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夏曦的照片也挂在墙上，他被认定为烈士。但是，前来参观的前红三军老战士人没有忘记夏曦当年的劣行，他们火气十足地指着照片，数落不休。看来，当年夏曦落水，战士不救，极可能就是夏曦的真正死因。
一排左三为王震，左四为夏曦、左五为肖克（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书屋》2010年第11期，作者：李乔，原题：《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洪湖赤卫队》，片中涉及当年湘鄂西苏区“左”倾“肃反”的历史，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湘鄂西“肃反”的核心人物是夏曦，他所制造的“大肃反”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灾难性后果，可谓时人闻之色变，后人念之断肠。在中共党史上，夏曦是个著名人物，但这个“著名”主要是恶名昭著，原因就是他曾干过“大肃反”这件大坏事。关于夏曦，我看过不少文献材料，包括学术论文、人物传记和媒体介绍。其中一书一文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书是刘秉荣先生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夏曦史料；一文是李诚先生写的综合性述评《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见于2010年7月27日《作家文摘》）。下面就根据这些文献材料（引述时不一一注明），谈谈夏曦其人和他所犯的“肃反”错误。
一
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ＡＢ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就是柳直荀。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也被夏曦列入杀人名单，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关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成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看到小平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夏曦的“肃反”。真是念兹痛史断人肠啊！
二
从《贺龙大传》及《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等文献材料提供的情况看，夏曦的“肃反”杀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肃反理论极端错误，二是抓人杀人的理由非常荒谬，三是太残酷。
先看夏曦的肃反理论。《贺龙大传》记有一段夏曦与关向应谈论肃反方针的对话：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宁可错杀，不使漏网”，这就是夏曦的肃反理论。这个理论，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起码的法制原则，是极端错误的，说好听一点，是宁“左”勿右，实质上就是法西斯杀人理论。谁都知道，蒋介石法西斯蒂的“清共”名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夏曦的杀人理论与之何其相似。法西斯杀人，是完全不讲法制原则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邪恶手段，不惜胡乱杀人。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多少制造出了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根据何在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夏曦所说的两条理由，都是极其荒谬的。试问，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狡猾伪善，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伪善和忠于革命的证据吗？所谓段德昌“打了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军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失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便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到了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夏曦竟还亲手杀人，他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贺龙曾经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
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对于“肃反”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他专门写过一组诗，谴责夏曦的“肃反”错误。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一字一句，仿佛都是蘸着血和泪写成的。“抹尽良心横着胆”，这是多么强烈的谴责之词！“自残千古伤心事”，“英贤多少丧黄泉”，这又是多么沉痛和愤懑的心声！
三
夏曦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夏曦的“肃反”被制止。起初，夏曦并不认错，但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有很大的罪过，他说了一句沉痛而又回归天良的话：“肃反”乱杀人，“是一笔还不了的账”。对于夏曦何以会犯如此重错，党内斗争何以会发生如此惨剧，许多党内高层领导人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严重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夏曦的照片也挂在墙上，他被认定为烈士。但是，前来参观的前红三军老战士人没有忘记夏曦当年的劣行，他们火气十足地指着照片，数落不休。看来，当年夏曦落水，战士不救，极可能就是夏曦的真正死因。
当然，夏曦终究是个共产党员，是个革命烈士，虽然有严重缺陷。通观夏曦一生，他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中央委员和湖南省委书记。萧克将军说，不能因为夏曦犯过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又说，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萧克对夏曦总的评价是六个字：“两头好，中间错”。两头好，指犯错误之前的贡献和认错之后的表现；中间错，即所犯的“肃反”错误。贺龙对夏曦也有六个字的评价：“两头小，中间大”。虽也是一分为二，但错误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在夏曦溺亡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夏曦对革命、对党和红军造成了那样大的危害，很难说是功大于过，也值得建那样规模的纪念碑吗？而那些被夏曦杀掉的红军高级将领也都有类似的待遇吗？即便说可以建吧，我不知道碑文是怎样写的，是否写上了夏曦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认为，应该写上，必须写上。因为：第一，人无完人，烈士也不一定就是完人，没有谁规定给烈士写碑文只可言功，不能言过。第二，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性”（通常党内做检查时常说的“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错误，夏曦是一个制造了大批烈士（被冤杀的烈士）的烈士。第三，夏曦的错误具有极大的警示性，应当让今人见碑文而思痛史，从中汲取教训。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在夏曦溺亡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夏曦对革命、对党和红军造成了那样大的危害，很难说是功大于过，也值得建那样规模的纪念碑吗？而那些被夏曦杀掉的红军高级将领也都有类似的待遇吗？即便说可以建吧，我不知道碑文是怎样写的，是否写上了夏曦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认为，应该写上，必须写上。因为：第一，人无完人，烈士也不一定就是完人，没有谁规定给烈士写碑文只可言功，不能言过。第二，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性”（通常党内做检查时常说的“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错误，夏曦是一个制造了大批烈士（被冤杀的烈士）的烈士。第三，夏曦的错误具有极大的警示性，应当让今人见碑文而思痛史，从中汲取教训。
