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党的纲领和国家内外政策方面的。正如他本人所说，“它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但总括起来说，它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三个倡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放弃以阶级斗争为基点的“旧思维”方式，确立以超阶级的全人类价值为基点的“新思维”，这是“新思维”的核心内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尚的地位”。苏联学者维塔利•特里季亚科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方针，他的新思维的精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文章也指出，“苏联领导人在理论上出现的重大变化……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础，它涉及到马列主义的一个基础——阶级斗争学说。它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生存，而不是阶级斗争，是考虑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今后莫斯科将根据现实主义和灵活性的原则重新制定外交政策。”
【用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这个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的确立，首先是依据于对当代国际格局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正处在核武器威胁、新技术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的时代，而不是19世纪那个“火车头”时代。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已经不适合时宜，推动当代历史前进的只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其次，当代世界存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存在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同时彼此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正日益加深，使整个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从而彻底打破了斯大林所确认的那种两个对立世界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新世界格局中，人类共同利益已经超出了制度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利益。再则，当代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一旦发生全球性的核冲突，必将是“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即使是非核战争，它的毁灭性后果也是异常惨重的。因此，核战争已经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任何目的的手段，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观点，战争与革命因果联系的观点，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观点，均已过时，任何“剑”和“盾”都不可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是裁军，是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立“把社会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此外，安全是不可能分割的。它唯一的坚实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因此，对手不得不变成为伙伴，不得不共同寻找通往普遍安全的道路，即彼此妥协与合作的道路，使意识形态分歧服从于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
【用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这个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问题】基本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思考过程，也是以列宁的思想为根据的。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中说，30多年前，在苏共二十大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防止的。”然而，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即关于当代世界的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相互关系的新概念的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和党的二十七大密切相关的。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这一思想为新的政治思维提供了“精神食粮”。戈尔巴乔夫说，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使人类政治史几乎成了一部战争史。如果今天还继续沿袭这个传统，就会把整个人类“径直通向深渊”。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态度对待社会现实的主要问题”，解放全人类概念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职能和最终结果。可是，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就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而如何排除这种毁灭的威胁，也就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使命。根据“新思维”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它必须控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之内”。在分析核威胁和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原因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阶级分析。如对那些受军界、工业界集团支持的富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情绪的势力，就应当予以揭露。同时要奉行诚实、开放的对外政策。在制定实际政策时，应当把世界文化精神和道德力量考虑进去。在对外政策和对外事务中要多些公开性和开放性，少些策略性手腕和花言巧语。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经济一体化，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另外，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全欧共同大厦”的构想，宣布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曾单方面主动停止核试验和裁减军备。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没有恐惧和猜疑的新世界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多一些社会主义”。 为了推动苏联社会全面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三个倡议。他反复说，提出这三个倡议，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而是要“更多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多一些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说，我们的改革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决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或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西方那些希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人是一定会失望的”。如今，在我们这样强大的情况下，在改革过程中提出发展合作制、个体劳动、承包、自筹资金等措施，竟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和疑虑。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毫无必要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活力和创造，多一些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多一些经营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和更有保障。“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和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爱国主义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多一些公民对全国事务及其对国际事务的良好影响的关切。总而言之，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容。”戈尔巴乔夫说：“我是毫不动摇地坚信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70～80年代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发生了某种危机，而主要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甚至歪曲这些原则所造成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年轻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解决当代科技进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发展人的个性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和远未挖掘出来的潜力。”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的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民主化是改革的主要动力。人的因素是主要潜力，而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就是民主化。我们要使一切社会团体、所有生产集体和创作协会充分地和生机勃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说，需要整个社会生活的广泛民主化。它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因为“群众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同年6月中央全会批准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它把重心从各级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到以经济领导方法为主上来，要求经过几年改革，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过渡到以集中和自治的民主结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体制。“集体承包和由此产生的民主恰恰是把人尊为公民和主人。”“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公开性就是让人们知道党、国家和社会生活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好事与坏事，允许人们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戈尔巴乔夫说：“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没有公开性，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公开性是对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它应该成为苏联社会生活方式的准则。发展公开性是集中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的方法。这些意见和观点反映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利益。如果不通过批评、特别是通过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同消极现象作斗争，防止产生消极现象，我们就不可能前进。有人说，西方正等着我们的自我批评，并用这种批评反对我们的国家，使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威信扫地。但我们不怕!在公开性条件下，确实在文艺工作者中出现了派性和不容异己的现象。如果利用公开性、开放、民主来为过去所受的委屈复仇，对批评进行报复，那是很可悲的。提倡“多元论”，促进多元化。所谓“多元论”，就是各个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团体，都有平等地利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建议与要求的权利。提倡“多元论”，就是要求执政的共产党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主张，党不应垄断领导作用和垄断探索的权利；他认为党领导舆论，以马克思主义引导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主导作用，会导致僵化、教条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窒息人们的首创精神。因此，他要求使“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戈尔巴乔夫提倡“多元论”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建立，并使党的思想来源和指导思想多元化。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来看，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如下一些基本内容和特点：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用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这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哲学、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原则，也是他执政期间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戈尔巴乔夫说：“党的政策的中心永远是人和人的利益；首先要以此标准来衡量沿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1990年2月6日《真理报》。）至于这个“人”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是诚实的劳动者还是投机倒把分子?他没有加以限定和说明，只是笼统地说要维护“公民的尊严”、“人的政治自由和创作自由”、“社会公正”、“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等等。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点，在介绍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观点时已经说明。在政治上主张社会全面民主化，由政治多元化发展到多党制和总统制，取消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任何暴力手段。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广泛民主化后必然会形成政治多元化并发展为多党制；不应害怕多党制，“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应把党的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实行总统制，“总统有一切必要权力把改革政策付诸实施”；但“社会主义不能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因为那样做必定是“一场灾难”；那种认为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国家的观点是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重新使用斯大林式的方法”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
在经济上主张多成分化、私有化和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戈尔巴乔夫原先只提：全面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把计划方法同市场方法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剥削他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存在，并认为所谓“斯大林主义”是敌人杜撰的。然而执政不久，他便提出：要彻底改造、摧毁苏联“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大厦”，要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模式，实行所有制非国有化、多样化、私有化，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戈尔巴乔夫认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最大的“垄断经济”，会导致“人与生产资料异化”，是造成“经济危机状态的主要根源”；而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则“是排除过时的国民经济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唯一选择”，因此要迅速实施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开展不加限制的竞争，实行自由价格政策，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
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使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应当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完整的无条件的民主”；“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坚决摒弃对马列主义以外的“其他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他还认为，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合符逻辑的趋势”。
在政党制度上主张把执政的共产党改造为政治多元化的派别俱乐部和议会党，取消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戈尔巴乔夫认为，应当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苏共，使苏共成为“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具有各异纲领的派别组织的志愿联盟。他主张党的思想来源多元化，放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只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废止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彻底民主化”，认为党同其他群众团体之间只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党不再是他们的领导核心。? 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问题上，主张承认每个民族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造为“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认为，应当把苏联由事实上的单一制国家改造为某种联邦制或邦联制，类似欧洲联盟那样一种“主权国家联盟”，“在利益平衡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协调一致”。
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主张“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人类面临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不应再用过去那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来对待国际间的问题，而应当承认全人类价值即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使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人道主义化，消除“敌人形象”，变对抗为合作。他还说，“新思维和新的对外政策把苏联推到建设安全的和文明的世界秩序的前台。我们主张要有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
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即“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观点，既是他的“新思维”的实质，也是他那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则既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是摧毁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和手段。其中，“民主化”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先决条件、主要动力、主要手段和强大武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他的改革所追求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