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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们知道，一旦没有了自由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将因此失去活力，人们的自由度也将因此大大缩减。
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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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两个例子。
例一：2009年第1期《报刊荟萃》上有篇吴思的文章，题目叫《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其中讲了一个故事：《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有一篇《我也批过彭德怀》。
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当然是忏悔。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仔细研读过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不仅他如此，当时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当时黎洪的想法与这四个编委完全一致，然而，他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不仅如此，黎洪既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
当四十多年过去，已是七十岁老人的黎洪在文章中痛切地责备自己，说他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当然，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然而，怎么可能呢，连后来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当时在笔记中就认为“党性遵命性（闵按：即遵上峰之命）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不然是书呆子。”（文中所引仍见《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一家省报的副总编（应该是副厅级官员吧）承认自己哪怕只是“按照党性原则”也没有一次坚持过真理（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呢），而后来成为“林副统帅”的林彪很显然至少在毛泽东面前也从来就没有坚持过真理，而只是一味地“重迎合”，那么1949年后，中国又有谁坚持过真理呢？从那位省报副总编和“林副统帅”都是这样的认识来看，又从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一人没有举手同意来计算，中国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坚持真理的也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甚至弄得偌大一个中国，一提当年的“坚持真理”者，也就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王申酉等几个屈指可数的普通百姓（其中大约只有张志新是体制内人）。
当然，我不反对说有些人内心在坚持真理。可如果一直是只在内心坚持真理，与没有坚持真理又有什么区别呢？比如今天一些不愿站出来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的知识分子，你去问他，很可能他也会说，自己在内心也是坚持真理的。
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促进我们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
不仅如此，上面这个例子似乎还终于解开了埋藏在我心中二十来年的一个“谜”。有那么几句话，自己在文章中虽已再三引用过，这里也还是想再四引用一下。话说自己至今保存着一份1988年12月18日那天的《羊城晚报》，在这期报纸头版的右下位置有一篇报道，题目叫《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当时的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伴正一先生在报道中盛赞中国留学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成为日本学生的榜样”。他还对中国寄予最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只要有5%的人觉悟到自己的落后，就一定会超过日本。”
不用说，大家都会计算，若是照这位日本友人所言，中华民族老早就该超过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党员与中国人口的的比例恰恰就占到了5%，甚至还略高。比如，我们现在是13亿多人口，可是中共党员已经达到了7000万以上，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5%。如此一来，就算中国“党外人士”一个都不觉悟，依靠那7000多万中共党员，也应超过日本了——除非有人证明那位日本友人所言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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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最近在一家网站看到一篇网文，题为《狗日的档案》，从作者在文章中所叙述他的朋友曹君几十年前的遭遇来看，可以说，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根本看不到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部门在“坚持真理”。正因此，“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曹君才明白当年两次高考尽管成绩都不错，可就是不被录取的原因”。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1964年曹君报名高考时，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在《社会青年报考高等学校调查表》中有以下记录：在“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一栏的内容是——“该员的思想是比较落后的，在63年时曾说过许多落后话甚至有些是反动的，如‘吃不饱饿死人为什么报上不登载’，‘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会饿死人’……”
你说曹君的这些话是“落后话”吗？那些判定曹君是在说“落后话”的人是“坚持真理”吗？显然不是。当时那些都是一群虽也长有大脑却让别人的思想在其大脑中跑马的人。
除此之外，在“所在单位组织或人事公安部门的甄别意见”一栏的内容是——“该员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对现实不满，与党的又红又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差甚远，故无培养前途，考虑不予录取”。落款及公章是南京市公安局华侨路派出所；在《社会青年等个别考生政治审查表》的“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一栏内的结论是——“该生思想反动”；南京市教育局的意见是——不宜录取；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
文章说，三年灾害期间，作为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曹君（当时才十四岁，这是一个上帝都会心疼的年龄）由于天天挨饿，对同学还说了不少“落后话”，比如“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如果跟敌人打战（仗），我吃不饱，而敌人能吃的饱的话，我就投降敌人”（我们今天从影视中看到，平津战役时国民党中不少士兵就是因此投降共军的，你能说那些投降的士兵有什么不对吗），这些作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话”也全部记录在档。
然而，那些人怎么也没想到，不过几十年时间，天翻地覆，今天再来看被那些不长大脑的人认为是“落后话”还“落后”吗？这不过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大实话。而倒是那些把这些大实话判定为“落后话”的人们给历史也给他们的“人生档案”留下了难以勾去的笑柄。
