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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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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田华
原文地址：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田华作者：小雨点_1
军旅影星田华主要电影荣誉
电影《白毛女》剧照
田华饰喜儿
《大众电影》1958年第12期封面
《大众电影》1962年第10期封面
《人民电影》1977年第11期封面
《大众电影》封底
《八一电影》1985年第6期封面
影片《党的女儿》剧照（1958年）
影片《秘密图纸》剧照（1965）
影片《秘密图纸》海报
影片《秘密图纸》海报
影片《秘密图纸》剧照
影片《秘密图纸》剧照
央视“流金岁月”回放影片《秘密图纸》画面
精彩剧情回顾：科学工作者李化思想麻痹，不遵守制度，随身带着秘密图纸外出开会。不料，在火车站将装有秘密图纸的公文包丢失了。公安女侦查员石云正在医院养病，得知情况后，立即出院接受任务。经多方调查，得知在李化乘的那列火车到站前半个小时，曾有个胖胖的、戴眼镜的、有点口吃的、拎着画有火箭图样的帆布包的人，匆匆而来；火车到站后，这个人在旅客的拥挤中又仓惶而去。石云的丈夫陈亮是军区保卫部干事，根据领导指示，“他结识”了一个可疑的音乐工作者方莉。在审讯中叶长谦百般抵赖，还企图毁掉拍有秘密图纸的胶卷，结果被石云机警地识破。石云感到案件并未最后破获，断定方莉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便对拾到公文包和揭发作案人的古仲儒产生怀疑。经过分析断定案件背后的操纵者就是老奸巨猾的古仲儒。于是他们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方莉借口姐姐病危，要陈干事越过禁区连夜送她到深圳，行至中途，古仲儒企图甩掉陈干事，趁夜偷渡潜逃。石云带领早有埋伏的公安人员和民兵将古仲儒和方莉逮捕。古仲儒企图趁黑夜毁掉证据，机警的石云从古仲儒鞋帮里搜出拍有秘密图纸的另一个胶卷，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田华在该片中精彩演绎、成功塑造了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我公安侦查人员经典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银幕形象。
影片《秘密图纸》剧照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反特影片《秘密图纸》。在3名演员共同竞选角色后，导演公布了由师伟扮演片中代号23号的女特务方丽，师伟一点儿也不兴奋，她压根儿不愿演女特务。她觉得自己一脸正气根本不适合塑造反派形象，而且也从没演过这类人物，所以她对这个角色既不抱希望也没什么兴趣，没想到却偏偏让导演选中。虽然像完成任务一样接过角色，师伟还是开始为塑造“女特务方丽”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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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石挥
中国电影、话剧演员、电影导演。原名石毓涛(1915--1957)，天津市人
。
个性
他傲得厉害。旧时的上海滩，一次组剧团，老板宣告：在座几位都是A级演员，拿最高月薪600块！石挥旁若无人地冒出一句：我要601！”一时众人皆惊，事后，石挥就多了个“601”的外号。
就连当时公认的一号男角赵丹，他也不怎么放在眼里。曾有人拿他和赵丹作比较，他不屑地说：“比什么比？我有我的好处，赵丹有赵丹的好处。”
成名前，石挥生活多艰辛，他当过车童，铲过煤，当过牙医学徒，养过蜂，在电影院
门口卖过票……就连演戏，也是因为“能管一餐饭”。
受尽冷遇的石挥，早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他甚至跟同屋的黄宗江说：“人人都是王八蛋！”黄宗江愕然问道：“也总有好人吧？”石挥慢腾腾地说：“那也要先把他看成王八蛋……”
这个出身于草根的巨星，实在没什么“巨星相”，小眼睛，模样平平。可他的戏演什么像什么。有人正正经经来问他：“您师从哪派”？他答曰：“天桥加京剧”。
石挥曾在《假凤虚凰》里扮演过一个假冒富商的理发师，他自创了一系列“拿剃刀在领带上刮刀片”的形象表演，竟引起理发业工会投诉。800多名理发师围成人墙，阻止观众进影院看电影。海报上，石挥的名字被油漆涂成了大乌龟，长达一年多，他只能“缩着头”，在家里理发。
旧时的上海滩，这个处于事业巅峰中的“话剧皇帝”，甚至用他人看来十分狂妄的言语宣称：“我上场前要观众盼着我，在场上要观众看着我，下场后要观众想着我。”
石挥却有他狂的道理。一拿到剧本，他像着了魔一样，把剧本的空白处写得密密麻麻，因为，“剧本上印的一行行字，固然很重要，但行与行之间的空白，才是我们演员创作最重要的地方。”
就连他的亮相，也那么与众不同。上场前，先一阵咳嗽，引起观众的注意。接下来，观众看到一把雨伞的伞尖，随着雨伞的收起，观众看到一个人的后背，他在甩伞上的雨水。然后才转过身来，露出真容。
影坛经历
1941年石挥涉足影坛，共参与《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主演了12部影片。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为人称颂。1950年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
伤心落幕
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11月中旬，石挥的批斗会在上影厂的一间大会议室举行，100多人挤得满满当当。会上，同事“揭发”他骄傲自大，有点成就，就跟党讨价还价；演戏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一夜间，石挥从人杰变成了鬼蜮。
两天后，这个狂傲一生的“话剧皇帝”，穿上了一件漂亮的棕色呢子大衣，戴着他那块全上海只有6块的名表。他吻别新婚三年的妻子，去银行给母亲汇了最后一次款，然后告诉路上的熟人，“以后我不能再演戏了”。
他踏上了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的道具船，跳进大海，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去处。
17个月后，人们在海边找到了石挥的尸骨。在话剧《日出》中，石挥曾写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在这一刻，他真正地睡去了。
几十年后，人们又从黑白胶片和发黄的文字中发现了他。1995年，石挥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研究石挥，已经成了电影学院的必修课。一家收藏旧物的旧书店中，常年高价悬赏石挥的旧剧照。
可如今，全国只征集到一张石挥话剧《雷雨》的剧照。照片上，他的脸白花花的，模糊得看不清楚。
才华横溢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1957年11月，“反右”运动中，石挥含冤而死。
1979年2月，上海电影局召开大会为石挥平反。1982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还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
参与影片：
雾海夜航 （1957）
宋景诗 （1955）
天仙配 （1955）
鸡毛信 （1954）
美国之窗 （1952）
关连长 （1951）
姊姊妹妹站起来（1951）
腐蚀 （1950）
太平春 （1950）
我这一辈子 （1950）
哀乐中年 （1949）
母亲（1949）
艳阳天（1948） （1948）
夜店 （1948）
假凤虚凰 （1947）
太太万岁 （1947）
乱世风光 （1941）
世界儿女 （1941）
代表作
《我这一辈子》
“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警察，一辈子奉公守法，吃苦受累，但最终却贫困潦倒，家破人亡。在“我”流落街头时，不仅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往事，那一幕幕往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剧情简介
清朝末年，二十多岁时的“我”突然失业，生计成为最大的问题。幸亏同院当巡警的赵大
爷介绍，“我”便也当上了一名巡警。这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清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我虽是巡警，但除了愤恨之外，却无能为力。幸好不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大龙旗换成了五色旗，民国建立了，一切似乎又有了希望。
这时，“我”被派到一个姓秦的大宅门去当看门的门警，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秦大人的骄奢淫逸和腐败生活，心中便又多了几分茫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秦大人跟着一群大人物垮了台，北京又有了新气象。“我”也升任了巡警，生活有了着落，还认识了学生运动的领袖申远。谁知没几年，秦大人又上了台，官做得更火，气派也比以前更大了。“我”又被派到秦家看门，这下“我”的心里可糊涂了。
“我”的妻子因病死去，留下[3] 了大妞和海福两个孩子。警察分署长莫名其妙地将“我”降成了三等警察，“我”的心可伤透了。秦大人四处捉拿革命党，“我”在紧要关头放走了申远。不久，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人们都盼着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大妞和海福都长大成人了。大妞有了婆家，海福也跟“我”一样，当上了巡警。他与申远很是投机。不久，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由于政府不抵抗，几年后北京也沦陷了。同胞们忍受着敌人的杀戮和侮辱，海福的未婚妻也被抓去劳军。身为警察的“我”对此却束手无策。
海福受不了这口气，跟着申远出城参加八路军打游击。申远把青年们送出城，自己却不幸被敌人逮捕进了监狱。
好不容易熬到八年抗战胜利，谁曾想到当汉奸的坏人利用金钱和裙带关系反倒当了官，“我”却因为海福参加了八路军而被抓了起来，受尽了毒刑拷打。在狱中“我”见到了申远，把一肚子苦水向申远哭诉。申远给我讲述了革命的道理，“我”才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糊涂。申远牺牲后，我被放出了监狱，自然也丢了差事。我只能靠当小工、捡煤核度日，直到终于流浪街头，沦为乞丐。
一天清晨，人民解放军进了北平城，从梦中惊醒的“我”在队伍中发现了海福，我们父子二人惊喜得说不出话来。“我”眼含着热泪，跟着这支伟大的队伍向前走去。
《我这一辈子》1950年由文华影业公司出品，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民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重要影片，根据中国著名作家老舍的小说改编。影片采用了当时并不多见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通过一个警察的个人经历，展现出一幅旧中国饱含世态炎凉和人世辛酸的风情画卷，其中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着广阔的社会涵盖面。在艺术上，影片并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努力追求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在环境的渲染、气氛的烘托、服装道具的选择，人物的情绪语言等都力求真实准确，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影片从导演到表演，都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其它信息
《我这一辈子》由导演、演员石挥自编自导自演，影片充分展示出石挥的电影艺术才华和独特的艺术追求。
石挥，原名石毓涛，1915年生于天津。他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小学毕业后曾做过铁路车童、牙医学徒和电影院的售票员。1940年，石挥来到上海，相继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艺术团体，参加演出了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30个剧目，塑造了多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成为上海话剧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演员之一。
1950年，石挥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这一辈子》，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编剧和主演。1952年，石挥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导演，先后在《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宋景诗》、《情长谊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挥导演的《鸡毛信》是新中国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儿童片，该片获得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他同年导演的戏曲片《天仙配》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在香港上映后，引起了香港拍摄黄梅戏的热潮。
石挥表演艺术戏路宽广、感情真挚，并努力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其导演作品虽然不多，但同样体现出能够适应不同的风格和题材的特点，且始终贯穿着富于个性的艺术追求。
石挥，30-40年代从事话剧创作已经有巨大名声，在电影角色创作上也取得出色成就。《我这一辈子》是他编导的伟大杰作。这是一部新中国建立之初最为典型的表现旧社会时代悲剧的上乘作品。一个人的辈子就是整整一个旧时代的苦难缩影，影片通过一个老警察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人，以历经不同时代的经历在表现黑暗社会对人命运的一次次压迫、残害，来证明旧时代的换汤不换药和无可救药。本片旁白以“我”的口吻，将“我”一生的辛酸坦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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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电影名单演员名单
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电影名单、演员名单
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获选演员名单：
（分时期以姓氏笔画为序）
（1905--1949）:35人
上官云珠、于洋、于蓝、王美人、王丹凤、冯喆、田方、白杨、石挥、刘琼、孙道临、阮玲玉、吴茵、吴楚帆、张平、张瑞芳、李纬、陈强、周璇、金山、金焰、胡蝶、赵丹、项堃、秦怡、袁牧之、陶金、黄宗英、舒适、舒绣文、谢添、蓝马、鲍芳、黎莉莉、魏鹤龄
（1949--1976）：34人
于是之、王心刚、王玉梅、王晓棠、王馥莉、卢燕、归亚蕾、田华、仲星火、刘晓庆、成龙、张良、张瑜、张艾嘉、李小龙、李仁堂、李默然、杨在葆、周润发、庞学勤、林青霞、郎雄、柯俊雄、祝希娟、赵子岳、赵丽蓉、唐国强、夏梦、秦汉、郭振清、陶玉玲、崔嵬、谢芳、潘虹
（1976--2004）：31人
王志文、王铁成、宁静、刘佩琦、刘德华、吕丽萍、巩俐、朱旭、宋春丽、张丰毅、张国荣、张曼玉、李连杰、李保田、李雪健、陈冲、陈佩斯、陈宝国、陈道明、周星驰、郑振瑶、姜文、奚美娟、梁家辉、梁朝伟、梅艳芳、章子怡、斯琴高娃、葛优、蒋雯丽、濮存昕
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优秀电影名单：
1 （56票）1948《小城之春》中国，费穆 2
（52票）1986《英雄本色》香港，吴宇森，02/08/1986，$34,651,324 3
（47票）1990《阿飞正传》香港，王家卫，15/12/1990，$9,751,942 4 （45票）1984《黄土地》内地，陈凯歌
5 （42票）1989《悲情城市》台湾，侯孝贤，21/12/1989，$1,092,839 6
（41票）1984《省港旗兵》香港，麦当雄，11/07/1984，$10,249,364 7
（38票）1967《龙门客栈》台湾，胡金铨 8
（33票）1982《投奔怒海》香港，许鞍华，22/10/1982，$15,425,087 9
（32票）1971《侠女》台湾，胡金铨，18/11/1971，$678,320 10
（31票）2000《卧虎藏龙》台湾/香港，李安，06/07/2000，$14,764,598 11 1937《马路天使》中国，袁牧之
12 1991《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台湾，杨德昌 13 1976《半斤八两》香港，许冠文，16/12/1976，$8,531,699
14 1999《枪火》香港，杜琪峰，19/11/1999，$4,618,946 15 1967《独臂刀》香港，张彻 16
1972《精武门》香港，罗维，22/03/1972，$4,431,423 17 1994《阳光灿烂的日子》内地，姜文 18
1953《危楼春晓》香港，李铁 19
1995《西游记》香港，刘镇伟，21/01/1995，$25,093,380，《西游记101回月光宝盒》 20
1970《董夫人》香港，唐书璇，14/10/1970，$162,522 21
1988《胭脂扣》香港，关锦鹏，07/01/1988，$17,476,414 22
1994《重庆森林》香港，王家卫，14/07/1994，$7,678,549 23
1984《似水流年》香港，严浩，07/09/1984，$4,556,416 24 1985《童年往事》台湾，侯孝贤 25
1987《红高粱》内地，张艺谋 26 1981《父子情》香港，方育平，16/04/1981，$1,483,317 27
1947《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蔡楚生 28 1996《甜蜜蜜》香港，陈可辛，02/11/1996，$15,557,580 29
1934《神女》中国，吴永刚 30 1935《大路》中国，孙瑜 31
1979《疯劫》香港，许鞍华，01/11/1979，$2,134,983 32
2002《无间道》香港，刘伟强、麦兆辉，12/12/2002，$55,057,176 33
1978《醉拳》香港，袁和平，05/10/1978，$6,763,793 34
1979《蝶变》香港，徐克，20/07/1979，$1,152,756 35
1994《东邪西毒》香港，王家卫，17/09/1994，$9,023,583 36
1997《香港制造》香港，陈果，09/10/1997，$1,912,200 37 1948《清宫秘史》中国，朱石麟 38
