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
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紧密联系这些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新时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客观要求。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和突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因此，科学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意义十分深远。
一、放眼世情，准确把握当今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进程明显加快，新兴大国“大发展”，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取得重要进展，多边机制“大变革”提升全球化治理程度，大国战略“大调整”加剧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跃上新台阶。但世界多重矛盾复杂交织，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增多，中国的和平发展仍将面临新的考验。
1.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化曲折前行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危害严重且影响深远，但全球化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
（1）全球生产力快速扩张，贸易量迅速扩大。世界GDP总量由2000年的31.4万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76.5万亿美元。根据世行评估，2009年全球GDP总量仍处于增长中。世界商品贸易额由2000年的6.2万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15.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由1.4万亿美元升至3.7万亿美元。
（2）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大发展。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筹划发行统一货币并稳步推进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彰显活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0年将使用统一货币并推进成员国间经济互助。
（3）科技大发展推动经济与社会大发展。除信息技术革命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外，“低碳经济”与“节能环保”产业革命正在成为下一轮科技创新的关键点，并将开拓出巨大的生产力空间。
（4）各国间的人文交往日益频繁。不同文明与宗教间对话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潮流。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大国、强国在软实力延伸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取得显著成效。
2.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
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同时也深深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1）世界经济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三季度起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2008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达11.2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和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也向金融市场注资1.75万亿美元。经过多方“抢救”，美国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实现了正增长，但仍面临严峻挑战，10月份失业率升至10.2%，创26年来的最高水平。2009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沉重的债务使美国的行动能力受限。
与此同时，面对阿富汗、伊拉克、伊核、朝核等难题，美国应对乏力，不得不调整战略，放下身段，提出“建立多伙伴世界”，谋求与发展中大国及各类盟友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美国还试图运用“巧实力”，以重振其国际权力、秩序和规制的主导地位和塑造力。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盟经济2009年萎缩4%，失业率一路攀升至10.9%。日本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与2009年第一季度分别大幅衰退12.1%和14.2%，2009年11月失业率高达5.2%，贫困率达15.7%，申请社会救济的家庭数量激增，高居发达国家榜首。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美欧、美日战略分歧随之浮现。美欧在应对金融危机方式方法、处置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意见不一，日本民主党新政府在驻日美军基地调整与费用分担、日美关系重新定位、东亚区域合作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摩擦。
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近1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去5年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其中中国占25%。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至2011年的投资展望，“金砖四国”位列“最受欢迎投资地”的前五名中，而中国则名列第一。
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明显冲击，但经济总体处于企稳复苏态势，表现好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更是率先复苏，2009年成功实现GDP增长“保八”目标。
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也在逐步加大。“金砖四国”于2009年6月16日举行首次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并支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认为“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
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使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更趋均衡，美国的霸权地位与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均被削弱，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相对均衡、有利于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2）世界政治经济多“板块”化趋势加快，国际关系重心东移。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地区国家纷纷“抱团取暖”，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大发展，区域一体化与“板块化”加速。
亚太区域、次区域多边合作勃发，多层次机制竞放异彩。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10周年联合声明》；同月，东盟第十五届首脑会议批准成立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东盟与中日韩第十二次领导人对话会（“10+3”）批准在2009年年底前实施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任命了秘书处首任固定任期执行主任、并将“亚太自由贸易区”作为其远景发展目标。
在世界各大地缘政治经济“板块”之中，由于中国、印度同时崛起并引领亚洲经济率先复苏，致使世界地缘重心加快东移，“亚洲板块”的分量不断增加。
3.世界经济趋于企稳回升，但基础仍较脆弱，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一是目前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但仍很脆弱。银行、金融机构内部的资产负债尚未解决，这些金融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二是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已至极限，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是发达经济体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前景；四是近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和消费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尚无法确定；五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六是新能源的前景还不明朗，对于绿色能源、清洁能源能否引领下一轮的经济复苏，还存在疑问；七是美元波动剧烈而且频繁，引发人们对货币安全的担忧。
4.国际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1）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呈现“高位运行”态势。2008年全球各国军费总额再创新高，达1.46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6070亿美元。美国2010财政年度又将国防预算提高到6363亿美元。
美国发布《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加快军事战略转型，推进“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先进武器研发部署，改造军事同盟，强化军事霸权。俄罗斯制定《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推进本国的军备升级与军事改革。欧盟加快防务一体化步伐。印度和日本加大先进武器的研发、采购力度，以提升自身的战略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
