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张謇：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核心提示：“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张謇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本文摘自：《求是学刊》1997年06期，作者：熊映梧，原题：对中国近代几种富民强国主张的评说
“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1853～1926年），是和郑观应同时代的人物，都是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如果说郑观应强调“商战”的话，那末，张謇则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张謇长期过着应试、当幕僚的生活，年过40才考中状元（1894年）。次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位状元公毅然弃政从事士大夫鄙视的工商业，真是惊世骇俗之举。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张謇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这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海陆军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的批评。他强调“因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认为“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
第三，张謇鼓吹“棉铁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他根据光绪、宣统两朝的《海关贸易册》指出：“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纺织物曾达二万万两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需用棉铁政策之说。”又说：“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的确，三万万两白银的年进出口贸易逆差，是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正如张謇分析的：“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全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究今日如何致穷，他日如何致富之业。”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此外，以大生为核心还办了大小企业34个，涉及冶铁、机器、日用品、食品、银行、交通、服务行等，原始资本约为600万两白银。在苏北沿海各地，他还办了20个盐垦公司，估计资本为1600余万元。据日本人驹井德三在1922年调查估计，大生集团的资本总额约为3300多万元。张謇，真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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