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作者不详
林彪的是非，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内到海外，有很多不同声音。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分歧的话题，从那个大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谁能忘得了他的形象呀？
我并不是为林彪翻案，只是想实事求是的评价林彪，有些事情属于冤枉超出了林的权限，不该由林负责。多年来领导人为自己统治需要，导流民众对文革灾难的愤恨，过分丑化了林彪，让他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林彪实际上已被导演成中国传统戏剧中包办一切罪恶错误的大奸臣。历史应该清楚才能有益，至今林彪的棺盖了，论并没有定！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对人不公平，对历史不负责，粉饰和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后人永远无法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是我的观点。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这口号本身就令人疑惑。政治压倒历史，而且强奸民意，什么叫人心？怎么就不得人心？翻案与人心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想过这些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中国人，大都对“翻案不得人心”这一口号不陌生，那是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用的，曾喊得震天响，有什么用？最终一句笑谈而已！在毛独裁时代，人心就是其人之心，他不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什么办法，只要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你比窦娥还冤也翻不了。而一旦小平同志上台，核心变了，“人心”也跟着变，全国人民开始大翻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真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翻就怎么翻，“铁证如山”的案子都可以翻。现在叫唤“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的人，难道不记得这些历史了吗？
其次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我劝不同意为林彪翻案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感情什么需要，不妨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批驳，实在没有必要用口号去压制别人。即使坏人也不应该被诬陷，不是吗？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垄断历史档案资料。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朝鲜战争，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
官方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后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朝鲜战争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徐向前元帅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元帅，也是称病，谁又深究过他的病呢？为什么对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是不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怯战怕死才突出他的反战？
第一次庐山会议，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高层内部的所谓批评帮助生活会，残酷的程度，无耻的程度，有时是外界善良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否则就不会有高岗的自杀和罗瑞卿的跳楼了（这二人当非薄脸皮之人）。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林彪，其他的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彭德怀落难时，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没有比较，或者仅仅用林彪发言中用词较强烈的部分，与其他领导人发言中体贴厚道的部分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林彪是批彭的主要打手了。这不公平！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林只是帮助毛使这个会议更体面地下台阶而已，林彪不是阴谋者，也没害过彭德怀，彭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里应外合这几条，这些都是毛给他整的，林彪的锤从没有定过这个音（也没这资格），为什么要把罪名都安在林的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上可以从严，处理上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如果说林彪批彭有不义之嫌则所有人都这样做了，如果说林彪批彭是抢位子则难以服众。我不明白的是，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历史唯心主义？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彪和周恩来都是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凶。
但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1，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独裁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几乎必然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林彪中国人民都得受这个难！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选边跟着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如果对两者的评价天差地别的话，那就是的宣传技俩了。
2，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亲密关系自有其真实的一面！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林彪是的嫡系部属，林所率领的武装，是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怎么顺逆起落，林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的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我认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林彪不能说是被动被迫被骗参加文革，但也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的错误篡党夺权，林彪一开始很可能只是想帮助老上级打倒政敌，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关键是毛在祸国秧民。把毛林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打倒什么人而向要什么价。所谓“为了打鬼，借道钟馗”的说法不可信！毛总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就如林彪与贺龙如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的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使军人自然而然保自己的山头，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也不例外。毛动员林出力，不用费什么劲，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3，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想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即使林本人能坚决回避，他的部下（特别是四野部队）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在文革中显示力量。也正因为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的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在军队的号召力更大，也更可靠），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谁敢保证！拿掉罗瑞卿是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胁交换，谁敢要胁呀？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不可能不懂毛的为人！要挟他能有什么好下场？打倒罗瑞卿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真正能迫害罗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其他的，包括林彪叶剑英及雷英夫等人，都只是帮凶。罗瑞卿的女儿，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一头扎进林罗恩怨里出不来！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罗瑞卿对忠不忠？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强调，这个东西会变的！（至少在看来）因时而变，因利而变。关键问题是罗瑞卿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又不甘寂寞，毛如果用不了你，就得杀你！
