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文汇读书周报》上月底发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的书评《〈“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说，该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自云：“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陈铁健引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 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2008年，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曾刊文《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称，“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不过，陈铁健对此并不认同。他引用抗战史专家张振鹍《“感谢”就是感谢》一文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往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甚至完全不能占领。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清除敌伪势力；壮大自己，扩充自己，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这就“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陈铁健认为，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中间地带”论并无多大理论色彩，而在于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旋于两国政策的缝隙之间，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以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但毛泽东心中的革命功利主义却始终未变。

    杨奎松指出，“毛泽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从苏联来的”。

    中苏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旧会把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甚至看成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19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两国冲突不断，从打口水战到刀兵相见，即使如此，毛泽东治国治党治民理念中的“革命”、“消灭”观丝毫未减，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另外，《“中间地带”的革命》还披露，苏联给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武器和资金援助。例如，1945年10月，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允许在一个月内向中共军队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仅仅是个前头。1947年苏联向东北、华北中共军队提供15,100万卢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 33,540万卢布，1949年更增至42,060万卢布，各类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交付中共东北、华北部队，足以装备几十万大军。这哪里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加机枪”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修订再版。杨奎松再版序云：“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大错特错”酿成的。

　　毛泽东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引起学术界和民间很广泛的私下流传和浓厚兴趣，但是很少见诸于公开媒体。许多人还认为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感谢日本侵略”。而有学者在田中角荣相关资料里，并没有发现这一记载。到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外交文选》，里面多处记载毛泽东类似言论。无论是编辑还是出版单位，均堪称权威，以此可以看出中国出版自由的发展程度。或者说，编辑者和出版者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因此就公开示人。
　　
　　关于毛泽东这一言论，许多人做出种种分析，有的认为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和豪放性格，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后，讲话没有什么顾忌，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事实；有的认为是毛泽东学过辩证法，具有唯物主义精神，说这句话是反讽日本侵略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夺取了全国胜利。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日理万机，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并从事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有学者分析，“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诙谐、幽默，带有反讽和奚落、挖苦意味，但话意明确。显然，毛泽东并非肯定日本侵略，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不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并不是否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更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过去侵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此，毛泽东上述讲话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员，阐述了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李大伦原题为：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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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7月30日平津沦陷，8月7日，倭军进攻南口，27日汤恩伯弃守南口。9月14日，倭寇南下攻击涿县保定附近的国军，9月24日保定“撤守”。我点出这些时间点，只是说明一点，当毛泽东和张闻天，当共产党领袖们在洛川确定出兵规模的时候，华北倭寇只是刚刚占领了平津，关东军一部正在出察北。
     对于认为有二十万蒋军嫡系装备就能包打倭寇的共军将领们来说，满以为四十万国军多少能在南口和平汉路津浦路北段守一段时间的，他们并没有想到，仅仅几次“接触”战，四十万国军竟然就“自动向南撤退”（黎东方《细说抗战》语），使得大片国土千里江山转眼间沦陷。不但共军将领没有想到，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事实上，蒋介石给共军划的战区是察、绥。
     因此共军考虑初步出兵规模时，实际仅仅考虑初步在察绥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而察绥能部署多少游击战兵力呢？绥远有傅作义部顶着，倭寇在抗战中占领了绥东。倭寇全面抗战前就和蒋介石政府一起夹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占领了察东，随后1935年通过签订的秦德纯土肥原卖国协议，又侵占了察北。绥东、察北、察东主要是蒙疆，地广人稀，共军在八年抗战中确实深入这一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如著名的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但是这一地区不可能部署大的游击兵力却是事实。而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小小的察南10县之地，满打满算，10县之地又需要部署多少兵力开展游击战呢？共军出动三分一，也就是八路军的一个师，万把人，这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在察南充其量展开三分一的兵力，只怕还太多。只有当“战争发展”，倭寇继续深入国土的时候，共军才有必要进一步增兵。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共军的三个师后来分布在晋察冀绥热辽豫鲁八省这样广大的土地上，而又以晋冀鲁豫为重点，那么在共产党领袖原先设想的“开始阶段”，在察绥一隅，该布置多少共军进行游击战争，是多还是少，那是根本不会有疑问的。
     因此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共产党在抗战中未用全力，或者曾经打算保存实力。因为当这个时期决定出兵规模的时候，战局的发展还没有到共军必须全力以赴的地步。谁也没有想到，任何人都想不到，四十万国军仅仅几次“接触”战就会“自动向南撤退”，以至于战争的开始阶段结束得那么快!这与其说证明了共军如何如何，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国民党是怎样抗日的。

摘自 青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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