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中华文明现代转型
2013-02-21
中国人目前对待中华文明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不断在诋毁和否定中华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华虚无主义者、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以及一切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的人所持有的态度，尽管他们的主张有许多不同，其目的也有不同的方面，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共同的，那就是企图彻底摧毁中华文明，但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中华文明上下已有五千多年，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除非中华民族灭绝了；另一种是一部分中华复古主义者，食古不化，不愿意随着时代一起前进，要回到古代中去，这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窒息中华文明使其成为一潭死水。这两种态度和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既要继承我们先人创造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但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就是说，对中华文明和文化我们既要继承并发扬光大也要有所创新和有所创造。因为中华文明毕竟只是古代文明，它需要现代转型，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在寻求现代性，就在力求促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任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我们应该来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历史上，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从右的方面否定中华文明，以陈独秀和鲁迅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左的方面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其结果是使到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才会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和苏联化，造成了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丧失，造成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一度中断，这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从古以来，中华大地虽有外族入侵和占据，但外来者都被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所同化，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融入中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但不同的是，共产党却一度彻底摧毁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使中国人成为了“怪胎”，比如，
父子兄弟相残成为合理的“教义”。现在的部分明智的中国人，已经察觉到共产党的这种极端的做法违背天道，正在致力促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这是可喜的事！但是这种做法却遭到马克思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华虚无主义者、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以及一切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的人的极力反对。
这种反对意见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吗？我们已知，首先，中华复古主义者不能接受。中华复古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彻底恢复中华的古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和秋风等。但这些人不知道历史是往前走的，他们中有些人对中华文化和文明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过分夸大甚至扭曲中华文化的部分精神，比如，秋风所谓的
“儒家宪政”就是一种体现。秋风先生（姚中秋）的《儒家宪政主义的源与流》（《南方周末》，2011-7-1）再次论起了“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他谈“自由的孔子”，目的是为了“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然而，实际上，秋风的“言说”是牵强附会的。
孔子无疑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从现在看来，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有许多精华，但“克己复礼”的核心政治主张——礼治是人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是一种习惯法意义的宗法秩序，也是一种从宗族社会道德推进到宗族政权道德的“道德愿望”，可古代国家政权的最核心本质恰恰不是“道德”，而是“强权”。所以，孔子想用“周礼”来挽救中央或诸侯
的企图也必然无济于事。
从孔子“君子式的道德主义情怀”出发，秋风认为“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实际上，君臣之义只是圣君明主以家国之“大私”抑制血缘之“小私”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圣君明主的“道德自律”，根本不足以成为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制度他律”。还有，秋风所谓的“契约性君臣关系”也只是一种毫无义务约束力的“道德契约”，不是什么“更接近于现代法治”的“法律契约”。贵族共和性质的君臣共治，也许存在于某些圣君明主时期，但“家天下”就是“家天下”，终身专权的权力意志能使“礼治”成为“德治”也能使能使“礼治”成为“专制”。因此，“策名委质”式的“礼治”，本质上还是“人治”。地位、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其核心是“不平等”，不是“君臣共治”。秋风说：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基本上就是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可实际上，“家天下”的传统就是专制的传统，先秦、秦、后秦的区别，也仅仅是“分封的专制”、“极权的专制”与“混合的专制”的区别。
“古代中国政治是专制”的案谁也翻不了，夏启之后的“家天下”再美也不能说含有宪政。秋风所谓的“儒家向来就具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无视的是“道德愿望”与“法律制度”的区别。宪政的政治操作与礼治的道德愿望有天壤之别，宪政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种道德要求，宪政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均衡与制衡的产物。秋风还把汉、宋以来的儒家政治愿望误读成宪政主义，把司法与行政的“委托-代理”的政治操作需要误读成了分权制衡性质的“共治体制”。
