行成立,亦必然存在代行者。显然,除了人没有谁能够代行。面对庞大的公有资产一个人无力代行时,必需部分人代行。在此,且不说代行的部分人怎么产生这一代行难题,如果部分人代行了公有权,其法律后果必然演化为:部分人取得了全部公有资产的所有权,绝大部分人完全丧失了所有权。因为通过代行,部分人能够完全行使所有权,而绝大部分人则永远不能主张所有权了。可以肯定,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行使公有权,另一部分人不行使公有权的产权制度,公有的优越性绝不会同等地施于全民。
公有权代行的不成立,没有阻止人们在代行理论指导下武断而强制地实施公有权的代行,并将这种代行的产权制度认定为公有制。事实是,通过代行,公有完全异化为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本文称之为权力所有制。这里,公有异化为权力所有,通过两次公有权主体不等值的置换实现,第一次为静态置换,第二次为动态置换。
1、静态置换:国家取代全民。在代行理论指导下,公有制的信仰者们选定的代行主体就是国家,因为他们坚信国家等于全民,而且国家具有能力与资格代表全民所有庞大的公有资产,于是公有的主体全民被国家置换。通过这一置换,人们在观念上相信,公有“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地转化为国有,并坚信国有能够全部实现公有的一切优越性。问题是——姑且不论公有权代行是否成立——一旦国家取代全民,公有权还没投入运行,公有权的主体就被置换了。而国家与全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主体,它们既不通约,又不等值,因而国有的经济和法律意义不可能等同于公有。
作为单个人的总和,全民具有利益需要、主观意志、行为能力和经济目标,因而是一个健全的民事主体,理论上也是一个合格的所有权主体。国家取代全民成为公有权的所有者,是以与全民不等值且在法律上不合格的所有者置换了合格的所有者。这种不等值与不合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家是一个政治主体,由政治主体行使民事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必然演变为政治所有权,从而使政治成为操作所有权运行的所有者;2)国家是一个纯粹的机构,自身没有任何利益需要、主观意志,因此国家不可能内生任何动力推动所有权的经济和民事运行,并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3)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国家表现为一种死寂状态,不具有任何行为的自主能动性,即自身不能释放能动力量操作所有权运行。由于上述不同,国家代替全民成为公有权的所有者,使公有在代行理论的欺骗下异化为国有,相应地国家所有权的现实运动理所当然不会是任何意义的公有权运动,它只是一种以公有名义存在而又不体现公有本质的所有权运动,公有的经济和法律意义无法通过国有实现。 
2、动态置换:权力代替国家。作为一个非人格主体,国家取得所有者地位后,这一主体仍然不能像民事所有者那样能动地操作所有权,以追求所有权运行的经济和民事意义,国有仍然不能运行。因此,要实现国家所有权的运行,必须赋予一种能动力量支配国家并以国家名义操作国有权。常识告诉人们,这种能动力量在国家没有取得所有权主体地位时就存在,这就是操作国家的政治权力。由于这一力量先定存在,操作国家所有权运行的主体没有任何质疑地转化为支配国家的政治权力,权力成为国家所有权的真正所有者,而国家仅仅作为标明权力这一所有者具有合法性的一个外壳发挥着作用。
权力作为公有权的真正主体使公有权的运行具有了现实性,因为任何政治权力都是由具有能动性的个人行使的。权力所有公共资产后,拥有权力的个人具有了实际支配公有权的“合法”依据并保证这种产权能够运行:拥有国家权力的人的能动性和能量能够操作国有权,他们追求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成为国有权运行的目的,他们的意志成为支配国有权的所有者意志。通过这一转换,一种新的形态完备的所有制——权力所有制形成。
在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代行理论指导下,公有权主体由能动的全民过渡到静态的国家,又由静态的国家过渡到动态的权力后,公有权主体事实上是进行了两次主体不等值且相互不能代替的置换,权力所有就是这种不等值置换所形成的一个产权制度。正因如此,公有主体的置换过程实质是公有的异化过程,这一由公有异化而来的权力所有,既不会是公有权的运动,又不能从任何角度实现公有的优越性,并且作为一种能够运行的产权制度,权力所有也内含着与公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即所有权运行的系统性与等级性。系统性是指,权力所有既不是权力者个人所有,亦不是全民所有,而是整个权力系统所有,这一系统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经济权力两大系统。前者是主系统,后者是辅系统。所有权运行由国家的这两套权力系统统一操作,所有权客体因此没有确定的人格保护;等级性是指,权力所有是下级权力与上级权力形成的等级式权力系统共同控制与操作所有权,而下级权力总是通过服从上级权力或经其授权而成为运作所有权的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并发挥作用,国家的最高权力则拥有最终和最高的所有权。
受到主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权力系统在操作所有权运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再次异化而形成各种非权力所有的产权形式,包括:1)私有,即拥有权力的个人以合法、非法方式将其实际控制的资产转归自己所有;2)集团所有,即整个权力系统中某一环节的一个权力群体将其运作的资产转归为所属成员所有;3)无人所有,即一旦权力系统不能或没有实际操作与控制某一资产,这一资产就处于无人所有的状态。
通过运行中的变异,公有的实践运行表现出了广泛、深入、严重的剥削,有些方面的剥削甚至比私有的剥削更为严厉。事实上,以公有制名义存在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学术甚至民生生活方面的种种不幸都与公有制运行的变种——国家所有制实质是权力所有制的现实运动存在关联,它使少数统治者人性上的缺点、弱点通过权力操纵的生产资料扩展到整个社会,而这一制度下的等级式剥削仅仅是这一制度运行中的一个副产品。
三、国家阶级论的理论质疑


    国家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产物。人类社会在文明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包括私有产生后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但社会中并不仅仅存在这一类矛盾,甚至不能说穷富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如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为了这些矛盾得到控制而确保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社会必然也必须内生出能够控制所有社会矛盾的机构,这一机构人们称为国家。所以,国家是整个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物,公共职能是国家产生的理由,国家的公共性是整个社会赋予的。同时,国家需要能动的力量运作,这种力量只能由人来提供,至于谁来运作国家以实现国家的公共职能,则是一个与国家产生一同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既然国家是公共需要的产物,运作国家的人应该是完全从公共的角度履行职能,但问题是谁有资格运作国家。从历史的角度讲,运作国家的人只能以自封与公举两种方式产生,在公举没有可能的情况下,自封则成了运作国家的人产生的唯一方式。结果在国家产生时,运作国家的人基本是自封的。
从政治的视角讲,运作国家的人在自封产生的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人都具有自身的利益,运作国家的人也不例外。当具有个人利益的人拥有或控制国家后,国家作为公共机关的私人性必然体现在国家的职能中,国家的私人性因此产生了。于是,国家成为公共性与私人性相统一的机构,成为由私人自我宣布拥有国家并能实现私人利益的公共机构。当然,从渊源上分析,公共性是国家产生的原因,私人性是国家需要能动力量运作的产物,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国家完全归之于公共性,也不能将国家完全归类于私人性,只是公共性是国家第一位的属性,私人性是国家第二位的属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获得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家或者是公共性的,或者是私人性的,但似乎难以抽象出阶级性。如果认为国家是阶级性的,那国家的阶级性从何产生呢?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如此,它说明阶级产生在前,国家产生在后,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如果是这样,国家产生时社会只能存在阶级矛盾,没有其它社会矛盾,不然国家就应该还有其它属性,因为将国家的属性归之于阶级矛盾的存在,就等于存在什么社会矛盾国家就应该有什么属性,否则认定国家是阶级性就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与认识的逻辑。同时,既然是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时产生了国家,那国家是如何抑制阶级矛盾的?如果这种抑制是最终消灭了另一个阶级,等于国家的阶级性本身也消灭了,因为全社会只有统治阶级了,国家也就是全民的了;如果国家还允许另一个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又有矛盾又有和谐,国家则是在调控阶级矛盾维护阶级和谐中发挥作用。这时,国家行使的显然是公共职能不是阶级性职能,国家的阶级性亦不成立。
从公共性的角度分析,国家维护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安全,这是任何社会成员、群体、阶级都需要的,国家因此而无法消解它的公共性。如果国家是阶级性的,等于将国家理解为只为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服务,而完全压迫社会中的另一个阶级,国家的公共职能完全消解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这样的国家等于将统一于一个社会的国家分裂为了部分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没法保证社会最基本的秩序、稳定、安全的,更不可能确保一个社会统一、和谐的运行,人类社会的文明化发展将不具有可行性,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也不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并且当一个国家爆发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后,国家基于社会秩序、稳定、安全的需要同样会予以调控、镇压,这时国家将会一体打击不同民族、宗教中的穷人与富人。面对国家的这种职能,除了国家的公共性能够给予解释,阶级性是无法解释的。
国家的私人性是指国家具有优先或者专门实现或保护控制国家的人的个人利益的属性,但这一私人性也不是国家的阶级性,亦不等同于阶级性。从运行的角度讲,私人性体现为国家的个人支配或集团支配,并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中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受到国家保护的程度是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具有群体性的特点。这样,私人性的国家运作使国家具有了群体性,但这种群体不可能是阶级斗争理论所界定的阶级,即国家或者代表剥削阶级,或者代表劳动人民,人类社会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因为国家的任何一项职能履行不可能是某个阶级完全受益而另一个阶级完全受损,有的只是某个群体受益而另一个群体受损,或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或者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受损,将国家的私人属性等同于阶级性是进行了不等值的概念置换。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群体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它可以是阶级群体,也可以是血缘、地域、民族、宗教、职业群体,还可以是任何一种特殊利益整合的群体,如同学、战友、某种特殊需要等,阶级群体只是国家层面的一个类别的群体,国家在调控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时,阶级关系与矛盾只是其中的一类,而且很难说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类。并且按照阶级斗争理论的界定,阶级性的群体范畴非常简单而确定,也是一个最抽象、最空洞的群体,即是否具有生产资料,有的就是有产阶级,没有的就是劳动阶级。所以,如果认定国家是阶级性的,就不可能概括出国家所要调控的所有群体性关系与矛盾,将国家的群体性属性即倾向于过多保护、服务某类群体或几类群体的特性,判断为国家的阶级性等于将国家的群体性等同于阶级性了,并使国家基于其私人性属性而表现出来的复杂功能与作用,完全简单化为了阶级性的功能与作用,国家的私人性、群体性剥削变成了阶级性剥削,国家的私人性、群体性压迫变成了阶级性压迫,政治现实上功能复杂、作用多样的国家,成为只会行使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国家。

四、阶级革命论的内在缺陷


    阶级革命论以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为划分标准,将所有以劳动阶级为反抗剥削形成的革命定性为正义,反之就是非正义,人类社会的所有革命都是阶级革命,不是正义的就是非正义的。例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这种革命不仅是整个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具有高尚的合道德的动机,而且其行为是高尚的,其方式正当的,其后果积极的,其作用是进步的,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穷人免除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这种阶级革命论的理论缺陷十分明显。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过程中,社会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革命的类型千差万别,革命的方式各不相同,革命的原因十分复杂,革命的作用更是难以评价。至于因贫富冲突导致的革命只是社会革命中的一种,即使是这类革命,虽然具有阶级性的特点,但并不是整个阶级对阶级的革命,而是部分穷人自我组织起来建立武装式的革命集团革有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命,参与革命的穷人也不是所有的穷人,而是其中的部分人,是一部分人穷人冒着生命进行着革命,另外的绝大部分穷人是旁观者、看客。将部分穷人实施的革命解释为阶级的革命,等于将部分人等同于一个阶级,将部分人的意志、利益、诉求等同于一个阶级的意志、利益、诉求,这种置换所获得的结果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抽象,而不是既定的事实。
首先,就革命的内容而言,在一部分穷人实施革命的暴力行动时一样会革另一部分穷人的命,这部分穷人包括被宣布为敌对政治势力控制的穷人,有可能帮助其它政治集团的穷人,被其它政治集团收买的人;其次,革命成功后取得政权的是直接进行革命的那部分穷人,而不是所有的穷人。也许革命成功后获得政权的穷人改变了命运,由被统治者变成了有产者、统治者,但那些没有参与革命的穷人还是穷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利益不可能因为部分穷人获得了政权就会改变,除非他们乘机打劫;再次,部分穷人以革命的名义拥有了国家政权,既不可能表明它穷人政权的性质,更不能理解为它是代表穷人的政权,而只能看它实施的法律、政策。可是,翻开历史,我们找不到一个由部分穷人革命成功后上台的政权,其实施的政策、法律使整个穷人不再贫穷,或整体变成了富人,或与他们一样富有,最多是制定一些缓和剥削、压迫的法律、政策,使穷人的穷苦生活有所缓解。但这种缓解与缓和并非穷人上台的政权能够如此,富人建立的政权也能如此,前者如刘邦的汉朝,后者如李四民的唐朝。至于革命的过程中,穷人的政治集团实施轻赋薄徭,富人的政治集团同样做到了,并且从政治学的常识上判断,这不能证明穷人的政治集团就是在代表劳动人民,它是否代表只能以其获得政权后所持续实施的法律、政策如何,革命过程中的杀富济贫谁都可以实施,穷人集团可以,富人集团也可以。
当然,至少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发现,通过农民起义形成的政治力量,基于起义的领导集团主要是穷人出身,在革命的过程中以夺取富人的财产,反抗官府的镇压,废除苛捐杂税与地租,散发抢劫的财富给穷人为革命的主要内容。但这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政治运行的常态,也不能说一定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至多是一种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行为,这一革命的初步结果只是使少数穷人成为了富人,部分富人成为了穷人,绝大部分穷人缓解了悲惨的趋势,但穷人的命运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穷人还是穷人。如果说这种农民起义是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革命,是代表整个穷人的革命,具有整体改变穷人命运的功能,可以说中国应该在第一次农民起义后,就是穷人的天下了,社会也没有穷人与富人的分别了。可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贫富矛盾从来没有消解过,有的只是一定时期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政策较为适当,贫富的差别小些;反之就严重,直至一次新的革命为止。
至于革命的结果与作用,更是无法判断农民起义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还是阻止了社会进步,或是社会停滞不前,但可以肯定地是,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虽然这种破坏确是具有道义的根据,也为一个更好的政权出现创造了条件。问题是,这不能解释为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果是这样,中国应该在一次接着一个爆发的几十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发展到共产主义了,何须今天还要通过改革开放改变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面貌。以具有道义的理由全面肯定农民起义的行为、过程、作用、目的、方式,以农民起义主要表现为穷人的革命就概括为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不仅与历史不符,而且根本无法解释相当部分农民起义中的种种无耻作为及其由此导致的各种可悲的后果,以动机高尚代替革命本身不是十足的无知,就是可怕的褊狭。更有革命过程中那些过于血腥残暴的方式,如毫无人性地杀戮与焚烧、完全没有节制地抢劫与破坏、贪婪成性的腐化与享受,使其革命的高尚动机完全荡然无成,有的只是社会的破坏、仇恨、混乱。动乱过后社会能否进入秩序、稳定、安全的状态,还得看新上台的统治集团是否给予善治,而这种善治与是否穷人上台没有任何关系。
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危害

