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办公室军事参谋王亚志口述回忆
沈志华、李丹慧整理
原载《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到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中，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思考。
华盛顿与莫斯科心照不宣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入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尽管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集团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向苏军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上说的是学习苏军的几种方式，至于向苏军学习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事科学技术以及作战条令，在这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是军队建设，包括规章、制度、管理条令等，在这方面开始也是照搬，但很快发现与我军传统和特点有些不符，便提出修改。至于进行全面批判，那是5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一、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潮流中，苏联的军事学术，即苏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自然成为全军官兵学习研究的必修课程。苏联红军创建后在内战和反对外国干涉军作战的胜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日法西斯军队的胜利，使苏联军队及苏联军事理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也受到世界各国军界人士的重视。苏联武器来到中国后，我军官兵学习操作、掌握和在战斗中使用，都要按苏联的说明书、操作规章和有关条令执行，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现代诸技术军种、兵种的知识，由于我军指战员多数没什么文化，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解放军干部，了解得十分有限。彭德怀对炮兵技术及其战斗中的使用还有一定的造诣。他曾亲自操炮，在1930年7月3日攻战岳阳后轰击美、英、日帝国主义国家在洞庭湖中的军舰，1932年2月13日攻打赣州时，打掉了城东门楼上一个机枪火力点。1934年11月4日，长征途中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彭德怀又亲自操作山炮，在汝城以南一炮打掉路上的一座拦路碉堡，打通了前进道路。1949年4月25日攻克太原，8月26日攻克兰州，在作战中彭德怀都亲自指挥了炮兵群。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也曾就炮兵的战术运用问题给前线部队作过指示。1951年6月，朝鲜战场转入阵地对峙后，炮兵的作用更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说，“这场战争是一场炮战”，他对一位美国观察员说，他将“击败敌人的90%的任务，安排给联合国的炮兵”。中美双方都很重视炮兵，但志愿军使用的都是苏联武器，所以必须迅速学会和执行苏联的操作条令。从1951年3月起，装备了苏联武器的志愿军炮兵、高射炮兵、坦克兵陆续开赴朝鲜前线，并按苏军的条令作战。彭德怀在战争间隙钻研了苏军的各种条令及贯彻实施战斗条令的具体方法。依据苏军炮火操作条令，应按地图坐标支援步兵作战，即在第一线阵地上，火炮按地图坐标定位，把敌军前沿和纵深目标在地图上编号，战斗中按步兵作战计划行动，逐次轰击敌军阵地目标。彭德怀有使用火炮的实际经验，因此开始时对苏联这种方式半信半疑，但在实战中，按照苏联条令执行，效果良好，彭德怀才从存疑到完全信服。不过，这必须有精确的地图，一般是用二万五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地图，而在朝鲜战场使用的是日本人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因为非常精确，所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效果也很明显。彭德怀由此想到我军在地图测绘方面必须加强，他在1951年10月1日国庆之夜致电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前途以及为准备反侵略大战，提出七项战备工作，其中第三项专门讲的是地图测绘。电报中说，“现在战争使用强大炮兵，口径大，射程远，主要按地图实行列接射击，我国无精确的军用地图，即须筹设千人学生的测绘学校”，“如办理得法，即可先由滨海各省沿海岸线向内地测绘五百公里，逐渐成图、制版，预计1953年可完成。看情况逐渐向内地测绘，有八年时间，可将全国五万分之一精确详细军用图的计划全部完成之”。当时把苏军模式视为学习的榜样，认为苏军是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而我军还处在低级阶段，自然要以苏军的一套为标准，特别是在军事技术方面。例如，苏军总结苏德战场经验，在装甲兵的编配上，二至三辆坦克需编配一辆履带式自行火炮支援作战。后来我军改装师中的坦克自行火炮团编制为24辆Т34型坦克和16辆76毫米自行火炮，就是按上述原则配备的。又如陆军炮兵，苏联顾问根据经验提出，压制地面目标火炮占60%，反坦克火炮和高射炮各占20%。制压火炮中直射（加农）、曲射（迫击）和孤形弹道（榴弹）火炮混合编配约各占1/3。我军改装师中的炮兵团即编配了7612毫米加农炮、120毫米迫击炮、122毫米榴弹炮各1个营，每营12门炮。还有，苏联副总顾问针对我空军中训练事故多的情况，于1952年8月27日提出了12条改进措施，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于9月2日批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以前我军没有的海军和空军部队，更加需要向苏军学习。