独断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残酷肃反内幕(图)
文章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了残酷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受到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早就听闻张国焘是党的创造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相信他一定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才能，希望他能带领军民打更大的胜仗。大别山人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即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级别越高、名气越大，证明中央越重视这块根据地。
鄂豫皖苏区的军民都没有想到，他们苦苦期盼的中央代表带给他们的竟是无穷无尽的指责和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
进入苏区不久，张国焘便露出雷厉风行、整人立威、唯我独尊的铁腕作风。
5月12日，张国焘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随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对分局的职能作了明确说明：
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这一区域设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中央分局之下视其区域的宽广与需要，可以设省委或特区委。
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等人组成。与此同时，还成立了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
张国焘到苏区的使命是推行王明“左”倾政策，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在张国焘看来，经过四年艰苦奋斗开辟的红色根据地简直一无是处：苏区的党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苏区的红军还停留在“流寇时代”，充满了“土匪习气”；苏区的政权大部分被地主、富农及其子弟把持；苏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根本错误……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根据地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真正的红军部队，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上任以后，张国焘施展其“打倒你，我上来”的惯用战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旗帜下，严厉打击持不同意见者，同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指责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顽固坚持立三路线残余，勒令他作出深刻检查；
——批评曾中生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对军队里的不良现象采取讨好主义，威胁只有在认识“错误”的前提下才能分配党内工作；
——诬蔑皖西特委书记舒传贤对“改组派处理的不坚决不敏捷”，下令暂停其分局委员职务；
——给反对“左”倾错误的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扣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分子”，开除党籍；
——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扣上“反对工人斗争”的罪名，进行批判；
…………
当时，苏区总共成立了8个县委，张国焘一口气便撤换了其中的7个。
张国焘的无端指责和极“左”政策引起了根据地干部的疑惑、反感和抵制。曾中生当着张国焘的面说：“我原先以为国焘具有雄才大略，没想他这样蛮横不讲理。”
张国焘决定拿曾中生、许继慎开刀祭旗。
1931年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左”倾政策，批评以曾中生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到会代表数十人，均是根据地高级干部。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说话很慢，脸上从来看不出春夏秋冬，只能从内容中看出其用意之深。
他的话引起骚动。“从表面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拥戴，实质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
“有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张国焘继续说，“不错，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到苏区，是起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是未经斗争地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红军没有进行政治斗争，却奉行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下的调和手段，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因此放松了阶级斗争，对外纵容对白区群众的掳掠行为。”
曾中生列举事实一一驳斥张国焘的无理指责。
随后，根据地一些领导人也表示对曾中生的支持。
蔡申熙委婉地说：“我们党实行集体领导，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也不是曾中生一人的过失，我也有责任。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的危急情况恐怕现在能够体会的人并不多。”
许继慎尖锐地指出：“要说尊敬人、团结人，曾中生同志算是做得好的，不像有人动辄训人。要说他有家长作风，简直是笑话！”
“曾中生同志当书记时大家都敢说话，写文章。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举例说：“我写一篇关于工会的文章，结果戴上极端右倾的帽子，现在搞得谁也不敢写文章，因为写文章受打击。”
一些基层负责干部纷纷发言：“中央分局督促太严，批评太过。像曾中生这样有水平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批得一无是处，普通党员以后怎么还敢讲话、做事。”面对众口一辞的不平之声，张国焘没有硬顶，而是动员沈泽民、陈昌浩反击。
沈泽民是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曾任中央宣传部长，长于理论鼓动，肚子里的书本知识一套一套的，可惜就是缺少实践经验。他已经内定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发言上纲上线，列举出曾中生的三条罪状：第一，鄂豫皖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对中央批评鄂豫皖红军遭受过失败公开表示不同意，发展下去有走上取消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鄂豫皖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没有对自己采取的调和路线与边区实际工作进行检讨；第三，抱着出击长江的战略不放，其所犯错误不是立三残余的问题，而是标准的立三路线。
陈昌浩到苏区后担任中央分局青年团书记。他年仅25岁，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一向视张国焘马首是瞻。他强调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评曾中生过去一团和气，现在也仍然采取外交手段对抗中央分局和国焘同志的帮助。
在沈、陈的鼓动下，部分被张国焘“中央代表”身份迷惑的干部对曾中生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围攻。6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望着曾中生，敲山震虎：“今后，凡是党委成员之间发生争论，一律以书记的意见为准；工农干部犯错误，罪减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
随后，张国焘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围攻活动。围攻在7月上旬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坚决支持曾中生的许继慎。