1963《梁山伯与祝英台》香港，李翰祥 39 1967《英雄本色》香港，龙刚 40
1983《新蜀山剑侠》香港，徐克，05/02/1983，$1,587,851 41 1986《恐怖分子》台湾，杨德昌 42
1989《喋血双雄》香港，吴宇森，06/07/1989，$18,255,083 43
1991《黄飞鸿》香港，徐克，15/08/1991，$29,672,278 44
1992《阮玲玉》香港，关锦鹏，20/02/1992，$7,480,778 45
1992《秋菊打官司》内地，张艺谋，10/09/1992，$3,740,161 46 1950《我这一辈子》内地，石挥 47
1959《江山美人》香港，李翰祥 48 1969《冬暖》台湾，李翰祥 49
1987《秋天的童话》香港，张婉婷，16/07/1987，$25,546,552 50
1987《倩女幽魂》香港，程小东，18/07/1987，$18,831,638 51 1959《紫钗记》香港，李铁 52
1960《人海孤鸿》香港，李晨风 53 1965《舞台姐妹》内地，谢晋 54
1987《龙虎风云》香港，林岭东，13/02/1987，$19,723,505 55
1993《霸王别姬》香港/内地，陈凯歌，01/01/1993，$9,147,952 56 2000《一一》台湾，杨德昌 57
1955《寒夜》香港，李晨风 58 1967《破晓时分》台湾，宋存寿 59
1979《空山灵雨》台湾，胡金铨，11/07/1979，$1,293,494 60
1985《警察故事》香港，成龙，14/12/1985，$26,626,760 61
1993《新不了情》香港，尔东升，11/11/1993，$31,149,673 62
1993《喜宴》台湾，李安，09/09/1993，$15,468,530. 63 2000《站台》内地，贾樟柯 64
1960《野玫瑰之恋》香港，王天林 65 1960《可怜天下父母心》香港，楚原 66 1960《难兄难弟》香港，秦剑 67
1960《第一类型危险》香港，徐克 68 1983《半边人》香港，方育平，25/11/1983，$2,264,430 69
2000《榴梿飘飘》香港，陈果 70 1933《小玩意》中国，孙瑜 71 1949《哀乐中年》中国，桑弧 72
1973《七十二家房客》香港，楚原，22/09/1973，$5,626,675 73
1982《烈火青春》香港，谭家明，26/11/1982，$2,309,614 74 1986《恋恋风尘》台湾，侯孝贤 75
1992《92黑玫瑰对黑玫瑰》香港，刘镇伟，02/07/1992，$22,806,044 76
2002《少林足球》》香港，周星驰，05/07/2001，$60,739,847 77 1937《夜半歌声》中国，马徐维邦 78
1974《再见中国》香港，唐书璇 79 1980《撞到正》香港，许鞍华，22/05/1980，$3,597,016 80
1985《青梅竹马》台湾，杨德昌 81 1993《蓝风筝》内地，田壮壮 82 1948《太太万岁》中国，桑孤 83
1957《曼波女郎》香港，易文 84 1959《豪门夜宴》香港，李晨风、李铁、吴回、罗志雄 85 1972《秋决》台湾，李行 86
1986《芙蓉镇》内地，谢晋 87 1989《赌神》香港，王晶，14/12/1989，$36,294,029 88
1989《旺角卡门》香港，王家卫，09/06/1988，$11,532,283 89
1997《春光乍泄》香港，王家卫，30/05/1997，$8,600,141 90
2000《花样年华》香港，王家卫，29/09/2000，$8,663,227 91 1948《万家灯火》中国，沈浮 92
1953《中秋月》香港，朱石麟 93 1955《父母心》香港，秦剑 94 1959《林则徐》内地，郑君里、岑范 95
1962《红楼梦》内地，岑范 96 1983《打擂台》香港，黄志强，21/10/1983，$1,133,596 97
1984《上海之夜》香港，徐克，11/10/1984，$11,625,564 98
1984《五郎八卦棍》香港，刘家良，17/02/1984，$3,792,852 99 1985《黑炮事件》内地，黄建新 100
1992《青少年哪吒》台湾，蔡明亮 101 1993《戏梦人生》台湾，侯孝贤 102
1995《女人四十》香港，许鞍华，04/05/1995，$14,020,825 103 1998《一个都不能少》内地，张艺谋
共有六十三部是香港电影，（包括李安的《卧虎藏龙》台湾／香港，及陈凯歌《霸王别姬》香港／内地）。 台湾电影有十六部。
“内地”电影，有十三部。 “中国”电影（相信是指1949年及前）有十一部。
过半投票者选择1948《小城之春》，与1986《英雄本色》。
王家卫有六部片入选：《阿飞正传》、《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旺角卡门》、《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
徐克有五部片入选：《蝶变》、《新蜀山剑侠》、《黄飞鸿》、《第一类型危险》和《上海之夜》。 有四部片入选：
许鞍华：《投奔怒海》、《疯劫》、《撞到正》、《女人四十》 侯孝贤：《悲情城市》、《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戏梦人生》
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恐怖分子》、《一一》、《青梅竹马》 有三部片入选：
李翰祥：《梁山伯与祝英台》、《江山美人》、《冬暖》 胡金铨：《龙门客栈》、《侠女》、《空山灵雨》
张艺谋：《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 有两部片入选： 陈凯歌：《黄土地》、《霸王别姬》 谢晋：《舞台姐妹》、《芙蓉镇》
桑弧：《哀乐中年》、《太太万岁》 刘镇伟：《92黑玫瑰对黑玫瑰》、《西游记》 关锦鹏：《胭脂扣》、《甜蜜蜜》
李安：《喜宴》、《卧虎藏龙》 秦剑：《难兄难弟》、《父母心》 吴宇森：《喋血双雄》、《英雄本色》 陈果：《香港制造》、《榴梿飘飘》
李晨风：《紫钗记》、《寒夜》 孙瑜：《小玩意》、《大路》 楚原：《可怜天下父母心》、《七十二家房客》
唐书璇：《董夫人》、《再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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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台湾的真实差距，看完惊呆了！
大陆和台湾的真实差距，看完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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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换位做事换位做人
换位思考，换位做事，换位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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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中国人都带坏了？
是谁把中国人都带坏了？
文/襄阳好风日 猫眼看人
万古一来，哪朝哪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素质底下，道德败坏，文化没落，人性冷漠。老百姓和国家一起在堕落！我们谈理想，没理想；我们谈道德，没道德；我们谈传承，没传承；我们要文化，没文化；不思悔改，没有制约；不肯融入世界，无创新；模仿抄袭，低端制造；浪费资源，愚民教育！是谁把中国人都带坏了？
国人最大本事就是把苦难当成娱乐，把救灾当成政绩，把怯懦当成智慧，把勇气骂成白痴，买菜少给一元钱乐了一天，人民币增发了多少万亿，却能够一声不哼。一个虫子掉碗里可以骂到祖宗十八代，一条河污染了可以视而不见，换掉一张假币开心了半天，喝了几年毒奶拍着胸脯说好！你说有没有？80%河流枯竭，2/3草原沙化，668座城市被垃圾包围，2，000万女人卖淫，年伐200万棵树制成筷子卖给日本，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刑事案件年发400万例，外企每年获利高达4万亿，耕地面积每年以10万亩缩减。这是哪里？央屎天天传播着它们的正能量，新闻联播几十年如一日重复播放经典三段论，国人幸福美满；领导开会太忙；老外水深火热。信央屎得永生，丫培育了相当的铁杆善男信女，广告费年年飙涨。可最近它们工作人员怎么放弃幸福美满的天堂去水深火热的地狱产子？打自己耳光了吧！啪，啪，啪，牛逼吹爆！两字：无耻！
昨天是美国颠覆，今天是日本颠覆，明天一准是不明敌对势力来颠覆，搞不懂，人家来颠覆中国干什么？颠覆你的雾霾？颠覆你的沙尘暴？还是来颠覆你这草蛋的环境？中国百姓都活成这熊样了，还怕谁来颠覆？假如真有人来颠覆，一定不是颠覆百姓的。再说，谁颠覆得动13亿中国百姓？吓唬百姓60多年，有完没完？现在国内媒体特权垄断，不允许出现娱乐以外的明星，电视台为了保险，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歌星。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底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6000万残疾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现成的康庄大道他不走，他却要摸着石头过河？！台湾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执政D，不丹告诉我们：制度永远比明君更重要，柏林墙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到的墙，向往自由的心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告诉我们：政党经常轮换，并不影响国家的强大；美国告诉我们：只有权利进笼子，才是国家最大的进步，朝韩告诉我们：一线之隔，何种制度就有怎样的结果！
现在，社会上，各种怪事不断浮现，百姓焦灼不安，贫富分化日益加深，群体性的情绪对立严重！到底是谁刻意把中国人都带坏了？
《没有正义，祖国就是一个监狱》 --- 作者：无维
在网上看到有关克莱蒙梭的文献片，其中一句名言──“没有正义，祖国就是一个监狱”（La patrie, sans
justice, c""""est la prison!)
，正是对最近官媒大肆宣传《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的最好回答。克莱蒙梭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政治家，老虎总理，我在此对前辈得的真知灼见表示崇高敬意。祖国是我们和亲人生长的地方，除非地球灭绝，我们的祖国永远在那里，永远是祖国。爱国是天然的情感，根本不需要别人教育。除了祖国被侵略的时候，所有在其他时间高举爱国主义的政府，几乎都是祸国殃民的流氓强盗。它们把祖国变成了监狱，却把反对它们倒行逆施的不同观点混淆成汉奸卖国言论。它们穷途末路，为了逃避“什么也不是”的必然下场，这些无赖混淆爱国、爱政党、爱政府，把爱国主义当成它们最后的避难所。借用被某些人称作老祖宗的马克思的话，没有了这样的“祖国”，民众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你们，现在还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只是历史的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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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精彩微博
“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用句四川糙话，这是在日你的先人板板。因为在没有“祖国”之前，人类早就存在了，难道祖先连人都不是么？懦弱和鸡贼到名都不敢署的文字，还想拿出来教训人！祖国只是个利益、文化、归宿感的共同体，你把这一切都消灭了，你还想别人对所掌控的祖国有好感，无耻之尤！
1938年，公开批判纳粹政权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他这样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虽然在纳粹看来，“没有了‘祖国’，托马斯曼将什么都不是”；但在更多的人看来，“没有了托马斯曼，纳粹德国将什么都不是。”
首先蹿入脑海的是香港、澳门同胞，他们被英、葡殖民了一百年，没有了祖国也一百年，你可以问问他们，那些年月里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没有祖国，你们哪来的准生证出生证独生证身份证学生证团员证党员证学位证毕业证暂住证未婚证结婚证房产证驾驶证行驶证献血证健康证工作证保险证医保证下岗证失业证上岗证职务证资格证荣誉证通行证残疾证退休证老人证死亡证？没有祖国，我tm真的什么都不是！感谢祖国！感谢他八辈祖宗！
他们没有了祖国，他们什么都不是！以下人员痛失祖国：邓亚萍 陈凯歌陈红 刘亦菲 陈冲 邬君梅 顾长卫 蒋雯丽 宁静 王姬
胡静 徐帆张铁林 斯琴高娃 韦唯
许晴李连杰以及各级官员企业家(名单太长，略）只有张艺谋同志还拥有自己的祖国，等待他的是一亿的罚款！
没有了祖国，独裁者，高官们，你们什么都不是！记得好好爱国！至于普通百姓，他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他的祖国，继续做他的百姓，啥都没有失去。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踏进日本，日本亡国了。没带来千百万人头落地，而是：宪法强调了公民权利；政治犯被释放；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不流一滴血，农民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至1952年归政日本政府，亡国，把日本引上康庄大道。说明：野蛮征服文明，带来的是灾难；文明征服野蛮，带来的则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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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链接1
《[转载]“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路线斗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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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1966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1）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迪斯尼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
正如同迪斯尼乐园的运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细致的经营，微缩景观式的“历史知识”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来的，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革，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独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文的主题也许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过，本文更希望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来引导出有关对文革意义的评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更重大、更复杂的问题的讨论。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12）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这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五十天历史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16）
也许，对北京两所很特殊的中学的考察，只能算是管中窥豹，未必全面，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普遍情况有一些了解。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
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22）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
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
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後，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32）
最後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33）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只具有说明和启发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统计意义上的证明。为了充分了解这期间各地党群冲突的准确情况，我们需要各地、各单位有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了解。（34）然而，本文到此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不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争议的过程，而是攸关到对有历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诠释的问题。
结局和结语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普遍认同的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40）从这个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说明这个党还是一个人民拥护的政党。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炯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革运动的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真正付诸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政治自由主义”或任何自由主义者能够认同的东西，而是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注释：
（1）Michel Fouca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500.
