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于张曦娜根据白桦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演讲(2005年10月)的撰文《作家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白桦:白桦,剧作家、诗人。1930年生。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职务。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1年根据他的电影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受到批判,继而是全国性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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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至1976年,没有了写作的权利。1957年的挫折使他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都毁掉,扔掉所有的笔。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义无返顾地把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白桦说,“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锢的过程。白桦说,实际上他并非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给他带来厄运的仅仅是一个有良知者的积极反思而已。他在文革后复出以来的作品都是痛定思痛的作品。
白桦说:“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劫难,都会痛定思痛,何况有责任感的作家?我不能因为怯弱而去迁就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已经认识到的沉痛教训。”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电影《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
白桦说,当时有机会看到《太阳和人》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因为这部影片只在1981年的北京放映过,当时称之为内部放映。有些人对这样的样式不习惯,一听说这部影片有问题,他们的眼睛立即就戴上了有色眼睛。例如:分明天空中飞过的是一行人字形的大雁,他们能看成一群乌鸦。分明地平线上升起的是一轮旭日,他们能看成一颗昏沉沉的太阳。这一部分人是可以谅解的,他们是一种多年批判造成的某种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则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冷静地以艺术分析的视角来看这部影片作者的初衷,但他们却故意偷换概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那句涉嫌不爱国的台词:“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
白桦说,电影中的台词说的是“国家”,但批判他的人却偷换为祖国。他说:“‘祖国”和“国家”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都是两个绝对不同的概念。国家主要指的是作为一个特定制度的行政机器,而祖国则是个人与之有着永恒血缘联系、与之魂牵梦绕着的那块土地。”
对于文学,白桦语重心长的说:‘我至今都怀着一个奢望,那就是在有生之年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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