但无论是董仲舒的“托古改制”还是汉武帝的“复古更化”，根本就不可能是秋风所说的制度上的“宪政主义革命”，它只是汉武帝强化“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需要，允许士大夫阶层的存在也只是“家天下”的“委托-代理”政治治理需要，所以，董仲舒的“天道”根本就不是秋风所说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宪政是制度化可操作的程序崇拜，不是神鬼化随意性的“天道”崇拜。秋风抹杀了“委托代理与共治体制”的差异，无视“天道”的随意性，其结果只会是颠倒了“家天下”的政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主次关系。“家天下”只有主仆没有共治，秋风的“儒家宪政”只是现代新儒学之后的又一次走火入魔。
中国的古代政治文明中没有宪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为了今天中国宪政政治变革的需要来个编造大可不必。如果认为宪政是人类几千年国家治理最好的形式，是现代制度文明，有必要实行宪政，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促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确实需要实行宪政，因为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人权和遏制腐败。从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我们的先人曾经一度实践过宪政，但由于各种原因，被专制主义者、军阀和共产主义者颠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恢复这种制度，这是我们的悲哀！
说到此，也许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的人会嘲笑说，宪政中华文明中没有，要实行宪政不是西化或外国化了？还有资格来批评我们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我要说：不！我们要宪政和你们说的全盘西化或外国化不同。我们要宪政是为了更好的促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而不是全盘西化或外国化。全盘西化或外国化是要彻底摧毁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而促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首先是继承中华文明中优良的精神，比如“仁义“这一中华道统，这是中华文明之根，但是光有继承还不是现代文明，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进行中华文化创新。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断吸收“实际上也是一种”拿来主义“。但这个“拿来主义”和全盘西化或外国化不同，我主张的“拿来主义”是有范围限制的，比如，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的“拿来主义”只是在如下范围中——科学技术、宪政制度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这显然跟全盘西化或外国化有所不同，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的“拿来主义”就是凡是欧美的就拿来。很明显，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实际上就包含着如下三大种类的内容：（1）中华文明优良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精神；（2）从现代文明国家吸收过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宪政；（3）现代中国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就是这三方面内容的有机综合。
主张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的人轻视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文明没有优良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精神，中华文明和文化基本上都是糟粕。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在中华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里有一般精神和具体的制度规范，前者比如仁义、诚信、廉耻、等级论、专制等等，后者比如“礼”和“三纲“等等，后者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时代性，前者有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也有些是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仁义、诚信和廉耻等就是，这些就是超时代精神。一个民族的古文化其包含的超时代精神越多就越优秀，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毕竟包含着超时代精神，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难道这一部分超时代精神我们也不要继承了吗？说到最后，主张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的人其实是弱者心态，他们只想全盘拿来，不想创造。如果说，一个小国或一个小民族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也无可指责，因为“小“所以也许创造力有限，被西化或外国化实属无奈，但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族群所组成，拥有十三亿六千万人口，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只要我们实行民主宪政，在民主宪政之下，中国人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智慧就会如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请问：用得着全盘西化或全盘外国化吗？以前的共产党全盘马克思主义化、全盘苏联化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们拥有世界眼光和中华情怀的自由民主人士有必要步其全盘外国化的后尘吗？再者，放眼全球，哪一个伟大的国家是长久全盘外国化的？没有！美国源于英国传统，但现在的美国拥有美国特色，德国、法国、巴西、印度等等这些伟大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马克思化的俄国当其醒悟之后也丢掉马克思主义恢复了自己的传统和光荣，日本二战后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但日本特色并未消失。这是伟大国家优秀民族的特性，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拥有这种特性吗？
我们中国人不应该更多的去考虑全盘外国化的问题，而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促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我在如上就说过，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我们的先人就开始寻求现代性，但一直到现代我们中华文明还不能完成现代转型，其原因何在？通盘考虑历史和现实，我们发现首先是我们的领导人缺乏智慧和极端自私。因为他们缺乏智慧，他们把握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为他们自私，当有的有志之士要进行革新的时候便遭到他们的血腥镇压。其次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种原因不断被打断，由于没能实现工业化，不能产生出强大的能创造现代文明的阶级和阶层，所以无法产生促使中华文明转型的巨大实践力量。由此观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需要领袖拥有智慧和大公无私，但从1861年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领袖，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民间产生新力量，而这需要我们工业化。现代的民主自由人士应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这个进程就无法产生出能创造现代文明的大批新人。