当然，此时此刻，自己非但笑不出来，还感觉到悲哀，因为这不仅是江苏是南京，而且正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也不知因此毁掉了多少人的美好前途。
翻看这种“狗日的档案”，难道还不能令整个民族悲哀和伤心吗？
再由那位少年“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这样一句所谓的“落后话”来看，它在当年其实就给我们透露出了丰富的信息，甚至在半个世纪前就用常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已经过时。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会给工人带来苦难，工人们也绝不会喜欢这种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也只有灭亡，让社会主义来代替。然而呢？“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工人，却能吃上白面包，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当时连豆腐渣都吃不上，甚至饿死成千上万……
占世界1/5人口的一个大国就是如此不实事求是，更不说坚持真理了。当时的“我们”都只会认为这个少年“思想落后”，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不仅不认为他落后，还从他这句话的背后似乎看到了真理一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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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一到，从上到下好像都在想着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这六十年来，我们的执政者之所以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符合执政者的思想理念，或者反过来说，六十年来，中国执政者的思想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有些人理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可是这样的互证与真理无关。只有当我们可以证明当下的执政者的理念或马克思主义任何一方是真理，并且还证明我们坚持的确实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可以说我们坚持了真理。
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就不能拿执政者的理念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同理，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也就不能拿马克思主义去证明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人一直在坚持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今年以来说得尤其厉害。可是如何证明的呢？
“中国革命的胜利”能证明吗？如果连“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又还能拿出什么更大的历史事件去证明呢？
波普尔认为：“在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科学的方法毋宁是在探求那些可以反驳理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所说检验理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理论中的缺点。……只有当事实没有推翻理论的预言，反而确证了预言，它们才证明了理论。因此我认为，推翻或否证一种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检验理论的可能性，这才是理论的科学特性；事实上，一切理论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在这种理论帮助下得出的预言，为科学方法提供一条线索。这种科学方法观被科学史所证明。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理论常被实验推翻，而推翻理论恰是科学进展之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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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可看到，其实，我们一些人在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时，很勉强，而且所作的论证更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有时简直就是胡扯。如若不信，别的不说，只要你把几十年间，包括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一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发表的文章，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位都已经去世的英国思想家如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哈耶克的相关著作放在一起作个比较，就会不言自明了。
请看，哈耶克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解释的程度》，在这篇论著中，有几句话既精要地表述了波普尔的观点，同时也表明作者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哈耶克在文章中说：波普尔“明确指出，理论科学本质上都是演绎性，根本就不存在‘归纳’这种逻辑方法，可以从事实的观察中必然得出普遍规律的说明，后者只是头脑的创造性活动的无法加以形式化的产物。”还说，波普尔“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即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从本质上说都有着禁令的性质：它们‘禁止’出现某些类型的事件，并且根本无法得到确切的‘验证’，只有通过为证实其错误而不断作出的失败尝试加以肯定。”（12）你看，就只这么几行文字，在我看来，即可推翻人类社会的“规律说”，并很好地阐明了由理论得出的人类社会的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必须经过检验。
必须经过证伪。
在哈耶克看来，“我们绝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最可信的规律，在它没有受过检验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失效。”（13）
正因此，几十年来，中国所谓研究（我是不承认的）、撰写和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说车载斗量，然而，不论是波普尔还是哈耶克，他们有的只在一本书中用了几分之一的篇幅，有的甚至只是几篇论文，就把我们车载斗量的“研究成果”给彻底推翻了。想想，我们有些人，既悲哀，又可笑：一生都是在做着糊里糊涂地所谓“研究”，直至退休，乃至生命的终结。
这是什么缘故呢？在《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看到是这么说的：“一般而言，一个不向人民负责的统治阶级，肯定会牺牲人民而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个别利益与偏好，甚至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有关卓越的思想，不是参照人民的利益，而是参照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美德是阶级美德——他们最高贵的爱国主义与自我奉献行为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牺牲于自己的阶级利益。”（14）
而波普尔思想的逻辑性极强，对马克思的态度也更是实事求是，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好说好，有歹说歹。比如，他认为：“马克思所观察的财富的积累和积聚的趋势，几乎很难受到责疑。他的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理论在主要方面也是难以反对的。”（15）甚至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描述及这部分分析，也“很难再说什么”。
