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

　　北京，沼泽中劳动的中学生（图片来自网上）

　　1978年，我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宣布我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史无前例疯狂的文革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建设了。但是这之后，一些媒体宣传说，我们迎来来了一个新的大跃进时代。

　　听到“大跃进”三个字，立刻吓得我冒出了一身冷汗！由“大跃进”我立刻想到了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我生怕我们一时头脑发热，重蹈覆辙，把曾经的苦难再来一遍。

　　幸好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新时代的大跃进”提法也自生自灭。我见过一篇文章，反对重提大跃进这样的口号，看来有我这样担心的人不止我一个。

　　1958年3月9日，毛Ze dong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空想着，有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就不远了。“公社”一词可能来源于“巴黎公社”。

　　1958年9月底报载：“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全部完成，参加人民公社的社员达1.2亿户，占全国农民的99%。”，到10月底，建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

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图片来自网上）

建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图片来自网上）

　　1958年，大跃进，我正上初二。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是我们的主课。

　　记得第一次出去劳动是铲除一块自留地。那时提“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种自留地，不过这块地不能算是自留地，是一位居住在远郊区的工人开垦的荒地，种了些蔬菜自给食用，但这也不允许。我们铲除了蔬菜，正在清除围栏的时候，主人拿着锄头朝我们冲来，喊着：毛 Ze dong的园子！毛 Ze dong的园子！吓得我们四处逃散。原来这菜地主人精神不正常，谁也不敢管，才让我们来铲除的。

　　为了农业生产放卫星创高产纪录，我们参加了土地深翻劳动，所谓深翻就是在大地里按一定间隔深挖一米的沟，然后在里面埋进些庄稼秸秆、杂草树叶、人畜粪便等农家肥，企图以增加底肥的方式，获得来年的丰收。

　　还有比我们翻得更深的，深翻一丈二尺。

1958年，河南襄城人民公社大翻“卫星田”，深达一丈二。（图片来自网上）

　　但农村的土地的熟土层很少有超过一米的，例如我们深翻的大地，熟土层只有一尺，下面就是沙子和鹅卵石。当我们将所谓肥料埋进一米以下时，却将沙子石头留在了地面，在这样的土地上耕作能获得丰收吗？

　　不过到农村劳动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吃饭不要钱，而且几乎是走到那吃到那。比如我们要到那个公社去劳动，路过这个公社时就在这个公社吃午饭。那时农村办大食堂，大家放开肚子吃，而农民家里的饮食用具，包括锅碗瓢盆一律上缴食堂，就是东北人冬天常吃的大酱连缸都要交上去。

　　紧接着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我们停下课不上，我们班在化学老师带领下上山到处找铁矿石，你还别说，这铁矿石还真让我们给找到了。于是我们就地扎营，日夜挖铁矿石，供给学校的小高炉炼铁用。我们还编了一首歌：“叮当叮当，我是一个小石匠…”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铁矿，是日伪时期废弃的一个储矿石的场地，当我们把地面的一些矿石挖走，下面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又班师回营，返回学校。

徐水人民公社的高炉群，给高炉鼓风的是农村铁匠用的风箱（图片来自网上）

高炉出铁水了（图片来自网上）

公社高炉（图片来自网上）

为生产1070万吨钢，挑灯夜战。（图片来自网上）

中南海也炼钢（图片来自网上）

　　回到学校我们一看，又是吃惊又是兴奋。在学校的操场上布满了高炉，大的四五米，小的一两米，总共有几十个，都火光冲天。同学们喊着号子干活，灯光将操场照得通亮，广播不停的播送着革命歌曲和歌颂冲天干劲的稿件，还有报喜的，声称某某班又练出了多少多少铁… ，同学们齐心协力地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其实真正能出铁水的只有几座“高炉”，是在老师傅的指导下用从工厂里捡来废旧耐火砖砌的，焦炭也是从工厂求援来的，而且这铁水也不是用铁矿石炼出来的，是用同学们四处捡来的或从家里拿来的废铁炼的。其他的高炉都是用红砖砌的，焦炭用煤代替，可以想象，这样的高炉是根本就不能用来炼铁的，搞不好还会发生炸炉事故。