（2）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在前清时代，以後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3）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与金著相同。
（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比如，在这期间的“文艺小整风”中，美术学院的模特写生在“极左”的影响下被废除了。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等人就此事给江青的信上批语，并转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纠正了此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6）可参考刘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分别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9）刘平平日记，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10）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11）《“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12）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3）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4）《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5）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6）《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17）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18）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19）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0）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21）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2）（23）（24）《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25)《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
(26)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27)《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28）《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29）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30）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年X月X日。
（31）《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32）《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33）《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34）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革初期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35）《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36）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37）《大事记》，p72。
（38）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p8。
（3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http://leftvoice.8u8.com）。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40）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29日。
（4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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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雷洋案尸检专家证人：初步尸检结束 等病理结果
原文地址：雷洋案尸检专家证人：初步尸检结束 等病理结果作者：人民力量
雷洋案尸检专家证人：初步尸检结束 等病理结果
原标题：雷洋案尸检专家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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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张惠芹
“一生参与了很多尸检，这次是我（工作）最全面的一次，社会信任我，家属委托我，我不能辜负大家。”5月14日10时许，家属一方委托的专家证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张惠芹电话里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雷洋尸检工作在结束第一阶段的初步尸检后，正进入下一阶段后续工作。
张惠芹介绍，长达约13小时的初步尸检中，主要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验。她说：“目前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需要等待病理结果。”在病理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目前尚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这是对家属负责，也是对社会公众负责。
张惠芹称，5月13日清晨5时30分许完成初步尸检工作后，她没顾上吃早饭，也没休息，紧接着马上投入下一阶段的尸检后续工作。“下面会进行身体各个器官系统、详细的病理检验和毒物检验。”张惠芹表示，这不仅是对雷洋一个人负责，更是对社会对法律的负责，必须实事求是，更要科学客观事实。
张惠芹认为，通过“雷洋事件”，充分说明我们公民的法治意识在不断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具体表现。”
此前，张惠芹教授接受雷洋家属的委托，经检察院审批，担任专家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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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们太缺乏不撒谎的历史老师
原文地址：我们太缺乏不撒谎的历史老师作者：土车阿里
那些不撒谎的历史老师
本文作者唐元鹏：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
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
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
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
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之上。
而翻开近百年前的民国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
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改革，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毛泽东、抗日、起义、革命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樊树志
我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历史老师
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列出的老师清单羡煞旁人——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若是一个个请出来坐坐，就是一幅“民国范儿”。
忆起学生时代的历史老师，明史大家樊树志如数家珍：“我很幸运，能成为大师们的弟子，现在的学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史学大家立在前面，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目标。
周谷城——仪表永远庄重
让樊树志印象最深的老师当属名气最大的周谷城：“他一个人完成《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既能写世界通史，又能写中国通史的人，就他一个。”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两人曾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事，随即建立了私交。在樊树志的印象中，这位当年名声盛隆的周教授上课从不讲究技巧，在那个没有教材没有课本的年代，他仅靠着一纸讲稿挥洒自如。“一堂课45分钟，他先念35分钟的讲稿，我们跟着做笔记，剩下10分钟他就开始聊自己经历中有意思的事情。”那些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故事。
如今同样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樊树志，在课堂上常年保持注重仪表的习惯，“能穿西装就穿西装，天气热的时候就短袖衬衫，但一定要配领带”，如此严谨的态度正是师承自周谷城。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一身布料中山装几乎可算最高配置，但周谷城始终不改西装革履的习惯，对他而言，庄重的仪表意味着对课堂和人生的毫不含糊。
周予同——能抄一面漂亮的黑板书
在没有教材的课堂上，另一位老师周予同选择了比念讲稿更吃力的方式——写板书，一列列的竖写繁体字漂亮而整洁。书香在充满韵味的书写中悠然而至，同学们一边陶醉地欣赏，一边忙不迭地抄写，甚至暗自庆幸老师有写板书的习惯，因为他那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常让人误把“班固”听成“苞谷”……多年后当樊树志也开始在黑板上书写时，“才知道写板书有多累”。老一辈教授的魅力如老酒般徐徐散发，看似书呆子的周老师不仅有趣，还深知调节气氛的法门，总是在学生们奋力抄写板书的空隙，看似随意地聊聊文坛逸事，轻易撩起小年轻的热情。“解放前，周老师在著名的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叶圣陶、郑振铎这些文化名人都是他的同事。”
陈守实——讽刺同辈学者毫不留情
要说直接影响到樊树志人生走向的，莫过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陈守实老师。师承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陈守实，深受梁启超的史观影响，研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要有自己的见解，总在课堂上拿出许多和学术界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新史观。
“当时流行说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但他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农村土地都是私有的。”陈老师肚子里有货，惯持一股子知识分子式的高傲，当着学生的面讽刺同辈学者简直就是不可或缺的常事。
也是这样一位老师，在看过樊树志论述明清漕运的本科论文后，晚上突然出现在男生宿舍：“哪一位是樊树志？你的论文写得很好嘛！”这对樊树志产生的激励作用无可言喻，不久这篇论文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期刊上，这对本科生而言是莫大的荣誉。“后来我留校任教，专职从事明清史的研究，一步一步，都离不开陈老师的影响。”
一群遵持传统文化态度与习惯的老师早已离世，樊树志对师生差距有着难以弥合的羞愧：“留洋回来的精通外文，留在本土的精通国学。”也是一种对同辈人成长于艰难环境的怜惜：“我1957年进复旦，遇上反右运动，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又把老师学生弄到农村去，直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停课。80年代我们就使劲儿补，但终究还是赶不上。这一代的佼佼者几乎都是拼命拼出来的。”
樊树志想起自己那位少年成名的谭其骧老师，能穷毕生心血著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完全因为这是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中央高度重视，所以能保证研究过程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但“其他人没有这个条件，说不定哪天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文/孙雅兰）
（樊树志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代表作：《晚明史》、《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傅国涌
教育不应只追求成功
“不追求成功，而追求成全人”的教育，是傅国涌心中的理想教育，他希望“教与学都充满开放性、不确定性、愉悦性，学生、老师相互成全，各自找到人生自我实现的方式”。
对于傅国涌来说，“历史”早已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简单的慢生活中，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史料，思考中国百年来的命运沉浮，“我就活在历史当中，也以历史为业”。
不太为公众所知的是，这位当下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历史学者，在早年亦曾有过短暂的乡村中学教师的经历。1987年9月到1989年1月，20岁出头的傅国涌在浙江温州任教，担任语文和历史老师。这段经历让傅国涌有机会深切感受到20年来中学历史教育的“变”与“不变”——形式上变化很大，课本华丽了，教学更花里胡哨了，但本质上，仍然是按照政治标准而不是教育本身来进行的。
彼时，在傅国涌的历史课堂上，虽然仍是按照教材的脉络，但并没有照本宣科。注重史料的他，以讲史实为主，将大篇幅的讲述放在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上，以更宽的人文视野引导学生去探寻历史的真相。多年以后，当傅国涌再次与当年的学生聚首时，对于当年的授课，不少学生都直言“受益匪浅”。
在傅国涌的印象中，那时的学生还很淳朴，不急功近利，有着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到了今天，整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功利，许多人读书精于算计，义无反顾地奔着实用的东西去，有着明显的功利性，人成了考试的机器，而历史并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在重应用、重技术的时代潮流中，历史是一门边缘化的学科，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都不被关注和重视，这是教育制度设计和整个社会环境导致的。”
近年来，傅国涌不时会到一些中学讲学交流，在与各地学生的接触中，他发现，一方面，有些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很多；另一方面，有的学生所提的问题会让他啼笑皆非，“他们问的只是后面的部分，却并不知道前提是什么”。
“总体而言，现在仍然是人文匮乏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着很深的历史传统的国家中，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历史，大部分资讯来自零碎的片段的大众媒体，比如讲求娱乐化的电视，它是要好玩的有趣的，这就与准确、客观、完整相背离。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健全价值观。”在傅国涌看来，在随波逐流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跳出来，远离封闭的精神状态。
在中国，成功成了一种毒药，它被功利地定义成了“做大官发大财”，而教育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只有回到教育自身，从它自身出发，而不是从它以外的“成功”出发，教育才真正实现了“教化育人”的作用。
说到“读书过程中无意的副产品”，傅国涌自己就经历过不少。在长期读史料的过程中，傅国涌无意中接触了很多人对过去中小学的回忆，他由此汇编了后来引起教育界和新闻界关注的《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这两本反映晚清到民国50年间中小学教育的著作，通过整理大量回忆录，借由几十位过去的校长、老师、学生之口，其中不乏胡适、赵元任、钱穆等名家大师，打捞过去鲜活的中小学记忆，进一步体认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育。
“那个时代的教育也有它的问题和缺点，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始终围绕着人的教育，而不是工具的教育，它是以人的健全为目标的。它是成全人的教育，而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人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呈现出来的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侧面。”这种“不追求成功，而追求成全人”的教育，是傅国涌心中的理想教育，他希望“教与学都充满开放性、不确定性、愉悦性，学生、老师相互成全，各自找到人生自我实现的方式”。（文/郭小为）
（傅国涌 历史学者，曾任中学历史教师，代表作：《金庸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袁腾飞
如何让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他做到了
“中学历史教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的语言成人化，只讲概念不讲故事，味同嚼蜡。”
成名后的袁腾飞从来坚决否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给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对于“史上最牛中学历史教师”的称号，他总表示“愧不敢当”，“北京2500个中学历史教师，很多很优秀”。
在他眼里：“优秀的历史老师必定能够启发学习兴趣，通过他的历史课会让学生对这门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下课之后愿意去翻翻教材以外的历史书籍，并对历史现象有自己的思考。”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历史课
袁腾飞生于1972年，在中学连个组长都没当过。大学毕业时，他特别犹豫要不要当历史老师，“当时教师的待遇很低，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同时他又烦考据，不想加入传统的史学圈。于是，他在据说是重点学校的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教了15年，后调入北京海淀进修学校。
袁腾飞碰上了读书无用论最猖獗的时候，那时人们认为会外语、会电脑、会开车，这就属于人才。“何况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如果他按部就班地讲课，一定会乱堂，最终，那些冷落他的学生给了他启迪。一次，课堂上他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他说在海边挖池子，海水引进来，投进石灰和鸦片搅拌，起化学反应后，残渣排进大海，学生们在下边大喊：“老师，林则徐不环保。”此后“林则徐不环保”也成了他的包袱。
从此，他开始了这种嬉笑怒骂的风格，学生们也确实喜欢。上历史课前昏昏欲睡的学生会精神奕奕，聆听这位八字腿、黑眼镜老师的课，一些理科生和老师也经常旁听。
袁腾飞成了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不仅是海淀区历史学科的带头人，也为高考命题，编写教材。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石彦伦曾撰文研究袁腾飞的教学方法，“讲得生动、丰富、灵活，效果理想”。
有一部分人认为袁腾飞哗众取宠。不过支持他的人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表示：“说他思想混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问题，教育不可能给学生建立一个‘花园’，必须告诉学生，这里有花有草，还有刺。”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如何让学生对历史感兴趣是很重要的，而袁腾飞做到了这一点。
“你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
谈起他所经历的历史课堂，袁腾飞几乎没太多能回忆的细节。“和一般人经历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喜欢历史，是受到评书演艺和京剧的影响，而学校的历史课并没有激发他多少兴趣。