1950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的总结，对向苏联海军学习提出了五点说明：1、苏联海军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的长期教育下发展壮大的；2、有长期的建军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作风；3、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4、有人类先进的科学作基础；5、阶级性与中国海军是完全一致的。海军领导人还提出对苏联海军要“全面地学”、“成套地学”。学习的方法主要是聘请苏联专家和顾问到海军机关、部队和院校。全军开展学苏军以来，头三年主要是学习和掌握苏式武器的操作使用，特别是通过在朝鲜战场的应用，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科学知识。但同时在高、中级干部中也出现了一些阻力，主要有两种情绪，一是认为过去没有苏联军队那一套也打了胜仗，解放了全国大陆；二是认为苏联军事理论不适合中国情况，不如学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海军中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学习苏联有看法，有的说：“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向英美海军学习。”还有的说：“苏联的政治比英美好，英美的技术比苏联好，应该政治上学苏联的，技术上学英美的。”因此，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上也不时出现一些矛盾和不融洽的现象。
为此，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0日发出指示，检查同顾问的关系，凡有顾问的单位均向中央军委写出报告。为了配合苏共在10月间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纪念十月革命35周年，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苏友好月”活动，发表介绍苏联成就的文章，放映苏联电影，进行街头宣传等，加强中苏友好。
1952年12月24日，彭德怀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结束时讲话，对学习苏联中的思想障碍进行了严厉批评。有人讲，“过去我们没有顾问，也打了胜仗，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够用了，何必学习苏联的经验呢？”对此，彭德怀说，过去我们用单一军种打败了国民党军队，除我们自己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部队英勇外，国民党政治上腐败，部队装备也比日本和美国军队差。今后我们是对美国高度现代化的军队作战，仅靠过去单一军种经验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现代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的经验，我们很少，甚至不懂，怎么能说“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够用”了呢？苏联军队有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向苏军学习又向谁学习呢？还有人讲：“我只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因为前者适合中国情况，后者不适合中国情况，没有用处。”对此，彭德怀批评说：“讲这种话的人是极端幼稚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人，只学毛泽东思想，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吗？这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许多新贡献，有一系列军事著作，应当好好学习。但还要遵照毛泽东关于认真学习苏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学习苏联建设现代军队的经验，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彭德怀赞誉苏联军事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在列举了苏联红军战胜国内白匪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打败欧洲最强大的希特勒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等军事历史后说：“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最后，彭德怀把学习苏联的思想阻力归结为：一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二是一些来自旧军队的军官仍崇拜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军事理论；三是少数干部知识浅薄，不肯钻研，丧失革命进取心，又怕别人进步。彭德怀对后一种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我们要胜利前进，因此就不能和你一样倒退。”彭德怀的上述讲话，对全军高中级干部进行了传达。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
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题写的训词中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报告，其中也提出要“反复不断地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精通技术、业务的宣传教育。把每一个军事训练计划和各项业务都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当作政治任务，从政治工作上保证其彻底完成”。1月26日彭德怀在总结发言时再次强调要虚心学习苏军的经验，彭德怀说，他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关于学习苏联的讲话“还没有为全军干部彻底理解，今天还有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模糊，因此，今天仍有详加申述的必要”。