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首府新集举行，为期8天。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有900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成为张国焘到根据地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志们，不要把视线全部集中在军事战略和政策、法令这些所谓的大问题上。其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大错，比方说，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等。”张国焘有意抛出话题。
沈泽民推上炮弹就开火：“说到部队中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许继慎同志应当反省自己。别的方面不说，单就对待妇女的态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举出“事例”，然后厉声质问道：“有人反映，你有许多姘头。在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是不是军阀习气？这配做一个中共党员和苏区的高级将领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许继慎始料未及。他反复辩说：“我是老党员，又是北伐老战士，对于党纪军规向来是严格遵守的。说我强奸妇女或乱搞姘头，纯属诬蔑，我要求组织上澄清这些问题，如果证实是我所为，请给我惩处。”
在全区大会上以虚假的事例公开指斥高级将领，这在鄂豫皖苏区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会议像泼了水的油锅，顿时乱成一团。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纷纷发言，提出批评意见。会议“揭批”的对象越来越广，许多师级干部被点名，连军委分会主任曾中生和军政委余笃山也被指责有纵容之过。这正是张国焘的意图。
挑起事端的张国焘在整个批斗过程中保持着超然的姿态。他让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打头炮，自己默不作声。在一轮打击之后，他出来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许继慎、曾中生谈心。与此同时，沈泽民等人恶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的干部的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意见，要求如实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泽民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情况，他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泽民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泽民。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芥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泽民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辱抛在脑后。对于泽民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的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原本祥和平静的党内高层，由于张国焘的搅动，变得暗潮涌动，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将被卷入漩涡之中，或者跃上浪尖，或者沉入波谷。
张国焘亲自擢升徐向前为军长，但是，他们的蜜月只延续了20天。在东进与南下之争中，徐向前和全军将士坚定地站在曾中生一边，苏区党内斗争面临最终的摊牌。(略)夺取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权不是张国焘的最终目标，只是他的第一步，他的计划是将党领导的军队逐步改造成作战勇猛而驯服听命的张家军。为此，他巧借蒋介石的反间计，发动“大肃反”，剪除异己，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送上断头台。
红四军南下途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对许继慎行使反间计。
这件事给张国焘从肉体上清除党内、军队、政府内“异己分子”和“反对派”提供了绝佳机会。
1931年夏天，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试图利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策反许继慎。他在解放后的一份交待材料中写道：“我认为：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吾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转交。”
蒋介石为了迫使许继慎就范，又特意加了一手，在信中谎称两人早有联络，还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语言，仿佛已就某些事情达成协议。
这是一箭双雕之计。成功则可胁迫许继慎反戈，失败也可让共产党内部生疑，造成内讧。这样一来，策反信同时还暗套着“反间计”。
策反信全文如下：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佩服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匐匍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可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也，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情志
根据曾扩情的安排，钟俊派钟蜀武携带策反信到英山找许继慎。许继慎见信，拍案而起：“瞎了他曾扩情的狗眼，想向我下套，做梦！”他下令逮捕钟蜀武，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和磊落襟怀。
曾中生和徐向前亲自审讯特务。审讯后，徐向前说：“这明摆着是反间计。如果许继慎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写信，提出自己的判断：“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是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策反信”给苦于打不开党内斗争僵局的张国焘提供了突破口。他立即大做文章，将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搅在一起，把一些人抓起来，刑讯逼供，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领部队投降蒋介石；曾中生、徐向前在东进与南下问题上与分局唱对台戏，是偏信许继慎，误上“贼船”。这样一来，本来在军队内处于劣势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为拯救红军的“大英雄”，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镇压甚至屠杀也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阴霾笼罩着红四军。陈昌浩接任军政委后，每天通过电台与张国焘通话，按照他的命令进行所谓的“大肃反”。在麻埠，陈昌浩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多人。
徐向前跑去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我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的实情，公开批评沈泽民，纠正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
和反革命的大活动。
“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岳维峻的旧部。他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我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徐向前的话外之音是问陈昌浩，为什么不把他也抓起来？
“张主席叫你管军事，我管肃反。”陈昌浩听出了徐向前的不满，没有接茬。
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对于“大肃反”都有一个从将信将疑到无法理解的心理过程。徐向前客观地追忆过当时的心态：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震动。
到黑手进一步伸向师级干部时，徐向前发出了怒吼。一天，部队走到河南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发现队伍中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徐向前上前探视。