梁木生

2009年10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阶级斗争学说曾是中国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且唯一能够广泛转播、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阶级斗争理论实践层面的正面作用、功能已经迅速下降,但仍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并发挥着定于一尊的理论解释作用。然而,基于中国今天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作用虽然日益苍白,但社会现实中逐步暴露的各种问题,似乎又为这一理论的解释能力提供了广泛的证据,以至于这一理论实践上的危害又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日益突出。可悲的是,对于这一理论的现实危害人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更谈不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抑制,结果这一理论仍在通过政府控制的学术系统、教育系统、宣传系统,不断传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政府的合法性统治这一理论面前日益流失,政府的权威性也因此不断下降,并成为了不少人怨恨、敌视、否定中共甚至力图重新革命以推翻政府的思想武器。所以,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刻不容缓,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诉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直接抑制甚至阻止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推进。在这种理论与现实严重分裂、冲突的面前,阶级斗争理论的危害以新的方式全面表现出来。简要概括,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全面分析,但经济、政治上的危害最为明显、突出,至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危害虽然同样明显而严重,只是相比于前两个方面仍然是次要的,在此略而不论。

一、经济危害:强化贫富矛盾

阶级斗争理论经济上的危害是目前最基本、最普遍的危害,其主要表现为它指引着人们将目前经济上贫富形成的复杂原因,仅仅归咎于私有者的剥削,从而激发人们对私有整体的道德谴责及其普遍的仇富心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与过去30年完全不同的两个最大的变化: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产物,因为贫富差距在1949年后通过公有制度已经缩小,并且在公有占主导地位的近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这当然成为部分人——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者们,攻击今天整个改革开放政策最强劲的理由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私有经济的发展亦十分迅速,并通过如下两个基本方面扩大,一是个体经济的自我发展而不断壮大,二是公有经济以各种方式私有化,其中主要是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变卖。上述两个方面的耦合成为了阶级斗争理论中剥削论强有力的现实证据,也成为了人们普遍抨击现代经济生活的理由。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做的分析,贫富差距的存在并非完全源于私有及其剥削的秉性(虽然私有确是具有剥削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功能),因为即使在那个所谓贫富差距很小的时代,公有制下的剥削同样普遍盛行,只是它不同于私有制度下个人对个人的剥削,而是表现出了一种整体的剥削、制度的剥削、政治的剥削。例如,有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的时间,政府通过强制性规定整个农产品的价格,从农民那里无偿获得了7000亿元左右的财富。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不是公有的剥削又是什么?至于贫富差距,在当时的中国工人中存在8级工资制,干部中存在23级工资制,如果我们将这个级别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数量根据,这个差距小吗?同时,那时的等级差距还以公开的制度强制予以规定,不同等级除收入上的差距外,还有各种待遇、特权的不同,将这些换算成为收入,其差距就会很大。只是那时的差距与今天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中通过自我奋斗由穷人变成富人,并且今天的富人相当部分财富没有转化为个人消费,而是作为生产力在发挥作用,当时的人们只能由国家分配收入,自己不可能获得财富,同时自己的收入全部变成了消费资料。
但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普遍地认为,他们贫穷的原因源于私有的剥削。不可否认,目前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伴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形成的,也是随着私有的出现以及迅速发展形成的,这其中不能说私有的剥削没有起到重要作用,看看珠江三角洲那一个一个血汗工厂中,超负荷劳动而只能基本糊口的少男少女们,人们何尝不想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是,将今天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私有,似乎是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突出的经济问题作了过于简单且过于武断的判断。至少如下原因是不少人致贫的主要因素:自我懒惰,过于愚笨,天灾人祸,自然条件,体制转轨。
在这些因素中,除了体制转轨是一种能与剥削扯上关系的因素,其它因素都与剥削挂不上勾,也与私有没有任何联系。懒惰致贫既不能从任何角度归咎于剥削,更不能从道义上给予同情,而现实社会中这一因素致贫的比例是十分庞大的;愚笨导致的贫穷主要是自身不能创造财富,虽然具有同情的成分,但不是因剥削形成的;天灾人祸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使其成为穷人,只是富人抗风险的能力要强得多,但它跟私有也不能联系起来;至于自然条件致贫,更是无论有没有私有都难以改变的,相反因私有的充分发展所获得的财富逐步向这些地区倾斜后,还能够慢慢降低它的贫穷程度。这里,上述因素中能与剥削导致贫穷联系起来的是公有体制的转轨,如工人下岗、失业,但这恰恰不是私有剥削所致,而是公有企业在市场运行中导致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公有制剥削,而且这种剥削比私有的剥削更不人道,也更不理性,即工人受到了剥削,却找不到具体的剥削者,也没有控诉的对象,它集中说明的不是私有的过失,而是公有的罪过。我们看看那些所谓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公有企、事业单位,他们聘请的干各种体力杂活的下岗工人、农民工,其工资之低,待遇之差,人格之辱,相比于私有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那些所谓的公有农地在相关官员的运作下,从承包的农民那里以令人心酸的低价拿走,又以令人咋舌的高价出手,最后各类参与瓜分的官商一夜之间暴富形成的贫富差距,岂是私有剥削能够望其项背的。
上面的简要分析,只是告知一个今天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事实,私有并没有扮演唯一的角色,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假如一定要归咎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权力对公有资产疯狂地瓜分、侵夺当仁不让。有人会说,如果不改革,不允许私有出现,公有就不可能导致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这里,我们不谈计划经济时代是否存在剥削,或剥削多么严重(这在前面已经简要分析过),仅就如何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就能得出结论,不实行私有,中国说不定经济上已经崩溃,天下已经大乱,何谈是否改革开放?又何谈改革中的贫富差距?可是,对大多人而言,他们又为何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统统归之于私有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民族几十年没有间断的垄断性教育、宣传,形成了人们在道义上普遍憎恨私有的心里。所以,今天的中国在广大弱势群体的观念中,拒斥私有是普遍而强烈的,并且具有强而有力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中的私有剥削论。
在上述心里的支配下,今天的富人相当部分是为富不仁。首先,他们是同样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骨子里具有关于私有的原罪感,自己从走上致富的道路开始,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整体否定的对象;其次,他们的发家史除了自我奋斗加上机遇外,相当部分的财富可能是通过残酷剥削聚积起来的,煤矿、建筑、缺乏技术含量的加工业中的资本家们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再次,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程中,阶级斗争理论一直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停止过宣传、教育,这些富人、资本家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壮大的,他们时时担心自己聚积起来的资产被重新充公,或被愤怒的穷人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最后,他们改革开放前都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穷人、普通人,在迅速致富后对物质的贪恋及其表现出的纯物欲的享受,使他们对贫穷及其穷人具有本能的蔑视,表现在行为上往往是相当部分素质不高、文化较低的富人自私、冷酷、缺乏责任感、没有同情心。所以,带着原罪而又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支持,致使富人们成为了为一个为富不仁的群体,而他们基于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了解及其心里上的害怕、憎恨,总是将自己置于到了劳动者、穷人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今天的穷人、劳动者是普遍的仇富,因为他们曾经被反复告诫的私有剥削论,在他们心中从一开始就宣告了私有的非道义性,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雇佣者,基于现实工作中受到剥削的真切感受,进一步增加了对私有、资本家的痛恨,相当部分资本家的为富不仁也迫使打工者的仇恨直接指向他们的雇主,一直没有停止过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宣传(如那些革命歌曲的不断传唱,革命电影的反复播放,被浓缩了的资本家、地主残酷剥削工人、农民之经典案例的广泛传播,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革私有剥削者命的历史的持续教育)给他们营造了厌恶富人的舆论氛围。结果是,今天的穷人也许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共同熏陶,却形成了共同的仇富心里,而且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中青年穷人群体,这种心里更为强烈。
上述穷人、劳动者普遍仇富与资本家为富不仁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利益、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并制造出我国整个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紧张,同时成为了所有其它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阶级斗争理论经济上的危害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本来,即使不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广泛说教,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同样存在,特别是劳资冲突,问题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被进行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解释后,就会使经济矛盾与冲突形成的复杂原因单一化,并为穷人的仇恨提供了道义支持,使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的对立与冲突在心里上受到这一理论的强劲推动,进而使得各种经济矛盾与冲突更加激化,同时给穷人提供的解决方法除了革命、破坏,没有其它手段。

二、政治危害:阻碍政治改革

目前,实践上逐步放弃公有制而在理论上坚持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危害尤为明显,其集中表现就是政府政府被置于两难的境地:执政的中共是通过阶级斗争理论成功的实践运用取得政权的,在公有的制度运行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共以改革开放的方式认可了私有,而且二十多年来迅速发展,这等于事实上否定了中共取得政权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共统治的理论基础在改革开放中自我放弃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没有也不能采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作理论基础,而它为推进整个改革开放所制定、实施的政策,又都只能置于自己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使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其推行的政策之间始终处于悖论的状态。
几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交锋》,该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五次大的交锋(如果算上最近一次交锋就是六次),其交锋的中心就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回到原来的轨道,因为每次交锋的爆发都是经济与社会遇到了突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采用新的办法还是采用原来的办法解决形成的。所幸的是,每次交锋的结果都是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结束争论。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接着一次的争论中不难发现,争论的焦点最终都是是否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而每次争论后胜利的一方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道路上都前进了一步。以体现阶级斗争理论基本内容的四项基本原则为例,到目前为此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坚持外,其它三项原则可以说都放弃或严重弱化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1984年开始城市工业企业改革后逐步在放弃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一路径是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国退民进制实质是私有制),2001年“三个代表”理论出来后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观点——消灭剥削阶级放弃了。因此,可以说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者或者说左派确是抓到了改革开放派不断改革的症结,这就是改革开放是一条与阶级斗争理论所设想的道路越来越远的道路。
但是,为什么反改革的势力如此强大,又如此理直气壮?这就在于作为中共理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仍然处于正统合法的地位,并且中共没有也不宜正式整体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它表现的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这种说阶级斗争理论之言、行资本主义之实的政治运作,当然成为了左派攻击的理由,除非中共公开放弃整个阶级斗争理论(这也就使得中共在进行任何改革举措时,任何看似简单的决策都面临巨大阻力与挑战的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过程,过去已经很弱的社会丑恶现象又迅速泛起,特别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与腐败的广泛出现,更是成为了左派获得否定整个改革开放方向与成果最强有力的证据。
当然,作为与整个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相左的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理论并不仅仅被左派固守,并由他们以此作为标准随时攻击改革开放的政策,事实是一般的民众由于长期受到这一理论的灌输、洗礼,往往本能地运用这一理论中的观点评价自己所受到的各种利益侵害,进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否定政府实施的各项改革举措,或者从消极的角度对来自政府的一切政策进行评价。这样一种整体的负面评判,正是今天中共政府不仅不少政策难得人心,而且是中共整个形象不断下降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是目前存在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思想基础,以党内坚定的信奉者为代言人,以庞大的弱势群体(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当下的弱势群体其平均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过去)为社会基础,而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转轨时期一股非常令人担心的破坏势力。他们不满现行的统治,他们的对抗强有力地牵制着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顺畅推进,他们并不具备解决中国目前任何重大难题的能力,但只要这一势力聚集起来形成现实的否定力量,就会对中国目前转轨时期的平稳过渡构成极大威胁。
从客观的现实出发,可以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源于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是国大、人多、普遍贫穷的基本国情,二是公有制的存在。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规律看,一个国家在由贫穷向富裕演变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治安恶化、毒赌黄泛滥,只是中国国大、人多、普遍贫穷的特殊国情导致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些、严重些。可是,要克服这些问题,在国情不可改变的情况下,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发展经济,虽然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不一定都能得到抑制,但相当部分的问题是能够缓解的。否则,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会持续存在,中国过去的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而发展经济,不仅中国的过去而且整个世界的发展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采用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今天,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一面经济与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也许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承受的代价。可是,有人将今天所有问题的出现都归之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他们所持的理论根据与方法论恰恰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系统地告诉人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应该统统算到市场经济的头上。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左派而言,既然市场经济是罪过,出路当然是完全放弃市场经济,回到过去。
中国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所暴露的各种问题,还有另一个特殊的原因——公有制。就整个世界而言,发展市场经济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唯独中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可能还加一个越南)。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告诉人们,公有制是不能与市场经济整体接轨的。为了克服市场与公有的悖论,中国采取了既以公有为基础,又允许私有产生来发展市场经济,而由于公有自身的缺陷,私有的发展要远远快于公有的发展。在这种公私两种产权并存且公有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格局面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基于两种产权并成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更为严重,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如广泛盛行的官倒、权力全面操控经济运行导致的腐败。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迅速发展经济外,就是加快私有发展的步伐,以改变公有产权过于庞大这一基本问题。可是,有人仍然以私有为万恶之源控诉到,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私有的必然恶果,并且以大量私有者的放肆盘剥为此提供证据,而他们所抱定的理论根据仍然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市场经济是否定的,对私有同样是否定的,而且对私有的否定更为彻底。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提供的克服现实社会中所有问题的方案当然就是过去的公有制。
当左派们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弱势群体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将今天的一切问题统统归罪于市场经济与私有之后,他们对任何继续发展市场经济与继续扩大私有经济的方针、政策、措施、法规,当然是整体的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政治态度就是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猛烈攻击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弊端,最终达成对中共改革派统治的全面否定。为了这种否定具有社会的支持,正统左派们以今天各类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农民工、腐败的受害者、各类穷困者的代言人自居,力图阻止市场经济与私有发展,虽然阻止不成,但给改革与发展增加了难度。
三、社会危害:加剧社会紧张

今天,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是广泛而严重的,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形成的原因,除了所有其它原因外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主要的源头,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专门制造仇恨、对立、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认为,社会不幸的总根源在于私有,只有消灭私有才是整个人类的福音。今天,中国大规模发展私有制,等于在迅速制造剥削与罪恶的根源,而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的迅速发展又伴随着各种社会不幸的重新出现,这些不幸总会通过具体的社会群体承载的,如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各种原因的致贫者,还有就是赌博、毒品、黄色交易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及其受害者。他们将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归之于私有的出现,而使今天社会的各类弱势群体获得了统一的道义理由痛恨政府、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会说昔日的中共代表人民打天下、做天下,今天的中共已经演变为代表富人、剥削阶级剥削、压迫穷人的政治代表,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了今天劳动者对付中共的理论武器,进而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政府的仇恨,曾经的革命理论今天成为了需要对中共进行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将中共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克服30年公有制运行弊端所作的努力、取得的成效都视而不见,而专门抓住所有的问题、缺陷攻击,致使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更为严重、尖锐。
阶级斗志理论制造社会对抗,还与这一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有关,而这一方法论也是存在明显缺陷的,这就是动机与片面分析的方法。所谓片面分析就是,人为地将社会成员分成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凡是劳动人民都勤劳、勇敢、善良、朴实,并承受着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一切剥削阶级都唯利是图、好逸恶老、欺压劳动人民,这可以概括为穷人都好、富人都怀。这一理论在道义上完全肯定了劳动人民,而彻底否定了剥削阶级,即使劳动人民存在缺点也是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或转变为剥削阶级中的一员了。于是,任何劳动人民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行为、思想都是合道德的正义的,反之任何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反抗的镇压都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这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形成了反抗就是正义的心里,因为他们的任何反抗行为都在中共倡导的阶级斗争理论中表现出了合理性;所谓动机分析就是,只要是剥削阶级都是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如果其行为有益于劳动人民则是包藏祸心,如果其行为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则是本质的表现。至于劳动人民如果行为合道德性则是本性使然,如果行为违背了道德,则是动机高尚而方式不当,或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或是客观环境的影响而被迫为之。例如,我们对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采取肯定的态度,至于他们身上具有的哪怕是难以容忍的道德劣迹(洪秀全的宣传即是十分突出的一例)都不从个人品质上寻找原因,而是一概以所谓的历史与阶级局限给予原谅或豁免。相反,任何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成员,无论他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什么贡献,都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都是为了更好地长期地维持其剥削制度。
上述为满足阶级斗争理论需要而形成的片面与动机分析的方法,通过中共夺取政权后几十年广泛、持久、深入的宣传、教育,已经深入到国民的骨髓,形成了人们认识国家、社会、他人的自觉,加上意识形态的单向度、霸权式的灌输,或片面的宣传(如凡是好人则只宣扬好的一面,其坏的一面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掩盖。至于坏人则只说其坏,而将其好的一面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相当部分的人们除了会采用这种动机分析方法与片面分析方法,再也没有了更为有效、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样的宣传与教育培养的民众,只会简单地否定或简单地肯定,包括对任何个人、团体、政党、国家甚或社会。国民的思想是如此的认识论,他们逐步在中共实行的改革开放改变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只会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分析一切,如果他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则会认为一切都好,如果他是受损者则会否定今天的一切,如果他既受益又受损,他则会对受益闭口不谈,而对受损大肆攻击。问题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步暴露出来以前被掩盖、压制的问题,如腐败、毒赌黄、各类犯罪等,其中特别是因经济体制的变革导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引发的处于相对贫穷的社会群体,由于过去接受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的方法论,当然会以动机、片面的分析工具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社会,并从中获得自己贫穷的社会原因,相应地以此形成自己对国家、中共的态度,中共作为统治阶级已经占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整个政策是保护富人的,而日益严重的腐败则是中共侵夺人民利益的极端表现。
在上述认识思想的指导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们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只会选择两个路径:一是利用各种无论合法非法的手段个体地变成统治者或剥削者,二是整体地起来反抗就像中共曾经革命的那样改变命运。事实上,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几乎没有谁是永远的胜利者,结果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今天的富人明天可能的穷人,今天的穷人明天可能的富人,今天的官员明天可能的草民,今天的草民明天可能的官员,都存有革命的心里、仇恨的心里、报复的心里,因为他们都可以将自己的失败或不幸归之于政府,归之于改革开放,归之于私有制、腐败、剥削。这就是目前虽然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人们却普遍对中共的统治存有不满、敌视甚至仇恨的基本原因之一,社会中普遍流行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其心理指导正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四、道德危害:官员丧失信仰