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从总体上看，它只是适合于古代农业社会。古代农业文明有其核心结构，这个核心结构其特征表现于政治上是专制制度，表现于经济上是自然经济，表现于文化上是一元论文化。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有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偏离这个核心结构的时候，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但最终还是要向这个结构复归。由于中华文明适合于农业社会，所以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的长河中一直都处于强势。但这种文明不适合于工业化的社会，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现代工业化社会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信息化阶段。工业文明有其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核心结构，工业文明的核心结构其特征表现于政治上是民主制度，表现于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表现于文化上是多元论文化。很明显，适合于农业文明的中华古代文明在总体上不适合于工业化社会，因此它需要现代转型。
由于中华文明由一般精神与具体规范构成，而一般精神中的“仁义”这一中华道统是超时代精神，它适合于任何时代，自然它也适合于工业化社会，所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可以在继承这一道统下构建。这就能保证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由于有中华道统这一根本之根，这也就保证了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之后还是中华文明而不是别的文明。什么叫中华道统，我的理解是“仁义”这一根本精神就是中华道统。这一道统必将永久长存，直至中华政治和文化理想——世界大同的实现。
中华文明的形成应该是从黄帝建国开始的，大约五千年以前伟大的黄帝就建立起了“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家，那时黄帝就以“仁义”治天下，“仁义“这一中华道统发展到孔子和孟子手里时便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仁义精神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行仁政”，古时，在农业社会里，围绕“仁义“行仁政”的具体规范就是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适合于农业社会，所以，在仁君的领导下，中华仁政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千百年来，在这一道统的指引下，中华天下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行仁政”，因此，中华民族生生不已，光辉灿烂，在农业社会里，只要是统一时期中国就是当时世界的超强国家。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工业化社会，适合于农业社会的专制制度这一具体的规范已经过时，但“仁义”这一超时代精神却会长存，今天围绕“仁义“行仁政“必须体现在保护人权上。现时代，人权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与中华道统——仁义不仅不矛盾而且从“仁义”这一中华道统还能推演出“保障人权”这一结果来。这就说明中华道统与现代工业文明是相适应的，这从而也就能保证中华古代文明可以向现代文明转型，同时，也能保证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后还能保留中华特色。从人类几千年治理的经验看，要保障人权，只有实行宪政，而“仁义“这一中华道统由于是超时代的一般精神，所以，它与“现代宪政”这一适合于工业社会的具体社会规范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相互吻合和相互促进。古时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只能靠专制来实行“勤政爱民”这一中华古代仁政，现代已是工业化时代，已经不可能靠专制制度来行“保障人权”这一现代仁政，所以，中华文明需要现代转型，中华大地需要实行宪政，因为只有宪政才能行”保障人权“这一现代仁政。但是，中华道统与现代宪政的结合并不就是中华现代文明的全部，它们的结合也只不过是中华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内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还需要现代中国人的创造。今天，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经产生，系统主义哲学也已经构建完成，系统科学是目前最科学的科学，系统主义哲学是目前最科学的哲学，我们刚好遇上这一伟大时代，只要我们中国人能够运用上这两件理论武器，我们就能进行具有世界性贡献的技术创造和文化创造，只有我们中国人拥有众多的世界性物质与精神的创造性成果，才能标志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完成。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有特定含义的，首先是中华文明的转型，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中优良的基本和根本精神这一中华文明之根必须得到延续，在此点上，我们与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华虚无主义者、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父以及一切主张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的人不同，他们的根本企图是要彻底摧毁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其次是向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要吸收“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和现代宪政，在此点上，我们与中华复古主义不同，他们不愿追寻现代性，他们只希望永远躺在古人怀抱中。再次，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含有世界性的伟大创造，这一点存在就意味着完成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以后，中华文明还能辐射世界引领世界新潮成为世界性的伟大文明。
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已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已经具备，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十五年内，中国将进行和完成宪政改革，进行世界性强国建设，并开始进行现代文明转型的世界性物质和精神成果创造。中华天下成为世界性强国后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跨入世界超强国家的行列成为与美国一样的世界超强国家并共同领导世界。届时，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就算完成，中华文明又将辐射世界和引领世界新潮，只有到这时秋风所说的“世界的中国时刻”才会真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