“但是，当作为一个预言来考虑时，它就很难站得住脚。”（16）这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立法能够干预的手段。税收制度和遗产税就能够用来抵制财富集中，并且它们就是这样被使用的。”（17）因此，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只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且会很快灭亡和必然由社会主义来代替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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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耶克1976年10月19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学会堪培拉分会上有一个演说，题目叫《社会主义与科学》，他一开口即讲道：“传统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今天，它们之间大概最没有意义的联系，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它的联系。按照这种理论，由于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人们不必做任何事情，资本主义便会发展成社会主义。这或许仍会打动某些初出茅庐的人，然而凡是够格的思想家，无论他来自哪个阵营，都已不会严肃对待这种看法了。社会主义者肯定不会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因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进化规律而实现，并根据这种信念采取行动。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存在着这种‘历史规律’了。”（18）紧接着哈耶克又讲了一句：“经验已经明确驳倒了历史决定论作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特定发展方向的预言。”（读这一大段话，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波普尔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啊，教授啊，还有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要么闭眼不读人家的著作，要么读了却依旧“不开窍”——当然，更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已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人性的弱点，让有些人在那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出卖自己的良心，说着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话，发表连自己都不想读的文章，忽悠十几亿中国人。
此外，果真要替有些人拉几句“客观”，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不是自由的，是要为执政者服务的，并且规定要有“指导思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原谅像俞可平先生这样的学者也常常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因此，有些所谓“研究者”，说白了，不过就是混碗饭吃而已。出奇的是，这个“指导思想”又还是正在研究着的这个“思想”，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我要研究某个人的思想正确与否，要用这个人的观点作指导。这有何逻辑性可言！
大家知道，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说话做事，这样一来，不论你如何研究，这个人都只会是正确的，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你事先已经认定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了。既然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他这个人的思想又怎么会不正确呢？同理，把这个逻辑套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的也就只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因为你一开始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真理，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既然先入为主地如此认定，这个主义的学说中又怎么会有错呢？
然而，好笑的是，大半个世纪来一直在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当作“灵丹妙药”的有些人，却偏偏装模作样地在那说什么还要大力发展这种主义，丰富这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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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义，如何发展又如何丰富？其中的观点，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发展了，就不是这个主义了；丰富了，也不是这个主义了。你听说有人要发展要丰富哥白尼的“日心说”吗？没有。“日心说”跟当时主流社会宣扬的“地心说”比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证明它仍然是错的。如果要“发展”，也就只有否定“日心说”，可否定了，还能叫“发展”吗？如果我们对一个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后来证明仍然是错了或者不完善的东西都要去“发展”去“丰富”，那么不仅会“发展”得没完没了，“丰富”得没完没了，也还会因此影响人类的创造，尤其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说有其正确性，可只几十年的时间就被人类历史证明出其一些重要观点的荒谬。
荒谬的东西，当然就要否定，而否定与发展和丰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写的书放在那儿，你能去改吗？你改了之后还能叫马克思写的吗？既然不能去改他的书，他的主义你又如何“发展”如何“丰富”呢？
说起来我们有些人大方得很，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版权放在眼里，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可我想，就算要把你的思想送给马克思，马克思也未必领情。因为我相信，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担自己的责任，而绝不会赞成别人来“发展”他来“丰富”他。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谈到“对灵感的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艺术家们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即所谓灵感；仿佛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上照下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绝地产生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若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19）
如果天假以年，让马克思活到100岁，或者更长，我相信，他会抛弃他的很多观点。