20岁的时候，袁腾飞曾经问过一位大学老师：“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太平天国属于哪种？”老师说：“属于封建政权。”袁腾飞说：“太平天国是封建政权，清朝也是封建政权，俩封建政权，为什么太平天国就是正义的，清朝就是落后的？”
老师斜斜瞥了袁腾飞一眼，问：“你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
他后来幸运地遇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于友西。于友西在袁腾飞彷徨失落时，一直鼓励他发挥个人特长并支持他创新。袁腾飞告诉《新周刊》记者：“没有这位恩师的点拨，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7年起，袁腾飞被调入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任历史学科研究员。他观察发现，近二十年来中学历史老师的地位没有丝毫提高。
他说：“不但无法跟数理化外语相比，甚至就连音体美也比不了。音体美没有考试压力还能指导学生竞赛获奖，为学校赢得各种荣誉。这一点历史学科根本无法做到。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正史很好看，很有趣，很逗，但教科书不好看。中学历史教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语言的成人化，只讲概念不讲故事，味同嚼蜡。”曾断言“历史教科书可以烧了”的袁腾飞已经好些年没登上学校的历史教坛了。前几年他在《百家讲坛》讲得兴致勃勃，近日则忙着录制《腾飞五千年》。非正式的教学舞台上，他不用再关心应试技巧，而是纯粹按自己的兴趣讲故事。（文/钟瑜婷）
（袁腾飞
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海淀区历史学科带头人，以幽默犀利的语言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被网友奉为“史上最牛中学历史老师”。）
李远江
让历史变得有温度、可触碰
他开始尝试更多的历史教学和传播方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他发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打捞民间历史记忆，从精英史观跳脱到公民史观。
从中学历史老师到历史杂志的编辑记者，再到民间历史公益记录的推动者，李远江的人生轨迹一直与“历史”同行。
他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他也坦言这样的工作任重道远，“停不下来，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在“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中，他开始尝试更多的历史教学和传播方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他发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打捞民间历史记忆，从精英史观跳脱到公民史观。
一切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
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
李远江笑言自己在学校里是“属于校长不太喜欢的那一类老师”。他敢于多说话，总是试图让学生触摸历史真相。本来，在整个人文学科中，以实证为基础的历史学科最具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但表达国家意志的教科书仅仅只是一家之言。作为一位历史老师，李远江说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换一个角度，从普通人的立场，给学生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时，李远江担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把非教材需求的观念教给学生时，他们会不会产生一些困扰，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困惑和反弹？这样的疑惑最终被来自扬州中学的历史老师王雄解答了。
在王雄的课堂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既有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套表述，也会看到被精选出来的其他立场的历史论述，这时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而学生反而更感兴趣了，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让学生进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而产生脑力的激荡和价值观的碰撞，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于健全和理智。在这一套教学思路之下，不少学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这种思维的挑战中来。
曾有四个其他老师眼中的“差学生”的历史读书笔记让李远江印象深刻，“并没有强迫，这些孩子在历史领域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机会”。
李远江对这种注重学术性和多元性的教学方式很是推崇，他发现，大多数学生最终既不糊涂，也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反动”，而是变得更冷静了，他们清醒地知道，历史教材是基于某一政党的利益或视角来看问题，这只是它自己的一种表达。这种冷静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在高考时，学生已经知道将要回答的是什么，“就像面试一样，他们不会再困扰纠结了”。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唯成绩至上”的学生，在功利考量和学习压力之下，并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多元的东西，觉得把“高考需要的”学到就行了。“你喂我一口饭就行了，为什么要给我吃一桌菜呢？”
李远江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观念碰撞最厉害的中学阶段，让刚刚开始形成历史观的青年有机会碰触真实的历史，让他们成为未来的公民，而不是被另一种力量塑造成“螺丝钉”，这样的任务相当艰巨，他说，这是未来的主战场，“我称之为‘对未来一代人的争夺’”。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
当很多人还纠结于教材问题时，李远江已经意识到，如果按照王雄老师的这一套教学方式，教材本身就会退位，它只是一种参考，不再统辖一切，老师可以把更多元的视角引进来，“所以人是核心的，如果老师没有变的话，换什么样的教材也没用”。
根据李远江的多年观察，在中国只有不到两成的历史老师把历史教学当成事业，“他们有一定的教育理想，希望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受益终生的教育模式”。有鉴于此，近两年来，李远江的一大工作重心就是——把这部分有理想但又对现实不满的老师找出来，让他们先动起来，做好领头兵。
为此，李远江和他所服务的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全国的中学历史教师做拓展性的公益培训，让他们跟历史学界最领先的一些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学习，接触学术前沿。
去年夏天，共有来自北京、广东、广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等全国各地的近300名历史老师在北京参加了这样的培训。“当他们的视野被打开的时候，就能把这些新观念新方法带到课堂中去，进而影响学生，最怕的是老师本身视野很狭小，还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李远江和他的团队计划，在未来5年内培训一万名中学历史老师。
更早之前，李远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切身行动介入社会开展历史教育的实践。2011年，李远江发起组织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号召和鼓励普通中学生书写身边的历史。与以往见到的精英史观不同，在这场“中学生写史”运动中，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侯将相、精英人物的宏大叙事，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快要被淹没、被牺牲、被遗忘的芸芸众生的鲜活记忆。
这场上万人参与进来的“中学生写史”运动，延续至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山东师大附中雷宗兴同学通过调查发现外高祖父并非“汉奸”，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农学家，卸下了整个家族背负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包袱，“文革”后星散的家族重新走向融合。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左馨兰同学追寻外婆在战争年代的漂泊史，用细节还原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二年的民间历史。
厦门二中郭悯娜引导我们聚焦一个乡村五保户的悲惨命运，引发了社会对农村社保的思考与关注……
“这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有温度、可触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李远江的努力得到了认可，2013年年初，在由《社会创业家》杂志主办的“首届社创之星评选活动”中，他被推荐为2012年度候选人之一。评委的推荐语是：“李远江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能够引导学生从自我认知的需要出发，按照历史研究的方法去调查研究身边的历史……这正是现代公民社会构建的伦理基础。”
在喝彩声之外，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这样做会不会制造很多上街的愤青？”李远江的回答坚定而直接——不会。他相信，一个真正懂得历史，学好了历史的人，一定可以多角度换位思考问题，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会尽可能去稳定局面，而不是诉诸暴力，这就是历史认知对人的行为方式某种可以预见的改变。（文/郭小为）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
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
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
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
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
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之上。
而翻开近百年前的民国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
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改革，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毛泽东、抗日、起义、革命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李远江《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总策划，曾任两年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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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上海迪士尼乐园内测 内部景观曝光
原文地址：上海迪士尼乐园内测 内部景观曝光作者：臭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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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5月12日中央网信办;《环球时报》限期一个月整改
原文地址：5月12日中央网信办;《环球时报》限期一个月整改作者：道人DL
5月12日中央网信办;《环球时报》限期一个月整改
网信办发通报称，《环球时报》下属的环球网违规“炒作敏感事件”， 限期一个月整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日子也不好过。
5月12日中央网信办（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大新闻网站传达了对环球网的批评意见。据通报，5月9日中央网信办约谈环球时报、 环球网有关领导，指环球网在5.20敏感时间节点临近之际，发布所谓大陆网民“支持武力统一台湾”的民意调查，引发台湾及国际媒体大炒作以及台湾网民的激 烈反应，“严重违反报道纪律”。
通报还指，环球网屡次渲染炒作敏感事件，扰乱互联网传播秩序，特别是在涉美、涉朝、涉南海和涉台、涉港等报道中尤其突出。网信办称，环球网问题很多，需用一个月时间集中整改。
此前1月底，《环球时报》被中央巡视组查出“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问题，其总编辑胡锡进被行政警告处分，被责令与副总编辑提出书面检查，并分别退回两人应承担的有关费用6,417.9元人民币。
《环球时报》及环球网主要以报导评论国际新闻为主。近年来频频唱反调，在一些国际事件上推波助澜，搅局反腐和施政。
今年3月底，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一场演讲中说，以鹰派观点闻名的《环球时报》常常发表“很极端的文章”，胡锡进“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并暗示胡对于全球事务无知，唱反调。
作者：九州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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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今天还看不清毛(转载)
原文地址：今天还看不清毛(转载)作者：芳子
有这么一句话：7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是先知，6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是思想家，5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是智者，4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是清醒的人，3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算明白人，2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算正常人，10年前能看清毛的人算分是非的人，今天能看清毛的人算是要脸面的人，到今天还看不清毛的人是脑残之人。中国是一个大规模批量盛产脑残白痴的伟大国度，无疑，数量庞大的崇毛者就是中国浩浩荡荡脑残大军中的一员。
崇毛者常说，反对毛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帝国主义者，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一种是黑五类后代。这是中国特有的中国逻辑。在我看来，供惨主义比帝国主义还邪恶，供惨党比国民党更反动，红五类比黑五类更黑。我不属于三种人中任何一种，但我誓死坚守反毛的立场。我因误解而拥毛，我因了解而反毛。我早年拥毛是因为谎言宣传，后来反毛是因为人性复苏。小时候我恨蒋介石，长大后我更恨蒋介石。幼时恨蒋是因为听信谗言，长大后恨蒋是因为他剿贼不力。
崇毛者们没有博大的心胸，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良好的修养，没有待人的礼貌，没有基本的常识，没有宽容的气魄，没有起码的是非观，最大的优点是每天生产万物生长必需的养料。当你反对他的主子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戴帽子、贴标签，痛骂对方是卖国贼汉奸以标榜自己玩命爱国、立场正确。不要指望崇毛者能与你心平气和就探讨问题本身摆事实找证据，他们只会气急败坏人身攻击。我们什么时候见过毛本人和斗争对手讲过道理人理天理法理？深受遗毒侵害的崇毛者们自然也承袭了爷爷的流氓无赖衣钵。
一群卑躬屈膝、掇臀捧屁、跪倒在地、以头抢地的奴才，却让人不可思议地认为自己就是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明明是一群流氓看家狗，却自以为是卫道士。溥仪刚下台才几天，离开主子的奴才们就急不可耐地寻找下一位万岁爷。让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站起来，简直就是对他不可忍受的折磨。失去主子几十年的奴才们好不容易又迎来了救世主红太阳，以头抢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尚来不及，哪能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之不得的坐稳奴才的时代。
做奴才其实也没什么，那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我还是好心奉劝一句：如果你站立着难受，如果你非要做奴才不可,如果你觉得狗屎好吃,如果你一日不请示汇报三拜九叩就度日如年,我拜托你找一个稍微待你不那么残忍的主子。“不，我就是抱着主子大腿不放！”那我只能说你是受虐狂，就像有的女人在床上不挨巴掌、不射脸上、不绑到床腿上就到不了高嘲。算了，中国病入膏肓不懂自救者成千上亿我救得了完么，任其自生自灭吧！可是情况没这么乐观，这批跪着舒服、屎尿喷香的人不仅自己坚持下跪100年不动摇，还不允许别人站起来，还要所有人陪你一块跪下。不想跪着吃屎试图站立吃肉的人便被你们视为奴才队伍中的叛徒。
你说，我同样不也是在跪着？我回答你，是的，我也是在跪着。在大陆没有人完全站立，包括你的主子。但你我下跪不同，你是双膝跪倒，我是单膝半折。我半跪是因为拷在我身体上的枷锁暂时还没有完全挣脱，但精神枷锁已缓缓松开。你双膝拜倒是因为你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锁链一样都没有挣开，你也不愿挣开，你认为这样比较安全，而失去锁链后的你会像断线的风筝迷失的狗，不知何去何从。身体的枷锁不难打开，精神枷锁打开就不易了，悲哀的是，你精神比身体下跪的更彻底、更驯服。
你说我太偏激，不，是你太麻木。你说我太极端，不，是你太不仁。你说我太狂妄，不，是你太猥琐。你说我自以为是，不，是你太不把自己当人。你说我的话让你毛骨悚然，不，毛骨悚然的不是你，而是附在你身体上的邪魔。你说中国乱就是因为我这样的汉奸太多，不，中国之所以不“乱”正是因为你这样的奴才太多。你说“奴才就奴才吧，你好自为之”，可是良心未泯的我做不到对同胞不可挽回的堕落置若罔闻，做不到对民族慢性自杀熟视无睹。你说“你到底想怎样？”我说我想救你。“我没病，我活的很滋润，不用你救！”诺亚造方舟十年，尚且没有一个人相信灾难即将来临，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莫过于把别人兜里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和把自己脑袋里的想法弄到别人脑袋里。
崇毛者，一个可悲可怜的庞大群体，本身就是高墙里的囚徒，不但不为自由而战，反而为这堵关押自己的高墙继续添砖，既是被强盗绑架的受害者，又是邪恶强盗继续绑架别人的可恨的走狗帮凶。我相信崇毛者们本质并不恶，并不会心甘情愿做绑匪的陪葬品，并不认为自己身处高墙之中，只是因为这个监狱太完美了，导致囚徒并没有发现身在其中。
朋友对我说，不要在崇毛者身上浪费精力，他们是一群无药可救、叫不醒的、病毒扩散至全身的精神病患者，与崇毛者计较降低你的水平。我说，你不能指望给小学生讲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洛依德的性学三论或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一个普遍心智幼稚的民族中，比高深的哲学更重要更当务之急的是普及常识。
一群猪自幼生活在猪圈，他们以为臭不可闻、阴暗潮湿的猪圈就是真实世界的全部，以为扔给他们剩菜残羹的主人就是天底下最仁慈最伟大的红太阳大救星。他们不认为猪圈环境有多么糟糕，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主人是极其贪婪刻毒的无耻罪犯，他们肥硕的大脑里面装的是发酵的糨糊，他们没有自身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的概念，他们不会思考生存的终极意义，他们为能有一个稳定的猪窝而沾沾自喜，他们为能有一个施舍残羹冷炙的主子而洋洋自得,他们把每日的吃猪食当成人生中难得的至乐,他们不屑于猪圈外一切真善美,并把试图撞破拦门冲出猪圈的不安分者唾骂为不合猪流。
太监是因为下身被阉割才导致精神被迫扭曲,而崇毛者的下体并未遭到强行阉割精神却首先自我阉割了。狗依仗人势对路人狂吠，是因为他忠于善待它的主人，而崇毛者经常被主子狂扇嘴巴吊到梁头上暴打却仍然三呼九叩以头抢地。所以我说，崇毛者比太监和狗还低劣。
以前我不太理解崇毛者为何极其留恋蓝天赤化、神州陆沉、血风腥雨、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毛时代，现在我明白了。太监去势之后唯一的用武之地就是需要他摇首摆尾的紫禁城，最恐惧的就是阉割他的这个残暴制度会一去不返，因为一旦需要太监的大环境不再，太监就不得不面临下岗失业吃饭问题，再不能舔痣吮痈，再不能吸精饮脓，再不能尝便预疾，再不能奴才该死！太监们在不需要阉人的时代再也找不到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平台和渠道，而且不得不饱受周围健康人的蔑视和不敬，他们被极度的孤独不适感备受煎熬折磨，所以他们极力渴望回到那个让正常人毛骨悚然的罪恶时代，在与千万太监同志为伍中找回自己做人的最低的尊严。
