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文中黑体为作者所加，以加强对这句话确切含义的理解)。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日本“赤军”的由来

　　1962年，毛主席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这给予了日本左翼青年们极大的精神鼓舞与关怀。他们高呼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与“造反有理”同警察展开肉搏，设置路障，占领一个制高点，然后放高音喇叭，困守到底，如占领东大的安田讲堂。后来，一些左翼青年组织结合起来，成立了“赤军”。

　　赤军对革命抱有赤诚的幻想与热情，崇拜毛泽东，以“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为战斗目标。

　　1970年3月，赤军派为呼唤世界革命，劫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大多数是一流大学的高才生，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二十七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十六岁，还是高一的学生。“淀号”劫机组后来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赤军派为了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有计划地绑架欧洲日本留学生到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革命后代。

　　在海外，赤军派领袖重信房子为“崇高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领导赤军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利达机场制造屠杀事件、在新加坡壳牌炼油厂投掷燃烧弹;在日本国内，为反对庆祝天皇在位六十周年，左翼组织向皇居东宫御所扔火焰弹、准备刺杀天皇……他们高喊“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的口号，他们为着信仰时刻准备献身，为着理想的崇高杀一求百生。

　　不久前出了一盘《浅间山庄突入事件》，片中一位日本赤军的母亲向困兽犹斗的孩子哭喊：“孩子，美国总统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妈给你下碗热汤面，暖乎乎的热面啊。”

　　1968年，法国学生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五月风暴”，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名目繁多的“新左派”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它们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法国学生们游行示威，占领校园，与警察武斗，工人们也举行了罢工。这场横扫一切的风暴，几乎造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垮台。最后，戴高乐勉强平息了风暴。

　　然而，这场风暴的影响却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在美军占领的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批学生，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和空虚，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又在日本列岛兴起。京都大学、明治大学等是左派学生最集中的堡垒。学生们不断走上街头示威，并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向警察投掷燃烧弹。

　　由于当局的压制，一些人走上了武装化道路。1969年，由激进的极左学生组成的“赤军”诞生。赤军的纲领是建立所谓平均主义的工人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相信，实现革命的途径就是进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由于目标是崇高的，所以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无论多么残忍，无论多么鲜血淋淋，也不论是何人受害，在他们眼里都是无可非议的。

　　赤军在国内遭到镇压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了海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1970年劫机到了朝鲜，一些人在1971年先后到了中东，与当地游击队战斗在一起。其核心组织有15名成员，总人数目前约为100人左右，根据地为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如贝卡山谷。其他成员分散于叙利亚、利比亚、欧洲和东南亚等地。赤军领导人为重信房子和冈本公三。

　　70年代初，日本赤军在日本境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攻击。
　　1970年，骨干分子之一的精实田和其他6名同伙劫持了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机上有131 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1972年5月30日，“赤军”分子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导致24人死亡、76人受伤（重信房子在中东期间，与当地的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重信五月”，就是源于此次事件）;1974年9月袭击法国驻海牙大使馆;1977年9月28日，5名日本赤军分子劫持了一架由巴黎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日本政府释放被捕的赤军成员并勒索巨款;1988年4月，他们攻击了美国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劳军联合组织的俱乐部，造成5人死亡。

　　后来，在日本警视厅的严厉打击下，日本赤军逐渐销声匿迹。据说，赤军组织大部分领导成员逃到了中东，隐居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领导成员之一的丸冈修在1987年被捕，最重要的领袖重信房子，也在2000年11月被捕。

　

　　赤军领袖人物———“黑发美女”的重信房子绰号“女皇”，年轻时因美貌和暴力倾向而远近闻名。重信房子是“赤军”领导机构“政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牵头制定行动计划，然后交给下属的军事、组织和后勤委员会去执行。最鼎盛时期，重信房子手下有 200多名赤军分子。1970年5月，日本警方曾以企图谋杀罪等数条罪名把重信房子逮捕，但不久又把她释放了。

　　1971年2月，重信房子与赤军骨干奥平刚结婚后，随即潜往贝鲁特。从此，重信房子频繁往来于中东、东南亚和西欧，遥控指挥赤军的恐怖活动。留在日本国内的赤军派组织“联合赤军”由于内讧和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而很快被消灭，但日本赤军在海外活动了 30年，制造了一系列令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等西方政府感到震惊不已的恐怖袭击事件，日本赤军因此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

　　重信房子在海外建立了一些据点，并同解放巴勒斯坦武装和国际头号杀手卡洛斯建立了密切联系。重信房子由于策划了一系列血腥事件而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但1974年在海牙的法国大使馆挟持人质之后，便不见踪迹。