　　不过形势是造出来了，铁水也出来了，可以向上级交差了。至于这炼出来的铁水能否炼钢，那是另一回事了。

　　操场上的这些高炉后来都拆除了，只有一座建在操场外边山坡上的一座到1980年还保留着，我每次回母校时都要到那去转一圈，寻找下我青春时代在这里洒下的汗水。

　　大炼钢铁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当年全国参加大炼钢铁劳力人数达9000万人，要知道当时全国只有6亿人口，严重地冲击了农业生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职工人数成倍增长。国家宣布至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达到了 1073万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劣质钢，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国家出现的财政困难也是导致三年自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5月从北京传来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6月间，《人民日报》报道多个粮食“高产卫星”，“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随即各地纷纷提出了争夺粮产、钢产的高指标。浮夸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射阳的总路线标语（图片来自网上）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人民公社的一个杰作是产粮放卫星，当时有一句著名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碰巧，1958年风调雨顺，农业略有增产，再加上浮夸风，各地上报的产量比着劲地飙升，你亩产5000斤，我就亩产1万斤；你亩产一万斤，我就亩产3万斤。

　　最著名的例子是湖北麻城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他们声称在1.016亩早稻田上创造了亩产36956斤的纪录。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关于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的报道（图片来自网上）

　湖北麻城建国一社的孩子们站在水稻上（图片来自网上）

人们怀着极大兴趣参观建国一社收割这块高产早稻田（图片来自网上）

麻城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图片来自网上）

　　这边刚刚报道福建海星社创亩产花生10500斤的纪录，那边便有英湖社再夺亩产花生13241斤的冠军。

人民日报上的各地高产报道（图片来自网上）

各地高产消息不断（图片来自网上）

　　更有甚者，天津新立村公社宣称水稻亩产12万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宣称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实际上，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水稻亩产700~800斤就是很高产量了。

更有甚者，宣称水稻亩产12万斤（图片来自网上）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举两个例子。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 钱的高产新纪录”。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原来，在看到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创早稻每亩36956斤的亩产纪录后，广西环江县委也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 ”，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随后，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接着，组织社员、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城管和三乐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摘自：大跃进粮食卫星出笼前后 2006年03月2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麻城建国一社的高产卫星也是移栽来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出处同上）

　　这些浮夸上来的产量不但令我们自己浑然陶醉，也蒙骗了国际友人，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直为农业问题困扰的前苏联等国家纷纷来函，询问中国采用了何等先进技术，把产量提得如此之高，并希望派专家帮他们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不知道后来中国如何回答的，也不知道今后这些国家还是否相信中国的报道。

　　如果把浮夸、虚报产量的责任统归于基层的生产队，那也有失偏颇。这样的产量是一层一层压下来的，省里压公社，公社压生产大队，大队压生产队。有的上级领导坐镇生产队，逼着生产队报出放卫星的产量，不报不撤离。至于这样的产量是否真实，那是另一回事了。

　　浮夸风严重地败坏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这也是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公社的另一个杰作就是办大食堂，宣传说，办食堂可以节省各家各户做饭的时间，可以增加劳动时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共产主义因素。

人民公社大食堂（图片来自网上）

吃大锅饭（图片来自网上）

　　资料上说，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起了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因为在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敞开肚皮吃饭。许多公共食堂开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但人们的觉悟终没到共产主义，人们放开肚皮吃，生怕吃少了吃亏，结果一年的收成，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吃空。

　　大食堂不但吃空了生产队的家底，更严重的是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许多不出工或不出力的人同那些积极出工出力的人同样吃，后者就觉得吃亏，劳动也就不积极了，这也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风调雨顺，但是丰产并没有丰收。农村的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还有赛诗会、政治学习、民兵训练等活动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许多庄稼入冬以后还没有收上来。资料说为此全国减产一成到三成，仅河北省由此而糟蹋的粮食便达80-100亿斤。

　　产量放卫星放上去了，当时是很风光，上级表扬，报纸报道，升了官。但国家是要按照你的自报产量征收公粮的，但实际并没有那么多粮食，结果生产队将农民口粮、牲畜口粮，甚至来年的种子都交上去了。再经过大食堂一冬的敞开肚皮一吃，到了1959年春天粮荒便出现了。

　　从此中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