阶级斗争理论是包括摧毁与建设两个部分构成,摧毁主要是消灭私有制,建设则是建立公有制,并通过公有制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对此中共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界说的非常清楚。而且整个中共的产生、发展、壮大直到夺取政权,就最终的动力来源而言,正是中共的希望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并通过这一理想整合了中国最广泛的劳苦大众——农民在战胜一切其它政治力量体现的。可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后,公有制运行的结果确无情地宣告,它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空想,它的系统理论除了具有革命或者说破坏的功能外,几乎没有建设的能力,而且在所有实行了公有制的国家都是如此。于是,公有制在中共强大政治信念与强大政治统治的操作下运行30年后,终于以改革开放的方式逐步放弃了,人们也因为通过改革以来经济上的获益而事实上放弃了对公有制的迷信、盲从,其标准就是江泽民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的出台,因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将中共需要完全消灭的对象——有产者纳入到自己的组织体系之中,这等于中共公开宣布不仅不能消灭私有制与剥削阶级,而且要将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己的阶级力量,同时说明中共在政治实践中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问题是,作为一个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在执政30年后自觉地逐步地放弃这套理论,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最多就是不再相信,而且作为普通民众只要能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有没有理想、有什么理想不会对自己的现实存在构成巨大的挑战,但对整个中共的冲击就非常严重了,其中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后果就是,整个中共执政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执政的政治指导思想又是什么?一个政党执政哪怕是一个政治集团执政都必须具有清晰而确定的政治指导思想,否则就会在整个执政集团中造成混乱或迷茫,进而导致它的执政个体没有政治信念、理想、目标,而成为纯粹的官僚集团,只以自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今天,恰恰中共面临的就是这种执政状况。
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已经自我放弃了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但却仍在整个宣传、教育上坚持正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虽然革命性特色有所弱化)。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使整个执政集团的广大成员基本上不再信仰这套理论,导致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宣传几乎没有执政者相信(甚至越到基层越严重),相信的只是那种没有经过现实市场经济历练或只看到私有制弊端的僵化分子,要么就通过这一理论获得现实益处的学霸、官僚等伪信仰者。结果这套理论灌输过程中的说教、空洞、僵化、虚伪弥漫着整个官场,并成为部分政客保护自己、整治别人的理论武器,至于骨子里则从未相信过,恰恰那些真诚相信的反到变成了冥顽不化的迂腐之辈,在官场日益孤立、日益边缘化。可是,阶级斗争理论实践上的放弃与宣传、教育上的坚持形成的价值观冲突,严重地折磨着中共的执政集团,包括每个成员,只是他们的角色、地位不同,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折磨的方式、程度存在差异。
这种折磨的整体表现就是政治价值观缺失,也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官员存在政治上的真正信仰,有的也许是诚心诚意为民众做点实事的朴素想法。如果要更深入探讨这种没有信仰的根源可能在于,传统社会官员固有的儒家政治伦理早已完全抛弃,曾经像宗教一样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又彻底放弃,而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又没有合法的舞台公开、广泛、系统地宣传、教育,并且因受到不断地打压、批判使官员们根本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民主主义思想。结果,没有一个适合并恰当解释今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共曾经是最有理想、最有信念、最少私利的执政集团,今天却缺乏整体地指导中国政治运行、发展的政治指导思想。
没有或丧生了政治上的信念、理想、目标,执政中的官员一旦将为民服务这一朴素的想法付诸行动在为政过程中碰到困难,他的为政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一个官员一旦迷失了为官的方向,就失去了公正为政的动力与价值指导,那么为政的动力与价值目标只能来自自身了。这种基于自己政治利益最大化所表现的为政行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官场各种问题迅速暴露、恶性发展最基本的原因之一,今天中国政治生态中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如此普遍、突出、严重,集中反映了执政官员缺失政治信念、精神空虚,并在行为上表现出生活颓废、意志薄弱、物欲横行、道德沦丧、满口假话。

结束语

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已经彻底宣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整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死亡,如果这个国家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广泛地宣扬阶级斗争理论,并打压其它政治意识形态的广泛深入传播,那么阶级斗争理论的危害将不断扩大,各种社会矛盾将不断恶化,政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成本将不断上升,这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转型、渐进过渡是极其不利的,可以说阶级斗争理论与国家提倡的建构和谐社会是公开冲突的。所以,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是目前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就基本内容而言,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主要包括:1)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统治地位。这里的放弃包括作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上的放弃与学术统治地位的放弃。前者是指中共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明确说明不再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中共的党章与国家的宪法中放弃与阶级斗争理论有关的所有内容,在党、政府的各项文件、政策、报告、领导人的讲话、谈话中不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根据,也不以此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淡化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如革命歌曲、革命电影、中共革命史;学术上的放弃,放弃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整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学术尺度对学术刊物、文章给予的审查,允许各种学术观点、思想、理论自由表达,各类学术杂志可以登载观点各不相同的文章。2)停止在所有学校系统传授阶级斗争理论。这主要包括删除各类课本中体现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容,取消各类只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历史的文章,减少以阶级斗争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机构。3)删除各类考试中的阶级斗争内容。这方面主要是在中考、高考、研考中删掉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理论、知识、观点、史实方面的考试。
现在,无论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没有权利放任一种制造社会仇恨的思想体系广泛地宣扬,更没有理由将这种增强社会仇恨的理论作为武装国人头脑的统治思想。
 
本文来源: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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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甘肃大饥荒饿鬼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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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三大屠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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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想回归真正原因:香港一句话惊呆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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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想回归真正原因:香港一句话惊呆国人!


    当记者向文莱当地华人提出希望采访一位媒体人时,所有人都将香港人丘启枫作为首选对象。通过牵线人,记者终于在离开文莱前的最后一天,在成批的拜访者间采访到了他。
    丘启枫认为,台湾问题,随着大陆的崛起,最终两岸一定会统一。但目前,大陆对台湾缺乏魅力。对于大陆,最紧要的同样不是民主,而是法治。完善法治,会让问题会好解决的多。
    大陆的问题在于法治不够完善 对台湾吸引不够
    “如果大陆是美国,台湾人会游泳过来;如果北京是伦敦,那么香港用不着等到97年,就会把英国人赶跑。”
    丘启枫表示,大陆对于台湾而言,缺乏魅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京在东南亚减免了那么多债务,干了那么多事,可是这些国家总还是对韩国、日本有种好感。在海外看来,不管北京“散了多少财”,只要有一条灰色新闻,大陆的形象就全毁了。 
    类似这样灰色的事情是个别现象。这么大一个国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一定不是国家就要乱作一团。但倒过来说,有这样的事发生,说明法治的渠道不够通畅,在保证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方面做的还不够好。这样的情况,对台湾民众而言,没有说服力。
    丘启枫认为,大陆的民主不必着急,但法治却一定要继续完善。想完善法治,就一定要出台一套完整的制衡机制。虽然民主的步伐在大陆不会快,但如果有法治,中共治下的自由可以超越其他任何国家。如果有了法治,台湾的问题或许会好解决的多。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不是不想统一,是不想被对面管,对面不够法治。如果有了法治,大陆的“魅力”才能上升,不管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还是台湾地区,才能做到“以德服人”。

(转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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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华国耻——文革大浩劫焚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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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耻

——文革大浩劫焚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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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文革『红八月』的烈火吞噬了无数珍贵文物,所以,文学家阿英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一九六六年春天文革正式发动的前夕,『破四旧』的火在中国大地烧起来。譬如山西省会太原,中共派去一位市委书记。第一把火就是『破四旧』。太原历史悠久,全市有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这位书记宣布,仅十几处可保留,其余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就在一天之内全部毁了。山西省博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晋祠』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市委书记不好下令砸,只能拿祠里的牌匾和塑像开刀。作家慕湘闻讯和副省长郑林急忙赶到晋祠,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来一座明代木雕神像(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要扫进历史垃圾堆。

惨过八国联军洗劫北京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佛像取乐,游人行至山顶,见到那些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革命,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几乎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要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北京体院的红卫兵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都不少地被涂毁,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不例外。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龙凰狮子皆属该砸的封资修

  与封建的『封』字沾边的东西以商店字号为多,北京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微服出游的前清乾隆皇帝光顾后送的,卸下门匾,改个名,革命便成功。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

  龙是『四旧』,凰也受累。浙江建德县将商标上印有龙凰图样的大批商品焚烧。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上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当年十月,毛泽东的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将京剧院抄出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他们逼迫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京剧名角荀慧生等二十多人围着火堆跪成一圈,用皮带、棍棒痛打这批『牛鬼蛇神』。

  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渖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分被毁』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各地孔庙遭殃大小宝塔被炸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文革前)被当局平毁无遗。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临海县城六座牌坊全部摧毁。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文化大革命中毁没。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崇义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成『四旧』而被拆毁。湖南武冈县有个斜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石楼阁、树木花草,已有九百年历史。不仅历史比义大利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红卫兵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

千年文化古迹被毁于一旦

  因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不朽名篇《兰亭集序》,绍兴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上的『古渔阳』匾被卸下焚烧。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浙江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唐有为在青岛的墓被刨平后,在杭州三潭印月碑亭里保存的他撰写的『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也被砸烂。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仿建,即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园中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虽已改为宝山小学,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却还保留未破坏。文革时被拆除。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皮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近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

  京剧《玉堂春》流传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几百年。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是文革应予保护的文物。但红卫兵反了:『一个婊子有甚么可纪念的?拆!』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焚烧家族宗谱遍地焚书烧画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根据梅氏族人保存的族谱找到族人、拜了祖坟。而今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上海外语学院教师刘小蕙是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抄家时,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

  北京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全国被抄家的以数百万计。抄家中毁坏的字画、书刊、器册、饰物、古籍无可计量。譬如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尽五千户人家,三百余户被抄,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磨,古画二百余张。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仅五千户人家,三百余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此外,毁庙庵十六所,菩萨一百八十六尊。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画家被抄家批斗作品尽毁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甚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以上这些罄竹难书的痛心史实,又怎能以拍卖行的估价统计!当年红卫兵在大火中砸烂旧世界,老奸巨滑的康生却在劫火中精选了上千件文物据为已有,这大约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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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转载]文革笑话集锦(1-10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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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集的文革笑话100则有的是本人耳闻目睹的,有的是听别人讲述的,有的是从网上搜索的。这些笑话不少是真人真事,并非瞎编乱造。有些笑话即使有编造的成分,也完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从这些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荒唐岁月里所发生的荒唐事,从而提高警惕,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本人在编辑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以更适合朋友们阅读。若有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1、“金”不如“锡”:

生产队晚上召开大会,老队长根据县委和公社的指示,要社员们狠狠批判“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可是开了大半夜,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大家都觉得的确是今不如昔嘛,怎么批判?老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启发大家说:“怎么会今不如昔呢!金子多少钱一斤?锡多少钱一斤?”社员们一听,纷纷批判:“真是胡说八道,金子肯定比锡贵嘛!”

2、公有财产

一次开批斗大会,正在批斗一位教师,突然上来一位女人,大家认识她就是这位教师的妻子,她和革委会头头的不正当关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听她指控道:“他长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而且,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出于那位头头的授意,想为教师打抱不平。只见有位学生跳上台来斥责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你怎么能把你妻子当成你的私有财产呢?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3、老婆一群

一个大队干部,目不识丁,耳朵又背。听罢关于“九·一三”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回去对老百姓讲:“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那驴日的不是个东西,临走时把马克思的猪皮大衣(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偷走了,还带着老婆一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只鸡(三叉戟)也给摔断了。”

4、活学活用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练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 意!”

5、“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一个老农学会了几句革命的祝词,总想在人面前卖弄卖弄。一日老农拎着一大一小两兔子去集上卖。因要急着回家,价格比较便宜。有人怀疑地问:你这兔子不是病兔吧?老农急忙答道:“您放心,俺这两只兔子,一只是万寿无疆,一只是永远健康!”

6、《智取威虎山》(一)

礼堂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在威虎厅和三爷(座山雕)叫劲,比着打吊灯。三爷一枪打灭一盏油灯,众匪徒叫道:“好!好!”杨子荣振臂一甩,一枪打灭两盏灯,众匪徒又叫道:“好,一枪打俩!”又有一回演出,三爷一枪出去,管道具的一不小心,关了两盏灯,众匪徒叫道:“好哇,一枪打俩!”管道具的一听,心说不好,这可咋办呐?俺们英雄人物可不能输给座山雕哇,这可是个原则问题。等到杨子荣振臂一甩时,他把个总电闸给关了。众匪徒也不含糊,齐嚷道:“好哇,一枪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7、 《智取威虎山》(二)

大剧团演《智取威虎山》,在县里演没电,用砸炮。有一次杨子荣枪毙栾平,唱完那段“快板”后一把勒紧栾平举枪就打。后面铆足了劲砸下去,臭炮,没响。杨子荣不愧是大智大勇的英雄同志。他又说了一句:“我代表人民”,又一挥枪,没响。急了,“我代表党”,还是没声。总不能这么老耗着呀,栾平的后脖子都快给勒死了。杨子荣一脚把栾副官踢了下去,骂了一声“去你妈的!”转身插枪入腰间。后台看也没看,“砰”的就是一下,这次响了。正打在子荣的命根子上面。

 

8、大粪要紧

几个早起积肥的知青各挑着一担大粪匆匆地走着。忽然走在前头的那个人不小心滑倒了,挑的大粪泼洒一地。几个同伴赶紧放下担子,上前去正要扶他起来。跌倒者奋力挣开同伴的搀扶,手指着正满地流淌的粪水,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不要管我,抢救公社的大粪要紧!”