在讲了我党我军学习苏联起家的历史后，彭德怀说：“苏联军队是现在世界上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苏联的军事科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军事科学”，“我们现在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不向苏联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寻找吗？老实说，我们还没有这种现代经验，自己去重新摸索吗？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要消耗多少精力和时间，还不一定能及时摸出一整套。有现代的优越的苏军榜样，有全心全意帮助我们的专家，不认真切实地去学习，而骄傲自大，墨守成规，那真是太不聪明了。有同志说，苏联军事科学虽然优越，就是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我们中国行不通。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我们军队的情况目前与苏军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装备是一致的。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战对象是一致的，地形在淮河以北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目前与苏军不同的是工业、交通条件，干部文化科学知识和身体条件，在学习苏联中应照顾这些不同的条件，在时间和步骤上作适当的伸缩。但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至于有同志说苏联军事科学与我们的光荣传统相抵触，如果学习苏联就会把我们的光荣传统丢掉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彭德怀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加以概括地列叙说：在军事上就是坚决、勇敢、顽强、机动、灵活；在生活作风上就是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在政治上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就是民主打通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就是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这些光荣传统是哪里来的呢？是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和苏联建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教诲我们学习苏联，并没有要我们削弱或抛弃这些光荣传统。相反的，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并把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与保持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结合起来，以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最后，彭德怀对如何学习苏联提出四条要求和措施，一是虚心向苏联专家请教，耐心地向他们介绍实际情况，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亲自到学习实际中去摸一下，下一番苦工夫；三是要发展，把苏军经验与我军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总结概括，使其原则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四是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完全不问实际情况的机械搬运。彭德怀的上述讲话经高干会通过，又经中央批准，已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了。
全军学习苏联在1955年达到高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苏共的消极面，在学习上采取了分析、鉴别、批判的态度。但是从军队方面来说，对于苏联军事科学的认识，彭德怀在195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彭德怀首先发现了中苏两国、两军在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方面的重大差异。1955年5月，彭德怀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后，返回途中经过莫斯科，5月22日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问题举行了会谈。朱可夫说，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核武器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战争在几分种之内就决定胜负了。彭德怀说，中苏这样的大国只要预先做好战备工作，就不会在遭受敌军首次核武器突击后即丧失持续作战和还手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不去侵略别国，所以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决不首先动手。即使已确知敌人将发动战争，要打第一枪，也决不先动手，因为先动手虽然可暂时得到一些军事上的好处，如德、日在二战中首先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是在政治上是最大的失败和损失，被谴责为侵略者，在广大群众中孤立，结果最终仍旧失败。彭德怀还举出了朝鲜战争的例子。但朱可夫认为，以往战争是常规武器战争的情况，在火箭核武器条件下，听任对方先动手，难免陷于一蹶不振。这次交谈没有达成共识，以各自保留意见而告终。不过，在彭德怀的顾问雷英夫与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谈话时，索科洛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战略方针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彭德怀将双方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