4，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实际上未进入社会，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的就江青那一批人，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的缺德专利（整人，采用全民参与的运动方式，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成错觉，你如只看文革纪录片，那些大场面就很容易让你相信：打倒刘少奇，确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的胜利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具体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应该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王友琴老师认为，林彪是文革时期第二号领导人物，当然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起第二大的罪责。她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道理不通，要按这个逻辑，周恩来就要对文革负第三大罪责（我想王也确有这意思），而江青因为排名靠后，反而少罪责。那刘少奇是大跃进时的第二把手，他应该为饿死3千万人负上第二大的罪责！这样的逻辑当然不对！要知道，政权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内部权力崎形运作，党内早已不存在集体领导决策机制，时代更是独裁，第一与第二之间实际上是君臣关系，臣的职责权完全由君王随心所欲支配。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如果再细一点分，那文革初期“红八月”等红卫兵暴行，是仍当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掌握运动主动权，放任高干子弟干的，他们应该跟江青一伙平分罪责，甚至还更多！
5，从文革兴起到高潮阶段，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只力量，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象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他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没有可借重的代理人，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这个罩门产生于林彪时期，当然，他的灾难性后果是体现在之后！林彪与周恩来不同的是，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就凭这一点，邓小平等享尽后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林彪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
6，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自愿不自愿，也不论成功失败，林彪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面临迫害，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决裂。他背叛了，也报复了，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中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明里批判的是林彪，暗地里腹非的实际上是，这一点，再糊涂，心里也是有数的，再也无法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了！应该说，林彪此举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出走很可能真是林彪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这个耐性与周旋，他也不想像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整死在黑房子里，他是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脾气，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林彪不愿苟且，不愿任人摆布，他也不会作贱自己，那就鱼死网破吧！他的选择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给家人和帮派亲信带来灾难，但他破了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林彪的结局虽然显得身败名裂，但历史最终会认识他的一些闪光点！对林彪的下场，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感慨，但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以林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性情，与其象刘少奇一样被人捆在病床上受辱而死，不如葬身大漠来的干脆利落，至于骨灰盒有没有被供在八宝山上，真正的历史人物，谁在乎这个？荣华富贵是一时的，历史的评价才永恒长久！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的身体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即使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之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感，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以及副统帅的崇高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这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其实在林彪问题的评说上，官方一向忌讳莫深，其个中原因不难测知，数十年的林彪悬案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历史公正与征信的问题。林彪以接班人之尊，其权力网络之结构，根深叶蔓，关系着整个高层权力之运作，一旦允许追根究底，则曝光者已不限林彪身后是非的问题，却是毛泽东宫廷政治如贾府般的封建本质，弄得不好，只怕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亦要为之动摇。
制约和阻碍林彪大狱之探讨的，当然还有一个材料的问题。识者已经指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汪东兴经华国锋之批准，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之同意（按其中叶、汪、陈、纪，另加张春桥等人原为林彪专案组成员），烧毁了“有损毛泽东，有损党中央形象”的档案材料，包括会议记录、会谈记录、录音和信件七十八件；更为紧要的，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及汪东兴与等人的往来信件、电话录音、谈话记录等九十二件，早在事发甫后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已分别交与毛、周、江、汪本人处里掉了。此类销"史"灭迹之举，显非孤立现象。八届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于八十年初，刘少奇案平反前后，由邓颍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有此两大天然屏障，欲求林彪事件真相大白，真恐怕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然世有不知其然却可知其不然者。林彪何人？林案何如？实不好说，但要说此非其人，不是这么回事，倒也有形迹可察。盖官方所述，无论如何自圆，稍有常识者亦可觉其破绽百出，不足采信。兹单就与冯文有关者，撮取三条说之。
