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幼稚病：胡绳晚年的一项分析
马勇
宁左毋右，忽左忽右，左右摇摆，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最真实的写照。
历史主义地说，中国的左倾思潮与实践，不仅困扰了中国六十年的发展，仔细回顾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也基本上受制于左倾路径。中国革命什么时候受到挫折，什么时候跌至谷底，不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右，而是因为左。左倾思潮与左的实践让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付出沉重代价，胡绳在生命最后岁月的思考，始终围绕着“左倾幼稚病”这条主线，以为中国要想步入现代化发展坦途，必须时刻警惕左倾回潮，警惕左倾幼稚病。
胡绳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对列宁主义的扬弃。新民主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路径选择。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太多，中国应该怕资本主义不能更多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共的使命，不是在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用新民主主义指导，让资本主义获得任何一个体制都不能获得的速度、质量与意义，让中国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新民主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根据胡绳的分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就是在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下逐渐放弃了蒋介石、国民党，逐渐向毛泽东、中共靠拢，成为中国革命获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
历史主义观察，新民主主义只是保证了中共的领导，而中共的领导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中共有什么特殊的利益，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那样需要保护，中共没有自己的私利，中共坚守新民主主义，就是要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获得晚清、北洋、国民党所不能给的发展环境。
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因而在中共获得全国政权，制定《共同纲领》时，尽管有民主人士希望早点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一大批中共领袖毫不动摇坚持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此时如果从左的立场进行解读，当然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同流的意思，当然是一种右倾嫌疑。但是，在中共领袖看来，中国在1949年后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批资本家跟着蒋介石走了，还有一批资本家自己离开了大陆，中国如果不能让资本主义获得恢复、发展，得到的政权，照样可以丢失。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中国的政权只有某一个党垄断。
当然，根据刘少奇的看法，194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也不是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可能会在思想理念上，在人们的公共行为规范上，渐渐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新民主主义，必须让中间势力有一个明天更美好的期待。只要中国经济获得比1949年之前更快更好的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会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左倾盲动人为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资本主义玩完，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立，中国重回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空想主义，是乌托邦。
胡绳在晚年反思1950年代初期中国发展情形时指出，刘少奇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确实不应该那么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应该接续先前的新民主主义路径，让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健康发展，让社会主义自然过渡，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获得极大丰富，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距，或者差距极小的时候自然过渡，“和平过渡”，那么，中国历史必将改写。历史将证明，中共不仅可以将中国引领至一个全新的历史轨道，而且可以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最好。
不幸的是，刘少奇的预言一语成谶。毛泽东在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改变既定想法，让毛泽东又能够这样简单地说服他的党内同志、党外朋友，这确实很值得思索，值得玩味。根据胡绳晚年分析，毛泽东之所以重犯中国历史上如此低级的错误，主要的还是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作怪。
胡绳指出，在毛泽东最辉煌的岁月，在他领导中国革命所向披靡的那些年代，毛泽东确实没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是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
七大开会时，《论联合政府》作为书面文件印发，毛泽东没有宣读，毛泽东另外做了一个口头报告，解释或补充书面报告的内容。在谈及民粹主义时，毛泽东强调：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必然存在。苏联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俄国的民粹派最后沦为反对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才把城市中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反复告诫全党不能着急，一定要坚守新民主主义。
胡绳指出，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都曾花大力气批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民粹主义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是错误的。胡绳说，毛泽东在1949年之前的认识是对的，这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
所谓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农民的最原始的乌托邦，是一种小农经济思想。他认为这种思想在中国有非常丰厚的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预演。太平天国那时当然并不知道什么民粹主义，但太平天国的实际做法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他们在打到南京后就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把所有商铺分门别类收归军队，这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了工商业。这种政策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就是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可能真平均，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
胡绳说，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有清晰的思想意识，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并没有坚持到底。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这一年，中共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再加上前面三年恢复时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实只有十八年。这个口号当年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是几十年之后再想想，这不是民粹主义，那么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对此深表惋惜：“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从1953年至毛泽东去世，长达二十多年，中国实际上在进行民粹主义乌托邦试验。
这二十多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从合作社，到生产队，到人民公社，到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对于民众任何充满创意的思路无不兴致勃勃，大力支持，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一个庞大的中国，简直就是毛泽东民粹主义理想的试验场。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历史，完全胡来。显然不能如此简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对于一切具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兴致勃勃，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中国革命最大危险不是右，而是左。中国革命的“左倾幼稚病”与生俱来，真正的右，是敌人，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并不会有谁去犯这样的错误。而‘左’，即便错了，改了就是。殊不知，就在中国“左倾幼稚病”折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无形扩大，与世界主流国家变得格格不入，中国以民粹主义立场看世界，到处都是水深火热，人吃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而世界主流国家看中国的民粹主义试验，更觉得不可思议，弄不明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为什么显得如此幼稚？
左倾幼稚病，就是病。这种病的表征就是貌似底层，貌似社会成员绝大多数，貌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违背了历史的逻辑。身历其境的邓小平最有感触，他后来一再强调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一定不能再犯左倾幼稚病，一定不能被民粹主义所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