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一位资深的党史工作者谈起了柯庆施，这位老党史工作者义愤填膺地说，柯庆施不是好东西，险些取代周恩来。我觉得，毛泽东“以柯代周”的说法完全是个伪命题，倒是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写下了一些东西，便把历史弄成现在的样子。可悲呀！ 1958年，周恩来为啥摔耙子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6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是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1。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恩来、陈云。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1]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2]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3]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4]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1958年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5]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6]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7]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8]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2。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全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9]他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召集一次秘书长会议，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明确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10]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52岁。书记处成员：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务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1958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月间，中共中央成立5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管理中央书记处。这5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6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有的著述说，这个会议是专门讨论周恩来辞职等问题（彭德怀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有没有其他议程？比如是否议定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现在看来，《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很有可能是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是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的不争的客观事实，这也正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邓小平说“一不行，二不顺”，不是空穴来风。 3。“以柯代周”是臆想 1958年，柯庆施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1958年5月底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6月1日，中央任命柯庆施为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十分欣赏，几次提到它。毛泽东在会上说，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上海有100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不多也。任何一省委、部委，特别《人民日报》，主要东西，宁少勿多，认真搞，是并不难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不搞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 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11]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曾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设想。如：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12] 更为直白的表述是：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13] 周恩来总理一生心系万民，鞠躬尽瘁。因为毛泽东表扬了一下柯庆施，就演绎出毛泽东有“以柯代周”的设想，演绎出“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揣测总理因此而摔耙子，是不是把总理的胸怀想像得小些了呢？可以不可以说是对总理的不敬呢？ 1956年至1973年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回忆：（19）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根据国力主张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则主张要快一些。柯老根据上海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快一些。这在当时，是对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上的两种看法，不能说是谁反对谁。[14] 1958年4月20日，周恩来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多一点、好一点、省一点；一种是搞慢一点，差一点，就看你的条件和方针。” 毛泽东究竟有无“以柯代周”的想法呢？ 参加南宁会议的李锐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说：在南宁会议上未看到有关“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在会外，未听到有关的说法。[15] 薄一波在他的书中也没有“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回忆：我没有听说过要柯老代替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的说法。[16]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个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在召开南宁会议时，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已经临近了。五次全会是一届人大的最后一次全会。 薄一波有这样的叙述：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原只想找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主席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主席同意陈云、富春、先念和我到会。陈云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初步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并议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17] 如果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真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话，这应该成为南宁会议的重要议题。然而南宁会议没有这样的记录。毛泽东真想撤换周恩来的话，作为一届人大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可以提名新的总理人选，或提出罢免周恩来的议案。我们同样没有看到这样的记录。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有一件罢免案，但不是罢免周恩来。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如果毛泽东真想把柯庆施放到国务院的话，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提议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增补柯庆施为副总理，然而没有。第二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名单中依然没有柯庆施的名字。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柯庆施才被任命为副总理。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毛泽东根本就不曾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 读者能从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发现一些端倪： 1958年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毛泽东再一次肯定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十分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18]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19]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20] 5月20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21]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1953年8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1955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22] “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真凭实据，显得苍白无力，既是对毛泽东的不恭，也是对柯庆施的不公。 --------------------------------------------------------------------------------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9]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0-11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10]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0-11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2]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36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13] 叶永烈：《张春桥传》第112-11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4] 转引自柯六六：《周恩来与我的爸爸柯庆施》，刊于《江淮文史》2004年第3期。 [15] 转引自柯六六：《周恩来与我的爸爸柯庆施》，刊于《江淮文史》2004年第3期。 [16] 转引自柯六六：《周恩来与我的爸爸柯庆施》，刊于《江淮文史》2004年第3期。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9-6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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