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3
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从造反派组织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保守派上，是否应该和他们一起开会。
1966年10月后，一些造反派，特别是其中善于思考的那部分人，开始从社会角度认识文革。就是说，不能把根源仅仅推到刘少奇这几个领导人的身上，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来看，总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探索如何改革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时候，从高校转抄来的一些文章，如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等，为很多造反派熟读。地院的学生则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后来又改成“一切权力归左派”。北航一些造反派理论家则说，在新的形势面前，造反派必然分裂。
在这些思潮冲击下，一些造反派嫌“造反团”“右倾”，就在11月初，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极左派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后来简称“全红”），由王锡鹏、陈小虹和科仪厂的史铁柱等签署成立宣言，自动化所的造反派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甫成立，他们就模仿红卫兵，发布了一个《第一号通令》，在里面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左派”。他们还坚持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个组织为什么称“全国”呢？因为我院还有很多京外单位，这时也纷纷串联来京，这个组织希望和“造反团”划分活动范围，也为了在名义上不和“造反团”形成分裂局面。
王锡鹏被平反以后，有点像平反后的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可也不被“造反团”待见。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他参与了“全红”的组建。但是后来可能由于意见分歧，也可能“造反团”拉了他一把，很快退出“全红”，变成“造反团”领导之一了。
11月25日，在物理所开辩论会，分别请“全红”和“造反团”两方面的人解释他们的立场。“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会上辩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口号来源于十月革命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这样的口号是否适用现在拿不准，造反派也一样。也有部分造反派对这口号竭力攻击。至于保守派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很多激进的造反派都这样看，但是不说，因为觉得太伤人。总之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促使了造反派的分裂。
至于现实问题，有点类似清华大学在8月份的八八、八九派之争。比较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比较保守的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批判张劲夫。
由于这个“全红”太激进，也可能有其他内部问题，许多创始者后来都相继退出，成为一个人数很少、没有影响力的小组织。只在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占优势。后来由于内部争斗，又分裂出另一个“红色总部”，简称“红总”，就更没影响力了。
12月27日，另一群众组织“红旗联络站”（后来简称“红联”）在自动化所成立，有数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力学所、电子所等十来个单位的造反派组成，靠领导人的号召力，在一些单位里有群众基础。他们自称是“造反团”里的一派，基本上持比较左的立场，但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未能提出明显区别于“造反团”的鲜明政治主张。有少数单位的保守派因对“造反团”不满，也参与其中。
“红联”一成立，就在1967年1月干了一件露脸的事，从院部抢来一个文件保险柜，放在物理所，目的还是想整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材料。他们觉得不但应地所事件，文革以前我院的一些问题也应与二位有关。
夺权和内战
1967年1月，全国各处开始夺权。科学院造反派也在讨论如何夺权的问题。夺权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宣布，科学院领导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问题是夺权后的组织，是以造反派群众组织出面，还是各所派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各所出代表。
正在讨论之际，1月21日晚上，“红联”和“全红”抢先夺了权，引起了一番内战。
这次夺权，称为一二一事件，不是“红联”领导事先策划的结果，而是在群众讨论会上临时决定的。这一天，“红联”组织群众在物理所的阶梯教室里讨论了一天夺权问题，晚饭后继续讨论。一些激进群众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去夺权，否则就是右倾了。在他们煽动下，“红联”领导人也同意了。碰巧“全红”领导人邱海平在场，也表示支持和参加。于是群众一哄而起，徒步涌到院部夺了权，也就是几个印章。这事说明，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至少当时所理解的大民主，是很荒唐的。
这种单方面行动当然引起“造反团”方面强烈反应，立刻对“红联”进行讨伐，而且在1月23日再次进行夺权，成立了临时性权力机构“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23日这一天，“红联”派很多人到院部企图阻止“造反团”的夺权。两派群众发生冲突，也就是肢体碰撞而已。在科学院的文革中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1月25日，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开大会。周恩来总理讲了话，王锡鹏和张本也发了言。周恩来讲话没涉及我院夺权的具体问题，只强调要联合，强调大方向一致，反对分裂主义、山头主义，要互相尊重。但是2月4日传达了他的简短指示：科学院已夺了权，要进一步大联合，原科学院印章作废，新给“联合夺权委员会”刻章，马上组织以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抓生产。
总理的指示肯定了“造反团”的夺权，也给“红联”一个台阶下。根据他的指示，“红联”占优势的各所也派遣了代表参加了夺权委员会。
但是“造反团”继续攻击“红联”。当时社会上各部门和单位也因为夺权问题爆发内战。他们借用清华团派攻击四派的说法，说“红联”是“托派”。2月14日，他们发了一个通令，叫“红联”把1月初从院部抢来的保险柜送回，继而在下午组织大批人员围攻物理所。也发生了肢体冲突，而非武斗。科学院的人也就是这个水平，谁都下不去手。5月8日，“红联”在灯光球场开会予以反击。
从院部抢保险柜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大队人马冲击物理所这样的“机要单位”也是很不妥当的。从这件事后，双方的斗争也就逐渐平息了。当然在联合夺权委员会内仍有暗斗。
