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接着又跑到越南新加坡，中间还有个五中全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习大大可谓是真忙。
可是即使这么忙，习总依然抽空见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台湾的小马哥。
谁呢？福山。
福山是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福山原名弗朗西斯·福山，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成功地预测了苏联解体而成名。
习总会见福山的时间是11月3日，这是个有些特别的时间点，前面五中全会刚刚结束，后面5日习总又要访问越南和新加坡。但就在这个中间的当口，习总还是会见了福山，可谓是百忙之中特地抽出的时间，可见此人的重要性。
︱美籍学者福山︱
其实显示福山重要性的还有一件事。
就在习总会见福山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日，习总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的美方代表，这其中包括基辛格等人。
虽然当时的媒体在报道中没有提及福山，但坊间认为，在当天的会见中，福山或许也是美方代表之一，也就是说，11月2日，习总就已会见了福山。
但是仅仅隔了一夜，习总却再次单独召见福山，足以说明这次会见的安排不一般。
习总为什么对一个美国学者福山，如此地感兴趣呢？有猜测认为，福山很可能是被王岐山引荐给习总。
因为早在今年4月，王岐山就会见了福山。当时福山是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外专局改革建言座谈会的，期间，福山围绕“依法治国”改革进行了交流。
4月23日下午，王岐山在中南海专门会见了福山，他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
福山写过一本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王岐山显然读过。因为会见时，王对福山说，“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
当时，王与福山的会面内容并没有被官方报导，仅仅在坊间多片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
可是时隔6个多月，习总再次单独召见福山。
一个美国学者，能够得到两个常委大佬的单独召见，不仅相当罕见，是一个破格之举，也足以可见福山的能耐。那么此人到底有何高明之处呢？或者说，大佬如此看重福山，到底意在何为呢？
福山出版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在这本书里福山指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国家、法治和问责制这3者之间达成平衡。也就是说，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在这本书里，福山还专门涉及了大量的与中国政治传统有关的内容。
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事实上，福山在这本书的里的论点，也是在11月3日习总单独会见他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4日，他在清华大学演讲的主题。
福山指出，“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微妙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但中国，在“法治”概念上还不是太清晰。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当前中国的重要议题是，政府能否变得更为问责化。
如此看来，前后6个月的时间里，王岐山，习近平两个常委大佬，相继会见这位西方学者，感兴趣的可能正是福山对中国政治和法治的研究，大佬这是在向他“讨教”来了。
其实除了这个福山，还有一个政治学者也得到过习总的多次会见，他就是任教于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
︱华裔学者郑永年︱
郑永年今年53岁，浙江余姚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
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可以看到，郑永年至少有过2次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一次是2014年10月，郑永年在预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时，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的概念，谈了对目前的反腐、政治改革、习近平的个人魅力等话题。
第二次是2015年03月，郑永年接受微信公号“侠客岛”的采访，当天的公号标题颇为大胆直接，“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当时郑永年的观点是，“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承接毛、邓，规划未来三十年”，中国结束分权，走向集权，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既得利益成长得很大了，阻碍改革了，你要改，就要靠集权。”
如此看来，百忙之中的常委大佬之所以对学者感兴趣，目的就是从旁观者身上汲取有用的执政之物。
而我们平常大众，了解郑永年和福山这样的学者对中国政治的观点，或许是解读当前政治走向的一个特别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