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四十年后再谈知青

四十年后再谈知青

● 伍小戈

　　在中国，“知青”可谓家喻户晓。对城里人来说，五十岁以上的很多都当过知青，即使自己没当过，亲人同学朋友中也有当过知青的;而今天的年轻人，虽然对知青没有直接的感受，但长辈中肯定有不少是当过知青的，对“知青”应该早就已经耳熟能详;在中国，知青又是个沉重的话题，如果你去问一百个知青，肯定会有一百种不同的说法，但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会带有几分沉重;在中国，知青还是个庞大的话题，如知青生活、知青文学、知青与文革等，每个话题都可以说他几天几夜。所以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完全正确，且姑妄言之妄听之吧。

　　首先要说的是知青是怎么回事?从1966年到1976年，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被简称为“十年浩劫”。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几乎是与文革同步，从1968年到1978年，也刚好是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先后有一千八百万青年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离开城市，离开学校和家人，去到山村边寨也就是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在那里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很多年，有的还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所谓知识青年，其实大多是中学生，其中多数还是未成年人，我当时就还不到十六岁，初中读了才一年，既不“知识”也不“青年”。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清楚这一千八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中国的总人口还不到十亿，其中城市人口才八九千万，以当时每个家庭四到五口人计算，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个中国城市家庭就有一个知青下农村。如此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

　　那么当时的知青都是些什么人?我们不妨按他们的家庭背景来划分一下。也许有些年轻人会很奇怪，为什么要强调家庭背景呢?因为这在当时的中国太重要了，我后面将会讲到。这样就可以把知青大致分为三类，即领导干部家庭的子女，普通家庭也就是一般工人和职员的子女，黑五类家庭也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从在农村所遭受的苦难来说，第一类相对较轻，而且一般也是回城最早的，像习近平那样的红二代在农村干了七年的极为罕见;而第二和第三类虽然都同样受了不少苦，但第三类受的苦远比第二类多，因为当时的中国什么都看家庭出身，每个人的命运都由家庭出身决定。他们因为投错了胎，不但是社会底层的贱民，也是知青中的贱民。

　　另外按下放的方式划分，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成建制下放的知青，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等边疆省份的生产建设兵团;二是若干人集体下放到某个生产队或某个农场的知青;三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一个人或兄弟姐妹单独下放到某个地方的知青。大家一看就知道，前两类人多力量大，在逆境中多少还能做一些反抗，而第三类无疑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本人就是身份中的第三类和方式中的第三类，两个第三类叠加，在农村的八年可想而知。我的眼睛之所以成今天这个样子，与那段经历也不无关系。另外还有两类知青也要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知青主要指文革中下放的青年学生，其实在文革前还下放过一批知青，全国也有几百万，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一点也不比我们少;还有一类是本来就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文革中他们大多也回到了家里，也就是所谓的回乡知青，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刘醒龙笔下的张英才就属这类人物。他们的数量其实也不比我们少，就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也是中国的下等公民，至今也很少被人提及。

　　于是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学生娃娃都赶到农村去呢?在前不久的文革狂潮中，他不是还在号召这些学生娃娃造反吗?不是说年轻人干得好吗!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已经不只是知青而是文革研究的范围了，我这里不展开谈。我想说的是，后来有人说当时的知青是被迫下去的，可我要告诉大家，被迫的情况是有的，但绝大多数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是怀着一种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忠诚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走向那个“广阔天地”的。但就是这种对领袖的忠诚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当然还有年轻人的狂热，让他们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热血，有的还献出了贞操，献出了生命。

　　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就这样怀揣则革命理想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一路高歌到了农村。可到了农村才知道，现实不但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美好，而且还相当严酷。也许有些年轻人会说，去乡下多好玩啊，有农家乐，可以踏青，可以钓鱼，可以爬山，可以摘野果子，可以吃农家菜……。但我要告诉你，当时的农村可没这么烂漫，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书看，没有报纸看;出门穿草鞋，晚上点煤油灯，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土布衣;冬天滴水成冰，夏天蚊虫叮咬，一年到头吃不饱饭，一年到头见不到肉;更要起早摸黑上山下田干活，还要面对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知青中致残的，病死的，饿死的，自杀的，死于意外伤害的，死于打架斗殴的，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而受到惩处的，因不满和反抗当局而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可以说不计其数。

　　不过知青中也有没受这么多苦的，那就是有个好爹妈的。他们下农村仅仅只是去打个转，有的甚至才几天就回到了城里。所以后来说起这段历史，他们与其他知青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从另外一方面说，知青中的大多数也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号召和鼓动下，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捣毁文物，滥杀无辜，直到后来的互相残杀，可以说犯下了累累罪行。他们在农村所遭受的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报应。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他们毕竟已经在遭罪，城里的亲人怎能不揪心!于是家长们千方百计找关系把孩子弄回去，但有靠山能回去的毕竟只是极少数。有些女知青为了能得到一个招工、参军、上学和回城的机会，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去满足权势者的欲望。可以说，一部知青史，其实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抗争史。当然，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部奋斗史。

　　火山终于爆发了!1978年，也就是伟大领袖寿终正寝和他的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在云南边疆的一个知青农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激怒了本来就已经满腔怒火的知青们。他们抬着女知青的尸体游行请愿，直至中央不得不派出工作组来到云南。在工作组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一位女知青突然跪倒在地，抱着已是满头白发的工作组组长——中央某部部长的腿失声痛哭：“伯伯救救我吧!”此时，全场三万多知青全都齐刷刷地跪下，齐声呼喊“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回家!”想想看，在南方的烈日下，在空旷的山野里，几万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跪下，同时声嘶力竭地呐喊，是个何等悲壮的场面!

