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封建专制君主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有这样一本禁书，暴露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只白起将军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个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辱民”之术】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在当时一位农民委员的指导下，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某人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所引文字均见某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的“土改”和反右及文革，大致都以二十年代的农运经验加以充实提高来进行的。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必须要为“耕战”。后来有伪人者，目标定在“解放全人类”的统一大业上。为了完成统一世界的远大理想，几亿民众就只有一项任务：“耕战”。
那时的说法是“立足本质，放眼世界”，“一切为了早打大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
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
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
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
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
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
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
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
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术】
某人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所引文字均见某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的“土改”和反右及文革，大致都以二十年代的农运经验加以充实提高来进行的。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必须要为“耕战”。后来有伪人者，目标定在“解放全人类”的统一大业上。为了完成统一世界的远大理想，几亿民众就只有一项任务：“耕战”。
那时的说法是“立足本质，放眼世界”，“一切为了早打大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
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
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
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
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
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
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
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
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
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
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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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十大玄机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