从苏联历史上看，早在18世纪彼得一世就主张“到敌人土地上去打敌人”，并成为俄国的军事传统。被尊奉为“俄国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宣称，“除了进攻，别无其他”，“俄文中没有与‘防御’相当的字”，而“退却”一词苏沃洛夫连听也不愿听。十月革命后，在苏联红军的军事理论上，似乎也很难见到关于防御的论述。二战以前苏军的军事理论只强调进攻，忽视防御，在军事训练和战备措施上都不注意防御，一味强调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也是要“消灭敌人于国土之外”。苏军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中写道：“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工农红军将成为一支比以往实施进攻的一切军队更富有进攻精神的军队。我们将采取进攻的方法进行战争，并把它推移到敌国的领土。”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面对希特勒军队突然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苏联没有任何退却的部署，苏军统帅下达的第三号命令仍是要求部队立即“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由于苏军没有也不会组织纵深防御，没有也不知道如何组织退却和突围，结果导致德军长驱直入。苏联更没有组织城市防御，在明斯克、基辅等大城市都不知道如何进行防御，直到保卫莫斯科才解决了城市防御问题。苏联在战争初期失利，特别是整建制部队陷入德军合围而成为俘虏，关键问题是战略方针的错误。1941年6月在明斯克以西苏军11个师陷入重围，8、9月又有5个集团军在基辅以东陷入重围，均遭受重大损失，几十万人被俘，就是因为苏军只会进攻而不知退却、防御。血的教训迫使苏军在1942年修改了野战条令，增加了“退却”、“被合围中的战斗”等内容，让指挥员学习如何组织指挥退却和突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战略上是巩固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正如斯大林1952年4月对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所说的，“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1952年10月公布的苏共十九大党章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但是，随着火箭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苏联领导人对战争形式的看法以及苏军的战略方针又有所变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4年1月12日宣称，将以“大规模报复战略”取代战后的“遏制战略”，民主党竞选总统艾德莱?史蒂文森于3月6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这种新政策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就意味着一旦共产党人试图发动另一场朝鲜战争，我们就在莫斯科、北京或我们选择的任何地方投掷原子弹作为报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则宣称“与其让共产党人小打，一口一口地把我们啃死，还不如主要依靠大规模机动报复力量。它可以随机应变地打击侵略者的主要根据地，时间和地点均可由我们选择。”杜勒斯则在4月的《外交》专刊上撰文说：如果侵略者知道了“他总是能够掌握有利于他的作战条件，而使我们陷入以人力为主的战斗中，侵略就会得到鼓励。他一心想进攻的地方和使用的手段，总是要让人力优势起决定作用，而他只要花上小小的代价就能使我们背上沉重的包袱。如果自由世界采取这种战略，那将是自取灭亡。”；在美国新战略的威胁下，苏联也开始奉行“火箭核武器”战略。虽然对外没有公开宣布，但彭德怀已经从朱可夫的谈话中了解到苏联军方领导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再联系到1954年9月参观苏军原子弹实爆军事演习，可以看出，苏联从战略安排到地面部队的战术运用，都已转到以核武器为主的领域。以后随着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这一点更加明确。1957年8月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10月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火箭核武器战略下，常规武器被认为已过时，苏联1955年裁减军队64万人，1956年裁减120万人，1958年又裁减了30万人，合计裁减了214万人。赫鲁晓夫1958年声称，“现在只要按一下电钮……整座整座城市就会飞上天，整个国家就可能遭到毁灭”。此后，这种进攻战略逐渐在军事刊物上发表出来。1960年4月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4期刊载И·Н·鲁赫列的文章说：军事理论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研究怎样“保证自己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突然的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防止假想敌进行这样的打击”。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会议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战争初期利用及时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突击来粉碎其侵略企图的方法，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到1962年5月苏联国防部出版局出版了由前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等15名将校军官撰写的《军事战略》一书，其中写道：“承认战略防御是现代战争中的基本战略行动类型之一，就意味着承认整个防御战略，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条件下硬搬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未来战争中防御这种被迫采用的暂时性的战斗行动类型就不存在了。