中央工作组组长——这位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也不曾落泪的老将军落泪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被震撼了!情况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邓小平以他那独有的口吻说了一句话：“我们花了十年时间，国家花了上千亿，结果却是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这一切都该结束了!”就这样，历时十年，涉及几乎每个中国城市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激荡中国社会并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知青大返程开始了。可知青们回到城里后，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了他们的位置。于是，有头脑有远见的开始刻苦学习报考大学;而更多的知青则选择了重新就业。从这时起，知青分化了，他们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群体。九十年代初，我曾利用去云南出差的机会，在西双版纳的农场里向当年的亲历者问起过知青大返城的情况，上面的记叙，就来自于他们的讲述。

　　中国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四十多年来，关于知青和那段历史的评说虽然一直众说纷纭，但大多都与“苦难”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但也有为那段历史唱赞歌的，比如“青春无悔”什么的。可见有人把知青当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时不时拿来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炫耀一番。但每当见到这种场面我就嘀咕：真有那么值得骄傲吗?作为过来人，我也不妨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知青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曾经遭受或仍在遭受苦难的群体相比，其实是很幸运的。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从上个世纪到今天的中国，几百万死于抗战的国民党将士至今仍默默无闻，几百万1949年后死于非命的“地富反坏右”至今仍默默无闻，几千万死于大饥荒的中国农民至今仍默默无闻，几万万进城打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却饱受歧视的农民工至今仍默默无闻……。无论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个人，他们做出的牺牲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得到过什么荣耀和肯定?又有谁去写过他们?没有，基本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而我们有，他们才是真正不幸的。

　　其次，再拿知青自己跟自己比，这个群体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李克强是知青，那个在寒风中扫马路的老头儿也是知青;在学界和文坛上意气风发养尊处优的精英们是知青，那些被监控被打压被边缘化的“异见分子”也是知青;挥金如土一呼百应的大佬们是知青，那些为儿女一份薪金微薄的工作到处低三下四求人的也是知青;天天在论坛上莺歌燕舞嬉笑怒骂的是知青，那些买不起电脑至今仍不知上网为何物的也是知青……。正如当官的不都有本事当教授的不都有水平一样，同样是知青境遇却有天壤之别。与知青中的幸运儿相比，多数知青的日子其实过得很艰难很纠结。

　　还有，将知青的今天和昨天相比，也是件高兴不起来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知青的鼎盛时期，与知青有关的好政策和文艺作品最多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如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的《黑骏马》，老鬼的《血色黄昏》，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的《蹉跎岁月》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知青的分化，今天这个群体已日渐势微。我们不妨大致推算一下：再过二十年，离休干部将不复存在;再过三十年，右派将不复存在;再过四十年，知青将不复存在。人都没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名称和符号。如再加上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刻意隐瞒和歪曲，将来还会有我们的后人连中国曾有过知青这码事都不知道的时候。在冷峻的历史老人面前，我们都只是匆匆过客，有什么可炫耀的呢?

　　事实就是这样，不信你去问问看，现在还有哪一级政府把知青的事当正经八板的事来办?还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知青题材的书?还有几个人去读关于知青的作品?老知青的儿女们，还有几个愿意听爸妈唠叨那个年代的故事?还有几个愿意手把手地教他们的父母学电脑什么的……?我不敢说没有，但至少是已经不多了。这不只是我们知青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但反过来说，也是社会的进步。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的进步，都必须以放下某些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为代价，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不以我们知青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对我们来说有些残酷，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作为知青，我当然希望我们这个群体永远兴旺。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每每想起上面这些，我心中的豪情便荡然无存。别以为我要贬低我们自己，不是的，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其实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其他芸芸众生没任何区别。所以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因为，谁也没把你当回事。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想澄清几个与知青有关的谬误。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当然有，因为在农村才真正接触到社会的最底层，才真正懂得生活的酸甜苦辣，这将深刻影响人的一生，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我还是要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一个正常社会的破坏，对人的伤害和对人性的扭曲，绝对是灾难性的，它的负面意义远大于正面意义。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相信，没有哪个知青还会愿意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也有人说，知青都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比如那些老知青常聚在一起唱过去的歌就是证明。但我要说，唱老歌不等于唱红歌;即使唱红歌，也只是一种怀旧，是怀念逝去的青春岁月，但并不等于怀念文革，更不等于怀念毛泽东;而即使知青中有些人怀念文革甚至怀念毛泽东，那也只能是极少数，他们绝对代表不了知青的主流，更代表不了知青的全部。我们不要混淆概念，更不要以偏概全。

　　还有人认为有种知青精神，如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什么的，我也不赞同这种说法。正如前面所讲，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每个知青的命运千差万别，都生活在完全不同甚至天壤之别的环境里。用哲学术语说叫存在决定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屁股决定脑袋。很难想像，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同样是知青的退休工人想的是一回事，又怎么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所以与其说精神还不如说情结更贴切些。但不管怎样，当今中国的很多精英毕竟都当过知青，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有深刻的认识，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美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