9、还了九屁股债

四人帮横行时期,县委宣传部小李到乡下搜集“形势大好”的典型事例,参加座谈会的群众一言不发。在小李的再三启发下,马大爷开腔了:“要说形势嘛,那当然是大好。去年我一家5口,4个壮劳力,干了一年,十屁股的债就还了九屁股。你说好不好?”小李接控道:“是好,是好!”马大爷气鼓鼓地说:“可我还欠一屁股的债呢!”众人大笑。

10、家庭出身

文革时期,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揪出来唱语录歌,问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等,所以搞得人人都特紧张。有一哥们病了,去看医生。开过方子,让打针。走进护士室,一年青女护士说打臀部,让他做好准备姿势。那哥们一不小心,裤子掉地上了。护士以为他耍流氓,大怒,喝道:“畜牲!”那哥们吓一跳,马上立正,答道:“出身?贫农!”护士一听,更加生气,骂道:“二流子!”那哥们连忙答道:“二舅子也是贫农!”

11、念念有词

文革中,人们办事都要背毛主席语录。有一天,一对夫妻打架打得不可开交,跑到公社革委会打离婚。公社干部调解道:“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知道不?”女的高声嚷道:“下定决心,我要离婚!”男的一听,急了:“排除万难,我坚决不干!”公社干部火了,冲他们来了句:“抓革命,促生产,家庭小事我不管。”女的不服气,拉住公社干部道:“全心全意,俺偏偏要离!”男的听了也拉住公社干部说道:“为人民服务,你不能大人小孩全不顾!”公社干部冲这夫妻俩说道:“为人民服务不能忘,坚持原则咱不能乱盖章,你俩还是回去过你们的好时光。”

12、打到我爹

文革时常开批斗会,一次某人老爸被抓上台批判。大会结束时有人要他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线,只见他冲到台前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这时众人也跟着齐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13、批林批孔大会

某单位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台上一男高音与一女高音正领着全场的人喊口号:(领)打倒林彪!(众)打倒林彪!(领)打倒孔老二!(众)打倒孔老二!(领)狠批克己复礼!(众)狠批克己复礼!…… 口号呼毕,正在领导发言之前,会场出现短暂的宁静。就在这时传达室的老张匆匆跑到后台来,对坐在大会主席台的领导大叫:“王主任有电话!”于是乎全场群众一起跟着振臂高呼:“王主任有电话!”

14、刻薄妇女

生产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狠批孔老二。领导说:“孔老二鼓吹什么‘克己复礼’,可是他自己就没有做到,和那个南子(卫灵公的夫人,宋国人,生得十分俏丽,富有风情。很多人追捧过她。孔子也见过她,孔子的学生很不满意)在一起鬼混。这时一个妇女站起来愤怒地控诉说:”孔老二真不是个东西!他自己不娶老婆,和一个蓝子瞎搞,眼里哪有我们妇女?真是刻薄妇女啊!”

15、三改婚联

文革期间,有一老贫农的儿子准备五·一结婚。于是拟了一副婚联:两个节约能手;一对勤俭夫妻——勤俭持家。生产队的批林批孔小组长见了,说:“你们不关心集体生产,只顾勤俭持家,这不是搞资本主义自发吗?”老贫农听了,只得将对联改成:两个生产能手;一对劳动夫妻——劳动光荣。真不巧,大队大批判组长下来布置任务,看见这副对联,说:“现在天天大讲继续革命,这副对子宣传唯生产力论,不行,得改!”老贫农又将对联改为:两个革命能手;一对团结夫妻——相亲相爱。恰好,公社大批判办公室主任下来检查运动,见到这副对联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要团结就要先斗争,相亲相爱不是调和矛盾吗?”老贫农听了,吓得连忙找人商量,于是又改为:两个斗争能手;一对矛盾夫妻——你死我活。对联改成这样,老贫农的儿子很不服气,他打听到公社大批判办公室主任也是五·一结婚,于是连夜将对联贴在主任家门口。第二天,主任的新娘一下自行车,见到这副对联,就昏了过去。

16、方言土语

一个地方口音很重的县长到村里作报告:“兔子们,虾米们!不要酱瓜,咸菜太贵啦!”(同志们,乡民们!不要讲话,现在开会啦!)县长讲完以后,主持人说:“咸菜请香肠酱瓜!”(注:现在请乡长讲话!)乡长说:“兔子们,今天的饭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同志们,今天的饭够吃了,大家都使大碗吧!”)

17、县委书记作报告

:大约是1971年,渭南县新提拔的县委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做报告,讲话稿事先由秘书写在县委专用稿纸上。这种稿纸照例有“渭南县委专用稿纸”几个红字印在每页顶端,书记也就一字不拉照念,所以每隔几分钟就有“渭南县委专用稿纸”几个字莫名其妙的插进来。听众开始摸不着头脑,后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家都憋住气,静静的等待那几个字从书记嘴里冒出来,接下去是一阵哄笑。然后平静下来,等待下一次笑声的出现。书记全然不觉,直到秘书走上前去小声告知那些红字是不需要念的。书记坦然一笑说:“我还以为红字儿是最要紧的呢,再说念一下也没啥关系嘛。”

18、10和100哪个大?

文革时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天,贫管会主任到学校作报告,在谈到要提高教学质量时,主任说:“我们要尽量提高我们学校的升学率,今年要比去年提高十分之一,明年要比今年提高百分之一,后年要比明年提高千分之一”......这时,校长走过去对他说:“主任,不能这样讲,这样升学率就越来越低了。”主任斜了他一眼,愤愤地说:“我是没有什么文化,可我还是懂得10和100哪个数字大!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怎么连这点常识就没有哇?难怪教学质量搞不上去呢。”

19、兄弟吵架

兄弟俩吵嘴,弟弟骂道:“你妈的个屄!”哥哥回骂:“你妈的个屄!”这时父亲走过来给了他们一人一耳光,训斥他们说:“吵什么,吵什么?最高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妈的屄不是你妈的屄?奶奶个屄的!”

20、老农照相

话说文革那会儿,农村还不富,农民进一趟城就象咱现在出一趟国,相当困难啊,也没钱常来常往。一天,一老哥们头一回进照相馆,想照张像。便说:“同志,捏个影儿。” 服务员说:“行啊,多大的?”“五毛钱的吧。”“你要光的还是要麻的?”(注:即光面相纸还是麻面相纸)老农:“这个……,嘿嘿!实话跟您说吧,除了下河洗澡和上炕睡觉,至少要穿个裤头不是?这样吧,俺来个半光的行不?”

21、这本书说实话

江青问阿凡提:“听说你聪明机智,博学多才。你一定是博览群书吧?”阿凡提说:“我看书不算多,可啥书都看。”江青又问:“那你最近看些什么书哇?”“《看图识字》。”“放着那么多新书不看,怎么去看这些小玩意?”“因为就这本书说的还是实话。”

22、知青书信

毛泽东时代年青人不好好读书,写信回家时多有别字,闹出很多笑话。一女知青到边远山区插队落户,写信回家说:“亲爱的爸爸,自从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来,我已经愈混愈熟,晚上就和老大狼(娘)睡一个坑(炕),现在我的肚(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还有我的命(伞)也没有了,请把家里的旧命(伞)给我带来……”弟弟回信:“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妈妈上吊(调)了……”

23、最需要毛竹

一天,江青得意地问老百姓:“等我上台以后,你们最需要什么?”老百姓异口同声地回答:“最需要的是毛竹。”“要毛竹千啥?”“编竹篮子!”“作啥用?”“讨饭去!”

24、喊口号

文革中,经常要欢呼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一天睡到半夜三更,突然遍布全城的高音喇叭一下子把大家全部惊醒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有重要广播!现在有重要广播!”此时,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又要在半夜三更发表最新指示了,于是,赶紧翻起身来,穿衣出门,敲锣打鼓到人民广场去迎接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人不停的敲锣打鼓,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终于播放了毛泽东发表的一条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表以后,接着的事情就是通宵达旦的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喊口号,原本整体口号如下:热烈欢呼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的发表!
  这长的口号不可能一口气喊完,需要分成四段喊,结果大家排着队喊口号就成了这样四句口号:

“热烈欢呼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

“吸进新鲜氧气,”

“这就是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的发表!”

这句口号造成的后果,好像全人类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动脉静脉,别人都没有。

25、吓跑了记者

文革某年,某记者刚从干校回报社。新头目命令他去采访当时红极一时的学毛著典型,一位“学活用”标兵。他擞精神上路,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人物。问他:“你原籍何方?”典型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记者不得要领,只好再问:“现在的生活还好吧?”回答说:“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记者瞠目结舌,又问:“你家有几个兄弟?”回答:“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都是我的阶级兄弟。”记者落荒而逃。

26、我翻身了

一天,街头围著一些人。一干部觉得很奇怪,进去看,原来地上有一个死尸,胸前还写上了大大的“我解脱了”。高干觉得刺眼,走去一脚把尸体踢翻了过去,尸体背面写著:“我翻身了”。

27、江青先走

精神病院两男病人都认为自己是毛主席,成天为此争吵不休,有时还会动手打架造成医院财产损失.医生终于忍不住了,将他俩叫到办公室,说:我把你们在小屋中关三天,等你们决定了再放你们出来。三天后,医生和院长来到小屋前,问道:“你们决定了吗?”俩人都说:“决定了。”医生于是将门打开,只听一病人对另一位说:“江青同志,您先走!”

28、顶一千句还不止

生产队开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队长说: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一句顶一万句。这时一个老贫农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抢着说:“依我看,顶一千句还不得止!”

29、一个红薯

文革中把农村里的四类分子整怕了。一天,一个四类分子在家烤了一个红薯,拿起来往田里走去。这时民兵连长走了过来,分子一看,急忙把红薯藏进了破棉袄中。连长见他鬼鬼祟祟的,大喊一声:“你藏的什么?”分子撒腿就往人群中跑,连长死死追赶。分子想,不就一个红薯吗,给他算了。于是从怀里掏出红薯往连长甩去。连长看到一个黑乎乎的还冒着青烟的东西飞过来,以为是个炸弹,急忙扑倒在黑东西上面,一面大喊:“大家快卧倒!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没有爆炸,还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软乎乎的?一看,原来是个红薯。

30、商店购物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要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能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能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买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不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着,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旁边一个人见俩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中学生: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还能咋着。

售货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还能咋着。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有啥了不起?
那个人见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我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坡,转身而去,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31、“万寿无疆”的延伸

文革中人们最熟悉的颂词是“祝万寿无疆”和“祝身体健康”。某中学生觉得颂起来还不尽意,就将这种祝愿的颂词延伸下去——“让们怀着最最崇敬的心情,发自肺腑地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敬祝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满面红光,永放红光!永放红光!敬祝我们的红参谋长康生同志日夜长胖!天天长胖!天天长胖!”

在贵州省,还有人祝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为“我们心中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据说贵州某县的人还“祝县革委会主任XXX同志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

32、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
   老纪头成天听见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觉得其中必有差别,按理说万寿无疆要比永远健康高一级,可是经反复比较发现有点微妙:“还是林彪合算,万寿无疆也没说不得病,永远健康多好哇!”

33、政治远见
文革中有个农民因父病重,急需用钱。在集上把自家那头值80元的猪只卖60元。买主反而怀疑地问:“不是病猪吧?”农民急了,脱口而出:“这头猪你买回去会永远健康。”当时每天人人都要祝福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因此,有旁人立即告公安局。于是那农民得了个“攻击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15年徒刑。1971年秋,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那农民被无罪释放。出狱那天,有关领导向那农民道歉,并赞叹道:“你真有政治远见呀。林彪还在高位上,你就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出他是个大坏蛋,还把他比作猪,真是了不起啊!”

34、原子弹和鸡蛋
文革初,农村赶集,中学的红卫兵、小学的红小兵便扛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小旗,戴上红袖章,设关立卡,拦着赶集的农民背诵《毛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不会背诵或背不全的,红卫兵当场教会,背错出谱的,红卫兵轻则当场“消毒”,重则拉到集上“批倒斗臭”。一天,一个老贫农上街卖几个鸡蛋打油买盐,因为一条“林副主席指示”没有背下来,鸡蛋被扣留。红卫兵一遍一遍地教他:“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变成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老贫农却一心想着那换油盐的鸡蛋。当红卫兵让他自己背诵时,他结结巴巴地背道:“毛泽东思想……变成……”他拍拍脑袋:“变成什么蛋?啊,想起来了,变成换油盐的鸡蛋!”

35、血淋淋地表忠心
文革初期,红卫兵取代了学校的共青团组织。要加入红卫兵,首先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其他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必须要有突出的革命事迹才能加入。家庭出身为“职员”的学生C为了加入红卫兵,写了一份“血书”。“血书”以大字报形式贴在红卫兵总部的墙上。看的人很是吃惊,说那么大的几百个字,不流一大碗血是写不出来的。C以表现突出而加入了红卫兵。D学生对此很不服气。当着众人的面将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里,一气别了五个。鲜血流下,浸透了裤腰。他的“忠心”感动了大家,也加入了红卫兵。

几年后,两人上山下乡同在一个生产队。C对D说:“你老兄那是何必那么认真?皮肉白痛了。我的血书嘛,是蘸鸡血写的!”

36、皇城坝现在安全了
文革中,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决定拆去成都市的古迹皇城,修建“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经过全省人民大献忠心——无偿献出“忠字木”、“忠字石”、“忠字草木”,再加上义务劳动,终于修成了展览馆。馆前还建了一座十几米高的巨型领袖塑像。开馆仪式引来了上万老百姓。一位从不敢出门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杖前来瞻仰。仰望领袖塑像,她说:“皇城这地方这下再也不会出汽车事故了。”有人问其原故,老太太说:“那些背时的青头小伙子司机开飞车。这皇城坝前经常压死人、撞伤人,害得我们这些人不敢上街。现在毛主席在这里举手指挥交通,再也没有人敢开飞车了。”

37、关于蚕桑的语录
某地召开蚕桑工作大会,刘主任应邀讲话。上台打开讲稿一看,上面没有写最高指示,他立即打开《毛主席语录》,但从头到尾没有找到一句关于蚕桑的话,急得淌汗。正在为难之时,猛抬头,看见礼堂墙上挂着毛主席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顿时精神大振,对着话筒高喊:“最高指示——人间正道是沧桑!下面,我开始讲关于种桑和养蚕的问题。”台下众人先是一楞,紧接着哄堂大笑。

38、买肉记
春节前夕,一老太婆到肉店买猪肉。老太太说:买五斤,售货员说:“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以为对方说要节约,别买那么多,赶紧改口说:“那我买三斤。”售货员见她没有按要求回答,再说了一句:“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以为三斤大概还不算节约,又改口说:“那我买一斤。”售货员只得再说一句:“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想一斤还不够节约?只好说:“那我不买了。”售货员很奇怪,问她为啥不买了?老太太说:“你不是再三叫我要节约闹革命吗?”售货员知道她误会了,解释说:“不是叫你不买、少买,你要跟着我回答我一句要节约闹革命,我才能给你割肉啊!”