太空、海洋、网络成为三大“竞争平台”。太空竞赛持续升温，多个国家对此加大战略投入。各方围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分、海洋资源、海上战略通道、海上战略打击力量建设等展开激烈较量，海洋角逐进一步激化。网络空间的争夺愈演愈烈，多个国家都制定了网络安全战略，以争夺网络战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美国抛出“无核武器世界”议题，发起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以抢占道义制高点；美、俄两国通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有望达成较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继续维持核武器的“两极格局”。
防扩散任务艰巨，形势更趋严峻。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伊朗核问题僵持不下，印度不断提升本国的核威慑力，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国际地下核走私网络与核恐怖主义威胁增大，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之间的矛盾因能源危机而加剧。
（2）非传统安全威胁异常严峻。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问题“正迅速转变为一场社会危机”，致使多个国家局势出现动荡。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09年“年度威胁评估”判断，金融危机将给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带来动荡。
此外，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南亚、中亚及东南亚地区泛滥合流。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伊拉克不断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活动猖獗；索马里海盗长期盘踞在亚丁湾和印度洋海域，严重威胁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甲型H1N1流感疫情四处蔓延，全球病患与致死人数不断攀升；极端气候等引发的重大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变暖导致世界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5.世界发展模式竞争呈现新态势，国际社会深入反思金融危机
（1）西方与非西方模式此消彼长。金融危机重创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些国家出现的民主乱象戳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神话，西方“教师爷”地位发生动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金融危机使美国丧失了名誉和可信度。美国《大西洋月刊》载文称，金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西方民主制至上的“历史终结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西方在发展模式方面的权威地位严重动摇。
与西方模式深陷危机形成鲜明对照，新兴大国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影响力逐步上升。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斯科勒称：“当西方陷入瘫痪时，中国却因为有能源、资金、计划和有效的领导而继续稳步前进，民主资本主义现在似乎辜负了我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印度、俄罗斯采取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发展壮大，其对外吸引力不断增强。
（2）国际社会加紧寻求发展新路。面对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西方长期形成的制度优越感减少，危机感增加，被迫集体反思摆脱危机之道。英国《金融时报》刊发“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文章，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和政要撰文，深入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该报发表题为《让我们汲取资本主义的教训》的社论指出，当前全球化金融和国家治理之间的错配难以持续，应提高全球治理水平，需要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各国紧密合作。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迷信西方，更加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巴西总统卢拉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金融部门应接受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严格监管，多边组织改革应更多地支持新兴经济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其最新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呼吁实施全面变革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宣布俄“将以知识型经济取代原料型经济”。
6.中国已站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外互动更趋复杂敏感
（1）金融危机之下中国表现卓越，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增长、保障民生的有力举措，由于应对及时，措施有力，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积极开展财经外交，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针对发展中国家接连推出一系列经济援助计划，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9年，中国取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与GDP总量全球第三等成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9年，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就出访10余次，参加多边会议16场，访问国家达20多个，在应对其他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要求全面推进。
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随时会成为世界舆论主题；世界的事情往往也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甚至成为中国的事情。现在中国民众与世界民众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公民正在肩负起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成功举办，“中国模式”日臻成熟、对外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
（2）中国的和平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更多肯定，但“大国责任”压力与外界的复杂反应也将日益增加。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逐渐认可了中国的积极影响，对华借重与合作明显增多。2009年11月，奥巴马成功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声明》，一致承诺“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明显加强。
另一方面，中国加速崛起也将面临外界多重反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外互动更为敏感复杂。一是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仍将突出，接触合作与防范戒备的两手都将强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和“价值观分歧”将随中国的加速崛起而“水涨船高”，中国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增大，“中国威胁论”之类论调的影响将被放大，所谓“G2说”（中美两国集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二是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摩擦有所增加，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对中国的“突出表现”心存疑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不断提升，容易引发不满；三是中国加快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仍将遭遇复杂反弹，日益增多的“中国制造”、“中国投资”以及中国驻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都将面临诸多制约与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国际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中国人民更了解自己的国情、发展阶段、发展性质、发展内涵及其国际战略意义。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与自己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这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
如何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二）
二、立足国情，理性看待我国发展的现实基础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仅27%的人认为美国才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球网举行的题为“中国是世界强国吗？”的调查，约八成网友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强国。
并不是中国的网友妄自菲薄，“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国情，的确让人不敢盲目乐观。然而，大量的统计数据却再清楚不过地向世界标示着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大进步。
GDP年均增长8.1%，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952年至2008年,扣除价格因素，我国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三。
城乡居民储蓄增加2.5万倍，人民生活由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比1952年底增加2.5万倍。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为1479万，减贫成效卓著。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5亿左右，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7年末,减少为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6%。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