别人的东西就只是别人的，怎么会是他马克思的呢？再打一个不自量力或者说是不恰当的比喻，现在有什么人要改本人的文章，即使你改得再好再真理，那都只是你改的，不是我的。那位与拜伦齐名、只活了三十岁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20）而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及其命运”时就说，“迄今为止似乎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令人满意的理论”（21）。又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理论，同时每一种理论都在帮助我们选择和安排事实。”（22）还说：“因为科学是通过发现错误而发展的，而且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所不知的范围。（科学的精神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23）而苏格拉底又是什么精神呢？就是他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哈耶克六十年前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有一段话也说得好：“一项真正的知识进展会一度成为新错误的根源，这种事情本身并没有令人惊奇之处。如果从新的普遍原理中得不出任何错误的结论，它就会成为再也无需修正的终极真理。从这种新普遍原理中得出错误的结论，通常都是因为受过去所持的观点之害。不过一种新的理论，正像它所导致的正确的新结论能够证明它的价值一样，也很有可能产生出一些被未来的进展证明为错误的结论。”（24）又说，“任何时代的典型错误，往往都是从它所发现的某些真正的新真理中得出来的，它们是在应用另一些领域中已被证明为有价值的新的普遍命题时造成的错误。充分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地驳斥这些错误，经常需要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往往会达到一种非常抽象，似乎与实际问题十分遥远的境界。”（25）哈耶克在《社会主义与科学》中也说：“我们不得不一再承认，根本就不存在绝对价值。甚至人的生命本身也不是绝对价值。为了一些更高的价值，比如当只有用一条生命才能拯救其他生命时，我们一再牺牲生命，也必须牺牲生命。”（26）
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真的读懂了哈耶克这些文字的意思，难道也还要去发表所谓“研究”出来的那些极为愚蠢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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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如果抛开这些，单纯说修正，我是非常赞同的。而我们一些人所说的“发展”和“丰富”，其实也就是叫修订或叫修正。只是由于多年来，我们被“修正主义”叫怕了，一说谁是“修正主义”，就好像这人不是个东西，甚至有大祸临头之忧。
其实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不反对别人批评不反对别人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就会日臻完善。可惜的是，一种学说一旦成立，尤其在学说的主人生前没能得到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别人是无权在修正后还称为这个学说的。
至于我们有些人到了今天还要在那儿死死地坚持已经证明不是真理而是“贫困”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这些人不愿意看到他们要坚持的东西被“扬弃”乃至被批判被抛弃。坚持大半个世纪的东西一旦被证明不应该坚持，不仅让有些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甚至如同要了他们的命。而用上面所引哈耶克的话说，就是“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有些人所说的，如果不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动了我们的“根基”，甚至对一个原本就毫无信仰的民族来说，就什么信仰也没有了，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客套，一个幌子，是一些人拿来盖在自己脸上的一块“遮羞布”。
可是，明明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我们无须再继续坚持原来坚持的，你却还要坚持下去，这又怎么能说得通呢？再说，谁都不能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继续坚持原来所坚持的，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一点，世界上早有先例，并且是一个又一个，如匈牙利、波兰、西德、捷克，更不用说，还有曾经被我们称作“老大哥”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些国家也都是在撞了“南墙”几十年后才改弦易辙的。你能说，他们生活得都不如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吗？
退一万步，就算不好，就算“火坑”，中国人民果真乐意去“跳”，倒也罢了。可时至今日，到底有多少人打内心在信仰我们强调的这种意识形态呢？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事实上早已不再坚持某种意识形态，我们却还要在那儿心照不宣且十二分勉强地坚持，你不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吗？
当然，真是仅仅代表个人，不论你如何坚持，都是你的自由，而如果真的允许个人坚持一种主义，又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好体现。可现在有的人一说话一发表文章，一作报告，高兴不高兴，往往都要代表十几亿人，甚至连那几千个“代表、委员”也代表了。这不仅很可怕，而且也让人很愤慨：让一些在那儿闭着眼睛坚持的人代表愿意睁着眼睛学习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可至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气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人闭着眼睛在那儿一个劲地就像文革中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地说某种主义就是真理就是真理——谁反对这种主义就是反对真理，谁批判这种主义就是批判真理，甚至大有文革中那种要“誓死捍卫”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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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对这些人也不是一点不理解。他们之所以至今认为原来坚持的就是真理，其起源的证据就是：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于是，他们就以此为“法宝”。可如果说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坚持了某种主义，这显然又是糊弄人的。你就是把毛周刘和“邓政委”还有十大元帅都请来，我相信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打败国民党，推翻蒋家王朝，依靠的绝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坚持哪一条真理的结果。
像这样的胜利和失败，有多种因素，甚至其间也不知有多少偶然性在里面，双方又用了多少欺诈卑鄙，甚至就像我们在看排球比赛时，解说员常常要说到的，有多少多少“分”是因“对方失误所送”。这与坚持不坚持某种主义无关，与坚持不坚持真理无关。李慎之先生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这篇文章中谈到国共时有这么一段话：“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几度频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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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949年胜利后为界限，在此之前都不能说是坚持了真理的话，胜利之后的我们更是一天也没有坚持过真理，至少在坚持时打了许多折扣。不然，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前三十年间怎么会把中国弄成了那个样呢？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坚持人类社会的真理就弄得狼狈不堪，据此即可认定，第一，说坚持真理的人是在说谎；第二，如果非要说坚持的就是真理，我想，应将你那个“真理”拿去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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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向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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