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
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烈士段德昌（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位极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被夏曦杀害的，另一著名红军将领柳直荀（红三军政委），即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也是夏曦杀害的。谢老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本来也在夏曦肃杀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被敌人所俘，关押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连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了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
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王、陈曾分别任教导第一师师长、政委）三位红军将领，无端地被夏曦怀疑为改组派，夏曦为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不惜使用重刑。夏曦下令说：“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了数百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然后将这些人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在游街时死去。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残害人的方式，与封建官府的审案用刑有什么区别？与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夏曦的残酷用心，又与明朝锦衣卫的缇骑有什么区别？与军统局的徐远举有什么区别？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其根据是什么？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夏曦抓人、杀人的理由和逻辑之荒谬，则是无端地凭空怀疑,常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伪善狡猾之处，倒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这叫什么鬼怪逻辑！这还有什么理可讲？ 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成了忠于革命吗？夏曦的另一个证据，是“打了败仗”。夏曦所说的打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之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红军将领卢冬生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的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夏曦在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与封建王朝的酷吏，与陷害忠臣良将的奸佞，与清朝以刀笔杀人的恶师爷有什么不同？共产党人在思想方法上，本应讲唯物论，讲实事求是，但夏曦搞的却完全是唯心论、唯意志论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气味。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杀人逻辑看，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丧失了人的良心，这就必然导致了他的行为涂上了浓重的极“左”恐怖色彩。
夏曦杀害湘鄂西优秀的指挥员段德昌是最令人发指的，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英勇的气概，多么伟大的人格！苍天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俯首。但这却没有撼动冷血的夏曦，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夏曦居然真的就残忍地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立即被处死。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丧尽天良的恶行！
夏曦抓人、杀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既可怕又荒谬绝伦。夏曦与关向应谈论关于肃反的方针时，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夏曦的杀人理论，说轻了，是典型的宁“左”勿右的理论，说重一些，就是血腥的法西斯理论。我猜想，大概谁看了夏曦的“宁可错杀，也不漏掉一个”的主张，都会油然想起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难怪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也许有人会说：夏曦与蒋介石想杀的人不同。诚然如此。但试问，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要说不同，那就是：夏曦杀了那么多红军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我想起小平同志这句话，总是会油然想到夏曦的肃反。
在万涛、柳直荀的事件中，贺龙问过夏曦一句：为什么说他们是改组派，他们都是创建根据地、苏维埃的人。夏曦说：正因为他们创建了苏区，他们才是改组派。贺龙说你说的道理很深刻，我要慢慢的理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贺龙在肃反中的表现：以往在整贺龙的时候，把夏曦的错误说成是夏贺同流，这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自从为贺龙平反以后，又改成贺龙和夏曦做出坚决的斗争，这同样也是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的。贺龙在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微妙的，夏曦有一段时间对贺龙也产生整一整的想法，和关向应说过，关向应事事迎合夏曦的意见，唯独此事唱了反调，他说：“你我要是把贺龙也给搞掉，那么，中央不杀我们，国民党也要杀了我们。军事上没有贺龙是不行的。”阻止了夏曦的蛮干，而按照夏曦和江奇的原定计划就是准备收拾贺龙，不过，也不是杀掉，就是教训一下，后来，果然找到机会，夏曦借口统一管理，把红三军撤销，改编为5个团，统一归夏曦领导，还是关向应出面，恢复了贺龙的军长职务，所以，直到多年以后，贺龙仍然感激关向应。贺龙虽则是当时湘西的名义上军事最高指挥，然而出于贺龙自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他做国民党军长的历史让他在我党内部的斗争中除了拼命表态之外别无选择，曾经有一位和贺龙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其他人十分忠于党就可以了，贺龙同志就要十二分的忠于党，这样他才能过关。”直到文革期间打倒贺龙时，贺龙的所谓的历史“污点”诸如大军阀、大土匪之类仍旧被看作斗争的重点，由此可想而知，早在湘西阶段，贺龙如果不绝对的服从夏曦，那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贺龙在肃反过程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保护一些中下阶层的指战员，比如他救护王炳南的儿子，给这位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留住了后代。