财政收入增长1104倍，有效提高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到1978年上升到1132亿元，到1999年达到11444亿元。进入新世纪，财政收入连续跨越新台阶，2009年达到68477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约1104倍。
粮食产量增长4.69倍，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支撑工业化进程。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69倍，达到53082万吨；2008年猪牛羊肉类产量达到5337万吨，而1952年只有339万吨。
粗钢年产从16万吨到5亿多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9年，我国粗钢产量由1949年的16万吨增长到5.678亿吨，纱产量由32.7万吨增长到2405万吨。我国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联合国资料，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
对外贸易增长2500倍，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年贸易额约10亿美元；到2009年，我国日均贸易额就达70亿美元，60年间我国年贸易额猛增2500倍。如今，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走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城乡之间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0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5.7%，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文盲率降至6.67%，教育普及程度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3%，高中毛入学率达74%，初中毛入学率达98.5%，小学净入学率达99.5%，文盲率降至6.67%；2008年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454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057万人。
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4570亿元，占GDP的1.52%，比1991年提高0.87个百分点，科技成果大量涌现。
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73岁，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缺医少药，人民健康水平低下。经过60年建设，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49年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0.15张，2008年末达到2.8张。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如果这些枯燥的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看这些感性的描述：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水泥、黄金和原料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自2006年获得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头衔以来，蝉联至今。历史上，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中国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等产品，还有几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店沃尔玛为例，在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不胜感慨地说：“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破即使是接近中国在25年的时间里贸易总额增加8倍的收入。在二战后，也很难找到一个经济体可以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
面对这样的一份成绩单，我们没有理由不骄傲。然而，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和别的国家比，我们的国情非常独特。中国的任何成就除以13亿，成就是很小；问题乘以13亿，问题是很大的。”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排在第106位。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的国情逻辑：中国既是强国，也是弱国；既是富国，也是穷国。
走过60年现代化之路，经历30年经济强劲增长之后，中国国情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使我们很难从国际上找到现成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我们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当前的国情，又是怎样的呢？
1.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所要建设的全面小康，已经不仅仅是让人们“吃饱穿暖”，而是经济、社会、民主、环境等诸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小康。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统计监测，就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事业、资源环境六大方面，共计23项指标。
该所的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实现程度为67.9%，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和谐程度明显提高，其实现程度为76.1%，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改善，其实现程度为79.9%，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民主法制逐步健全，其实现程度为91.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文化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其实现程度为67.3%，与上年基本持平；资源环境受到重视，其实现程度为74.0%，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该报告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几大重点和难点：
首先，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2008年，“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仅为67.9%，虽然比上年有一定进步，但是在全面小康的六大方面中几乎是最低的，因此，大力发展经济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其次，200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有所扩大，平均预期寿命得到延长，总的来说，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过缓；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有一部分人的住房状况急需改善，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人民生活质量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第三，在目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2008年，我国“资源环境”的实现程度仅为74.0%，单位GDP能耗和环境质量指数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2.民生不断得到改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迅速。改革开放30余年来，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分别增加了7.16倍和6.93倍。2008年我国GDP为300670亿元，总人口13.28亿人，人均GDP22640元（合3313美元），2009年GDP实现8.7%，人均GDP可望达到3500美元左右。按国际惯例，当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升级将成为常态。我国2009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为37%和43%左右，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总体上已达到从小康到宽裕的居民消费阶段。
伴随民生的不断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20%的高收入者占有社会财富的53%，20%的低收入占有的社会财富不到3%。2007年浙江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7411元，而同期贵州省仅为6915元，相差5.41倍。单以北京为例，2008年北京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居民贫富差距最高在20倍左右，一般收入差距在8倍—12倍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是构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
3.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地区差距不断拉大
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从目前我国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三大指标来看，都已经进入结构转型阶段。
