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全党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个烂摊子。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启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组成的支部代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的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胡耀邦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学员也纷纷来看，多数人看完后沉默无语。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这天，胡耀邦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贴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在中央党校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枪”。
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有603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