39、你的屁股是革命的
专政队长来到“牛鬼蛇神”的住处,见一个凳子上放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有江青的照片,立即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问:“这凳子是谁的?”一“牛鬼”说:“凳子是我的,报纸是我放的,但我一直没坐。”队长:“你就是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牛鬼”:“我认罪,请罪!请求宽大处理!”说着弯下腰去。队长:“再弯!再弯!”“牛鬼”:“队长,我再也弯不下去了,这腰是有骨头的呀!”队长把他一脚踢翻,气呼呼地坐在凳子上。“牛鬼”惊呼:“队长坐不得,报纸上有中央首长呀!”队长一下站起来,口中不服输地说:“我的屁股不能跟你比!”“牛鬼”说:“是呀!是呀!不能比,你的屁股是革命的!”队长瞠目结舌。

40、我没有性欲

文革中一位女领导,某一天在一本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她看到上面写着“性欲”两个字,不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就问办公室一位年轻的男主任。这位男主任当然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自己的上级,但这位女领导又催得急,他就回答道:“就是精神好,有精神的意思。”一天,这位女领导在开干部会议时候,最后说道:“本来还有不少事情要提出批评的,可是,今天我没有性欲,就讲这么多,等我有性欲了,再叫大家来....”

41、民兵发枪

想起文革中流传甚广的一个小笑话,说的是武汉民兵为了彰显民兵雄风,向当时的武汉军区提出给每位民兵配备枪支。 就在武汉民兵成立大会上,军区派人来到大会现场并作讲话。该人语音洪亮:“我是曾思玉(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停顿了一会儿,台下民兵们听来人自称是曾司令,马上报以了热烈的鼓掌。

军区来人又道:“派来的。”民兵们有些怅然若失。
来人接着又讲:“关于枪支的问题……”众民兵竖耳聆听。

“一个人一支,”会场又响起民兵的热烈掌声。

“是不可能的。”民兵们顿时颓然。
“两个人一支……”民兵们又起希望。

“是办不到的。”希望失落。
“三个人一支…..”会场无声静待。

“是木头的!”希望破灭,民兵们是彻底地无语。

42、6毛也要

一天,一位山东大汉进了一家水果店.用浓重的方言对那位漂亮的女营业员说:“同志,大苹果多少钱一斤?”女营业员听成了“大屁股多钱一斤!”气得她一拍柜台骂道:“流氓!”山东大汉寻思:6毛?!我买不起吗?这么厉害干吗?他也一拍柜台:“6毛我也要!”女营业员气急败坏:“出去!!”山东大汉想,这买苹果还问出身?于是理直气壮地回答:“出身?贫农!”女营业员?!

43、李时珍来了没有?

文革某年,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个突击提拔的没文化的干部去接待。外国代表团团长说:“贵国李时珍在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 这个干部马上大声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手。干部:“ 噢,没有来,快用小轿车去接!” 翻译急得直搔头皮。  “喔,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 翻译无可奈何,只好凑到这个干部的耳边,小声说:“李时珍是明朝 ……” “ 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 ” 干部恶狠狠地说。

44、有什么用不完的呢?

有一对夫妻结婚时,亲友同学送了满屋子的书和笔记本。客人散后,妻子望著小山似的书堆对丈夫说道:“这么一大堆书,卖不能卖,吃不能吃,烧更不能烧,用的话,不要说我们的儿子、孙子,就是到了重孙辈,恐怕都用不完呀! ”丈夫开导妻子说:“没关系,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我们的小书山虽然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用一本就会少一本,有甚么用不完的呢!”

45、断根毛

文革中取名往往有政治倾向,有一个家长的儿子姓段,为了表示紧跟毛主席,给儿子取了名字叫段跟毛,表示一辈子跟毛主席走。一个老太婆耳栍械惚常彼收飧龊⒆拥拿质 ,这个这个孩子告诉了她几次,这位老太婆都听不明白,不解其意,说道:“你父母取的啥子名字啊,怎么取个什么断根毛啊!”

46、交警执法

1968年的一天,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用现在话说就是非常靓的小MM,骑自行车被警察叫住。警察说;“那位革命女同志,请下车。”女孩说;“没看到我是红卫兵吗?革命的警察同志,我怎么了?”“怎么了?你和汽车抢道了,不知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吗?罚你跳个忠字舞。”红卫兵说:“好。”然后就跳起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女孩跳完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说着挥起一拳,打的警察满鼻子流血,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警察抹一把鼻血,也喊道;“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女红卫兵把毛主席语录一举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了.....” 然后骑车走了。围观的群众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

47、粮食放大器

尼克松访华时,在街上被“砰”的一声巨响惊了一跳,转眼一看,发现有人从一个“机器”中倒出一袋大米,顿时恍然大悟,转身对周恩来神秘的说道;怪不得你们能解决人口的粮食问题,原来你们有粮食放大器呀!

48、家长的训斥

文革时期,一个地方有个弱智儿童叫“兴儿”,从来没上过学。另一个学生总是旷课,老师屡教不改,只好请家长来。学生家长恨铁不成钢,当着老师面批评孩子:“报上老是登‘兴儿上学’(形而上学)、‘兴儿上学’,连兴儿都上学了,你还旷课,你让我这老脸往那儿搁!”

49、 动物吃植物

文革中一教授被下放道农村接受改造.一天教授正在田间劳动,忽然发现一头驴在偷吃麦子。可是他既不认识驴子也不认识麦子,急中生智,教授大叫道:“不得了啦,动物吃植物啦!”

50、读毛主席语录

 某领导念毛主席语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翻过一页,一愣,大声念道:“吗!”。

51、是死是活还没确定
   文革时,某剧团编了一个剧本,交领导审查。张领导指示让主人公最后活着,李领导指示主人公最后应该死去。团长感到很难办,编剧说:“不要紧,这写两个结尾。张领导审查,就演主人公活着,李领导审查,就演主人公死去。”团长点头同意了。剧本修改好,张领导和李领导一块来审查了。团长急得团团转,编剧对他附耳低语了几句,演出就开始了。戏演到接近结尾时,台上突然宣布:“演出到此结束。”二位领导听了,一起走进后台,问:“戏为什么不演完?”编剧对他们说:“非常不幸,演主人公的演员忽然得了病,已经送到医院动手术,目前是死是活还没确定。”

52、哥达纲领导批判

1975年前后,全国掀起学习马列著作高潮。这一天,生产大队的大队长组织社员学习马列著作。只见他拿起一本书说:“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的书名不好懂的,所以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哥达纲是一个人,他领导召开的一次批判会,会后他的秘书整理了会议记录,叫做《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本书。下面我们开始学习……”

(注:哥达是个地名,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1875年5月下旬在哥达举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讨沦通过的纲领草案,叫“哥达纲领”。马克思著文对这个党纲草案作了批判。通称《哥达纲领批判》)。

53、 给妇女大会作报告

文革期间,老黄曾被遣送下乡劳动,三八妇女节红卫兵头头要到当地某区妇女会上讲演,知道老黄会写,就逼着老黄为他写一篇讲演稿,老黄特烦这混蛋,就胡乱编了一篇,红卫兵头头竟一字不差地在会上念了:“我是搞妇女的,很有经验,最近我到你们下面摸了一下,掌握了一些情况。我是个大老粗,究竟有多粗,你们妇女主任最清楚,昨晚上我跟她就这个问题搞了一夜,开始她不知道我的长短,我不知道她的深浅,躲躲闪闪始终搞不到一块儿,经过多次交锋,将心比心,情况终于摆到了桌面上,伪装既然剥去,下面就好办了,我们针对焦点摆正姿势,一鼓作气,深入浅出,坚持不懈,直到积压许久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地解决,真是一泻如注痛快淋漓啊!最后她高兴我满意,你看有多好!妇女同志们都站起来....”在场的妇女都惧怕红卫兵头头的淫威,全都站了起来,这时红卫兵头头添了添手指翻到第二页,继续念道:“了。”

54、批判邓小平

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那时,四川有个工厂开会逼着工人“批邓”,不批不准回家。车间100多人坐在那儿没人发言。僵持良久,正作难呢。 忽然间,有个老工人一拍大腿,痛心疾首地大呼:“邓小平他主持中央工作,搞些啥子名堂哟!他不抓纲.不抓线,不抓阶级斗争,光提倡养猪。嘿,邓小平喊大家养猪,还要喂大肥猪!那个大肥猪嘛,膘厚, 脂肉多哟!蒸出来的扣肉、甜烧白、米粉肉、油汪汪的。人吃多了吗,胆固醇就要高呃!胆固醇一高嘛,冠心病、高血病、心脏病、脑血栓,跟着就要来哟! 好恼火哟! 你说他毒不毒,硬是毒得很啊! ”他发言完毕.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大笑, 批判会就这么散场了。

55、喊口号

10年浩劫中。某造反派头头卫东彪在武斗中被人打死。迫悼大会一切准备就绪,只缺一个嗓门大能领着喊口号的人了。卫东彪的秘书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身高6尺,膀阔腰圆,祖传三代在镇上卖糊面粥的郑三,他要是喊一声:喝糊面粥来!周围几里都能听得见。秘书拉住郑三,亲热地 说:“郑三啊,我们的卫司令死了,马上要开追悼会,请你带着喊几句口号,怎么样?”郑三连摇头,说:“不行! 不行!我不会喊口号。”秘书说:“哎,我教你,一点也不难。喊好了,我们决不亏待你。就一句:卫东彪精神不死,记住了吧? ”郑三重复了几遍,点点头,说:“行,记住了!” 追悼会开始了,轮到喊口号时,郑三喊:“卫东彪不死!”秘书一听,糟糕,怎么丢了“精神”两个宇,忙提醒郑三:“还有精神!” 郑三马上接着喊道:“噢,还有精神!” 秘书急了,一跺脚:“他妈的,喊原来的!”郑三大声喊道:“喝糊面粥来——”大家一起高呼:“喝糊面粥来!”

56、“好马,快刀”
    文革时,张三到样板剧团学样板戏,团长开导他:“到这里来不能只学唱戏,更主要是学做戏。戏做好了,可以当主角,升书记、部长……”张三说:“团长,我明白了。我这辈子不想做戏,也不想当什么主角,升什么书记。部长,我给剧团打水扫地得啦。”团长:“  那为什么?”“ nc~F_i= 因为我身上缺少两件宝。”“哪两件?”“ 好马、快刀。”“  什么马?”“ 溜须拍马。”“ 什么刀?”“ 两面三刀。”

57、观感

    文化大革命中,报上列登了一张江青装模作样在农村劳动的照片。 记者为了听取反映,特地去访问老农:“ 老大爷,挑看了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

    老农长叹一声:“我很害伯。”“怕什么?”她抓文艺,我们没有戏看,她要是抓农业,我们就没有饭吃了。”

     58、春耕忙 
    某知青点,插队者是一批音乐学院学生,平时不闻丝弦声。   忽一日,公社组织宣传队,广大贫下中农对"再教育”对象表示信任,派他们登台表演。

    幕启,英姿飒爽的报幕员道:“下一个节目,小提琴合奏《贝多芬想念红太阳》”全场掌声雷动。贝多芬既然想念红太阳,准是个无产阶级革命 派。 音乐学院学生们堂而皇之演奏一段老贝的《F大调浪漫曲》。

5   继而,准备演奏比才的《斗牛士之歌》。   报幕员介绍说:“下一个节目,《全世界贫下中农春耕忙》。”

59、等不及了 
    江青与张春桥下象棋。一动手,江青就用小卒吃了张春桥的老帅。张 春桥拾起头,两只眼睛透过一圈圈的镜片,直盯着江青。 江青说:“看什么?小车过河叫吃帅,这是我的绝招!””张春桥说:“这我知道,可你才走一步,还没过河呢!”江青笑道:“不瞒你说,我实在等不及了。”

60、为啥迟到

    一次,中央召开会议,王洪文从上海赶到北京。几位老帅因有事晚来了一会儿,王洪文傲慢地问道:“你们为啥迟到了?” 我们没有你快呵!”老帅们冷笑了几声,又接着说:“你是坐直升飞机来的!我们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61、阶级斗争比该级斗争还要尖锐

文革是一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本地口音把“阶”读作“该”,通常都说“该级斗争”。大队书记到县里参加会议,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外地人,说的普通话。作报告时讲阶(JIE)级斗争比以往更加尖锐复杂,大家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书记后来后传达会议精神时说:“该级斗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又出现了接级斗争,而且这种接级斗争比以往的该级斗争还要尖锐复杂……”老百姓说,斗争的花样咋这么多呢,我们怎么活呀!

62、忆苦思甜

文革后期,一个中学校长为了让学生体会今日的甜蜜生活,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请了一个老贫农来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宣布:“现在请这位老贫农给同学们讲一讲旧社会老百姓的痛苦生活。”老贫农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说起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呀,实在是活不下去啊,饭都没得吃的,特别是那个1959年啊,饿死了好多人啊……”校长一听,大惊失色,赶忙跑过来对老贫农说:“不说1959年的,只说解放前的。”老贫农问道:“解放前?解放前我们没有像那么饿肚子嘛,怎么说?”校长马上对学生说:“这个老人家年龄太大了,身体也不好,今天就不讲了吧……”

63、样板戏《列宁在十月》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下面就是两个演员的唱腔:-: [1] ?8
[

列宁唱:【红鸾袄·二流板】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同上曲牌)
  尊一声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帮腔)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64、 历史考试

文革一结束,全国恢复统一高考。一次考历史,出了一道题:“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有的学生答:“因为没有学大寨”

65、毛主席就在咱身上

文革间大兴忠字舞,无论妇孺皆手持红宝书,口唱忠字歌如疯颠状集体作舞,一老太婆每舞必大唱:“……毛主席就在咱身{心}上”,浑然不觉此大逆之罪,被军代表痛批:“你不要老脸也罢了,也不要老命了吗?”幸此老太婆乃世代贫下中农,其子女皆革命左派,后以大舌头为由掩饰了事。

66、重唱
   文革中,有个造反派头头当上了文化局长,一天到一个剧团去检查工作。剧团团长陪同他到排练场,台上正在排练四重唱。他坐下来一听,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人家几百个人都能唱得整整齐齐,他们四个人四个调,一点都不齐,这是唱的什么歌?”团长连忙说:“这是重唱。”局长听了说:“对,是应该重唱,太不像话了。”

67、骑不得
   一天,江青骑马出门游逛,见一个骑毛驴的老大爷迎面过来。就说:“老头儿,白色的高头大马我骑腻了,我想骑一骑你的小毛驴,过一过瘾。”老大爷慌忙说:“老佛爷,千万骑不得,骑不得呀!”江青怒形于色,说:“胡说!当年武则天敢驯服烈马,难道老娘连毛驴都骑不得?”老大爷说:“我倒不是那个意思。听说有支歌儿,只因为叫‘马儿哎,你慢些走’,这支歌结果被您给枪毙了。要知道.我的小毛驴走起路来比马儿馒得多哩。如果您骑上毛驴,岂不是三打两抽,没几天就把它折磨死了吗?”

68、哪里作背景
   江青有一次到新疆,问一位新闻记者:“听说你走遍了山山水水,我想拍一张相片,你告诉我,选择什么地方的山水作背景最好呢?”记者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终年积雪的天山,风光秀丽的伊犁河畔,气侯炎热的吐鲁番盆地,风沙漫天的戈壁滩,戈壁滩,哦,对啦!”记者高兴地拍着大腿说:“首长,我看有一处地方.您用来作背景最合适不过了!”江青急忙问:“快说!什么地方?”记者答:“蒙古的温都尔汗。”

69、西北风少了
  一次,张春桥窜到农村视察,对生产队长说:“这几年国内形势大好,你们这里的变化也很大吧?”队长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变化是西北风少了。”张春桥不解地顺:“为什么?”队长答道:“你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社员们把西北风给喝光了。”

70、想让毛主席看你们干什么?