为了全面掌握所有作战形式，苏军应当研究和学会防御。但是，这里指的是战役战术范围的防御。至于战略防御或防御战略，它们对国家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坚决抛弃。”1963年2月15日苏军机关报《红星报》刊载Н。斯贝托夫撰写的《军事上的革命及其后果》一文则称：“火箭核突击已迫使战略防御从战争舞台上消失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1955年朱可夫对彭德怀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是彭德怀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一向是重视防御的，并且首先是战略防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验也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其实，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也是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因为是被迫实施的，又同俄国的传统战略不符，所以苏联的史书对此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记述，强调一下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和被动局面，着重描写的还是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如何打败了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苏联军队以战略进攻最后解决了问题，因而强调战略进攻的决定性作用，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没有战略防御，哪里来的战略进攻。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详细的论述，彭德怀是熟知的，所以感到苏联的一套战略思想不能接受，也就开始对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面性、权威性产生怀疑了。苏联军事理论与我军的另一强大反差是，苏军一贯强调以优势军事技术装备打败敌人，而我军从来都是以劣势装备取得胜利的。这是由于双方的历史条件不同造成的，但的确影响到对战争准备、战略部署等各方面军事思想的总结。
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虽落后于西欧，但较早地奉行了开放政策，大量引进智力和资本，在工业科技和武器制造等方面紧追世界先进水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武器装备水平而言，枪、炮、飞机、军舰性能同英、法、德国不相上下，只是数量不足，向英、法等国订购，汽车、坦克不能生产。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初创时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随着军工企业的恢复，修复、制造的武器日益增加，加上缴获的武器，终于战胜了白军和外国干涉军。1931年，苏军对战备的要求是：“在主要战区的人数不能少于可能的敌人，在技术装备上，几种主要武器，如飞机、火炮和坦克应超过敌人。”苏联的经济建设方针一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为苏军的武器装备在国际上赶超先进水平提供了先决条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陆、空、海军武器水平均不亚于英、法、德、日、美等国。在德军进攻苏联时，苏军的武器在质量上与德军处于同等水平，在数量上则超过德军。从已知资料看，德军进攻苏联使用了飞机5000余架，坦克4000余辆，火炮47000门。而苏军战前1930年至1938年就制造出24708架飞机。1939年和1940年产量不明，1941年6月战争爆发，当年9月苏联还生产飞机2329架，11月降为627架，到1942年恢复到25436架，1943年生产35000架（作战飞机占86%），1944年和1945年共生产60300架。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产飞机1314万架，而德国仅产8万多架。战前苏军拥有坦克24000辆，其中西部14000辆，拥有火炮91493门。当然，这些武器装备是历年生产累积的，不可；能都是新式的和性能最好的。苏军坦克中只有1861辆是Т34坦克，飞机中只有3719架是新型的，但在整体数量上是占优势的。到1942年11月，苏军对德军火炮（不含高射炮）为115：1，坦克为114：1，飞机为113：1。到1945年1月，苏军的火炮为德军的212倍，坦克、自行火炮118倍，飞机6倍。具体数字，即在役武器：火炮有144200门，坦克、自行火炮15700辆，飞机22600架。其中在苏德战场的军队670万人（占全军940万人的73%），火炮106300门（占总数的73%），坦克、自行火炮12000多辆（占总数的75%），飞机15000架（占总数的65%）。据伏龙芝军事学院1958年纪念建院40周年撰写的《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一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锋的苏军和法西斯德军，虽然使用了差不多是同样性能的武器，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战术的发展却走着不同的道路”。战争开始时，“我步兵师建制步兵武器每分钟能发射297460发子弹，而德国步兵师每分钟只有250730发子弹。我师反坦克炮兵每分钟能发射1620发炮弹，而德国步兵师的反坦克炮兵每分钟只有900-1125发炮弹”。“1945年，步兵师每分钟所发射的枪弹比德国师多66650发，比日本师多364370发。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军队装备“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对希特勒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伟大卫国战争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各种主要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居优势才能击败技术上强大的敌人”。