其一，官方谓林彪是野心家，冯文亦说“权力熏心”。
试观林彪于建国后，以不世战功自甘寂寞，安然养病，十年未尝问政。直到“大跃进”年代，毛不惬意周、陈（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递辞呈，陈云靠边站），硬拉林彪出场，以壮寡人士气，次年又为对付彭德怀，执意要林彪取代国防部长，这时林彪才正式走向前台。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仆仆风尘之各地视察，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屡次向毛请辞，总不见允，唯许其长期休假。及至文革起，毛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立意铲除刘少奇，当晚即招林彪。时林仍在大连养病，全然不知八届十一中的议程，但在毛指谕之下，还是无奈的当了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文革期间，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说话或会见外宾外，每日至多半小时听点汇报，余时独自在晦室中钻营他的药典。纵观其建国后的半生，林彪直可谓毛氏宫廷政治中最敏锐的观客，却又是最不情愿的玩家。论者以为林之取代国防部长，正是权力野心之表现，中共党史还大写特写罗荣桓出面反对的事，以证罗之先见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前，在党内地位已是远远高于彭德怀，部长一职在权力的阶梯中，那能说得上是高升呢？论者更不知罗荣桓（实则还有罗瑞卿）之出面反对者，正是由于林彪无心上任向毛请辞不准，故而转托二罗在毛前代为说项，以期收回成命。再者，一九五七年后吴冷西取代邓拓，又兼新华社长，主持两大官方喉舌，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然而阳光之下就有这等奇事！吴冷西直到文革起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近乎十年间，居然不曾在大政所出之政治局常委会上见过林彪。若硬说林彪"权力熏心"，这等的权力熏心也真够名实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谓林“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接班”，冯文亦持此见。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时，其用心绝非放权，而是为了“摆脱”接待外国元首等繁文缛节的“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可知毛本不以为国家主席“重要”，一九七零年春讨论修宪中不设此一职位时，毛亦说过：要当就让董老当（即那位无关紧要的董必武）。刘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并非由于披挂国家主席之虚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线之时，授刘以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即使刘之国家主席一职稍挂着几分虚有的尊严，毛说打倒就打倒，哪里管得上宪法上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和罢黜程序。这位继任的国家主席终于狱死开封的血迹斑斑的前车之鉴，难道林氏就无省于心么？何至于竞蠢若逐臭之青蝇？另者，林办工作人员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会见外宾，受到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的“热烈拥抱”，这位怕光怕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归后即禁不住慨叹：“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这类不需矫情的日常语言最能真实反映林氏的爱憎心态。林氏夙以不爱社交见称，其对于外事活动之羞涩，对于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谓屡见不鲜。而官方对此所据以为铁证者（即叶群告知吴法宪“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更是大有蹊跷。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据吴法宪所谓"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高压所做的供状，近年来则明言其左右：此话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据此，则上述指控显然与叶群无关，所谓铁证者，适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凿附会，虚造事状矣！
其三，庐山斗争的实质
历来官方史籍述及庐山，总不外是纠缠称不称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等丈二金刚似的问题，诚然如《明报月刊》编者按所说“高度抽象的语言”。稍微具体些的解说（如冯咸仁文）则进一步点出张春桥在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总之都归结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内的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妥当，也未必尽然。“两个反革命集团”总意味着一方是"四人帮"。时王洪文未至中央，还在核心权力圈外。其与张春桥之关系也处于捉摸不定之状态，此由他在会上也跟着起哄，支持陈伯达的称天才，令张难堪可知。二者，此一结论仍嫌过于抽象，所言“权力斗争”的内容仍不明确。若说为了继承权力，只怕为时尚早。
帝王未崩，弃言承继，故此说不若王年一所论“进行权力之再分配”较为贴近实际（然而国家主席既是虚衔，林彪即便黄袍加身也增添不了多少实权，何况他也无意为之。由此可知此中干系，不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了。）若说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恩怨（此为江青之戏论，说的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不对头），或说这是一场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较量，也只见现象，未触实质。
上述诸见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意味着毛泽东只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观虎斗，任它两股势力相争；只需中仲裁之时，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总之是个超然物外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然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所流露的切肤与震动之处。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泽东不惜与副统帅翻脸，不惜葬送一个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不惜打击各路军头，不惜违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群情众议，偏偏情有独钟使出霹雳手段出面保驾一个渊源甚浅的张春桥这样一个极常识又最为关键的问题。
依我之见庐山会议的这场冲突不仅“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冲突的焦点也不单是一个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后不言自明地触及“伟大的天才”的问题。如众周知，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员，分别是组长、顾问和组员。陈伯达本是组长，没干几个月，就以性格见解歧异，不见容于江青，逐渐从中分化出来，“投靠”林彪。这种“投靠”哪里是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未沉，这个老鼠就跑了”那样，只是基于权力的考虑呢？“一组”（毛）的权力当然胜过“二组”（林）。若不是因着识见相近，陈伯达何以会背着毛而转向林呢？