文革时候有个老头赶集,买了一个毛主席雕像,没法拿,就拿根绳子拴着雕像脖子,提着回家,走半路上就被捆起来了,说他想勒死毛主席。另一个人说,这不算啥,我单位有个更冤,买了张毛主席像挂在卧室床头,被领导发现,打成反革命:“你他妈的想让主席看你们干什么?!”

71、红太阳不睡觉

文革期间,毛主席经常晚间发表“最高指示”,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照例敲锣打鼓,走街串巷,然后跳一段“忠字舞”,并唱“红太阳光芒照地球,照得我们心里暖洋洋”,隔壁小孩从睡梦中惊醒,问:“妈妈,红太阳晚上不睡觉啊?”

72、你是哪个战斗队的?

文革中群众分为各个不同的派系,某人从武汉坐火车赶回宜昌老家奔丧,坐进车里,被火车上红卫兵小将盘问:你是那个战斗队的?他老老实实回答:我是钢工总派。谁知道当年工人大部分是百万雄师派,结果被人家用腰带痛打一顿才算完事。车到荆州站,上来一些文攻武卫的小将,再次盘问,他因为上车被盘问答复错误遭到暴打,赶忙回答,我是百万雄师派。谁知道上来盘查的是钢工总派,又被暴打一顿。等车到宜昌,出站口被盘查,他学乖了,提前把腰带解开拿在手里面,问盘查的人:你是那派的,人家回答他:“我们是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队。” “喔,那我们是一派的。”

73、墨西哥郊外的晚上

由于造反有功,一个烧锅炉的工人当了厂长,他按部就班,让工人加班加点,还不准工人唱带小产阶级情调的歌曲,结果遇到庆祝“七·一”,上面下达该厂除了跳“忠字舞”唱样板戏外,还必须再出一个小合唱。唱什么好呢?必须创新。这个厂长绞尽脑汁,怎么也想不起来,无奈他去请被打成“右派”的工程师,工程师告诉他:唱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赶忙下令宣传队编排,因为不知道莫斯科,传达的歌曲名字变成了《墨西哥郊外的晚上》。

74、狼抓比狠抓还厉害

有一个生产队长因造反有功,被提拔为公社党委书记。有一天开大会请他作报告,他照着秘书写好的稿子念,“要狠抓阶级斗争”一句,因为他不认识“狠”字,念成了“狼”。秘书在下面很着急,又没有办法。等到书记走下台后,这个秘书急忙走上前去对他说:“这个字读狠不读狼。”结果那个书记恼火地骂道:“你一个白面书生懂得什么?狼抓比狠抓还要厉害。”

75、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开会,万里首先作书面发言,讲了一阵后,邓小平说:“你讲的啥子东西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陈云接着又讲了一阵,无非是鸟笼经济之类。邓小平说:“陈云陈云,陈词滥调,人云亦云。”邓小平自己接着讲如何在2000年前达到小康水平。陈云讽刺他说:“小平小平,你就只晓得个小康水平。”在座的华国锋没说话,因为没人听得懂他说什么。到这份上,大家都不想玩了。小平回家和孙子玩他最喜欢的老鼠捉猫的游戏。陈云回去看着家里那个鸟笼重新设计治国方略。老华吗,则拿着小学课本练习普通话。怎奈进步不大,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是说成了“幌子资本主义胡皮”。

76、很象飞行员

  话说一日,小平出外视察归来,急急火火,马不停蹄,直奔中南海向老毛汇报。走到老毛门外,听到里面有调笑声,原来老毛和江青正在干事。小平不敢唐突,可又舍不得马上走,正在此时,屋里飞出江青的胸罩,不偏不差正落在小平头上。自古无巧不成书,当小平不知所措之时,总理从一旁踱步而出,看到小平,微微一笑,说到:“小平同字,你很象一个飞行员嘛。”

77、话要说得好听

   某人到集市买鸡,认为喊价太高,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卖鸡人说:“话不能这样讲。你说几句好听的话嘛,我还可以把鸡送给你。”这个便人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好不好听?”卖鸡人张口无言,不敢说不好听,只得连连点头道:“好听,好听!我认输了!”

78、我还是反革命

文革中有位知识分子老是挨斗,每次挨斗前还要他写个“我是反革命”的牌子挂在自己的胸前。为了省去每次挨斗都要写牌子的麻烦,便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额头上漆了五个字:“我是反革命”。这倒是长期可用而且经久耐用。后来他平反了,漆刮不下来,干脆在“是”的前面加了一个“不”字,成为“我不是反革命”。没隔多久,运动又一次来临,他又成了专政对象,咋办呢?有办法!他在“不”字下面加上走之底,变成了“我还是反革命”。

79、 老人家看不见

文革期间一对青年夫妇喜气洋洋的往自己新房里贴满了毛主席的大小画像和语录。后来有熟人就问他们:“你们天天晚上在主席老人家眼皮底下干那事儿,行吗?”他们说:“没事儿,晚上灯一拉,他老人家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不久二人都被捉起来打倒了。革委会的说:“我们伟大领袖能在迷雾中辩清航向,没有什么看不见的! ”。

80、只好点蜡烛
  一天,王洪文到某厂去视察。他板起面孔对厂长说:“你们一定要反复强调,引进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崇洋媚外的产物我们一律不要。” 厂长回答:“好,不过,电是富兰克林发明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这样,就只好请首长点蜡烛了!”

81、穷光大队

文革中地名要体现革命化。我们大队叫花地大队,领导说,什么花呀草呀,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于是花地大队便勒令改称为“红光大队”。一次全公社开大会,公社党委书记是外地人,又是个大舌头,经常把“红”说成“穷”。开会前书记站在大会主席台上依次点名,点到我们大队时,只见他高声问道:“穷光大队的来了没有?”

82、今胜昔

从前广州市长堤有一间众人皆知的著名酒家“大三元”,文革中被勒令改名为“今胜昔”。而香港或是海外侨胞回广州时,都按旧时从右到左读法,便把“今胜昔”读成“昔胜今”。搞得他们不知道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

83、党内的事不要乱说

正是批林批孔那几年,公社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去韶山瞻仰。一个老党员,土改根子,作风很过硬,党性特别强。他在火车上小解,不会开厕所门,把自己关在厕所里老半天。列车员发现了,才把他放了出来。一路上党员们都拿这事开玩笑。这位老党员只是憨厚的笑,回村后党员们就忘了这件事儿。有天,一位党员忽然想了起来,就说了这个笑话。不料那老党员勃然大怒:“党内的事情,不要乱说!”

84、一句何止顶一万句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领呼口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上千人的会场内,众人齐齐呼应。但第一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却频频摇头,嘴里嘟嘟囔囔,似乎并不认可。造反派头头大怒,吩咐几个造反小将:“把那个摇头晃脑的反动分子抓起来!”早有准备的小将手脚麻利的过去,抹肩头,拢二臂,将老者押至一空屋,拳打脚踢,口中直呼:“可抓着个真反革命!”造反派头头正襟危坐,怒目圆睁:“你胆敢不承认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简直反动透顶!”老者挺直脖子,连喊委屈:“冤枉啊,我并无此意!”“那我说话时,你摇头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何止啊!!!”造反派头头大惊,连忙下座,亲解其缚,双手扶起, 连连道歉:“误会了,误会了,没想到对毛主席的话我领会的还没您深!”

85、改姓

文革中,山西某大队的大队长为了表示全大队人民热爱毛主席,把整个大队的老百姓都改姓毛,按顺序编号,叫毛一、毛二、毛三……嫁进门的媳妇都姓江(江青)。几年后毛主席去世,他们还给江青发了慰问信。不久四人帮垮台,江青被抓,媳妇们纷纷起哄:“赶快还我原来的姓,否则老娘就离婚!”于是所有人的姓名全部恢复。

86、还有你爹

批斗会上,一红卫兵头头厉声呵斥一“破鞋”(女):“你都跟谁搞过,必须老实交代!”问一次,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引起一片惊叹声。厂里人不多,大家都彼此认识。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身败名裂”了。挖出了好多“地平线以下的阶级敌人”,红卫兵头头异常兴奋:“还有谁?快说!”。“还有你爹!”——“破鞋”实在无可奈何,说出了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斗人的人被斗的人围观的人笑成一团。红卫兵头头迫不及待从人缝中挤出去跑了。

87、张春桥坐火车

    张春桥坐特快火车赶往上海。突然,火车猛一刹车,停在那里好长时间不开动。张春桥叫人把司机找来,声色俱厉地问:“为什么随意停车?”司机说:“首长息怒,您指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如今您就坐在车里,我怎么敢开安全正点车呢?”

88、醉汉艺术

    学生:“老师,我看了许多文革时期的画,人物的面孔都红得像醉汉一样。”
    教师:“因为那些艺术都是醉汉搞的。”

89、 特大汉奸
老王早年出家当八路,文革开始时当一科级单位的头。革命群众开批斗会,逼他交待问题,他就交待某年某月扫了公家树叶当柴烧,某年某月占公家的地种菜度饥荒,某年某月公家伙房给了他几个馒头,等等。人们指责他“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在一片“说大的”怒吼声中,他哆哆嗦嗦地说:“那年,日本鬼子进中国,那是我……我领进来的啊!”

90、心想事成
文革时涌现了一批专门作“忆苦思甜”报告的人,其中最出色的频频被各处邀请。有位青年农民做报告很有名,讲起来总是声情并茂,涕泪俱下,全场人跟他一齐伤心、愤怒,口号声震天动地。报告次数多了,同村好友有点纳闷,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能真哭真流泪。他说:“解放前我还不记事,哪来的苦大仇深嘛?上辈子的苦也说不清楚。我的诀窍是,嘴上说的解放前,心里想着60年(1960年)。”

91、修改历史
文革时期,某大学一历史系教授以批林孔发了家。一天,他主持系里教师讨论一历史事件。讨论会沉默许久,在主持人的再三催逼下,只有一个教师发言,他说:“我就不讲了,因为会议主席讲得很透彻,他是修改历史的专家。”
    92、不是东西

一个农村人到新华书店买毛主席像。店员刚听他说一个买字,将眼一瞪说:“主席像只能说请,不能说买!”农民听他这么说,赶忙向她认错。店员又说:“不是向我认错,是向毛主席认错。”农民只好改口向毛主席认错。农民从店员手里接过画像,并不付钱,转身就走。店员在后面提醒他:“你还没有给钱呢?”农民回过头来反问她:“给什么钱?”店员又说:“怎么给什么钱?你买东西总不能不给钱?”农民这下可抓住理了:“你是反革命,竟敢说毛主席是东西。”店员听他这么说,再也不敢说什么了,眼睁睁地看他把毛泽东像拿走。

93、反革命放屁罪

在学毛选的会上,有人放了一个屁。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队长,大为震怒:“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许放屁。你竟敢在学毛选的会上公开放屁。足见你用心十分险恶。”就这样,这个人被定为“反革命放屁罪”!

94、文革版的《新婚夫妻手册》

幼时看过一本文革时期出版的《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身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咱懂个啥,稀里糊涂就往下翻,翻到了第×页,见上写:“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第×页的下一页接着写到:“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95、不知天高地厚

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经常在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元勋面前摆出一副革命家的派头。有一天王洪文有事去见朱德,朱德对他妄自尊大的神情不屑一顾,没有说话,只是用拐杖指指天,再戳戳地。王洪文不知何意,嚼不出是什么滋味,于是就去请教邓小平。邓小平教训他说:“这还不明白?这是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96、

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德,朱德依旧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朱德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鸡蛋给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只好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请教。邓小平拿起鸡蛋,一边说着“容易,容易”,一边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就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97、两个狗日的是谁?
  有一回是结合“9?13”林彪叛逃事件的忆苦思甜社员大会,轮到贫协副主席张杨氏讲她听见之后的愤怒心情。她说:“毛主席带领我们翻身做了主人,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可林彪那龟儿子,他咋个想的呢?胆敢害毛主席。那天我听了这消息,气得很,放工回家还没有进门,一把就把我门上那两个狗日的画像扯下来,揉成一团,摔在茅坑头。”她后面还讲些啥我们就不大注意了,坐一起的几个年轻人悄悄传递着眼色,轻声问:“哪两个狗日的啊?”又不敢笑。

98、管他小平摇不摇

1976年8月16日,江.青到天津市某村对农民诉苦:“你们都知道刘邓黑司令部吧?刘少奇早就完蛋,但邓小平却还十分猖狂,他是邓记谣言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一个老大娘听不明白,对着抱的宝宝说:“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管他小平摇不摇…”

99、不知是否不是否

文革时期学校只在搞大批判,学生没有好好地学习,经常写错别字。一个学生写信给他的老爸,想吃杏子,结果把杏写成了否。父亲看后一笑,给儿子寄了一筐杏子,还附诗一首:“我儿写信想吃否,忙坏老爹四处找。如今寄来一筐杏,不知是否不是否?”

100、不用念你写什么?

一个文化很低的党委书记到一所中学去给师生作报告,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秘书怕他第一页看完了不晓得往后翻,就在下面注上“接下页”。书记在念的时候,把“接下页”也念了出来。秘书急忙走过去说:“这三个字不用念。”书记勃然大怒:“不用念你写什么?!” 

