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六月至八月间发生了什么？
是被遗忘还是被隐匿？
媚兒
作者：萧喜东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1]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迪斯尼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
正如同迪斯尼乐园的运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细致的经营，微缩景观式的“历史知识”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来的，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革，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独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文的主题也许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过，本文更希望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来引导出有关对文革意义的评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更重大、更复杂的问题的讨论。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着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着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着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着作。[4]这部着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一九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着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着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着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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