现在崇毛者有两种人，一种是大脑清醒只是利用毛的神龛旗号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另一种是被前者糊弄的大批不明真相者。后者尤为可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自己操控自己思想的快感。鸡血暴涨的他们非常积极地配合着操纵他们的那只大手，在主子还没有点头收其为奴时，就风尘仆仆、屁颠屁颠前去颂圣了。就像一群伪军还没有得到皇军司令部的命令，就提前起义了。就像一群奴才还没有看到万岁爷招聘太监的榜文，就手起刀落提着血淋淋的二两一路小跑去京城应聘去了！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一句足以在暗夜里划破夜空的话：“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永远被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否认真理达数代之久，但人们在漫长黑夜中被迷惑、冻结的灵魂会由于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立刻，谎言和压迫的构架将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奴役的民族永远也不要绝望。”我强烈渴望所有不明是非、不知黑白、不辨忠奸、不识好歹的崇毛者们终有一日身体和灵魂都站立起来。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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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徐向前之子：共产党员视金钱如粪土应申报财产
原文地址：徐向前之子：共产党员视金钱如粪土应申报财产作者：人民匹夫
徐向前之子：
共产党员视金钱如粪土应申报财产
转自：作者：清峪河
| 徐向前之子：共产党员视金钱如粪土应申报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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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2011年3月报道，徐向前之子徐小岩表示，共产党干部都应做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黄埔军校门前对联仍具有现实意义。他认为，共产党连生命都可以奉献，视金钱如粪土，应该做到申报财产。
据齐鲁晚报特派记者郭静张洪波3月3日发自北京的报道，重庆律师韩德云似乎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留着一副大胡子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将第七次向全国人大递交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书面建议或议案。
以前六年的议案都得了回复，而且每次都有进展。估计今年这位代表还是会得到回复的！但是作为一项政策出台估计还会需要些时日！也说不定明年这位代表还会再带着这个议案来参加两会。
确实申报和公示财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涉及到隐私等等种种问题。但是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干部因为没有财产的申报和公示，就没有很好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于是小贪就成了一个巨贪！像许迈永、罗亚平、文强等等！
申报和公示财产是反腐的利器！虽然它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是它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一些官员的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贪钱联系在一起！贪官有了不义之财就会更加腐败！贿赂、贪色等等会更加猖狂！更会更加玷污国家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申报和公示财产可以使很多官员规矩起来！这就不会使他们滑向犯罪的深渊！对他们个人、家庭、社会都是最大的利好！早公示一天，就可以早挽救更多的人！
再说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入党誓词中就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话语！共产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在人民群众面前应该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人民的公仆在人民面前申报公示财产是早已应该做的事！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顺应民意，为了遏制给国家带来极大伤害的腐败，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一个申报公示财产在我们面前应该不是一个难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还是徐向前之子说的那句话多么发人深省：“共产党连生命都可以奉献，视金钱如粪土，应该做到申报财产。”
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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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坛的堕落令人震惊！
原文地址：文坛的堕落令人震惊！作者：晓妍凤平
包括在京的某些总编、主编、教授、博导、评论家、各种名人，以及国内常“飞来飞去”的名家，常年去参加各种“某某作品研讨会”，其中绝大多数是作者搞钱举办的，这些作者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有钱当权的，有些别看官不大，就是个小科处级，或不大不小的企业负责人，开一次会能不眨眼花数万至十几万或更多，到场的权威们一次收获“红包”3000、5000、甚至1万，数万，还有的有用的“评委”更多，几个小时就散会，研讨的作品有时前一天临时发给权威们，而有时甚至现场分发，临时翻看一下就即兴发言，会后，由作者根据现场“发言”的录音，整理成一篇篇文字，就成了报纸、网络、刊物刊登的“评论”，书的“序言”，各处发表，甚至登上网站、广播、电视来报道，作者再负责“买版面”，形同“软”广告费，报刊们更乐得如此创收。
2、“诗歌活动家”腐败
整年奔跑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内地各个大小城市，以开笔会、全国诗会、搞各种诗歌活动等名义，名目繁多，搞策划，拉赞助.....，有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次，多数暗饱私囊，并完全逃税，和与地方文化人士、小官员、经办人勾结私分，只有少数落入单位账目，遮人眼目。同时不光捞利，还要名利双收，每次大型全国活动，排列名字时，自己与他请来的“全国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并列，报道在电视、报纸、刊物、网络上，几年、十几年，久而久之，本人也成了读者、观众“耳熟能详”的“名人”了。这些人包括主编、总编、编辑部主任、各个学会负责人、什么莫名诗歌机构的秘书长等等，有的已经捞成大富，满世界旅游，子女送出欧美澳洲留学，大多领着国家高薪工资、特殊津贴，有的暗地经商，还往脸上贴金。
现在有的民间诗人也学会了，开始时候为诗歌做点贡献，以后变了质，脚踩几只船，主流、民间、网上处处都要有名、有利，搞“活动”搞“出版”等，处处捞，已经不认真搞诗歌，而成了以民间诗歌活动家掩护的挖“财”巨匠。
3、诗歌刊物总编、主编腐败
关系网上的企业家、富商、地方官人的稿件重点发，大组发，连续发，他们一般不直接“收钱”，而是隐蔽性被邀请出国旅游、前往考察等名义，或安插子女亲属关系等的工作、就学、提升等，或者为其国外子女亲属提供资金、为亲属经营的国内外公司提供资金、投资合作、购买产品等支持，当然日常也收取认为“安全的”贵重礼品、外界看起来合法的某某“大奖”奖金，（每年多地、多次，都要上万以上一次的，少的不收，比如，全国性的奖项、重点行业投资举办的奖项、各个报纸副刊举办的年度奖项，地方省市县每年举办的“某某杯文学大奖赛奖金”，基本落入这些权威关系户手里），以及高额的“讲课费”，各地为了套取关系，常请他们以讲课为名给以报酬，一逃税，二安全，三名声好听。另外请他们列席各种地方大小型会议，作为县市”“重要嘉宾”，由公家出钱，打入“会费预算”报销，给他们一笔，每次少则万八，多则数万，以及参加各个地方文联、各个行业文联学会、地方省市县诗词学会的活动等，都有“出场费”，这是必须的潜规则，年收入很高，又隐蔽。
还有：提名、题词、写序费，等等，都有不菲的收入，每次低于几千是不行的。这些主编有的以前不是很出名的诗人，多年下来，经过如此这般“宣传”、“广告”，几乎全部“活动”成为国内“著名诗人”，名利双收，他们是一些隐蔽的富人，一辈子就成了吃“著名”“权威”饭的人物了。有的地方掌权人物为了回报“奖励”他们的“支持”，还以给予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人物”政策，奖励其住房、别墅、车子等，许多沿海小地方就这么拉人下水，黑得很。
4、办刊腐败
几乎第一、第二、第三栏目，以及所有栏目的头题、二、三题，都是刊物里“说了算”的主编、总编、主任的“关系稿”，钱权交易，编辑部分为三等人，一等是主编和主任，二等是正式编辑，三等是打工编辑，打工者的工资待遇很差，却干着最重的活，比如打工编辑白连春得了重病治不起，呼吁社会捐助。一层压迫一层，编制里养着一群不干活光捞好处的人，他们整年忙着出国，开会，各地飞，拿奖，评奖，热衷于举办和参加有好处费的各种“活动“，住高级酒店，吃宴会，拿礼品，各地“出场亮相”然后“发稿”，成了一群躺着吃“国家刊物”这一无形资产的“编辑大爷”。
5、“编辑部主任”腐败
某著名主流诗刊编辑部主任，竟然伪造现役军官简历，在社会混够了混进大学念两天，从腐败“博导”手里买的文凭，靠行贿调入，一不会写诗也从来没有写过，二不会写评论，出一本评论的书一大半从网上东抄西抄，只会拉关系，仅仅是一个从前在部队混迹的“兵油子”，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名刊“诗歌权威”，经常下到底下国内各地伸手，找在基层当小官员、公务员、经商、或有点权的作者招待，要钱、报销票据、要礼品，要洗浴按摩甚至要嫖娼，公开卖版面，暗地卖“评选”参加某权威性全国著名诗会名额，影响极坏。这是一个典型，不典型的“各有其类”。
6、“节假”腐败
首都各个全国文学刊物某些主编、总编、编辑部主任、“名牌编辑”，或被邀请出国旅游，或被专车接走，或自行联系叫底下搞接待，负责他们全家的差旅费、飞机、火车票、住宿费等跑到各地，下了车有专车接，很奢华，能请起他们的都不是一般的平民诗歌作者，有的是县市局长，有的是地方公务员里的小领导，企业领导，再起码也是个体工商业主，或文联主席、秘书长，这些人会被他们“重点培养“，久而久之也成为渐渐有所名气的新秀、或“优秀诗人”，他们也会经常获奖，评为年度诗人，被认为优秀好作品等，以回报他们的“盛情款待”。
7、“风格”腐败
刊物的“主编制”，容易把一本刊的艺术风格办成单调的“清一色”，全是他一个人的喜好，所有的编辑看他一个人的脸色，所有编辑的能力水准不过成了“传声筒”，工具，恰恰许多主编们不学无术，业务不通，水平平庸，或仅精通权术，擅长跑官买官，钻营拍马，讨好上级，于是官运亨通，成了国刊、省刊、市刊的领导，这种情况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
8、“产权”腐败
刊物是“公有制”，但领导却不是群众民主选举的，而是上级“委派的”，于是监督机制失衡，下边职工管不了他，上面领导包庇他，碰上贪官会将国有刊物资源，实际上据为己有，以“市场化”等繁多名目，内外勾结。几任领导下来，原来盈利的，会变为亏损，甚至面临倒闭，但悄悄肥了个人。结果，一个人、或几个人富了，大家穷了。刊物办不下去了。只好“改制”。
9、编制腐败
诗歌报刊的质量下降的原因是用人，如果“用人编制”能卖，调入的人才可想而知。卖主编、社长、主任、甚至编辑，卖调动，或明或暗，明的是钱权交易，暗的是“权权交易”，而暗地的更难防，更严重，更腐败，更黑。
10、“获奖专业户”腐败
这些年有的地方文化部门，如文联、作协、文化馆，或大学中专教师，单位规定以创作能够各级奖（国家、省、市），出
“专著”，作为长级、升迁、奖励的标准，得奖与否更是一个人成功的公认性标志，所以重要。于是有的所谓学者教授作家诗人名心太重，发现“获奖”最容易出名，得利，引起诗坛文坛的注意，埋头写多少本书不如得一个奖，于是不去认真写作，不去出真正的创作研究成果，而是“跑奖”，跑省里、市里、北京，成为“跑奖”专业户。
于是大、中、小奖一个不拉！他们有的是小官员、有钱人，小商人，企业家，也有的是文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校长，讲师、教授、名心无度的“专业作家”、文化馆长、文化部门负责人等等，他们有的扮演省内外“活动家”，有的扮演假作家诗人真社会“活动家”，有的扮演专职“文化皮条客”。
有的已经获了几十个奖还在年年厚颜“申报”。有的把评奖当成“办事能力”，不光为了自己获奖，还经常为别人操办获奖。那些有权利经常参与评奖当评委的，或自己单位能设奖的还可以“以奖换奖”，或者干脆颁发给自己。他们有的手段特低劣，有的手段超高明，有的明目张胆，有的暗箱操作，有的攀上国内最高权威，有的拉上低劣评委。一个共同潜规则是：奖金的一半或全部要用作回报，再不然就得有能力“交换”，不然下次免谈。有的人专有活动天才，“操作”能力：送钱、送卡、送土特产、送好处、送交换。层次高雅体面的送“权威评论”文章、送下次“权威提名”、以及回送其他“奖项提名”。手段高超的送“邀请来本地参观”“出国考察”、办理进修代培生以及入学等等。有的有能力操纵北京在本地举办各类会议。
总之，除了写出好作品以外，其余他们都是“专家”。当然钱是文联出、企业出、地方政府出、文化部门出、院校出、基金会出、名目繁多的课题组出等等。几乎所有的评委都是他们的“导师、哥们、加朋友”，所以各种“大奖”落到他们手里确实是——宾至如归。
11、写作“入会”腐败
作家、诗人参加行业协会，学会，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却变成一种很大的“人情”，一般没有“关系”只有作品写得再优秀也没有用。于是，从国家的学会、协会，到省、市的协会，各个“设卡”，拿出“买路钱”才能通过。某省一企业家为了入会，竟包了一家专机，前来接“入会大员”去游玩，其腐化可见一斑。
这个不用多说，看看：那些主管者“入会大员’的名车、别墅、多套房产、存款、出国记录、隐蔽资金，隐蔽产权，就清楚了。所以，今天的作家协会，诗人协会，人数越来越多，多的离谱。于是，名演员成了作家，爱写几笔的企业家成了作家,银行家、金融家成了作家，附庸风雅的小官员、捞公款的公务员成了作家，体育明星成了作家.....就是中国能称上的“世界名著”的书却越来越少。穷作家入会也很难，慢慢一年年排队吧，有希望没前景。
如今的“入会大员”肥了，可以说多数都是一个个小“企业家”级别的，若没混上是他脑子灌水，“太笨”死。
12、讲座腐败
讲座，顾名思义，交流学问，学术，本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如今近年来变成一件“权权交易”，因为设置了“丰厚讲课费”，一次少则数千，多则数万。今天甲处请乙教授，明天乙教授请甲处回讲，如此这般。
还有的“成功人士”特精明，在好几个著名大学弄了个“客座教授”头衔，借此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你看，又有钱，又有企业，又成功，又有“学问”，天下有这样美的事情吗？！于是，大学里有的“学术蛀虫”发现这个空子，卖“客座教授”头衔，或常年办企业家精英培训班，获益不浅。甚至一直卖到北京的名牌大学。还有的人更黑更厚，花钱运作某大学请他讲了一二次课，就一辈子在名片印上“客座教授”，管你大学乐意不乐意。
有的大学某些人乐得收钱，给几万就可以来讲一堂课，给10多万更欢迎，你要给1个亿就在大楼刻写你的名字，仿佛国家多年掏钱培植的大学竟是些院校“要饭花子”。名为“助学”，不问来历。有的连中学中专也没念过，甚至靠坑蒙拐骗、违法犯罪起家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就随便就来当“临时教授”，讲的牛头不对马嘴，事实更未经核实，错字连篇，文理不通，误导学子，败坏学风。
学问呢？真知灼见呢？杏坛尊严呢？
13、“笔会”腐败
笔会一般分为高、中、低3个档次，按照级别人物来排。
高的：人数很少，对外很低调，很隐蔽，几个，10来个，都是“铁关系”，海滨别墅、或旅游度假休闲胜地，高级消费，“不差钱”：大红包“出场费”、高级纪念品、甚至温泉异性按摩，外加偷偷的色情服务，范围当然要很小，很保密，举办人的“层次”也不会太高，但当然请的都是头面人物啦。
中档的：范围也不大，不能超过10个、20个，也是应酬回报型的，如可以带带情人啦，请请所谓“女作者”啦，有女性陪酒啦，跳跳舞啦，听听歌啦，外加游山玩水等等，再发发礼品、土产名产、不菲的“车马费”红包。
低级档次的：就是可以请一般作者参加的，人数几十到上百，要收费，“创收”，讲的课草草收场，粗制滥造，有的谁缴费谁参加，吃住行当然你自己掏腰包。
缺乏真实、交流、学术内容，参会者不过借机拉拉关系，送送礼，为以后发稿、评奖，办事等铺铺路。也有个别有意义的笔会，但很少很少。
这种“关系网”式的笔会近年也不断向“民间”蔓延，形式各异。
14、稿件腐败
由于有了总编、主编、编辑主任这层大鱼、中鱼，就有“责任编辑”这层小虾米，他们也照此办理，一点不逾规。于是副刊、刊物的稿件，经常是百分之80、90的“关系稿”。很多的普通作者的稿子无人看，看了也没用。期期如此，报刊的文学艺术成啥样可想而知。
15、培养“新人”腐败
先锋诗人、现代诗人、70后、80后、“驻校诗人”出来了，就用这些名目与有权、有钱、有用的做个人“交换”，不管质量往上推——从纸的媒体——再与网络宣传结合，反正当代文坛混乱，谁也分辨不出来优劣，分辨出也不在乎，久而久之，人们就记住他了，这些“新秀”，“新星”“诗星”，如此办理，一批一批。所以“新人”虽多，真正有价值的好作品却廖若晨星。
16、写作与诗歌学会机构腐败
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挖赞助，一个几个人的机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出国、环游世界、国内游玩、评评奖、给自己做些“国际交流”，比如，让自己到欧美讲学啦，把自己的书翻译成多国文字啦，包装成国家级、国际性的作家诗人啦，或做些与文学、诗歌无关痛痒的事，比如，搞一个少数人玩的写作中心啦，挂挂牌，过几天就忘了，或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颁发“大奖”，给赞助商看。再不干脆变成一个“经营机构”，搞成文化企业，搞国内作者自费集资出书、搞发行、搞各项“创利”、收费、再不办成一个“名人和大亨玩的诗歌俱乐部”。就是不怎么搞实际的底层的诗歌服务，因为那太吃苦伤力费时间，诗歌只是他手里一个“旗号”而已。
办各类协会在西方先进国家是纯民间机构，是服务的，在我们是必须有背景有挂靠单位的才能批准，所以目前在中国还应该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把宝贵有限的“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甚至“个人财源”，是目前相当多学会的一条歪歪路。
17、名人、权威“写序”腐败
一翻开诗集，满天下都是名家、权威、著名评论家等写的序，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吗？
而且其中有很多不实溢美之词，轻易乱评乱点，既不对作者负责，也不对社会负责。原来，写一篇序，要3000、5000，现在到8000、10000，1万以上，要是企业家、大款拿的更多。名家们很多人已经早就写不过来，根本不写，也根本没法了解那么多作者、作品，叫学生、研究生写，或某小作者代笔，写个一两千字。甚至有的就是本书作者本人预先写好，名家签字挂名，真乃“欺世盗名”。
还有的，竟至根本不认识任何名家，干脆，自造一个名家写序，冒牌的《序》，反正“天下之大”找不到！
有的作者的脸皮比墙还厚，就拿着这样的“名家的序言”，各处发表，吹嘘自己，真的假的，只有鬼知。
还有能糊涂乱写几笔的女人，被贱者嘘为或自嘘为所谓“女作家”，“女诗人”，拿“女”字磨人，诱惑那些老头子，真真假假，骗来写序，不知耻辱。还有的作者趁机不注意硬与名人合影，或礼貌性跟“名家”“权威”合个影后，就不经允许、不打招呼，随便印在书上，其实名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书上照片说明赫然写着：“著名某书作者跟中国著名某名人在一起”，并满世界乱发表，配发其他不相关文章，还在报刊、网络、博客发，抬高身份，误导不知情者，弄得名家看到后“哭笑不得”，直摇头。
18、评论家腐败
（存目，看了以上的厚黑，大家能知道）
19、新书发行仪式腐败、作者作品研讨会腐败
（存目，看了以上的厚黑，大家能知道）
20、稿件交换腐败
1）与“名”有关的腐败
有不少的总编、主编、副刊主任、编辑等，管版面的权威，以前都是不甚知名、或名声不大之辈，当了几年、十几年、20年的头，岸然一介国内“名家”，原因就在“互换稿件”，互相“隆重推出”，互相推举为著名作家、诗人，互相评奖、评选，颁“星”，久而久之，“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的成真。现在，省市地级的报刊都学会了，如法炮制。这种情形民间也在推广，可醒可戒。
2）出书腐败
今天已经不是谁“出书多”，谁就是好作家的时代了！！
出书多，说明他权利大、活动能量大、钱多，能乱写，瞎写，胡编，或有“写作狂”欲、永无止境的“出名”欲。
你在报刊经常发表我的残次作品，我就在出版社里通过你的粗劣、胡诌的“出书选题”，给你免费外加发高额稿酬出书，免费帮你发行，再给你“市场化运作”，在国内某大城市搞个隆重发行仪式，签名售书，叫你大大的名利双收。其运作形式可猜想。如果你是钱爷、官爷那更好办。
所以，今天出版社出的文学作品、诗集，除了历史经典外，当下的任意化认定的作家诗人，不是不合格品就是次品。所以今天出版社很随便，高兴明天就推出一个叫整个社会读者都莫名其妙的“名家“，因为实行的基本是“市场规律“法则：“等价”交换。令出版社的人越来越腰包鼓鼓的。好的书却越来越凤毛麟角，避而远去，并不足奇。没有“关系“的书稿对不起无人理睬，等不了请你自费出书嘛，很自由的。——悲哀吗？！
21、翻译腐败、颁奖腐败
比如，有的人吹嘘说：我的作品“已经翻译成10多个国家文字”啦，其实，是花钱、运作，找人翻译的，再在国外华人里找个人帮忙，在外国的某小杂牌报、刊上发一下，或把一笔钱打到国外哪个小出版社，人家都是私人办的谁拿钱就印，管他有没有读者买一本，赚钱就行，于是反过来糊弄中国人。再如，为“嘉奖”自己的哥们、姐妹，导师、学生......建立个什么“诗人档案”，推介他们参加什么“华人某诗歌大奖颁奖”或者某某奖项“入围”，引人瞩目，或去邀请参与什么委员会评审，不过是一、二个人说了算，再找一小帮领评审费的名人，陪陪绑，巧立一个自取名目的全国性“大奖赛”，左边拉住赞助商，有利；右边拉住“关系网”，卖名，满足市场供求关系。这实际是一场场“小团体狂欢”，但却打着“中国”招牌，颁奖、出选集、集体亮相曝光、网络宣传、普及天下，以报刊的名义——“诗人就是这样炼成的”！！一点也不严肃，形同于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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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