　　2000年11月8日，重信房子经过近30年的逃亡生涯后，在日本大阪一家酒店被警方逮捕。此前，日本警察一直以为她还生活在黎巴嫩。重信房子的烟瘾很重且喜欢吐烟圈，虽然她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日本警方还是凭这一习惯在大阪一家酒店内认出了她。

　　2001年4月14日，重信房子曾宣布，她将解散赤军组织。55岁的重信房子在一封致支持者的信中写道：“在过去的特殊时代和情况下，赤军所做的代表人们的需求，但是现在，我将解散日本赤军组织，在法律之内继续奋斗。”

日本人疯狂崇拜毛泽东(转载)

世界几大左派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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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国际歌的悲壮歌声中，在砸烂资本主义的激昂口号中，在生搬硬套的马、列语录中，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无所不为。

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

 

意大利极左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70年10月。包括创始人雷那多·库乔等在内的第一代成员大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运动中的极端分子。声称其目的在于“动员、扩大和深入进行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武装进攻”。1970年底开始一系列恐怖活动，最初仅限于米兰，采用纵火、爆炸等方式袭击一些大企业，随后绑架、谋杀行动日趋频繁，对象主要是右翼势力代表人物、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和公司职员等，并在罗马、米兰、都灵、热那亚建立4个纵队，下分3～5人的战斗组，进行单线联系的秘密活动。1974年库乔和其他15个“历史核心”相继被捕后，第二代恐怖分子的活动更猖獗：1976年暗杀了总检察长科斯，1978年绑架并谋杀前总理莫罗。它与联邦德国的红军派等恐怖组织有联系。70年代末，特别是1981年12月绑架北约美国将领J.多齐尔一案被侦破以后，大部分成员已被捕，但恐怖活动仍在继续。

日本赤军Sekigun

日本恐怖主义组织。成立于1969年9月。成员多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中最极端激进的分子。其中基干成员30多人，普通成员100多人，头目为日本公三和重信房子，本部设在黎巴嫩，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有密切联系。

该组织以“世界革命斗争”为目标，以城市游击战为主要斗争方式，崇尚暴力手段，制造了一系列劫持、谋杀、袭击、爆炸等恐怖事件。如1970年9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淀号民航客机；1972年5月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肆意扫射，杀害无辜旅客几十人；1973年7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1974年2月突袭在新加坡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同时占领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1974年9月攻击法国驻海牙领事馆。1975年8月突袭美国驻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大使馆，扣押52名人质，迫使日本政府释放了5名在押的赤军分子；1977年9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民航客机到孟加拉，要挟日本政府释放了5名在押的同伙，并索取了600万美元的赎金。由于国际社会和日本政府加强了反恐怖主义斗争，日本赤军自80年代以后活动较少，几乎销声匿迹。

秘鲁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

是秘鲁一个极左的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自称为秘鲁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其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以工农阶级取代中产阶级。

 

在80年代，该组织在秘鲁的活动颇为活跃，时常制造事端。1992年，在CIA的协助下，藤森政府的在清剿行动中逮捕了该组织首脑古兹曼，其后该组织其活动才开始减少。另外，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与策略被其他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所效法，例如在尼泊尔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尼泊尔共产党。

“光辉道路”现在被美国国务院列为恐怖组织。2006年10月13日，组织领袖古兹曼被判终身监禁。

德国红军派

脱胎于1968年的联邦德国学潮，受极左的思潮影响，他们认为当时的西德是“法西斯国家的延续”，因而要用暴力去推翻这个所谓的“帝国主义”制度。1968年4月2日晚，“红军派”的鼻祖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林(女)伙同另两人，在法兰克福的一家百货公司用自制的燃烧物纵火，声称以此“发出反对越南战争的信号”，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红军派”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更有趣的是，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左翼极端派别一样，“红军派”中也不乏美女，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她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红军派”的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在“红军派”的恐怖行动中，受害者包括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施莱耶，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政商要人。1998年4月，“红军派”在一篇公报中宣布，它即将解散和终止其“城市游击战”。

法国直接行动

 

1979年6月，梅尼贡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直接行动”(A.D)，要用暴力来“铲除腐朽的社会制度”。为了能在国际恐怖组织中占一席之地，“直接行动”成立后将恐怖行动的矛头指向法国行政司法机构，袭击了劳工部、交通部、卫生部等等。他们宣称“要用具体的实际行动，来清洗美帝国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腐朽”。虽然“直接行动”的规模很小，但他们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准备工作细致而严密，恐怖手段残忍，加上巴黎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直接行动”很快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接行动”与联邦德国“红军派”结成联盟，暗杀了法国国防部国际事务局代理局长奥德朗将军和雷诺汽车公司总经理乔治·贝斯。1986年2月，“直接行动”的四名首犯被捕，这个规模最小的恐怖组织基本上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