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10%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6%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38%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33%左右；在城乡结构中，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左右，2012年或2013年将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5年将达到53%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转换。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传统农村社会逐步向城市社会转变。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2.8%，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17.9%，26年间仅提高5.1个百分点。1978年以后，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城市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东部、中部、西部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速度差异明显，社会成员之间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落差逐步拉大。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2008年，东部地区以占全国9.5%的土地面积和占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58.4%的地方生产总值，中西部内陆地区则以占全国90.5%的土地面积和占全国60%的人口，仅创造了占全国41.6%的地方生产总值。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做过这样的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4.“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依旧突出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资料显示，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仍有7.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约占世界农业人口的35%，说明中国仍是个农业大国。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
纵向看，我国农村改革30年来，中国农民前所未有地解决了温饱，粮食等农副产品从不足到有余，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4760元，年均增长12.6％，有了大幅提高。但有饭吃，没钱花仍是多数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制约，农民生活改善仍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
横向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仍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仍在扩大。
从收入看，1991年—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为7.9%，农民仅为4.9%。2009年1月—9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7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307元，差距达3倍多。
从消费看，大中型城市的电脑拥有率已达到百户80台的水平，几乎能和发达国家相媲美时，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的电脑也还不到5台。从其他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4.7台，农村居民为49.1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93.6台，农村居民为30.2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照相机39.1架，农村居民为4.4架；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00台，农村居民为9.8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移动电话137部，农村居民为50.2部。2008年，城市人均生活用电量约为400千瓦时，农村只有100千瓦时，人均用电量不到城市的1/3。从互联网的使用来看，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而农村网民刚突破1亿人，仅占总数的27.8%。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是完整的现代化。
5.就业问题压力巨大
按照联合国关于就业的统计指标，其分类中包括一项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即16岁—65岁的人口。在这一档中，中国2004年的统计数据是9.09亿。这个数字比世界上最发达的美、日、德、法、英、意、加7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3亿，足见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有多大。
大学毕业生、城镇新增失业人口、农村转移劳动力，再加上原先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后未能实现再就业的职工，这样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岗位就达2000多万个。虽然近几年来我国不断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目前也已经达到1000多万个，但依然有1000多万的巨大缺口。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都在以六七十万的速度递增，已从2003年的212万达到2009年的611万。今后中国每年都将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都需要工作。
此外，还有很多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也同样需要工作。现在高中毕业标准年龄是18岁，大学毕业标准年龄为22岁，18岁和22岁的年轻人加在一起就有1200万人需要就业。中国年轻人一年的就业需求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需求。中国的就业问题称得上是世界第一难。
6.人口老龄化成为潜在的巨大挑战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就算是老龄化社会。2008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了1.49亿，这意味着全世界每五个老人、全亚洲每两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劳动力的抚养比是20∶1，据测算，到2025年，抚养比将可能达到2∶1，也就是说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即便在发达国家，老龄化也是最头疼的社会难题：法国近几年老年人口爆炸性增长，已经使该国的退休金入不敷出；英国养老金亏空目前高达300亿—600亿英镑；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因为养老保险问题而暴露出财政危机；就算是在最富裕的美国，也面临着养老基金不够用的威胁。
到21世纪中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是美国老年人口的4.4倍，且几乎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尽管预计2050年我国总人口数将位居世界第二，比印度约少5100万人，但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仍将比印度多1.03亿人，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老龄化国家。我国是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是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先于富裕的大国，所谓“国未富、民先老”，这使得我们面临挑战的艰巨性远高于发达国家。
7.资源环境保护任务艰巨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未来15年，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水平提高、经济总量扩大，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倍—5倍，资源环境压力巨大。
重工业产业发展仍将继续，工业污染控制仍是重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在经历2008年和2009年调整期后，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快速”发展阶段。钢铁、汽车等产业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将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将更加艰巨。
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污染总量大幅度增加。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保持在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上，到2020年内达到58%，城镇人口将达到8.2亿，城镇人口是农村人口的1.4倍左右。在城市化过程中，废水排放量和垃圾产生量都会不断增加。
农村经济转型、消费升级，污染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会缓慢减少，生活污染源排放也将有所下降。在耕地播种面积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化肥使用量的逐年提升使得种植业的污染物产生量也随之提高，养殖业若能使用规模化养殖，则牲畜的单位排放强度将大大降低，但随着养殖业产值的提高，污染物生产总量仍会逐年上升。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将导致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
此外，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电子电器、房屋及汽车等家用消费品的增长速度还要加快，废旧家用电器、建筑废弃材料、报废汽车和轮胎等的回收和安全处置将成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改变的是地位，不变的是定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很难从国际上找到现成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来解决自身的特殊发展问题，我们只能充分了解、深刻认识，并牢牢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看待和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
如何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三）
三、着眼党情，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要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
1.党情的变与不变