；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也是这样要求中国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2年8月17日到莫斯科同苏方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其间谈到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炮弹消耗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为1∶9。斯大林听后说：1∶9不行，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斯大林按照苏联军事理论提出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在朝鲜战场的实际战斗中根本无法实现。志愿军出国时，3个炮兵师和各军、师属炮兵都是缴获的杂牌火炮，后苏联的火炮来到，陆续装备和训练入朝炮兵部队，但后膛炮弹中国基本不能生产，要靠苏联供应，而供应又跟不上，迫使志愿军司令部于1952年9月把苏式122榴弹炮团撤离第一线，要求部队使用国产82迫击炮弹。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少，尤其是100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与敌军相差甚远。美军每个师按编制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54门，10617毫米迫击炮36门，81毫米迫击炮40门，60毫米迫击炮81门，75毫米无座力炮36门，57毫米无座力炮54门，40毫米和7612毫米高射炮64门，8819毫米火箭筒543具，坦克149辆（火炮口径为75190毫米）。美军在朝鲜的独立野战炮兵有8个团又28个营，其中除5个90毫米高射炮营外，均为榴弹炮营，已知有240毫米榴弹炮36门，203毫米榴弹炮48门，其余为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推算榴弹炮营为47个，按每个营18门炮计算共为846门。除美军7个师外，还有英联邦3个旅、土耳其旅、韩国军16个师的火炮。英联邦军有105毫米榴弹炮72门，土耳其旅有105毫米榴弹炮18门，10617毫米迫击炮12门。韩国军有155毫米榴弹炮54门，105毫米榴弹炮288门，10617毫米迫击炮576门。综合上述，美、英、土、韩军队共拥有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2622门，其中榴弹炮1782门，迫击炮840门。
志愿军炮兵第1、2、8师10个团共有炮320门，其中榴弹炮团6个，装备日、美、德式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按每个团36门炮推算，可有105毫米以上榴弹炮216门，另4个团大概是日式105毫米加农炮，90175毫米野炮，共104门。1951年上半年装备了苏式榴弹炮的炮7师入朝，其47团为152毫米榴弹炮，共72门。后来，装备了苏式火炮的榴弹炮第3师也在停战前入朝，有榴弹炮198门。按上述入朝部队计算，共有榴弹炮442门。志愿军还有装备了苏М-В式火箭炮（喀秋莎）的21师、22师共9个团，每团有132毫米火箭发射架24具，每具可一次发射16发，9个团共216个车载发射架，一次齐射3456发。这些部队是1952年以后陆续入朝的。但这种火箭炮发射时喷火，其烟雾很容易暴露阵地，而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发射后需立即转移，又因其射程近，只能打地面集团目标，这样的战机很少，再加上弹药昂贵（据说每发炮弹合6两黄金），故在朝鲜战场上很少使用。志愿军各军、师所属炮兵，因配备的是过去战争中缴获的大炮，各单位自行编组，故数量不一。一般情况是军编1个野炮营，有75毫米野炮12门，师编1个山炮营，有75毫米山炮12门，团属炮兵营编2个连，一个连为九二式70毫米步兵榴弹炮，另一个连为美10617毫米迫击炮，一般每连各有4门炮。步兵营一般有2门81或82毫米迫击炮，3具8819毫米火箭筒，步兵连一般有3门60毫米迫击炮。到1952年底，朝鲜战场敌军火炮14000门，朝中军队13000门，但朝中军队火炮一半是轻迫击炮和火箭筒，而敌军则主要是榴弹炮、战车炮。；综上所述，志愿军最大口径榴弹炮为150、152、155毫米，且数量少，弹药不足，而美国在155毫米榴弹炮以上，还有20312毫米和240毫米榴弹炮，而且弹药充足。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炮火上胜过敌军是不可能的。志愿军出国2年又9个月，作战总共消耗弹药15万余吨，这包括炮弹、枪弹、手榴弹、地雷爆破筒、炸药等，而苏联军队在1945年柏林战役中，4月16日一天就发射了12316万发炮弹，重918万吨，需装火车2450个车皮。斯大林说志愿军在炮弹消耗上要对美军以20∶9，大概是苏德战争后期苏军炮兵作战的惯性思维所致，这对中国来说，根本是做不到的。朝鲜停战前的4个月，双方炮战激烈，当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是入朝以来最强大的，即使如此，与敌军也是无法相比的。据美国统计，1953年4-7月，中朝方面共发射炮弹85157万发，而联合国军仅发射105毫米以上炮弹就达77114万发。如果按照苏军的理论，中国是不能进行这场战争的。
1957年3月4日，彭德怀在高级步校（南京）同教职员座谈时发言说：“什么是斯大林军事科学？我看是飞机、火炮、坦克等军事技术装备占优势的军事学说。这样看也可能是武断，我是没有学过，也有些成见”，“学苏联学什么？要学技术，学合同战术，后勤组织也可学一点。当然其中也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起战略、战役学好一些”。“学苏联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到底哪一面大？现在不必作结论。积极的一面是学了技术、战术；消极一面是把我们的思想体系打乱了，使我们原有的一套思想工作、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都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优良传统，军民、官兵、上下关系都受到影响，吃了亏。