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断，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是对“文革”抱持何种态度，大概都不会有争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判断之上。因此，对“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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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实是想表达如下观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才有可能达到最终胜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象列宁当年利用“第三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概括性的叙述，并不试图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理论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如“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如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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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西方的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有些介绍，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的左派。在苏联东欧国家看来，“文革”是一种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在这些国家里，中共不但对民众、而且对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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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文论及的“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中国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应。分析并讨论中国的“输出革命”与亚非拉左派势力对毛主义的响应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70年代“文革”高潮过后，中国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放弃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线，对以往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行动有所节制，甚至开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然而，毛泽东思想发源地放弃毛主义之时，却正好是亚非拉一些地区将毛主义发扬光大之日。在毛主义和“文革”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此时以“文革”和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并开始发挥影响，2005年尼泊尔的政变即挟毛主义旗帜而行。此情此景，可称为毛主义当年撒下的“龙种”，今日仍在亚非拉地区收获“跳蚤”。将这一课题纳入讨论范围，或可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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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
从中共建政开始，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共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特别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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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中共对这一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述。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后来成为“文革”前期骨干之一。该文从酝酿、起草到定稿，整个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连续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之后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为名，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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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强调，在坚持*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具有阶段性，即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该文的基本观点很快成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路线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一形势判断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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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整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主张。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领导人谈到，中共内部在国际问题方针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与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相呼应；而毛泽东则主张“三斗一多”
(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指控此前17年刘邓执行的是“三降一灭”路线（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于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文革”运动，接受批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被迫中断，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为了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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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革”前为了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中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较彰显，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例如，据马来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支持他们。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而陈平被认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才终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邓小平再次召见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1]。马共的事例说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层，刘邓为首的“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样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显然，毛泽东指责刘邓等人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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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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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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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而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支持许多国家的*及左派激进势力，是在“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指导下，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出于与具体的受援国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将中共的“输出革命”和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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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
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由于东南亚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挝，后来再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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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中共对马来西亚*的支持就是一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
印度尼西亚也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国。在当时的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是亲华反苏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利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据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对印尼*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当印尼党被*，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很高兴，因为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尼*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建立起武装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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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转向武装斗争后，在1966年8月发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声明，从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声明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该文还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共成立50周年，说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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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革”前泰国和缅甸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间仍然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毛还对泰国*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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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和缅甸*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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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人因为属于马来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值得一提的是，与新加坡*斗争而获胜的经验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那些有关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更象是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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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意义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四小龙”获得经济成功的共同历史经验。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担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缘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华裔，很多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地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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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与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交谈，了解到以下情况：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条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1976年李光耀访华，他的女儿随行。这位年轻女子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访华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于是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女儿思想的转变过程使李光耀悟出一点：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放弃得就越彻底。因此李回国后废除了这条禁令。后来李光耀还注意到，很多在50年代回到中国的华侨青年经历过“文革”后，“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们回国后可以成为我们对付毛泽东主义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对新加坡保安局不准这些人回国的禁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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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的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激进派当中很多成员来自左派大本营菲律宾
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其家属一起到中国受训──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的通常做法，因为受训者往往要在中国停留很长时间。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6]
卡多·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1981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卡多·马来离开中国去了荷兰，8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他表示，自己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有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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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对南亚国家暴力革命的影响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间曾出现过“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Naxalbari）运动”，这是印度*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一样，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凡熟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宣称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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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达领导的印共（马列）模仿毛泽东在1949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结合的产物。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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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与中共如出一辙的是，马祖达用来为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7]
值得一提的是，马祖达本人和“那夏里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不是穷苦人出身，而全都来自印度种性制度里的最高阶层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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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是常见现象，但如此鼓励滥杀并用原始手段制造血腥效果的事例却不多见。一些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程。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1952年，当中共因介入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1957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国有，取消英国的军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后，其夫人继任总理，并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同时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为使中共政府将其视为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1961年还应斯里兰卡政府的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该国佛教徒瞻仰。佛牙到达之日，斯里兰卡举国上下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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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革”期间，斯里兰卡却成为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经济上是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这些西方国家大多数是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国。“文革”前中共和斯里兰卡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中国的“极左派”指控“务实派”推行“三降一灭”政策的证据，于是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外交官通过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1967年8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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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并扬言这是呼应中国的“文革”，斯里兰卡无产阶级要坚决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下首都科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科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并要求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不得私下和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与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驻外大使的权限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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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没敢就斯政府的监控措施提出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驻斯机构时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语言实令人匪夷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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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秘鲁*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维亚毛派*60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体现了林彪文章的影响：“1、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2、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中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3、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A.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B.运动战；C.阵地战，或者以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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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体现在这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它们强调在现阶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敌对势力。当时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挑战。毛派*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在文件中这样总结毛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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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当时，拉美国家对中共“颠覆”普遍表示担心。1974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据黄志良回忆，委政府宣布建交后却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后，两国才互派大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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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在非洲发动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Ian
Greig的《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可能早于苏联。早在1961年，就有6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10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6个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一个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时说，当时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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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详细情形：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学习中强调要批判伊斯兰教。中共为他们准备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它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及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相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参观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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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输出革命”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外政策的中心，自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共的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和“四处树敌”）转为重点反对苏联。这一转变源于两点：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开始降温；在国际上，60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策略也需要调整。因此，从70年代初开始，中共虽未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但联美反苏的战略居于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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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中共不但从多年的死敌美国邀请政治家访华，竭力营造“中美友好”气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长期与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60年代中期中国编演的话剧《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与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毛泽东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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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暴力推翻后，这一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1965年政变并列，成为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只有38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周恩来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所谓“冷而不断”的决定。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浪潮中，中共的“见利忘义”受到了国际左派的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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