 

 
 
 
 
 


 

[转载]王文华: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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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

近日,有媒体发布《王沪宁日记五则》,摘录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写自22年前的5篇日记。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些日记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该书收录了王沪宁在一年间写的个人日记。日记只有月份和日期,没有标注具体年份。不过,王沪宁在书中自序的落款中写到“1994年底于复旦大学”,可见,该书所摘录的日记写于1994年底之前,也就是说,写于22年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政治的人生》出版年份——1995年,对于王沪宁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年份。

生于1955年10月的王沪宁,1981年拿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学位后,留校任教14年,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年,他离开复旦大学,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至2002年)、主任(2002年至今)。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常被称为中央领导的“首席智囊”。上述履历表明,就在1995年,王沪宁开始由一名高校学者,向“首席智囊”转型。《政治的人生》讲述的则是其高校学者的生活,各篇日记的篇幅都不长,可内容很广泛,有讲课、会见友人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关于反腐、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考,还有他在高校教书时看过的书、追过的影视剧。

有关书名

“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

出版个人日记,为何起名为《政治的人生》?“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自序中,王沪宁回答了这个问题。

王沪宁写道:之所以起名为《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作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王沪宁称,书中收录的是他的一小部分夜思,“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白天,大部分时间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候,大多也用于作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得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思想”沉淀“积累起来,不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在宁静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状态下形成的。宁静致远,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

青年王沪宁(右二)

青年王沪宁(右二)

关于反腐

“反腐败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

书中记录,7月27日,王沪宁来到了北戴河,“(出火车站后)大概20分钟,到了一片树木繁盛的地方。在警察的潇洒的指挥下,我们拐进了一条路,然后就到了我们住的楼,一幢西式的小楼”。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后,7月28日、7月30日、7月31日这三天,王沪宁在北戴河写的日记,都提到了反腐问题。

在7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到: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之所以是“超”,是因为它们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所不能比拟,同时危害性和影响也是一般腐败望尘莫及的。

他分析认为,这种“超腐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二是往往以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出现。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组织骗税,有组织走私,有组织造假,有组织索取、以单位的形式弄权勒财,有组织侵占、表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当时的腐败呈现从低质到高质、从低层腐败到高层腐败等趋势。“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更加危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苗头还会发展,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可能会加速蔓延”;“高层腐败的发生面虽然小,但是如果发生,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这里说的高层腐败是指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腐败活动。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个范围内,腐败活动比较多地发生在副部级到正部级干部中间……要制定适用于这个层次干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

关于国家治理

“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书中多篇日记记录了王沪宁对国家社会治理方面的思考。

在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上海)金属交易所反映,新税制执行后,上海收增值税,外地没有收,导致上海(金属交易所)的成交量大幅下降,“很多生意跑到外地交易所去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各地各自为政,产生不平衡。应该成立中央巡回法院,专门保持全国的执法的平衡”。

3月12日的日记显示,当天王沪宁到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开会,会议议题是征集对“21世纪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政府法制建设”课题的意见。“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无法不能说是现代化”,王沪宁写到:在美国一些城市,法律规定吃了大蒜之类的东西,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到公共场所去。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

3月15日的日记显示,王沪宁当时正在写一篇谈政府形象的文章。“政府的信誉是什么?政府的信誉,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他写道: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的总体诺言要由构成体系的各级机构来完成,每个政府机构,不论是高层机构还是基层机构,每个行政人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初级干部,均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实现总体诺言。总体诺言是分解到各级政府的,各级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也承担了自己的诺言,因而各级政府人员必须身体力行,实践诺言。这样才能塑造政府的完美形象。没有这一条,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他强调: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个人情怀

“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一些日记中,王沪宁谈到了个人的理想信念和生活感悟。

3月10日的日记显示,当天王沪宁出席了上海市表彰十大精英大会,“我在会上讲: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事业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部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方式,不能没有。在国外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办公室和学生”。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此乃最大的快乐。生活在今天的人,常常说前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我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会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在6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什么乐趣也比不上塑造生命的乐趣,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乐趣。谁是以塑造生命为第一义务的人呢?除母亲赋予物质的生命以外,教师是塑造精神生命的最有影响的力量,也是最微不足道的力量,“有时看到学生成长起来,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上的快乐。我有时经常问学生的问题是:“你有精神上的痛苦吗?”实际上也就是问:“你有精神上的快乐吗?”大部分人不能谈这个层次上的痛苦快乐。但是,没有精神上的痛苦快乐的人,难道可以作为一个来过这个世界的人而存在吗?难道是一个有过真正的生命的人吗?

青年王沪宁(右一)

青年王沪宁(右一)

读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值得一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政治的人生》一书显示,王沪宁有夜读的习惯,经常在深夜看书,阅读面非常广泛,既有法国《自然科学》杂志、《读书》杂志等期刊;也有《骚土》、《媾疫》、《天猎》、《帝京》等小说;还有《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曾国藩》等。

在日记中,王沪宁经常写“书评”。

1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凌晨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一读”。“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至少两次向官员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王沪宁也读武侠小说。在1月26日的日记里,他写到当天读《射雕英雄传》,“在新加坡见过他(金庸)本人,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评价说,《射雕英雄传》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尽管是虚构,但是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据说,有的大科学家在训练学生时,首先要他们看武侠小说”。

日记中,王沪宁也经常直言不讳,对一些作品提出批评。

在1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读了布老虎丛书中的《苦界》,“是编造的不错的故事,但完全是虚构的故事,让人感觉虚构的痕迹太明显”。

看影视剧

“《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政治的人生》一书显示,除了夜读,王沪宁也经常在深夜看影视剧,在日记中写“影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初步统计,书中显示,王沪宁在一年间看了《京都纪事》、《异形1》、《往事》、《危险关系》、《过把瘾》、《十天的困惑》、《推上断头台》、《轮回》、《食人族》、《浴室血案》、《因父之名》、《辛德勒的名单》等10多部中外影视作品。

对于《辛德勒的名单》,王沪宁评价说“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称震撼的地方,不是它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当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称道),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这场悲剧最深刻的地方,比千百万生灵死亡更残酷的地方,就是更多的人的人性泯灭。因为只有人性泯灭,才会有这样罕见的悲剧。”

当年,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是热播剧,日记显示,王沪宁在追剧。

在2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过把瘾》一直放到一点多钟,这两集里开始发生矛盾,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丈夫和妻子的矛盾,解释得不错。生活中有很多矛盾,不是来自恨,而是来自爱。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然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2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凌晨看《过把瘾》最后两集,看出一些光明和辉煌来。人生不能总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社会也不完全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人。

生活琐事

玩电子游戏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在日记中,王沪宁经常用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生活中的点滴琐事。

王沪宁生于1955年10月,日记1995年1月出版时他还未满40岁。可他在1月25日的日记中写到:“厦门来的一个女孩,叫我'王爷爷',一副纯真的样子”。

在2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小F来(日记中人名均用字母代替),拿来中华鳖精,是一种补品,最近各种补品越来越多,鸡精、蛇精等等,什么时候推出“人精”,大概是最补的了。

次日过年,在爆竹声声中,王沪宁玩电子游戏“大富翁”,“又是买地,又是炒股,又是建筑商场,最后破产,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里”。

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夜半电视里放了MTV《同桌的你》,“看看听听,竟然也回想起了少年时代。那时的同桌是谁?早就没有印象,绝对没有同桌的你那样的意境”。这种同桌的你,小学和中学都有,大学就没有;因为大学已经不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同桌,“少年时代的情感,大概是最令人珍惜的,因为比较纯洁,没有被社会上各种物质的、文化的、生活的、人生的、金钱的、欲望的种种东西所波及”。

10月26日的日记,记述了一件烦心事:“下午电脑出现病毒,把我几十万字的一张磁盘给破坏了,希望还有备份,不然就惨了。”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校对:郭利琴


 

[转载]王文华:中纪委为何向这9地空降打虎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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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为何向这9地空降打虎分队长?

许传智

昨日,宁夏自治区政府对外发布消息称,中纪委原驻国家民委纪检组组长、国家民委原党组成员许传智任宁夏纪委书记。宁夏自治区政府网更新显示,许传智排名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蔡国英、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之间。

许传智出生于1957年2月,山东诸城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一名有34年纪检经验的干部。

观海解局(ID号:guanhaijiejv)记者注意到,这是十八大以后中央纪检监察系统“空降”地方的至少第9位“‘打虎拍蝇’分队队长”。

空降到“回头看”省份2月打仨“虎”

今年54岁的陈小江(1962年6月生)是浙江龙游人,过去长期任职水利系统,2015年8月底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转投纪检战线,接替转任监察部副部长的肖培,成为中央纪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至今任该职刚满八个月就被“空降”辽宁。

观海解局(ID号:guanhaijiejv)记者注意到,陈小江此次履新的辽宁省,是近期中央反腐的重灾区,也是中央巡视组进驻的首批“回头看”省份。值得注意到的是,就近期而言,已相继有三名高官落马。

今年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距2015年5月王珉卸任辽宁省委书记不到一年。

王珉落马后不足半月,即3月16日,也就是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当日,时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阳落马。3月25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王阳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4月6日,时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短短两月,“同乡”3“虎”被拿下在十八大后并不常见。陈小江此次受命于反腐重镇,如何整顿吏治将是陈小江面临的问题。

另外,2015年8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傅奎“空降”湖南,任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而湖南省也是中纪委首轮巡视“回头看”地区。

2013年11月至12月,中央第十巡视组对湖南省进行了巡视。巡视组组长陈际瓦直言不讳,“在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方面,政治敏锐性不够强,没有及时发现和预防衡阳贿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说,巡视“回头看”可以有力扭转腐败分子的机会主义思想。“如果没有‘回头看’,必然会存在糊弄心态。有了‘回马枪’,就会形成威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会显现。”

“女包公”空降坍塌式腐败地千人主动交待问题

2014年9月,一条人事变动的新闻格外显示: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山西是十八大以后反腐的“重灾区”,“老虎”频现。已有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等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包括4名省委常委。

观海解局(ID号:guanhaijiejv)记者在去年“两会”现场观察,山西代表团是最受关注的代表团之一。毫无悬念,山西代表团的开放日引爆了媒体;同样是意料之中,反腐的问题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胡苏平起身到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身后,商讨记者提问环节。王儒林几乎毫不掩饰地自揭家丑、“大尺度”地披露了一些案情,并且让“一坨一坨的”这一形容腐败的说法火了。

2014年9月,素有“女包公”之称的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空降”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彼时,她面临的是7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山西陷入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局面。

今年3月24日,中纪委网站刊登《山西:相信组织依靠组织1556人主动交代问题》一文,披露了黄晓薇的另一“杀招”——“谈话函询”,“(山西)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加大了谈话力度。通过谈话,截至2016年2月29日,全省已有1556人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

2014年,另外一位“空降兵”为王拥军,他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位子上被调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一职。

腐败是“传染病” 没有“世外桃源”

根据上海官方媒体2013年11月19日的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侯凯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和上海市纪委书记;免去杨晓渡的上海市委常委、委员和上海市纪委书记职务。

观海解局(ID号:guanhaijiejv)记者注意到,侯凯是十八大后第一位“空降”地方的中央纪委常委,官方同时公布的简历显示,侯凯于1962年出生,此前担任中央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党组成员。在此前公布的第二轮中央巡视组组长名单中,具有审计专长的侯凯担任第九巡视组组长,巡视三峡集团,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以中纪委常委身份执掌巡视组的组长,也是少有的“60后”组长,这一人事安排显然强化了中央纪委对地方纪委的领导,突出了对上海纪检工作的重视。而且“60后”的侯凯以优势年龄担任上海市纪委书记,也体现了上海未来将在反腐防腐方面有艰巨任务。

2015年1月19日至20日,上海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侯凯指出,(上海)市纪检监察干部要把绝对忠诚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不是地方病,是传染病,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置身事外。

另外,去年2月3日,侯凯在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忠诚干净担当打造过硬队伍》的文章指出,纪检监察干部战斗在反腐败斗争第一线,没有绝对忠诚,就做不好纪检监察工作。什么是绝对忠诚?就是全心全意、言行一致、始终如一、无怨无悔的忠诚。

2015年11月10日下午,中纪委官网通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十八大以后上海市落马的首只“老虎”。

三天两位中央纪委常委“空降”地方

2015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常委姚增科“空降”天津任市纪委书记。 “空降兵”姚增科曾是成克杰专案组成员,时任全国人大长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是新中国第一位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副国级领导人。

2015年1月18日,据《吉林日报》消息,崔少鹏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崔少鹏此前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是十八大以来第四位同时担任省(市)纪委书记的中央纪委常委。8月1日晚间,中纪委公布了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被查的消息,十八大后的吉林“首虎”就此落马。

时隔两月,中纪委再次空降地方纪委书记:2015年3月中央纪委委员、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调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来源:法制晚报 文温如军


 

[转载]中国皇帝,一个不能少

文革中的唐闻生与王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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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唐闻生与王海容


  1963年毛70岁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允许各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的是章含之,王季范带的是王海容。二家都是主席亲近的湖南故旧,章含之在北京外语学院当老师时,王海容是北外英语系进修生。
  
  笔者中学时代,在文革传单上看到《毛主席1964年6月24日与王海容谈话》,因为谈到学生可以逃课、瞌睡而印象极深。其中谈到,北外英语系黑板上发现反动标语“蒋万岁”,毛问王:“还写了什么?”,王海容说:“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告诉我的。”可见,她俩那时就有来往。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比章含之小三岁。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1965年11月,调入外交部。
  从时间上说,在章进入外交部之前,王海容没有与章含之结仇的环境。
  
  倒是章含之的性格,处处显出与他人格格不入、顾影自怜。就说那次热闹的寿宴,她没有年青人的兴奋和好奇,只是感到被冷落被孤立:
  “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忆主席》)
  
  章含之的书中,类似“我一生从来没有人心疼过我”、“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三十年来从没被别人悉心照料过”、“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这种永远是“别人欠我多”的伤感,书中比比皆是,不要说周边亲人,连同养父母的呵护(不是说是生活在“名门”的独女吗?),也被她一笔勾销。
  
  王海容比章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3年,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
  
  再说唐闻生,还在197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当时,王海容任记录,唐闻生仍翻译,从此,初步形成“王、唐格局”的雏形。
  
  唐闻生,比章含之小八岁,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1962年入学。1965年4月,进入外交部,比章含之早五年,比王海容还早半年。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摘自近年报刊)

唐闻生:“才女翻译”、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女人
  说到唐闻生,本人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唐闻生当年频频出现在电影“新闻简报”上,她的“清纯少女”的形象,是当时许多年青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这是实话。就像后来沾了政治是非的庄则栋,留在人们脑中的,还是当年在26届世兵赛上勇夺冠军、为国争光的英姿。)
  
  在构思本文时,恰逢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记念(2006.1.8)。电视重播《周恩来外交风云录》,一眼看到,基辛格历史性访华,紧随基辛格从飞机弦梯走下的,就是唐闻生。《南方周末》刊登纪念总理照片,毛、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的那张著名书房合影,坐在中间的女翻译,正是唐闻生。心中不由对当年的“梦中情人”说一声:别来无恙?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时,便调侃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
  
  父亲唐明照,是出生广东的华侨,早年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31年入党,1940年和同仁在美国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在美国华侨界,很有影响。母亲张希先女士出身华侨世家,读燕京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才貌出众,斯诺夫人称她为“最漂亮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幼儿教育硕士,后在美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唐氏家族均在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全家回国。二十年后中美建交,女儿唐闻生1971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成员、中国首席翻译,来到纽约,一年后,唐明照也来到美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2-1979,1980年后任中联部顾问)。再一个二十年,2000年8月,女儿唐闻生率侨联代表团再次返回自己的出生地,这时,她已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唐家与纽约侨团的渊源很深。
  
  1943年,唐闻生诞生在纽约,童年是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曾在纽约一所颇有名气的“小红屋小学”读书,(三十年后,章启月等外交部孩子也被唐闻生母亲送到该小学读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和有着浓厚美国东部口音的英语。
  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父先回)。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2年,进入北外英语系。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用2年半的时间读完了5年的课程。
  1965年,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唐闻生,被当时外交部的“首席翻译” 冀朝铸看中,进入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唐当时22岁。
  1970年,唐为国家领导人担任英语翻译,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北京之行、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谈的主要翻译;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
  

冀朝铸、唐闻生:名师出高徒,二代英语“国嘴”
  
  
  说到唐闻生的“师傅”冀朝铸,恐怕是我们这代人第一个叫得出其名字的翻译。
  
  那时新闻照片突出领导人,工作人员都尽量闪在旁边,翻译大都默默无闻。
  而毛泽东、斯诺1970年国庆在天安城楼上的那张三人大特写,伟大领袖处在照片右侧,处于视觉中心的,竟然是站在中间的高个儿眼镜翻译,头像大小比例,还与伟大领袖等同,那正是冀朝铸。这种照片布局在当年很不寻常,所以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冀朝铸,人称“中国红墙第一翻”,从板门店谈判、万隆会议、毛泽东会见斯诺、到基辛格秘密来华,后来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他以半百之年仍任翻译。冀朝铸可能是惟一亲眼见过六名访华美国总统的中国人。
  冀朝铸后任驻美公使衔参赞、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铸是周恩来的五任翻译之一(1956~1973,17年)。周的五大翻译是:黄华、龚澎(乔冠华夫人)、章文晋(夫人是张颖,后面要提到)、浦寿昌、冀朝铸。
  周总理又是冀家二代人的朋友。
  
