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
作者公方彬
当下中国，没有哪个目标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诱惑力和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可追溯至孙中山先生的老目标、老口号。但让国人产生真切感或质感，还是因为取得了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由于有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作基础，中国才“最接近世界中心”，进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
有经济实力很重要，这可以让中国做很多过去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比如主办一些国际活动，以此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是因此让我们作更多思考，什么是真正而又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品质是什么？可以断言，没有质感的活动再宏大，都不过是“土豪”行为，最终是自己搭台，别人唱戏，属于赔本赚吆喝。而这个质感，放到当下及至未来，应当是文化和文明。
这是我们在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首先弄清的根本问题。一个民族应当有富于精神激励作用的远大目标，但在设定目标时必须廓清内涵，厘清关系，避免产生歧义，更要避免走弯路。要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比较和求证。
有过历史辉煌的国家，或许民众都有或强或弱的重现辉煌的情感和欲望，但如何理解重现与复兴，与价值观、政治观紧密相联，这就涉及到复兴什么和怎样复兴的问题。通过复兴而影响自己国家和民族，乃至影响世界者，首推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开启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如果说欧美国家引领世界文明前行长达五、六百年，至今不见终结，究其源头和动因，一定是文艺复兴。是那批智慧而又勇敢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开创出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运动。
那么，文艺复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把现实拉回千年前？不是，他们是打破“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挖掘历史文化精粹，实现古为今用，而“照亮此前一千年”。与此同时，引进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比如伊斯兰文化中的科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大量新的文明成果，保证复兴运动中不断有大量新质注入。比如，在政治领域，人文主义者们作出了新设计，马基雅维利就提出真正的共和制度是不能世袭；评价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是“民意”；政治学要与伦理学分开，家庭的原则是讲爱，社会原则要讲优秀，等等。这说明，人文主义者们头脑中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而是一种创新发展了的新政治。所以，三大发力点支撑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使精神重压下的欧洲获得新生，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飞跃。
文艺复兴的路径和方法一定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启发。要避免我们的民族复兴简单化、符号口号化，必须清晰其内容和实质，进而明确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断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兴到历史上的“最大版图”，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可“复兴”，土耳其复兴到奥斯曼帝国，英国复兴到“日不落帝国”，俄罗斯复兴到苏联时期。复兴到最大版图，就意味着世界大乱。也不是复兴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朝拜”，藩属簇拥，因为这也是我们一再批判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是复兴到康乾盛世的巨大财富，因为这未必是分享和合作共赢的结果。
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和盛唐时期的包容宽容。人类有三次思想繁荣期，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所谓“人类轴心期”；欧洲的文艺复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至于正在发展中的信息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参与了第一次，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唯一一次思想灿烂。没有思想家的引领，中国就不可能走出更远，上得更高。换言之，只有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华民族才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民族复兴才有世界高度和历史维度。这就需要营造不亚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盛唐时期的人文精神，尤其大气和宽容包容。
第二，形成强烈的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和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的接纳能力和内生动力。当今世界处于文化多元和政治多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创造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产生的文明成果，我们有一个怎么看，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有益成分的问题。经验表明，仅以一己之力，或能满足本国发展需要，却无法引领世界。所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营养，找到启发，所谓博采众长是正道。这就需要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需要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当下应着力做的工作，是塑造国民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改变和消除“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缺乏定力，特别是仰视西方，丧失自我的奴性；改变和消除阶级斗争思维严重的极左思潮与摧毁一切高尚的虚无主义生长土壤和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复兴的才是盛唐的气度，而非晚清的狭隘。
第三，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优良的社会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的想像力、创造力，以新质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创新是民族之魂，带有根本性。创新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应当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居首的根本原因。实现民族创造力的激发，并不仅仅表现在科研领域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明确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提供宽松的政治保证，建设优良的人文生态。
从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看。一种文化和文明如果不具有世界普遍适用性，就只能是本民族的，尽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毕竟传播和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有世界高度，具有普适性。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化成果处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人类文化无法企及，就不敢言世界文化引导力，因而不敢言崛起与复兴。
从政治保证上看。所谓民族崛起，内含着民族成长，更反映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是以世界为尺度的飞跃，实现飞跃需要整合从前的文化成果，更需要创造大量新质文化，并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所有领域。如此之繁重使命，要求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保证，否则就不会有更多人全身心投入。
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看。我们有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又是因为悠久而背负沉重的包袱，激发民族创新能力，就需要心灵减负，心灵减负的重点在重铸造民族文化性格，努力弱化功利主义和官本位，引导全民族找到人生的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保证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上的升华。笔者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着眼点即在于此。相信，反腐与转变作风长期坚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必将发生根本变化，进而一个智慧、担当的民族将生成起来，这是可期待的。
注：本文观点摘自作者《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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