原来军队系统早自军委八条、二月逆流，乃至武汉兵变以来，就与中央文革杵格不入。四大将（黄吴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饱尝红卫兵造反派文武批斗之苦（其中邱会作最惨，几乎打死）。林彪身为副统帅，在公安六条保护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为毛所钦定的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开非议文革。然而私下之间家人却常闻其以“文革大要命”，称呼文革“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掩藏不住骨子深处里对此文革之不感苟同；对于文革的乱局他是深感于心的，在他与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军委八条得毛批准之后，一向情感不形于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于派性武斗，他更加耽心。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为此上书但毛不以为意，反而讽刺林彪穷紧张。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解释就很别开“生”面：“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继言“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 。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因此在由他负责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他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运动，没有目的”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决。林彪这一不忘生产的立场显然其来有自。
然而在庐山上，这类的分歧，这类对于文革的非议，乃至愤懑，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言语”中；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双方，当然都不存在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林彪的军系人马，加上陈伯达、汪东兴，指斥张春桥反毛，当然也是强词夺理，无限上纲。但此一立意打击张春桥的“深层结”，却在于多年积累的对于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异议。憬然于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于最小的角色张春桥，如叶群所说：千万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至于触毛，那是压根儿连想头都不敢有的！）
尽管如此，庐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点名张春桥之后，立即群情振奋激昂，“千刀万剐”之声不绝，“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央委员们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异常激烈。”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在会上都“跳得很高”。陈毅等人与林彪等渊源不深，他于二月逆流后打成“右”，却与林彪一向不大往来。何以也会“拥护陈伯达”大批张春桥呢？自然不是一个私人恩怨可解。庐山上所以群情愤激，造成“停止地球转动”似的共鸣，自然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林系一路人马。林彪等人的言语既是如此抽象，则共同言语的代表人物当推以敢于直言见称的陈毅。这也是毛泽东所斥“二陈合流”，康生所称“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于官方始终未曾公布文献，我们无从知悉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与毛密谈的内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后，情势急转直下。说来不巧，这一情势的发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在二月逆流期间，不惜开罪四个元帅三个副总理，公然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我。”说来又不巧，这回毛泽东也说：“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见事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华国锋的谈话。）林彪诸人“高度抽象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终于让“政治慧眼”（此乃冯文中用语）的毛泽东嗅出来了。
毛泽东毙逝之前自揣平生两大成就，一是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一就是开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宗盖世功勋，绝容不得他人非议。毛尽管赏识邓小平，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立即再度打倒。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处，才是他在庐山上所说的“绝不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才是他在设下十面埋伏，准备对林彪动手的南巡讲话中所说“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刘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义）的矛头所在。
只有从此考察，我们才能拨开庐山的迷雾，窥见毛的切身之感，是什么触动了毛的真正痛处。这些才是庐山风云的奥妙所在。然则，冯文所欲回答的“毛林决裂的关键”者又岂是“权力斗争”一义所能涵盖。
当然，这一奥妙不可能由当时的官方披露一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副统帅，一个首任的中央文革组长，居然会不满文革，这还了得！今日的官方当然也容不得触此奥妙，阿Ｑ也敢革命，林彪也会反文革，笑话笑话！
史家办人事，犹如法吏断狱，听其两造之言。二十五年来的林彪大狱迄今但有原告，不见被告。对于林彪其人，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怜（包括笔者在内）。只许原告控诉，不许被告发言（林氏后人如林豆豆与张清林之种种申诉，屡遭官方压制），单以此事度之，则可计其为冤案者，大约不假。虽不中，亦不远矣。细检林彪与周恩来二人之文革言论，相观比察，举凡在保护老干部、稳定局面、缓和毛之激进、稳定军队、制止武斗、力促生产等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场其实差异无几。反之，以抑己扬毛之初衷及批斗同僚之激烈观之，周之较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身后名声论，一者崇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人，一者沦为遗臭万年的反革命阴谋家，何其霄壤之别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肃刘少奇，乃源于刘在调整“七分人祸”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在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与毛歧异，触犯了龙颜。这至少是一条公开的“刘少奇路线”，毛要整他还说得上有个根据，说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相形之下，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仓皇出逃，本是毛步步进逼弄出狗急跳墙的结局（毛之手法与先前逼迫达赖出走，或有稍似之处。）事发后之案情，又全凭毛之未审先决、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据此销毁证据，伪造事状，造成大狱。其株连者，何止千万，而苦主或其家属，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实事求是之不谋，历史公正之义之不张，此冤者三也。
论者曰：伴君如伴虎。毛泽东以其文采武功，可谓历代君王之冠。林氏以骑虎难下之势，居然仍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真不啻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几至灭门的下场，固可谓咎由自取。然而，即以个人崇拜而论，刘少奇、柯庆施、陶铸在崇毛活动上，本有一饭之先的功劳，而周恩来之崇毛又过林之崇毛（对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检讨与林在七千人大会上之讲话，即可知矣）。但究其实际，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大讲个人崇拜之必要与个人崇拜之合于马列主义；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动，跟着大吹起来的。）今人只消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就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诸册，看看毛对中央文件的亲点御批（其中毛在秘书拟就或政治局、书记处起草文件中亲自加入“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字样，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泽东才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来，林彪的错误也好，悲剧也好，最终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