  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早年赴riben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曾与鲁迅同事,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鲁迅在该司任佥事,结下友谊。后任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著有《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等多种。任过北大教授等教职,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冀朝铸1929年出生在山西太原上马街的大宅门,家中有七八个仆人,还有汽车库和人力车库。当年太原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私家车,冀家是其中一个。然而,富家公子先后走上革命。
  
  大哥冀朝鼎,留美博士,是最早为周恩来担任翻译的地下党员。1916年考入清华,受李大钊的教诲,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拘捕。1924年毕业后赴美,考入芝加哥大学主攻历史,1927年入党,是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1927年,冀朝鼎给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嗣后,他又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工作,任常驻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和翻译。1940年初回国,直到解放,长期在国民党zf内从事秘密工作,是孔祥熙的亲信,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大哥解放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活跃在中外交流的国际舞台上。1963年去世时,周恩来当主祭人,在悼词审稿时,周总理亲自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
  
  1938年“9.18”事变后,冀朝铸9岁时,周恩来安排冀全家去了美国,说“以后对革命有用”。中学毕业后,冀考入哈佛大学,思想革命,于1949年加入美国GCD。朝鲜战争爆发,冀不愿在敌对国久留,决定尽早回国。1950年,21岁时回到祖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4年回国进入外交部。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与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在纽约时是朋友,共同创办《华侨日报》。这是一份中文报纸,前身是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的《先锋报》,唐明照任社长。《华侨日报》配合中共主张,展开宣传鼓动活动,国民党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他们在华侨中的影响"似占优势"。可见冀贡泉一家赴美,也是周恩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决策之一。
  
  二家关系之融洽,据说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老给起的。回国后在北京,二家又曾是邻居。冀朝铸在40岁淡出前(周总理说口译40 岁要开始转),培养唐闻生做接班人,成为外交部新一任的“首席翻译”,冀的评价是“唐闻生英语水平比我强”。
  
  冀朝铸、唐闻生,这师徒二人,一个家里是兄弟外交家,一个家里是父女外交家,家庭背景都是世家子弟、旅美归国的华侨,家中成员又多有中共早期党员的地下斗争经历。这种家庭背景,使二人既具有中西文化浸染的良好学识教养,又具有激进的意识形态信仰、理想主义色彩。
  
  师徒二人先后都任过美大司(有称欧美司)副司长。退出外交战线后,二人都从事联络海外华侨的工作,先后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70年代末期,唐闻生在当时中国惟一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做副总编。
  1986年,唐闻生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1999年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唐闻生,这个被称为“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女人”,基辛格在《白宫岁月》回忆录中,盛赞其机敏和魅力。称她是“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报纸称“唐闻生,是在伟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中,把政治家之间的智慧较量、两国利益冲突、国际关系问题的讨价还价,连接成一条能让双方领会贯通的思维的优秀翻译。” 
  
  “如果说,尼克松把在北京与毛泽东握手,称为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西方观察家说,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红色二月,那么唐闻生,在改变世界的那个红色二月中,胜任双方最高层艰辛而繁重的谈判翻译,奏响了她少女最华彩的乐章。”(摘自近年报刊文章)
  
  就在,初入外交部的章大姐,在亚洲司“混”,继而沉浸在“主席为我开辟未来新的感情世界”时,
  出生于美国的唐小妹,仍然对自己的翻译业务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在最高层谈判中保持口译的反应与精准,“只有下苦功夫,天天晨读,我坚持了几十年。”
  
  唐闻生终身末嫁,拂去政治风尘后,与一生视自己为掌上明珠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2002年,唐闻生到老家广东侨乡恩平(以碉楼式侨居闻名)寻根,《南方日报》记者趁机采访,据称这是唐第一次接受媒体访谈,后在9月25日发了一篇文章《亲睹历史时刻━访毛泽东周恩来英语翻译唐闻生》。
  当记者提到:“有人称您为英语国嘴”时,唐答到:“这不知道是谁说的,不好这么说。出色的英文翻译向来不少,现在年轻的这一代也很强。千万别把我抬得这么高。”
  当记者问:“近年来许多名人热衷于写回忆录,还有人成系列地出书。您为什么不大出声?”
  的确,针对有关唐与毛吵嘴、对周总理凶、批邓右倾等等说法,公众很想听听唐闻生本人的回忆。
  
  唐闻生答道:“其实,历史会做出客观的记录,而我本人不愿多说什么,因为我只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工作者。”
  

王海容的祖父:“没有九哥就没有我毛泽东!”
  
  
  说过唐闻生,就必定要说王海容。王比唐大五岁,比唐晚半年进入外交部。王比章含之小三岁,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说起她,如今50岁左右的人也许都不会感到陌生。谁也不会忘记,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一头齐耳短发,乌黑发亮,一副学生时代戴惯了的白边眼镜,别致地装饰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她的年轻与风度,她的显赫的身份,她的神秘,使她一时名扬海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她就是王海容。”(“神秘人物王海容”网上热帖,来源《关东作家》)
  
  我当年总是分不太清楚王、唐,她俩有着太多的相同,个头、发型、眼镜、胖瘦、着装几乎一样。像连体人似的,经常同时出现在媒体上。同荣耀、同沉寂、同复出。人称“王唐”、“那二个小人物”。
  
  那年毛70岁寿宴上,别人带女儿,只有王季范带的是孙女。这是因为,王的独子、也就是王海容的父亲,早年壮烈牺牲,海容姐弟,是革命烈士后代。
  
  祖父王季范(1884.11~1972.7),是毛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是同一个外婆的亲姨表兄弟,比毛大九岁。毛两岁多起便寄养在外婆家,王也在外婆家读书。外公外婆将他俩与自己的孙子们并列排行,王排行第九,毛排行二十三,所以毛称王为“九哥”。孩子们在八舅文玉钦的督导下学习,九哥常在课堂内外教幼年毛泽东读书识字背诵诗文。可以说,九哥对毛表弟的手足情,始于学步的启蒙时代。
  
  后王进入湖南长沙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多次出面劝说毛父让儿子读书。毛泽东15岁时要离家读书,父亲以没钱雇工为由加以阻止,毛最后向王季范借来够雇一年长工的钱,才得以走上求学之路。
  王季范教书清苦,但对表弟的关怀,从小就胜于同胞,关键时刻又出手大方,后来多次在节骨眼上使毛柳暗花明。怪不得毛泽东要说:“九哥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可以说,没有九哥,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毛泽东从此走出偏僻山区,学费、住宿、饮食起居,都受到九哥照顾,挤在王家两年多。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王在该校任学监。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毛“闹事”革命后,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等,为学生鸣不平,并多方出面保护或秘密掩护毛,教育工作清苦,但仍赞助进步师生。
  
  当时湖南流传“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王季范拥护表弟的革命,把唯一的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毛泽东身边,进入抗大。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时,不幸被特务杀害,留下一对遗孤王海容、王起华姐弟。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哥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洗尘晚宴上,毛对九哥说“你把德恒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王季范说:“家人以他为荣,夫复憾哉?!”毛闻言,发自肺腑地说:“九哥,你说得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这也是你当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多多保重,还要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他们是烈士遗孤啊!”
  
   有文章载:“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这种亲切的称呼,深情的语气,质朴的语言,使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深感惊讶。”
  
  1952年,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从湖南进京,受聘任国家政务院参事。寓京20余年间,尤其是“文革”以前,王季范一直是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座上宾。
  
  毛泽东对王季范这个在自己蹒跚学步、彷徨求知时期起,就一直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兄长加师长,那份亲情是流淌在血液中的。
  1972年7月, 88岁的王季范在北京去世。毛泽东送的花圈,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王海容:毛泽东家中的“编外成员”
  
  
  王季范壮年失子,哀痛化作对遗孤的眷爱,他取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容”为孙女命名。 
  毛泽东对王海容姐弟,也有着一份特别的疼爱。在那次70岁寿宴上,毛说:“海容啊,我这大门一直是朝你敞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来了也可以住下来不走,就算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你看要不要得哇?只是不晓得你爷爷舍不舍得,放不放心罗!”
  王海容与毛的次女李讷年龄相仿(长李两岁),性格爱好相同,加之常随乃祖作客中南海,日久与李讷成为亲密朋友。因是毛至亲,加上与李讷不同一般的友情,王海容不仅可以随意进出中南海,有时还能在丰泽园住上一阵,无异是毛泽东家中一名“编外成员”。([1])
  
  在10岁前,王海容生活在湖南祖父身边,抗战胜利后在长沙开始初级教育,直到她追随祖父应召晋京。入京后,先后在师大女附中、北京女五中就读。高中近毕业时,毛泽东对她说:“你可以去报考大学嘛!建设需要人才哩!”王海容回答:“我的学业平平常常,不一定考得上。眼下国家是建设时期,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要花不少钱呢!如果考不上,我就去当工人、农民……” ([1])
  
  王海容一心要当化学工程师,1957年报考清华失利,家人要她在家复习,她瞒着家人,满街奔走寻找工作,偷偷办妥手续进了北京化工厂,做了二年学徒工,认真向师傅们学习,颇有心得,署名徒工王波,在《中国青年》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的经验》的文章,对知识青年当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如何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等,发表看法。毛泽东欣赏侄孙女自己选择道路的倔强,认真帮她修改文章,二代人促膝谈心,笔名还是主席取的。([1])
  
  后来,王海容还是靠着自己的成绩于196O年秋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进修,有文章说她是“正门”进,“后门”出,因为人学时没有走“后门”,毕业分配时却走了个大“后门”。 
   
  1965 年11月,由周恩来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开始,主要是负责总理、部长的文电收发等文秘工作。其后,“文革”乱了三四年,她出人中南海毛的身边,虽无特别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干。
  1970 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负责人”不是职衔,但权力在握。
  1971 年7 月,王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第二年,1972年,接着又一道任命下来,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二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了,任职4年多,直到她失势倒运。
  
  1984 年,在销声匿迹了六年后,与唐闻生同时复出,任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保留副部级)。
   
  复出后的王海容,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仍像当年尚未腾飞时的化工厂学徒,认真而倔强。
  认真的是,对分管工作,事无巨细,都爱亲自过问,一次有外宾来访,她亲自检查各个环节,后发现马桶还有黄斑,随手拿起抹布动手擦洗,一丝不苟,不以为丢面子,人称这是受周总理每事躬亲的工作风范熏陶。([2])
  倔强的是,“她把以往经历默默地锁闭在她的心里,凝结在她的记忆之中.深藏不露,从不肯向外界披露。据说,迄今为止,已有数十家报刊找她约稿,海外有些出版社还许以高稿酬,请她写回忆录,她都婉拒了。
  
  是思考的果实还没成熟?是不愿将心中的隐忍披露于世?还是觉得为时尚早,时机未到?所有这些,我们外人都不得而知。”([2])
  
  王海容至今独身,但她生活在一个温暖热闹的家庭中,与母亲、弟弟一家在一起,家在中南海旁,原是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2])
  
  王海容、唐闻生,本不愿出名,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至今都保持着谦和的低调,要找张年青时私人照片都很难。她们本想靠着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出力。历史把她们推到外交领域,并推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在七十年代风云激荡的我国外交战线,她俩正值青春年华,她们为国家尽力了,其贡献世人有目共睹。从诡谲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走下,二位姑娘,把是非评说,交给历史,本人不愿多说。
  
  文章评说王海容:“她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她能坦然地、乐观地承受生活赐给她的幸运与不幸。她从不顾影自怜,也不屑怀着感伤情绪回味昨天,她的气量一如她祖父王季范先生当年给她取名时所寄予她的期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就是海容,一个始终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一位平凡又具有独特气质的女性。”([2]) 
  
  而我则为唐闻生这句话而感叹:“我,只是这伟大事业中的一个普通工作者。” 
  
  
  (本段内容综合摘自:[1]宗道一《“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大地》2003年 第24期 [2]“神秘人物王海容”《关东作家》)
(转载)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
  在谈话中,毛主席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
  他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战友,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1962年上半年,在国际上,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毛主席大手一挥说,这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
  这些人在国内还是搞长期《三自一包》路线的提倡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承包到户。眼前是能解决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作为一条政策,要长期这么下去,那就是解散了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搞垮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只强调个人主义,不讲团队精神,不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血汗工厂和封建主义分散各自为政的小农经济。
  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串联鼓动。
  夏季我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指北戴河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开了两个月,八月到九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新中国建立,天下太平”,没有这回事。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 你们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这一点,你们朝鲜做得比我们好。
  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十几年来,没有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尤其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人民也不会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强奸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能量很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自己发财致富,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问: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主席说: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金日成问:真有这种可能吗?
  毛主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我们也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节选自《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同保健医吴君谈中国和朝鲜的前景 (转载)
  (1964年2月29日)
  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吴医生给他检查身体,他对吴说:“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还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我很看好他,他是一个有魄力有智慧有前景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马列主义者……”
  “他没有教条地模仿苏联,而是结合朝鲜自己的实际,搞出具有朝鲜自己特色的朝鲜社会主义主体思想。朝鲜劳动党党徽上有三个象征性的标记:即镰刀、铁锤和毛笔,分别代表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即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也是劳动党的三大社会基础。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包括我们。但是朝鲜除外。他把朝鲜的社会主义搞的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至今还没有找到像金日成这样真正的马列主义接班人”……
  吴医生看到主席很忧心的样子,劝慰主席注意身体,毛主席却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注:指反修防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吴怕毛主席情绪过于忧虑而影响老人家的健康,就有意岔开话说:“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毛主席还是在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老百姓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中国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访问吴君谈话记录节选,200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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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60年经典文章辑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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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大事记(1975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74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73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72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71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70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69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68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67年)

十年文革大事记(1966年)

中国社会主义三个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

共和国春秋(文言文 转载)

共和国大事记(1949-1995

中国现代史年表(转载)

中国近160年大事全链接!

 





 

[转载]资中筠:60年代真没有特权,全国官员为何无一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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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么49年前就有特权,之后是越来越发扬壮大。
    如果真没有特权,全国官员为何无一人饿死    
资中筠

    【我最讨厌一种说法,“那个时代人人平等”。软卧高干病房,你能享受吗?特供商店,有你的份吗?高干楼你能住吗?城里商品粮,农民能吃吗?百姓样样凭票供应,高干用的着么?文工团,大院礼堂放内部电影,你能看么?就是工人跟农民比,也至少相差3个级别。】

    资中筠: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8口人,活活饿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

    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四两毛粮。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浮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

    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nortequa 听他们吹,毛还在三年灾害期间不吃肉,后来毛的医生李志绥书中说因为毛血脂高医生建议不吃肉,后来就一直吃烤牛排,吃海鱼,呵呵猪肉是不吃了,自己去看官方公布的,滴水洞现在放着的毛泽东年谱,好好看看如帝王般的餐的菜单
shixun 问的好!革命成功了,自然他们当家作主了,怎么可能饿死他们嘛?
赣南老俵 国际歌里都唱了: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有人要做主人,当然得有人来做奴才。經濟困難時,我所知幹部身份的有特殊補助照顧的!
 




西山夜 不是没有特权,而是假装看不见特权。
 


马达_jq 资中筠所讲,是历史事实,无可辨驳!


    




    如果真没有特权,全国官员为何无一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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