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在变，党情也在变。而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特点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也不能变。党情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也对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严峻考验。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情的变与不变，是党在新形势下继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实践依据和逻辑起点，也是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把“钥匙”。
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相继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强调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与此同时，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以及党的队伍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从党所处的地位来看。从“打天下”到“坐江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使党面临着执政和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新的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因为长期执政，党内很容易滋生惰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领导干部很容易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甚至贪污腐败，引起民愤。能不能正确认识党的执政地位带来的影响，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长期面临、需要常抓不懈的一个大问题。
（2）从党面临的环境来看。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大规模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使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国的发展呈现出新旧矛盾相互交织、长期性矛盾和阶段性矛盾相互交织、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深刻影响。能否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乘势而上、化解风险，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全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3）从党的队伍来看。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593.1万人，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7倍；党的基层组织为371.8万个，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9倍。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同时，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的任务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如果疏于和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党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就必须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
放眼世界，政党组织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前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间最长，二者也都有过辉煌的执政业绩，如今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落马。历史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政党的兴衰取决于人心向背。一个政党如果思想保守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就注定会被人民所抛弃。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人民、脱离社会需求而生存的党组织。说到底，是人民选择政党，而不是政党选择人民。世界政党形势的风云变幻警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对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认识。
2.党的建设状况的适应与不适应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把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在履行执政为民、执政兴国历史使命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把我们党在全国执政比作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考试”中是合格的，人民是满意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执政兴国的全部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1）从综合国力看。2009年，我国GDP达到4.9万亿美元，跃升至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将近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众多尖端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
（2）从人民生活看。从基本解决全国人民吃饱穿暖问题，到13亿人总体实现小康目标，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100多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8年的1400多万人。我国人民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面貌更加突出，对国家、对民族、对生活的自豪感、成就感、幸福感大大增强。
（3）从国际地位看。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开始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党和政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国与国之间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国际上的称赞。如今，中国作为一支和平、发展、合作的重要力量活跃在当今世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也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产生的建设性影响空前上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说明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中国的发展要求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否则党又怎么可能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
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党内还存在着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
此外，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众基础变化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群众基础历经几代人变化，已经不完全同于执政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从纵向来看，由于代际更迭，每一代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导致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同于以往。当前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是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从横向来看，党的社会分配政策虽然努力向全社会倾斜，但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不同所有制单位，甚至在国有单位，由于分配中多种要素并存，导致各社会利益群体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心理认同度也相应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以传统的行政权力为主导的领导方式就不易获得社会认同，有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领导方式、处置方式不当而成为导火索的。面对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各级党组织从思想观念到决策方式都有一个较大的转变，真正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学会以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方式和以人为本的方式与群众打交道。
（2）社会深层次矛盾与党内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易发多发。再加上一些政府部门由于执政能力不佳引发出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党风廉政问题，使得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良性互动不足，进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干群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当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问题也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便是如此。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关系到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