在杀掉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人后，夏曦解散党委，另外成立了由他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总责。然而，时隔不久，第四次肃反开始了，委员会中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以外，其他三人就是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也被杀害，罪名也是老一套，改组派。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0000多人减员为4000人，最后一次，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
四次肃反以后，人物凋零，夏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这时贺关合作的开始，此后，他们一道建立了黔东根据地，并且和任弼时的红六军团会师。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夏曦免职。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江奇已经被处决。会上，关向应出人意料的狠批夏曦。倒是王震对已经被批判的夏曦表示了少有的热情，夏曦被撤销职务以后，派到红六军团做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动看望夏曦，并且和他以及萧克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上至今可以看到当年王震拉着犯了错误的夏曦的手并且让夏曦坐在中间（此照片现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平心而论，夏曦和张国焘不同，他在湘西肃反是胡杀乱砍。他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他感觉杀的越多，搞的越左，就越革命。
夏曦与肃反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3万7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江奇，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江奇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江奇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对一这段痛史，我每一次思及，都要扼腕叹息。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也更加感慨系之，对夏曦的恶行，也更加感到愤恨。夏曦整人、杀人的情况，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一是夏曦太残酷，二是他的杀人理论既可怕又荒谬。
夏曦的杀人恶行，完全是他“抹尽良心横着胆”干出来的，这使多少英贤命丧黄泉。夏曦何以“一指障目不见天”？这是他的荒谬思维造成的必然结果。夏曦自以为很聪明，“唯我独革”，实际却是刚愎自用，愚顽透顶，结果只能是茕茕孑立，成了光杆。“自残千古伤心事”，谢老也许想到了诸如太平天国那样自相残杀的一幕幕惨烈史事，而眼前发生的肃反悲剧，不正是那种种“自残”痛史的重演吗？怎能不让人思之垂泪！在最末一首诗中，谢老讲到了自己险些被夏曦杀害的经历，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中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敌人的黑牢里，却死在了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实际上，夏曦的阴魂并没有散去，“左”倾肃反的痛史，也没有真正终止，在文革中，这种痛史被大大地续写了。贺龙元帅在被关押期间，曾向夫人薛明谈起了湘鄂西的肃反，可见他是把文革与湘鄂西肃反相比拟的，同时他也深知，文革之祸，是大大超过湘鄂西肃反的。贺龙元帅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了文革动乱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
夏曦的牺牲与评价
1936年3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向西北方向出发，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却坐卧不安。他派人到席大明部，劝说他们一起北上，却无回音。
此前，红二、六军团攻克了毕节县城，收编了几股地方武装千余人，并将这些人编入新成立的抗日救国军，由开明绅士周素园老先生担任司令。席大明部被编为第一支队。红二、六军团出发前，开明绅士周素园坚决表示同红军一起北上，若能拉走席大明部当然更好。此时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多一兵一卒也是有用的。
出于这一希望，夏曦与周素园、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三人坐在河岸边等了很久。周、邓二人都劝夏曦，不要对席大明抱太大希望，因为席部带有明显的家族武装性质，武器也是当地2000余户共同出钱买来保家的。红军不远离黔西北，席大明部还有可能一起行动，如果远征，他们是不会跟着走的。
不久，派到席部联络的人匆匆赶回，告诉夏曦说，席大明不愿意跟红军走。夏曦不甘心，马上过河想亲自去说服席大明。他走过了七星关这个毕节通往席大明活动区域的隘口，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夏曦是如何牺牲的，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溺水而死，是有当事者证明的最可靠说法。据回来的人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至河中心时，被忽然而来的一股激流卷走淹死。至于为何响枪说法也不一：一说是沿途村庄的人为了警告来人鸣枪示警，一种说法是席大明部在山麓两侧狙击企图杀害夏曦。返回时，两名警卫员一人在后掩护，因夏曦不会游泳，另一人背负他过河。走到河中心，这名警卫员失足跌倒，夏曦溺水身亡。
当时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回忆，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部队曾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遗体。名满三湘曾亲自聆听列宁教诲的夏曦的遗体被埋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