两德统一指的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通过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的方式完成的德国统一。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东西德立即展开统一谈判，最后两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德国的四国（美、英、法、苏）达成二加四条约，允许统一之后的德国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四个占领国的特权全部取消。统一后，德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谢瓦尔德纳泽在回忆录中说，东西德之所以能够合并，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更关键。当时，苏联在东德有数十万驻军。当东德局势开始失控时，如果戈尔巴乔夫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本来很有希望阻止柏林墙的倒塌。但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为了结束冷战，推行“新思维外交”，觉得柏林墙的倒塌未必是坏事。于是，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在东德的驻军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亲自劝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支持国内的‘民主改革’”，迫使昂纳克辞职。当东德的新任领导人莫德罗跑到莫斯科求救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冷淡之极，表示支持两德统一。最终，东西德于1990年10月3日合并。
2、统一过程
自1945年之后，德国一直处于分裂的状况， 东德严格控制两德之间的人员流动。1989年3月28日，东德开始实施新的边境管理条例，放宽了对公民出境的管制，从而直接引发了一定规模的逃亡潮，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间，约有十余万东德公民通过各种途径辗转移民西欧，形成东德居民出逃浪潮。1989年9月，东德进一步放宽边境管理，西德公民甚至可以在东德的领土过夜。更宽松的边境管理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东德公民的抗议浪潮，在莱比锡等城市持续爆发群众集会和游行，要求东德当局发扬民主，实行改革，改善供应和服务，开放出国旅行、放宽对新闻媒介的限制。
1989年9月下旬，同属东欧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生变化。开始民主化改革，东德遂停止了其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互免签证交通。同时为了平息国内的抗议活动，东德政府在10月初重新收紧了一度放开的边境管制，再次禁止西德公民进入东德。此举不仅没有平息抗议浪潮，反而火上加油。
1989年10月7日是东德的40周年国庆，东德各大城市包括莱比锡、德累斯顿、波茨坦、马格德堡、耶拿等地爆发不同规模的抗议示威，在首都柏林国庆庆典会场附近，7000余名市民聚集抗议，并与警察爆发了冲突，数百人被捕。此后群众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抗争的内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争取旅行自由，放宽新闻控制，逐渐转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要求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等，这种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是东德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几乎同时，匈牙利和波兰的政局发生巨变，两国政府相继宣布不再遣返出逃到该国的东德公民。
1989年10月18日，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埃里希·昂纳克辞职，统一社会党中央选举埃贡·克伦茨接替昂纳克的职位，克伦茨上台后随即宣布实行“彻底改革”，宣布赦免所有外逃和参与游行的人，并与西德政府正式接触。但是昂纳克的辞职和新政策都没有平息民众的抗议声浪，东德各地的游行依旧进行。
11月4日柏林爆发5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6日莱比锡50万市民上街游行。在强大的压力下， 东德政府于11月7日宣布集体辞职，11月8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集体辞职，同日选出以克伦茨为首的新政治局。9日 东德宣布其公民无需申报特殊理由即可办理护照，东德居民获得迁徙的自由，不久东德居民开始翻越柏林墙前往西德，此后曾经令人恐惧的柏林墙形同虚设，两德居民实现了自由迁移。
11月17日东德成立了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的26名内阁成员中，统一社会党人只占15位。新政府上台后提出与西德建立契约共同体的构想。12月1日，东德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中国家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3日，由克伦茨继任总书记并为首的德共政治局再次全体辞职，统一社会党中央特别会议决定，驱除昂纳克出党；7日包括统一社会党、民主党派、反对派在内的各东德政党，在柏林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东德新宪法，遣散秘密警察部队。随后，逮捕和调查包括昂纳克在内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当政时的犯罪行为。
12月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实行多党制。
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联邦德国。
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实行自由选举，德梅齐埃任总理后，两德统一的步伐大大加快。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9月24日，东德国家人民军正式退出华约组织。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西德。东德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西德建制改为5个州，并入了西德，分裂40多年的两个德国重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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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2015年02月06日 16:26 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作者：段炼
http://www.cssn.cn/zgs/zgs_zgjds/201502/t20150206_1508811.shtml
【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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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理德尔(Jens Riedel)、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化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张治江、安树彬:《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
③许纪霖、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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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③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
⑤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
“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
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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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②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3～382页;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杨国荣主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6月;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17页;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59～112页。
④陈建华:《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版;刘季伦:《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第5期;刘季伦:《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刘擎、关小春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98页。
近2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也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近代观念史研究。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里,如何将日渐成熟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检索技术,应用到处理层出不穷的史料电子文本之上,成为部分观念史研究者关切的焦点。部分研究者相信,如果能对某一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就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词语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及其团队所建立起的1830年至1930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共计一亿两千万字。他们利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科学”等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的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①与《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②一文中的介绍,自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义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新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而且下一步的分析梳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质疑。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词研究,也与这一时期对于涉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形塑的“新名词”研究彼此激荡。黄兴涛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加强新名词背后的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据研究者对近年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相关论文考察,不少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史论述已不断涌现。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鲁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黄兴涛的《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等文④,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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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③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转引自王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二、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
在变化万端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所在。2008年,由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①,通过描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试图揭示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9卷本丛书包括耿云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郑大华、彭平一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邹小站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郑匡民的《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王中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宋惠昌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发现: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变》、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剑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分别围绕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展开各自的论述。
在耿云志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有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对文化的世界化有健全的认识:这就是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这种开放的世界化观念真正开始于近代中国,最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是消化吸收新文化运动观点的阶段,也有继续发展的成分。
“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人的创造精神。”个人解放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真正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即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的个性得到伸张,同时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群体自由的正确关系。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①。近些年来,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研究者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权势转移”(罗志田语)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大体而言,围绕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三个面相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经典衰落导致知识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以工农士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因“西潮”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危机。罗志田在《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文中,梳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经典“去神圣化”与“去经典化”的现象,强调其背后实有一个从“无意识推动”到“有意识努力”的发展进程,使得经典最终被排除在常规阅读之外,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的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②。
第二,科举废除导致士大夫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肇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科举制的废除造成读书人无所归依,中国社会的重心逐渐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大大加剧。与此同时,从晚清到五四,作为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日渐崛起,开始通过报刊、学堂与社会团体等新的公共空间重建“社会重心”。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李仁渊的《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沙培德的《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范广欣的《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知识阶层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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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耿云志:《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2005年第1辑。
③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见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0页;沙培德:《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教科书》,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51～80页;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105～136页;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第三,社会的权势转移,也带来学术重心的偏移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是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学术走向的重要特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葛兆光的《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王东杰的《“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潘光哲的《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陈建华的《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等论文①,均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观念形态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议题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多地将涉及中国的命题放置到“世界”与“亚洲”等更大的框架当中,观察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互动。对于力图通过“走向世界”寻求富强的近代中国而言,“世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且是形塑读书人思想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文化概念”。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新的思考: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和“世界”这些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对于“中国”、“亚洲”、“世界”的论述升温,也波及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这些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何种意义之下,可以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②?