（3）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与党内民主制度创新不足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而出现了村民自治，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后逐步出现基层党组织直接选举，由此又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民主权利意识。但从普遍性来讲，从宏观层面来讲，现有的决策制度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在个别地方，群众对于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作出的决策有不同意见时，由于缺少沟通渠道，就采取诸如“集体散步”、设置专门网页发表不同意见等形式，表达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强烈关注。
（4）基层社会变化与党的基层组织功能转换不到位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
基层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大量的群众由传统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党员也游走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基层党组织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总体上看效果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瘫痪、半瘫痪者有之，无所作为的亦有之，更不用说实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功能了。
（5）信息流通方式变化与党内沟通方式转变不适应的矛盾。在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流通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网上互动与网下互动相互交织，一条信息瞬间就可能传遍全球。而党内沟通在多数情况下依然延续过去的方式，按层级上传下达，当某些突发事件转瞬间在全社会传播开来时，我们的组织渠道很可能会因反应迟缓而错失应对良机。如能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方便快捷地实现党内各层级之间的沟通，实现普通党员与领导者之间的沟通，推动信息共享，既有利于党内信息的沟通，又有利于党员参与决策、参与监督，更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
（6）党内关系复杂化与党建制度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党内关系是指构成党组织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党员与组织之间、各部分组织之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之间，都存在如何联结才能高效、有序运转的问题。而党内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是人。党员社会身份多样化，党员的基本政治理念可以大致相同，但个体利益诉求和个体价值取向却并非完全一致，党内如何进行整合才能在保持共同目标之下尊重党员的个人诉求？党内民主在组织内部究竟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等等，都需要从宏观层面解决党的建设制度创新问题。以上问题和矛盾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需要抓紧解决。
3.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关键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着眼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所谓科学，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和世界的客观规律。用在党的建设上，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党的建设符合政党政治的规律，即注重人心向背，坚持以人为本；二是符合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两个层面的规律，归根结底，取决于后一条——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内部不出问题。
（1）以改革创新保证党的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是靠多种条件保障的。一靠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即主观合乎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发展真理。二靠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表现为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党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说明党的思想理论是科学的，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晶。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就没有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这里，改革创新精神与科学精神是统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归根结底，就是要使党通过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提升素质与能力，在学习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达到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目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性与科学性，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统一。
（2）以改革创新保证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制度的科学性是党组织健康有序运转的保障，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不因人的素质变化而改变，不因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保障，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有序、生动活泼的保障。党组织历来就有制度，但制度本身的科学水平却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发展的。
（3）以改革创新保证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科学性。党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从来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之一，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动地提出党的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转变，从夺取政权向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转变等重大历史时期，党都提出转变工作重心、转变工作方式。在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同样指出我们面临着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转变。可以说，对于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党组织历来都是重视其创新的。
（4）以改革创新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性。党执政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建国初期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到2009年查处一大批大案要案，证明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有着清醒认识，态度非常坚决，决策和部署完全正确。但是，极少数顶风作案者的“前腐后继”充分说明，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要把反腐败斗争由“割韭菜效应”变成“釜底抽薪效应”，还需革故鼎新地深化制度改革和创新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
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十七届中央纪委密集地召开了三次全会，全面部署反腐倡廉工作。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这些都要求我们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进一步做好治本抓源头工作，并号召全党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5）以改革创新保证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性。高校是汇聚人才的高地和培养人才的基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高校党员队伍成为党的队伍的重要方面军，高校每年发展党员数量占全国每年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校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给高校党建工作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高校党建工作不仅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要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更应发挥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全面推进高校党的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建设的创新。既要继承和发展高校党的建设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又要不断创新和丰富高校党的建设有效管用的新方法，不断增强高校党建工作的生机活力。
总之，党的建设要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进行。通过分析这些新变化，增强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忧国、忧党、忧民的意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拓宽理论视野，创新工作思路，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向阳，第二部分由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编辑室整理，第三部分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张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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