”
陈昌浩一把扯住徐向前，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被逮捕了！”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叫我怎么指挥打仗！许继慎、周维炯有什么问题，要逮捕他们？”徐向前心中的怒火喷射出来。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柯柏元、潘皈佛等人供认许继慎是兵变的总头目，他与蒋介石秘密勾结，有信为证。”陈昌浩态度十分强硬。
“那是蒋介石施的反间计，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和曾中生同志不是在给中央分局的报告里面说清楚了吗？”
“你对张主席说去！”
10月上旬，红四军抵达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地区。6日，大病初愈的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整肃”，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战士不忍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
为防止部队出现异动，张国焘将全军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张国焘规定三种人是“肃反”的主要对象：
一是从白军过来的人。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官兵、出身，也不论表现怎样，一律严审；
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其与家庭的关系如何、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逐个审查；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戴眼镜、留长发、镶金牙以及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的人，都在怀疑之列。
在审讯中，张国焘鼓励使用肉刑。据当时参与审讯的杨克武将军回忆：“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交待和你说话的人也是‘反革命’。”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但是，也有一批铮铮铁汉宁死不屈，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仍然像一只囚禁在牢笼之中的猛虎，发出阵阵的怒吼。他当着张国焘和全体审讯人员的面，列举事实，揭露张国焘品质不端，是臭名昭著的老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张国焘的东进计划是痴人说梦，绝不承认张国焘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
张国焘恼羞成怒。为了避人耳目，他玩阴的，以谈心为名，将许继慎带到偏僻的河滩，令人鞭打逼供，恶狠狠地嚷道：“不招供就往死里打！”蘸水的皮鞭打在许继慎身上，一抽一道血口，一卷一片皮肉，许继慎痛苦得在地上滚来滚去，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沙子。
张国焘通过逼供信对部队进行整肃的做法，引起了徐向前等红军干部的怀疑和抵制，却得到了“左”倾中央的支持和喝彩。“左”倾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要求“坚决地进行”“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严厉地处置首领”。信中还写道：“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后，张国焘更加肆无忌惮，决定组织革命法庭公审许继慎。会场设在白雀园火星庙。许继慎被打得无法行走，只好用抬架抬进会场。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改组派许继慎”的标语。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宣布许继慎的“罪行”：“在去年和今年，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共有九人，其主要阴谋是制造兵变，将红四军拖过长江，投降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许继慎，阴谋兵暴的主脑人物也是许继慎。他与蒋介石早就有联系，与曾扩情、钟俊等特务头目更是打得火热……”
在众人的注视下，许继慎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逼视着张国焘，两眼冒火：“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昂。他关于“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的话印在许多战士脑海里，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下令处死许继慎。遇害时，许继慎年仅30岁。关于他被害的地点和方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勒死在新集政治保卫局总局机关。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被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
一位叫肖永正的老红军，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中，几个惟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
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郑行端……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这些人有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创造者，有的是威震一方的军事将领，有的是著名的群众领袖，有的是现任苏区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都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深受战士和群众爱戴，国民党悬赏数万大洋要不了他们的脑袋，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同许继慎一道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有2500余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尽管张国焘帐下虎将如林，但是他还是缺乏安全感。他深知“大肃反”惹得天怨人怒，担心有刺客，怕人打黑枪，那些剽悍虎将的越轨行为时常令他胆战心惊。他苦苦寻觅武林高手当警卫，最后找到了一位能够打翻许世友的卫士。(略)
红四方面军刮起红色旋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6万余人，辉煌的战果令各战略区刮目相看，“张、徐、陈”的名头甚至响过了“朱、毛、周”。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张国焘狂妄地提出国民党只剩下7师人，今后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半年之内由大胜转为大败。
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疑惑。现代人研究这段往事时，有着数不清的疑虑：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会出现这么惨烈的内部屠杀？这种丧失理性的屠杀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红军在遭受空前严重的内耗后还能取得空前大捷？
这些现代人看起来无比迷惘的问题在当事者眼里十分简单：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严酷统治、国民党军队的凶残屠杀、地主阶级钻骨吸髓般的盘剥是工农群众的最大危机，革命者被自己的敌人逼上了对抗到底这一条路；一旦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觉悟了的根据地军民就会舍身忘死、前仆后继地投入战斗，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苏区，就会失去一切。根据地军民是用自己的根本利益、觉悟、牺牲和创伤暂时抑制住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去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本文转自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1-05/09/content_560635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