罗志田在《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一文中,则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随着传统的“天下”观念在西力冲击之下逐渐转型,“中国”从此需要放置在“世界”这一新的尺度下予以考察③。
201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为主题展开讨论。许纪霖认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与典章制度,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晚清以后,当西方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开始转向另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正因为对这一由西方支配的“新天下观”的接受与反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理念,在形塑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彼此交织,共同发力。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上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观念向“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二是从“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④。
在形塑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东邻日本扮演了极其重要而又面目复杂的角色。郑匡民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⑤一书中谈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来到日本,通过大量阅读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而对“东学”(日本的思想学术)的研究,也使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得以借日本的途径深入其思想,并通过其主持和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大众媒体向中国传播,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详细分析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伯伦知理等日本学者的思想,如何成为梁氏形塑自身启蒙思想、新民思想、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有机体论的思想来源、知识背景与传播媒介。作者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其实是一种“日本化”的西方思想。进一步说,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日本化”之后的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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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15～352页;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②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③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④转引自曾科:《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⑤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版。
沈国威在其《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以及新作《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等论述中也谈到,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日本作为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中介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学习日文与翻译日文书籍,获得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成为一个时代脉动中的知识“生产机构”。通过审视1870年至1919年的中日词汇交流,沈国威深入研究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以及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①。陈力卫在其《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一文中也指出,现代汉语中存在不少日语的“外来新词”,其实最初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了吸收西洋文明,从而有系统地借用中文词汇进入日语系统。后来,却反而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形成了中日词汇互用过程中的语义转换、分化、替代。陈力卫指出,汉语作为亚洲共识的平台,为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提供了可能,而其语义形成过程的历史档案,则为后人的追溯和反思提供永久的凭证②。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翻译行为成为了解双方知识传输与思想激荡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新的关切。狭间直树(Naoki HAZAMA)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视为圣典,其译本甚多。而中江兆民则透过改日文译本为汉译本,使卢梭学说更加条理清晰,并经过在“法国学塾”讲授卢梭理论,巩固了其“东洋卢梭”的地位③。黄克武的《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通过比较严复及章炳麟在译介社会学理论上存在的思想差异,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指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④。
王柯的研究关切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的形塑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在《“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的,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19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⑤。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认知,其实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经验的接受密切相关。根据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一文的研究,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认为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成为侵略国家并在二战中走向了自身的毁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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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241～270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187(2014年8月20日查阅)。
③狭间直树(Naoki HAZAMA):《“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0月2日查阅)。
④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第111～177页。
⑤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⑥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
三、知识分子:公共网络与私人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世风与学风演变的影响,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思想精英、革命领袖等“一线人物”呈现退潮之势,而原来研究不多的一系列“温和派”、“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旧派)、学术人物等“二线人物”,如杜亚泉、柳诒徵、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梁漱溟、章士钊、陈序经、张君劢、张东荪等,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大华的《张君劢传》,聚焦于一度因意识形态原因落于思想史研究视野之外的张君劢。郑大华指出,张君劢的思想很复杂,一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追求,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推崇儒学思想,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一生追求社会主义,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通过张君劢思想世界中多重脉络及其具体而丰富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紧张而丰富的心灵②。
江沛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中心探讨了“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林等人力图建立一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予以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③。
正如王汎森注意到的,对于近代中国的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堕落”与“破灭”。因此,在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旧派人物的“文化理想”也特别值得注意。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理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常常是社会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旧读书人挂在口头上的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只要这“理想上应该如何”的心理不曾变化,则不管现实的变化有多大,他们心目中仍将以这些“文化理想”衡量、评判现实,想尽一切努力回到那个“文化理想”。所以,这些“文化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旧派人物的思想世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的关系为何,以及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之下,主流论述如何挑战或破坏这些“文化理想”,这些“文化理想”的持有者又怎样回应这些挑战,都值得思想史家们深入探究。此外,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新派”人物的思想言行变化不停,但较忽略的是旧派人物的知识心态也在不停地变,也在以他们独特的思想方式响应时局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志田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行龙的《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郝平的《〈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等著述①,通过对名不见经传的山西举人、“旧派人物”刘大鹏的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几位研究者从刘大鹏的心态变化反观当时社会的变动。他们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动态历史,纳入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所导致的社会巨变的脉络当中进行考察:一是阐述儒学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嬗变——当儒家经典失去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之后,它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角色如何变迁;二是阐释以山西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内地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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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郑大华:《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主题发言,http://www.guancha.cn/ZhengDaHua/2013-08-22-158305.shtml(2014年9月23日查阅)。
②江沛:《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
③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6页。
④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新竹《清华学报》1995年12月;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Henrietta Harrison:The Man Awaken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03)。
随着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不断丰富深化,知识分子群体和多元化思潮脉动的研究也得到了新的阐释。多元思潮的汇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聚合与解体,产生巨大冲击作用。作为思想的制造者、传播者与实践者,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与衍变、聚合与分离,也折射出思潮的涨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高瑞泉在《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文中,探讨了价值观念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观念系统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过程,与社会生活中传统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从龚自珍开始,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出身的知识者,先后成为价值观变革的主力。随着传统文人集团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新陈代谢,士大夫没落和消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①。胡伟希在《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一文中认为,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②。
桑兵的《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以及《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聚焦于1899至1905年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通过对各派势力之间人事脉络的重新探讨,他借此观测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与功能作用,及其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的社会变动③。而在《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④一书中,作者在关注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表现的同时,着重考查他们的社会联系及其在社会变迁各方面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使得学术界对近代学生群体的认识,增加了五四以前的重要一段。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则指出,学界对留日学生的过往研究,大多注重留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其实,晚清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⑤
现代学术文化机构的聚集效应与学术生产机制,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形塑,同样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依托于这些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的学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陈以爱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中,对于北大“国学门”历史的阐述表明,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⑥。又如,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⑦以及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中,展现了抗战时期这一特殊学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它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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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胡伟希:《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22页;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会团体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06页。
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政治取向、社会活动等较为宏大的研究领域之外,过往被忽略或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私人生活面相,包括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也逐渐纳入知识分子研究的范畴。这一系列新的思想史研究,既展现出更有趣味、更栩栩如生的读书人形象,也通过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沟通,极大地丰富了对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理解。
对于知识分子私人生活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学术界在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个人新材料(如日记、书信、佚文)的发掘,二是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观察视野的日渐开放。余英时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中,以相当长的篇幅,专论日记中展现的顾颉刚和谭慕愚之间鲜为人知却绵延数十载的一段情缘。“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且又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余英时指出,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顾颉刚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①。
更多的研究者则注意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区隔与互通。公私领域的行为有其相互重叠的所在,并非截然可分。江勇振在其《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中,全面梳理胡适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从胡适这颗“太阳”以及围绕着他的那些“月亮”(江冬秀、曹成英、韦莲司)和“星星”(徐芳、陆小曼、罗慰慈等)的爱、恋、嗔、痴中,揣摩并反观胡适的情感历程②。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江勇振强调说,胡适在他所谓“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政治参与)里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胡适之所以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回于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除了证明文化有规约个人行为的强大力量以外,也同时显示胡适在处世方面把握大处、不拘微末的圆通高明。
黄克武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书中,从私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侧面,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通过这些私人生活面相,可以看到,一方面,严复大量引介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国家体制结合而成的现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当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启蒙”面相,却很矛盾地掺杂了许多“反启蒙”的因子——如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以古语翻译新词、参加“灵学会”主张“灵魂不死”等事迹。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下,严复的思想世界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的凝聚、一致的特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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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②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③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四、新文化史与思想史汇流
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部分研究成果,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研究者逐步将视野扩展到精英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之外,开始关注边缘与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关注大城市与通商口岸之外的内地县域乡村的地方微观历史经验。这使得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思想、精英文化和哲学观念,逐步转向探究社会当中的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尝试从社会最底层的芸芸众生的角度,观察人民在改良、革命以及社会动乱中的遭遇与思想观念的转型①。他的另一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通过研究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②。王笛指出,以成都茶馆里的谈话为资料,探究思想史上“失语”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时,应尽量区别什么是下层思想,什么是由精英记录和描述的下层思想,以尽量接近真实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才能更清晰地揭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者之间的主要关系③。
对于民间思想或者说“一般思想”的关切,同样贯穿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④及其《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⑤的始终。葛兆光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当“文明”在各种生活领域以“新”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不文明”或“野蛮”就只有作为“旧”,在很多生活领域当中悄悄退出。思想史把这些被认为“有意义”的新东西陈列出来,显示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被称为“做加法”。不过,在思想的实际历史中,却并不只是做加法,同时也在“做减法”。所谓“做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葛兆光指出,正是从这些思想或观念在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当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里,可以看到过去被遮蔽起来的历史⑥。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使得研究者开始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探讨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如何借助知识文本、感性认知、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宗教(包括迷信)、医疗、身体、性别、物质文化等途径,形塑与建构历史当事人的想象、体验与言说。王汎森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强调“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观念来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的考掘”的理念。福柯不仅只关注权力在宏大的、公开的场面的展示,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微小的、隐密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作用。王汎森新著注意到,“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常常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并发挥意想不到的影响⑦。
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权力”的领域和意涵均有新的扩展,相关思想史研究成果同样精彩纷呈。
第一,从“文化权力”的角度而言,核心议题之一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实践与再创造。左玉河探讨了西学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提出这一过程在晚清是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分解、整合旧学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毛丹通过对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的研究,认为康氏对于大同理想的思考是以确认某种普遍知识、普世规则的存在为前提的。康氏将社会看作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和把握的客体,并以所谓普世、客观的“真理”来构建其社会理想,却忽视了社会及其运转本身的复杂性,忽视了一定历史构成的各社会的特殊性⑧。沙培德(Peter Zarrow)的《教科书:现代知识传播的典范(1880～1937)》一文,分析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专业化、系统化与新知的传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梅龙(Iwo Amelung)在其论文《晚清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学传播》当中也注意到,虽然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从1902年至1904年,科举制度通过吸收“各国政治艺学”,以“策问”与“策论”的形式,在传播西方知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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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③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⑦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⑧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⑨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
第二,如何通过“身体”与“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视角,审视权力对于思想观念的形塑,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亮点。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探讨晚清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病”已经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①。海清的《“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一书,关注从清末到五四时代知识群体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的讨论,以及知识分子就生死、自我、爱情、伦理等生命基本问题形成的意见与想象。作者对于自杀的论述,围绕激烈行为、死亡事件和人物个案展开,尽力追溯事件、舆论和人物思想所关联的时代信息,从中观察自我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生成和消解过程②。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视角出发,文化权力的渗透也以更加细腻而隐微的方式,形成与社会和国家的多重互动。日本学者坂元弘子(Hiroko SAKAMOTO)《漫画里的摩登女郎与抗战》一文,通过分析女漫画家梁白波笔下的摩登女郎的形象,从更多元的角度解读战争之罪恶。美国路易西安纳大学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的《节俭的近代性:从帝国到民国的国家、市场和消费》一文,关注的是“节俭”这一观念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与实践,透过对“节俭”的广泛论辩,也可观察当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③。
第三,知识分子“权势网络”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渗,构成了权力“毛细管作用”在近代中国的另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章清立足于对“权势网络”的观察,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认同与群体归属。在其《“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一文中,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尊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因此,借助“权势网络”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审视“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④。在其另一部著作《“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当中,作者将“胡适派学人群”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演变,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既论述了这一群体的人物谱系、政治理念及权势网络,也探讨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⑤。
第四,晚清以来,在“寻求富强”与“驱除鞑虏”的现实努力背后,“恢复中华”的强大国族诉求,也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逐步建立。“中华民族”是怎样通过历史叙述、英雄故事、节庆仪式乃至纪念碑与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强大感召力的符号系统?它与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知识群体的价值认同之间,又构成了何种互动关系?近年来,这些思考衍生为思想史研究者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探寻的重要议题。沈松侨在其《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当中指出,在各国国族主义运动当中,国族起源的历史记忆或神话,往往成为国族主义者谋求文化自主乃至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基础。在晚清围绕着“黄帝”符号所进行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于该项符号的各种不同诠释,以及随之产生的几项殊途异趋的国族想象方式⑥。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一文中,沈松侨谈到,晚清改良派以一套独特的儒家文化秩序来定义中国,自由派共和主义者则把中国视为一个国民共同体,革命党人又以种族为国族、用族群与血缘来厘定国族边界,而共产党人却用社会阶级作为国族成员的衡量标准。可见,国族的定义与界域并不是既定的事物,而是被建构、被雕琢、被铭刻、被编造出来的。国族也并没有天生而然的同构性。任何统一的国族认同,都是在不断厘定界域、不断赋予意义,并在彼此长期相持相争的论述过程中逐渐成形与变化。在不同的权力网络中,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民族英雄”的系谱书写,进行不同的国族编码,树立不同的国族边界,同时也催生不同的国族想象⑦。杨瑞松在《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一书中,针对“病夫”、“黄祸”和“睡狮”这三个当代人熟知的西方人视野当中的中国形象与国族认同符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论述当中这些符号对于“国族建构”的影响。作者借此分梳百年以来东西方跨语际的互动,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爱憎交杂的纠缠心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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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海清:《“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均选自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⑥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12月。
⑦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2000年6月。
⑧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近代以来,因为普世王权的危机带来对宗教、迷信、意识形态等终极价值的渴求,同样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重要内容。吕妙芬的《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践》,阐释了近世儒学在个体灵魂不朽问题上的新发展,并说明儒家士人对于死后理想境界的想象与相关祭祀原理的联系①。康豹(Paul Katz)的《迷信及其反对者:毁庙运动在中国(1898～1948)》一文,关注的是1898～1948年以来,由各级政府发起的毁庙运动,以此观察国家权力如何在“反对迷信”的旗号之下,在地方社会确立自身权威②。黄克武的《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一文注意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灵学不但与传统宗教信仰中的扶鸾活动有直接关联,又尝试将其与西方的心灵学、妖怪学、催眠术、灵魂照相等结合在一起,来回答生死鬼神、死后世界的终极思考,并试图以此解决因道德沦丧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介(书籍、报刊)和社会群体(社团)的崛起,佛教的复兴在19世纪后期形成显著思潮③。葛兆光在《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一文中谈到,晚清士人受到杨文会和康有为佛学兴趣的影响:一方面,在部分士大夫眼里,单纯依靠儒家学说已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重重危局;另一方面,在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自强”与民族精神的“自振”,需要依靠新的宗教资源赋予国民新的精神力量④。除了上述活跃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之外,民间宗教信仰也随着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逐渐在中下层读书人当中广泛传播。这一面相同样引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兴趣。根据柯若朴(PhilipClart)、志贺市子及范纯武等学者的研究,从道光庚子年(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一波以“三相代天宣化、神圣合力救劫”论述为主导的宗教运动。当时的读书人如郑观应、陈撄宁、王一亭等人,都在这一波浪潮中积极地“力行善举,挽回劫运”⑤。作为民国初年都市道教在家信众的实践领导者之一,陈撄宁一边广泛阅读各类西方科技书籍,一边在全国各地的佛道名山旅行,访求、研读和修习不同的静坐法。这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并存的情形,在身处变动社会中的陈撄宁身上以并不矛盾的方式存在着⑥。不仅如此,陈氏及其友人们还尝试在丹道传统中发掘科学因素,并在道教修行(如外丹实验)中寻找与现代科学相似的精神和知识。另一方面,民间宗教的知识论背景,还表现为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诉求的密切互动。“仙学”为救亡提供了实际而有效的养生法,为复原或转化民族精神(“元气”)提供了完善的方法。它通过严格而艰苦的追求身心上的修炼,最后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因此,以王一亭为代表的都市精英,常因政商活动被视为现代性的楷模。然而,因宗教信仰的关系,在他们参与灾难救援的背后,大多明显受到了自身信仰的宗教的激励⑦。较之王一亭,名声更为显赫的郑观应则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实业家与变革者的身份之外,郑观应曾钻研南、北派丹经数十种,遍访丹诀五十年,从事道经刊刻与整理,出入各派丹道思想并有所体悟,是清末道教史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另一方面,郑观应晚年出入三教,对于当时盛行的扶乩活动多有接触。他参与的上海道德会和崇道院是强调道术修为、扶鸾治病与救助的宗教团体⑧。可见,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与多元的关系;在同一个士大夫身上,也有着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紧张与互动。从陈撄宁、王一亭与郑观应的精神世界里,不难体察历史与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近代中国士大夫在宗教上的终极关怀与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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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妙芬:《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践》,收入吕妙芬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世中国的儒学与书籍:家庭、宗教、物质的网络》,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
②康豹(Paul Katz):“‘Superstition’and its Discontents:On the Impact of Temple Destruction Campaigns in China,1898～1948”,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③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3月。
④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版。
⑥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与团体》,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22页;刘迅:《走向现代:民国上海的道教革新、修行与内丹社团》(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
),剑桥,2009年版。
⑦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76页。
⑧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49页。
五、报刊、舆论与思想形塑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报纸杂志开始大量涌现,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与参考文本。近年来,研究者在深入推进《新青年》《新潮》《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名报名刊研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那些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昔日关注度较低的报刊,如《科学》《努力周报》《学衡》《解放与改造》《国风》《观察》《战国策》等的观察与思考。