“联合夺权委员会”选用原西郊办公室的平房小院（简称西办小院）为办公场所，而没有进驻位于友谊宾馆北馆的院部，以示和旧政权决裂。他们从各所抽调了一些兼职的办公人员。这是科学院领导机构最精简的时期，好在也没有多少事可办。
名义上“联夺”召集的各所代表会是院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各所造反派派遣的人往往不定，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前去参加。会场好像十月革命时期的斯莫尔尼宫，也像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你坐在那里也没人问你是谁，没人管你，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在会上发言，就有人打听你是哪个所的。
成立革委会
这时开始酝酿成立革委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结合哪些领导干部。原来的院党委都被打倒，争论的焦点是结合总理联络员刘西尧问题。“红联”认为刘西尧处理我院两派问题不公，在保险柜等问题上偏袒“造反团”，因而反对结合。刘西尧原来是二机部副部长，由于文革初期在二机部执行“反动路线”的事情还没完，当时没有在科学院结合，但是后来还是被结合了。
刘西尧结合不成，5月14日，院“联夺”写信给陈伯达，要求他出任我院革委会主任，以后又连续三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此任命。但是陈伯达已是我院副院长，越过郭沫若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周恩来想找个能压得住阵的来当首席军代表，就选了粟裕。
1967年7月30日，就是1966年两科大会一周年的日期，科学院在人大会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聂荣臻、郭沫若、肖华、粟裕、吴德、周景芳、聂元梓、张本等出席。后来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等也来了。会议由“造反团”周信主持，“红联”邹协成致开幕词，“造反团”王锡鹏作总结。郭沫若当场作诗，周恩来、粟裕、吴德、张本等讲了话。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成员有王锡鹏、张魁三、萧剑秋、柳忠阳、李先惠、刘继新、乔林、周信、刘继英、邹协成、戴銮谟。（《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国科学院网站》）其中张魁三、萧剑秋是领导干部。其余皆是群众代表。粟裕虽是首席军代表，但是这次大会以后，他再也没有在科学院露面。由于郭沫若是虚的，结合的领导干部也不很强，实际权力落在“造反团”的造反派手中。主要掌权的是原来院团委的干部柳忠阳。
周恩来在这个会上讲到，夺权后产生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你们要承认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现在科学院的造反派中大体分来可以说有两派，一个多数一个少数，这肯定是多数少数是个一时的现象，名称刚才我得到，你们原来叫‘三红’现在叫‘六红’，你们就拿这个七月二十九号作为一个日子，正在积极筹建七二九总部。”他说这是“一件可喜的现象”。
他说的“六红”，是哪些“红”，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除去“红联”、“全红”以外，肯定都是些没影响力的小组织。他说的“七二九”也名不见经传，根本没组织起来。他的意思是小组织别太多，反对“小团体主义”，而形成两大派是正常现象，甚至应该鼓励。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无“反”可造，大多数造反派基层组织已不经常活动，甚至名存实亡。现在听了周的讲话，又有所恢复，由于人员的重新排队，成立了许多新的战斗组。但是成立以后，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已基本过去。
这之后，各所也纷纷以选举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了领导干部。但是在很多所里，仍然是造反派掌权。
革委会以后一年
1967年9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后，根据上级布置，科学院开始抓“五一六”。
因为科学院是归周恩来管的，院外群众组织一般不干涉这里的运动。院内的造反派也不跟社会上的组织有固定的联系，当然对其他地区、部门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1967年春，四川“二月镇反”以后，四川大学“八二六”派领袖江海云来院做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两派都派人到四川支援那里的造反派。
至于北京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从未派人来科学院，这里也无人与他们联系，当然不可能抓出什么“五一六”分子来。“造反团”一些人很想乘这个机会整一下“红联”，但无从下手。况且这次运动要求各个群众组织各自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没闹出大的声势来。
但是他们在四不要礼堂开了个会，批判“全红”的领导、651设计院的邱海平。邱海平曾用很委婉的方式称赞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说他们的观点很难驳倒。（伊林涤西回忆曾在科学院做过报告）所以现在有了批判的借口。
这个抓“五一六”的运动没什么结果，到了1967年底就结束了。到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有批判右倾的征兆，局势有一些动荡。国家科委的造反派头头张本被逮捕，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少数造反派又活跃起来，两派的都有。这次批判的是院党委的“第二套班子”。就是说，在院党委快垮台的时候，院监委一些干部也参加批判院党委，所以现在怀疑他们是院党委预先安排的“第二套班子”。这个活动当然也没什么结果。
从1967年9月起，院新技术局各单位进驻了军代表。他们一般支持造反派，但不涉及造反派内部斗争。他们倡导“斗私批修”，以及一整套“早祝晚颂”的仪式。当然非新技术局各单位也很快学了这一套。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力图恢复文革前的概念，认为派性是由“私”字引起的，是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实际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政治学习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过文革的“洗礼”，群众对此不很信，只在表面应付。
1967年聂荣臻提出一个大国防科委概念，并开始着手组织18个研究院。根据毛泽东10月25日一个指示，科学院新技术局各所要并入国防科委各院。后来一部分所并入了，一部分所又退回科学院。还有一些单位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国防科委和保留在科学院。这使得中关村这块本属科学院的地盘变得四分五裂。
在此期间，科学院新技术局的造反派也曾介入国防科研口的运动，如参加5月4日在北航召开的“彻底批判国防科委某些负责人的山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誓师大会”。这些头衔都是国防科研口造反派乘“三二四”之机给聂荣臻扣的帽子。因为垮台的杨成武是“华北山头”的，涉及聂荣臻，所以他设想的18个研究院计划也没有完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