我们是劣势装备，美国年产111亿吨钢，苏联5000万吨，我们去年产420万吨，自动步枪的冷轧弹簧钢还不能自给，原子弹更不知那一年才有，我军从八一起义到朝鲜停战，都是劣势装备作战，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能否赶上敌人还不一定。中国战争有许多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总结成为科学的整套的战略战役的东西，就是缺少技术，我们应该把技术加进到我军军事体系中去，而不应把我们的军事体系塞到技术中去。说我们自己没有东西可学是没有根据的，如淮海战役双方参战兵力一百几十万，消灭敌人几十万不简单。优势的装备，战术有什么讲的呢？还是劣势战胜敌人才是高明战术。”；1957年4月11日，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同在学院任教的前国民党军队军官15人座谈，听；取他们对教学、政治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意见。当说到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彭德怀说：“先进不先进，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当然有些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先进的东西？我不相信。那么希特勒军队怎么打到莫斯科城下的？美国军队怎么打到鸭绿江边的？我还是用狭隘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打什么仗。在学术上不能武断，不能说我们都是好的，人家都是坏的。”彭德怀对苏联军事科学的上述看法，同他1952年12月24日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上，及1954年1月26日在全军高干会闭幕总结时的讲话，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他同苏军有过几次实际接触后，特别是1955年5月与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会谈后逐渐发生的，是通过观察、思考后产生了新的看法。
对苏联军事科学的认识，还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有关。由于基本战略方针不同，应付战争的方式和想法就自然不同。早在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前，苏联军事顾问即一再建议中国及早拟订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全军作战计划，其理由是，这个作战计划是国防建设的核心，一切战备计划和措施都须依据作战计划的要求来安排。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对此事持消极态度。彭德怀的看法是，朝鲜战争尚在继续，战争局部化的前景已很明朗，大战一时不至于发生，而中国军队的五年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估计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且刚刚批准，才开始施行，形势没有根本改变就不宜变动。况且，根据这个五年计划，中国军队将逐步实现现代化，军兵种都在变化之中，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战斗单位，每年都会增加。例如空军，1952年只有57个飞行团，按计划到1957年要发展到150个飞行团。此时拟订作战计划按什么标准？如以五年计划末（1957年）时战斗单位计算，则近似于纸上谈兵，如以1952年的实力拟订，则以后每年都在变化，又是无效劳动。彭德怀甚至说，真有大战爆发，作战计划有几个小时就可拟订出来，现已有五年军事建设计划，一切战备工作都可依此计划要求来进行。因此，没有听从苏联顾问的建议。
1955年1月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两次提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苏联军事顾问再次建议拟订全军作战计划。4月29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出国前的准备，谈到除参加民主德国十周年庆典和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仪式外，还拟就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据参加这次汇报的雷英夫讲，这是首次听到中央领导人明确讲中国的战略方针。；在回国途中与朱可夫谈话后，彭德怀明白苏联已由公开宣布的“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为实际上奉行火箭核战略方针，强调首次突击的作用。对此，彭德怀想到中国应该根据自己一贯奉行的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军事服从政治、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的战略方针来制定全军作战计划。1955年6月3日彭德怀回到北京，汇报了出席华沙条约会议及与朱可夫谈话的情况，并提请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一、拟写一个阐述中国战略方针的文件，在军委扩大会上讨论，并报中央批准下发，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军事科学；三、大规模战争时的全军作战计划（即全国武装力量使用计划）要搞两本账，一本同苏军顾问共同拟制，明确一般原则，一本我们自己搞，拟制贯彻本国战略方针，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1955年7月23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四十一次军委会议时提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科学”，载入记录，报中央备案。8月16日，彭德怀主持讨论全军作战计划时又说：这一同苏联顾问共同拟制的作战预案和兵力使用计划，已搞了几个月，同苏方有争议的问题，现已逐渐一致，因为我们的主张和方法适合我们的落后情况，并不是我们特别高明。如防空作战，他们要求积极防空，我一下子办不到，才想起了我们自己的方法。