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报刊,与纯粹新闻史意义上对于报刊的研究不同。郑大华在《报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就提出,一方面,思想史研究试图借助报刊这一重要媒介,观察当日诸多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如何借助报刊传播从而形塑社会认知。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及其创办者、经营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网络,同人报刊营造的舆论体系及其社会反馈、报刊论战与知识分子思想论辩等议题,也拓展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研究报刊,首先研究报人与报刊的关系,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其次研究社会与报刊的关系,因为任何报刊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会带有它存在时期的社会络印;再次研究报刊与报刊的关系,一是报刊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报刊之间的相互比较①。
潘光哲在《〈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一文中注意到,作为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其实多元繁复。每位读者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信息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而构成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其引发的回应策略与行动自然也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围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让人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公共空间”,提供个案观察的视角②。
报刊与思想史较为直接的关联,首先在于以特定的报刊(常常是同人报刊)为中心,常常形成一个或多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其聚散离合往往也见证了转型时代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纽带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相互吸引与呼应、聚合而成。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读《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聚集途径之变化,以此彰显五四时期思想演进与社会变动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到,“新文化阵营”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的丰富与紧张,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作者指出,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个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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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大华:《报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②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章清的《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①一文,同样在讨论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史议题。章清指出,“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于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随着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实际上,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以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探讨。章清希望这一研究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章清的另一研究《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②,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这一研究旨在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解析民国初年的“思想界”。一方面,此文通过描述报刊从晚清到民国的新变化(即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以此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的特征。另一方面,此文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特性。通过报刊、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密切互动,能够更好地说明民初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理解。
从晚清直到民国,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层出不穷的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科学”的理念以及“民主”、“自由”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现代政治观念,都在报刊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之下,引起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激荡。汪晖在对近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中注意到,近代科学期刊的刊行、科学教育的普及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是现代科学启蒙运动的先决条件和这一运动的有机部分。从民国开始,无论在知识社群的组成还是出版物的类别划分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差别。而在晚清民初的社会氛围中,这一分类代表着一个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它不仅在空间意义上把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而且也把这种划分本身纳入一种时间和文明论的框架之中。这也构成了科学群体及其实践在社会领域中的权威性。在社会变革的氛围中,科学概念的运用范围远远超越特殊技术的范畴。人们争论进步与倒退、争论革命与改良,一如科学共同体争论真理与谬误,因此社会运动的合法性模式与科学的合法性模式是极为接近的③。
近些年来,围绕近代中国的报刊而进行的思想史研究,显示当今学界除了运用传统研究方法以外,不少学者试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如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新文化史的理念等,对报刊、舆论、社会网络等思想议题予以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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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②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③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08～1111页。
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①一文中,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指出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络,往往表达各种逸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报刊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也造成一种“公共舆论”,即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公共舆论甚至可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晚清哄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与意识形态,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王汎森同时指出,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知识精英的上升渠道日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依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性资本。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多元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多元声音的释放。
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②一文中,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新青年》从一份默默无闻的“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运动”过程。作者指出,过去研究者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制造议题、刻意炒作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文章指出,回到历史现场,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世史家却一致认同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崇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的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大的出入。
陆发春的《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一文,关注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生活观念提倡者的一面③。胡适、李辛白、李大钊等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以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版的《新生活》周刊为文化阵地,反对阻碍新生活的旧道德。他们打破军阀势力,调查和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面向劳动大众的社会生活改良为起点,倡导人们追求大众的、进步的新生活。胡适等新文化派代表人物对新文化与新生活关系理论探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黄克武在《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50、60年代对台湾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星杂志》,其风格从温和到激进的变化,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1958年胡适返台之后,刻意与《文星杂志》保持距离。因此,他在《文星杂志》的角色并非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地被推上历史舞台。到1958年时,胡适或许自觉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中研院院长一职。这一角色使他与反对威权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思想与行动上亦趋于保守。不过,胡适所代表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关怀,却因为《文星杂志》的努力推广发挥了影响力。1962年之后,《文星杂志》在李敖接棒后的激进化转向,无疑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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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陆发春:《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3年版,第227～242页。
④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2～359页。
六、结语
本文围绕近20年来涉及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简要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部分新议题、新理念及其与过往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关联,尝试借此凸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大致脉络。
可以看到,从清中后期直至民国时期,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的历史变局之中。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反启蒙等现代性的不同面相,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辩论与实践,往往彼此激荡、相互交织。借用余英时形容“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话来说,过渡时代的思想世界由许多变动不居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更新又彼此冲突的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版本①。可以说,立足于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具体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图景呈现出几条主线和大方向,或许值得研究者关注与思考。
首先,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与儒家“天下观”的瓦解密切相关。以“世界大势”为价值标准的新世界观(全球意识),开始主导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那么,在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体系”逐渐代“天下观念”而起的时代里,民族国家如何取代帝制王权,竞争关系如何取代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取代“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值得研究者再思。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切“从周边看中国”、从多元脉络下反思“中国认同”。实际上,思想史研究这一新的转向,也逐渐引起研究者从边疆民族、朝贡体系、国际条约、区域关系(如殖民地与宗主国等)的框架当中,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广泛兴趣。
其次,“天下体系”的崩解与“世界意识”的形塑,与一整套新的地理知识、医学知识、生物知识、化学知识、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密不可分。同时,近代中国日渐发达的报纸、杂志、广告等现代媒介以及译书局、印刷厂、辞书编纂等文化生产机构,在新知传播与推广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从西方(包括日本)传入的新名词与新概念的迎受与排拒,实际上展现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认知变迁上的曲折历程,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回环往复。因此,从“知识”的角度,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对于知识观念(如进化、民主)的选择、知识文本(如教科书、词典)的编纂、知识体系(如学校教育、妇女教育)合法性的建构、知识流通的渠道与途径(如翻译、出版)的拓展,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亮点。
第三,随着儒家价值系统的衰微与王权瓦解,近代中国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构,成为贯穿晚清民初思想史的核心议题。过往思想史研究对于政治秩序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等层面。未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结合前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力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考深度。比如,晚清以来,当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所更替,帝国的“臣民”如何实现朝向民国的“国民”转型?在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国土”的完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及“国权”(主权与利权)的确保,如何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考与实践的重心?又如,西方诸国(包括日本)顺应“世界大势”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如何反向构筑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强大现代国家的美好想象?另外,世界竞争中普遍存在的“公理”与“强权”的分裂,西方列强内外政策的鲜明反差,又是如何催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与“世界”两歧性思考,左右着他们对于不同现代国家的褒贬态度?为什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在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之上,还有着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全体文明”的“国家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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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26页。
另一方面,从心灵秩序的层面来看,随着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逐步被新知识体系中的科学“公理”所瓦解,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超越来源逐渐丧失。这一历史转型的过程,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描述,即所谓价值的“祛魅”。然而,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社会的过程里,无论是国家力量的“自强”、民族精神的“自振”还是个人价值的安顿,人们对于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资源,同样有着新的渴求,以期填补心灵世界因传统价值失序之后的精神缺位。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宗教与科学、个人道德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多元互动的关系。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与他们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之间,也有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在政治秩序瓦解和儒家道德衰微之后,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对于新宗教(如佛教、道教、诸子学等)、新道德(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和新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新儒家)等终极价值和心灵秩序的探寻,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带来社会空间的重整。传统士绅阶层的逐渐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崛起,在过渡时代几乎是同时展开却又彼此交织的社会趋势。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绅士和官僚,由他们建构而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①;另一方面,随着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社会建制开展社会活动。身份多元的知识分子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②;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因此,士绅势力的兴起如何导致绅权扩张,从而引发晚清政治权力的向下移动?在报刊、社团与学校当中,新的理念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联系,形成近代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知识分子社群如何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这些,或许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需要聚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新议题。
综上所述,多元现代性视野之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渐跳脱“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历史目的论,也逐步修正描绘近代中国思想历程的“冲击-回应”模式。研究视野的转变,带来新的研究议题的涌现,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从中心到边缘、从思想精英到民间读书人、从旧学新知到报刊舆论、从各类“主义”到知识分子行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相信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承、创新与交流将更加多姿多彩、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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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4页。
②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11期;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作者简介】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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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武书连2016中国878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含台港澳大学）
武书连2016中国878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含台港澳大学）
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中科大、南大、浙大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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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含台港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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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分省排行榜（不含台港澳）
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分省排行榜（不含台港澳）
（来源：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教师学术水平是大学各项办学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016年，在这项指标的竞争中，有15所大学获得A++级的最高等级，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5.3673分获第1名，南京大学4.8260分得第2名，浙江大学4.6155分取第3名。
获得第4名至第15名的大学A++级大学分别是：复旦大学第4名，北京大学第5名，清华大学第6名，上海交通大学第7名，南开大学第8名，北京师范大学第9名，中国人民大学第10名，北京化工大学第11名，中山大学第12名，中国农业大学第13名，华东理工大学第14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15名。
本排行榜来源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2016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首次将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157所大学列入。在台港澳大学教师水平排行榜中，国立清华大学以6.1757分获第1名，香港科技大学以5.9935分取第2名，国立台湾大学以5.8238分得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国立交通大学，第5名国立阳明大学，第6名香港理工大学，第7名香港中文大学，第8名长庚大学，第9名国立成功大学，第10名香港大学。
台湾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得分与其他省份教师学术水平得分具有可比性。
2016年教师学术水平评价采用百分比法，用A、B、C、D、E共5等11级表示教师学术水平。各等级定义如下：
A等：前10%为A等；其中学术水平最高的前2%是A++级，介于2%～5%（含，以下同）之间的是A+级，5%~10%为A级。
B等：介于10%～30%之间为B等，占20%；其中10%~20%为B+级，20%~30%为B级。
C等：介于30%～50%之间为C等，占20%；其中30%~40%为C+级，40%~50%为C级。
D等：介于50%～70%之间为D等，占20%；其中50%~60%为D+级，60%~70%为D级。
E等：最后的30%为E等；其中70%～85%为E+级，85%~100%为E级。
教师学术水平排名计算方法：将每所大学在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中的科研得分，除以投入的科研当量人数，并将结果降序排列，得到在同一标准下，全国721所大学的教师学术水平排名。科研当量人数包括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附属医院高级职称人员、兼职博导、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其中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每1人折合1人，附属医院高级职称人员每6人折合1人，博士研究生每4人折合1人，硕士研究生每40人折合1人。
1.普通高校38所985工程大学中，有9所没有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38名
普通高校38所985工程大学，（含国家优先发展大学、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有29所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38名，占985工程大学的76.32%。9所没有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38名的985工程大学是：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有8所211工程大学进入前38名，依次是：
北京化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有1所既非985、也非211的大学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38名：首都医科大学。
2.普通高校112所211工程大学，有30所没有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112名
普通高校112所211工程大学（含985工程大学），有30所没有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112名，占211工程大学的26.79%。30所没有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112名的211工程大学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安徽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云南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西南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长安大学、广西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新疆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辽宁大学、石河子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内蒙古大学、贵州大学、海南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延边大学、青海大学。
30所非211工程大学进入教师学术水平前112名，依次是：首都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上海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燕山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湘潭大学、扬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常州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汕头大学、安徽医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以下各表D+级及以下学校，相同等级排名不分先后。表中“学术水平”一栏的数据，是以全国721所大学的教师学术水平为1计算的。
一、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中科大、南大、浙大前三名
（B级以下大学排名和等级见分省排行榜）
二、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含台港澳大学）
本排行榜共统计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在内的878所大学，其中台湾省145所、香港特区8所，澳门特区4所。结果显示，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前100名中，有台湾省大学30所，香港特区大学6所，澳门特区没有进入前100名的大学。而在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台湾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大学，只有国立台湾大学进入前10名。
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前100名（含台港澳大学）
（按878所大学统计等级）
三、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教师学术水平分省排行榜（不含台港澳）
（一）2016中国华北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北京市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天津市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河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4、2016山西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5、2016内蒙古自治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二）2016中国东北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共3个省级行政区。
1、2016辽宁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吉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黑龙江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三）2016中国华东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华东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共7个省级行政区。
1、2016上海市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江苏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浙江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4、2016安徽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5、2016福建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6、2016江西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7、2016山东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四）2016中国中南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中南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共6个省级行政区。
1、2016河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湖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湖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4、2016广东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5、2016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6、2016海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五）2016中国西南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重庆市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四川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贵州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4、2016云南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5、2016西藏自治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六）2016中国西北地区各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陕西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2、2016甘肃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3、2016青海省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4、2016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5、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
资料来源：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作者信箱：wushulian@vip.sina.com
作者网站：www.yaxue.net
微信公众号:wushulian8716
企鹅号：wus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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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国风光：沈阳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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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综合实力分省排行榜
原文地址：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综合实力分省排行榜作者：武书连
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综合实力分省排行榜
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发布清华第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cb00e0102w4xz.html
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综合实力100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cb00e0102w528.html
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已经出版发行。
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以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学科门类排名、本科专业排名为主线，以教师学术水平、教学科研效率、新生质量、本科毕业生质量排名为辅线，全面介绍了中国721所大学的基本情况，为考生及考生家长填报高考志愿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参考资料。其中综合实力排行榜展示了各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学校整体实力的充分体现。
在人们的认识中，大学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可是现实中的大学却是不断变化的。14年前，在武书连出版第一部《挑大学 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时，同样在110名左右的大学，在同一个指标体系里，到2016年，有的进步到40多名，有的退步到400多名。学校实力和水平变化之大，恍如隔世。因此，考生选择大学时，要注意观察大学的发展趋势，选择学术水平高、综合实力强的大学。
武书连2016中国721所大学综合实力分省排行榜
（500名之后排名不分先后）
（一）2016中国华北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北京市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天津市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河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4、2016山西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5、2016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二）2016中国东北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共3个省级行政区。
1、2016辽宁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吉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黑龙江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三）2016中国华东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华东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共7个省级行政区。
1、2016上海市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江苏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浙江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4、2016安徽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5、2016福建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6、2016江西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7、2016山东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四）2016中国中南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中南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共6个省级行政区。
1、2016河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湖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湖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4、2016广东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5、2016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6、2016海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五）2016中国西南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重庆市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四川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贵州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4、2016云南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5、2016西藏自治区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六）2016中国西北地区各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5个省级行政区。
1、2016陕西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2、2016甘肃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3、2016青海省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4、2016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5、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
数据来源：《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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