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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