在诸兵种合成作战的技术方面，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也就是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办事。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经过半年的准备，在1956年3月6日至15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对我军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依据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关于国防建设，报告明确继续保持全军350万人总定额，优先发展空军和防空军，海军以潜艇、鱼雷快艇为主，陆军中增加炮兵、坦克、防化和通信兵的比例。有计划地进行战场的建设准备和人力、物力的动员准备。报告对建立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全面纲领，对从学术到技术，从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从战斗到生活保障，以及机构、经费、知识分子政策等，都明确了规则和要求。会议通过了彭德怀的报告，这一文件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军军事科学的建设纲领，毛泽东4月2日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这次军委扩大会通过的战略方针文件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已经发现敌人立即就要向我国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是我军应先动手呢，还是等敌人动手之后我军立即还手呢？”“我国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都很清楚地说明，我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战略方针只应当是防御的。”“当我们已经确实发现敌人立即要向我国大举进攻的各种征象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出动到敌人领土上去打击敌人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敌人是发动战争的祸首罪魁，只要敌人挑起战争，就会立即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如果我们不等敌人动手，却首先出动军队到敌人的领土，那末，我们保卫祖国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性，就很难取得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谅解，就有利于帝国主义把战争祸首罪魁的帽子加到我们头上，使我们失去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敌人获得政治上的资本，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首先动手，也不是决定整个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战争的胜败，最终还是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军队的士气，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等等关系的总和来决定的。”至于核武器，这份战略方针文件指出，在现代战争中，新式武器可以在突然袭击中给对方以重大破坏，因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但核武器“仍然无法毁灭对方的一切潜在力量，特别是对于大国”。而在“敌人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在战役和战术上，我们不仅不反对采用隐蔽突然的方式坚决打击敌人，而且还要提倡这种作战方式，这是不应当和战略问题混淆的”。“帝国主义者是希望速决战的”，我们要“迫使敌人不能不跟着我们进行持久战”。
上述文件全文送给苏联军事顾问团一份，自然会转送到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大概朱可夫也会看到。所以，苏联肯定是了解中苏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的分歧的。；彭德怀强调，在战略方针上，我军是坚持了自己的传统的。他在1957年1月26日军委扩大会的闭幕式上说：“自从全国大陆解放以后我们的战略总方针就是积极防御。这个总方针军委是一贯坚持的，没有任何动摇。”不过，与此同时，彭德怀仍然认为在军事科学方面认真学习苏联的技术战术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1955年11月，辽东军事演习后，彭德怀和聂荣臻于11月15日自大连回到沈阳，16日共同去视察高级炮兵学校，在校长孔从洲的陪同下，观看了学员的步枪代炮射击指挥演示。这一课目是苏联顾问为使学员掌握炮兵群火力的指挥技能而设立的。方法是以4支步枪固定在一个发射架上，代表一个四门制炮兵连的火力。诸多炮兵连组成若干炮兵群，以步枪火力模拟战斗中指挥炮火，实行火力急袭，逐次破坏射击，拦阻射击，徐进弹幕射击等火力变换转移的指挥，既节省费用，又近似实战。彭德怀对这种训练方法称赞不已，责成孔从洲把苏联顾问介绍的这一方法，从场地设置、器材制做以及经费预算等，写一文件报告炮兵司令部和训练总监部，并转报军委，以便在全军推行。；在50年代，我军还翻译了不少苏联军事科学著作，以满足部队教学和中、高级干部学习的需要。如1950年，西北军区翻译出版了《苏联军队的政治教育》、《苏联军队的文化教育》，第四野战军翻译出版了《苏联红军三十年》；1951年，空军训练部翻译出版了《苏联空军发展史》。有的地方书店也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苏军的书籍，如1950年东北新华书店翻译出版的《苏军简史》，1956年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建军简史》等等。此外，为了借鉴苏联的军事理论，这一时期我军还创办了好几种译丛和介绍苏军的刊物，如全面介绍苏军军事工作的《军事译文》丛刊，介绍苏军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译丛》，介绍苏军航空技术和战术的《苏联空军报摘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