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自杀现象
原题：死去的历史-----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自杀现象
来源：思者无形
在”文革“中，有一段毛泽东语录广泛被人们引用和背诵，其频率可以说为最高的几条之一，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无比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段毛泽东的话产生的背景为1947年，国共两军激战正酣时。国民党军已到处败退，但元气并未大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不能一目了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一些问题，须慎重对待不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和策略”。
据记载，1947年“12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句名言，就是基于以上背景与考虑而产生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审慎明智的决策人的态度。两军交战，己方虽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掌握了较大部分民心的向背，但在掌握国家资源、军事装备方面，在对大中城市的控制方面，以及来自国际的支持上，都还不能说胜券在握。这时的“政策和策略”，的确就是生命。
若干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四的“中国书店”（即旧书店）中，发现过一本1948年由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内部读物，是关于如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的。里面对敌方人员的构成、可争取的人数比例、最有效的宣传内容与方法、宣传的实效例证、宣传失败的例证与教训，逐一列举，其数字、事例无不令人信服，其分析与对策更是令人叫绝。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中共早期资料，里面平实而无套话的文风，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讳疾忌医的开明胸怀，都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固然知道，有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加入了中共，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与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如今的有些年轻人，受文艺作品影响，以为早期中共的军队都是由大老粗担任高级主官，战胜蒋氏，完全是“马上打天下”取得的胜利。而上述小册子却提示了我，中共一贯严守“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控制这支军队的，都是具有高度政策水平的人。三年解放战争，何以能迅速以弱胜强？以某个人或某一批将领精通战法来解释，显然是狭隘之见。项羽因何而败？刘邦因何而胜？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同理，新中国这个“天下”决不单单是马上夺得，最根本的，可以说是依靠科学、审慎的“政策和策略”而夺得。君若不信，可以重读三年解放战争史。
然而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立党立国的最高原则，被视同废纸。虽然仍旧常常在说，却被从上到下一大批干部置诸脑后。在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胜负这个“试金石”，那些强大得足以吃掉自己的敌对力量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执政者暂时看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政策和策略”被歪曲成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不要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抵抗后，仍然一味蛮干。从最根本的、最高的层次来说，这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
我们在事隔五十余年后来看“三反”、“五反”，从表面材料上，如果粗心一点，你甚至发现不了有什么异常。一切都是必须的，仅仅略有一点缺点与不足，如此而已。但这样轻描淡写的“史料”，掩盖的恰恰是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个“缺点与不足”，这个“总的成绩下的小小缺点”，这个“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中最微不足道的指头，却说明了整个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说明这个决策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个巨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起来，以检讨决策的妥否，反而被轻轻掩过，以至在后来的岁月里，又造成一连串相关的决策错误，累及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的强盛速度。
下面我要引用的，是谢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他对于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发生的自杀现象，早就做过资料搜集工作。文章发表在2001年的海南《天涯》杂志，题目是《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这段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政策错误、策略错误在大面积范围发生时，连毛泽东本人也很反感的“草菅人命”的现象会如何随之而来。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普遍感到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最绝决的抗议。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往事。1947年，革命作家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将尸体置于一眼枯井中。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曾在社会部的文件上批示“还我王实味！”自此，在党内和解放后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过类似“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但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可能因为领袖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可以避免野蛮举措的大面积发生。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由于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运动”，而出现了血腥与恐怖气氛，这是极不协调的。下面就是谢泳先生的原文，中间有一小段涉及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之死的资料，因部分文字与卢先生的实际情况不符，我略去未用。至于卢作孚先生的死因，我将在下一节里介绍。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注：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产22日创刊）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注：此处有删节）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据谢泳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三反”、“五反”中出现大量自杀现象，成为解放后第一个自杀高峰。谢先生也指出，他的研究仅仅是根据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全貌。另据有人估计，“三反”、“五反”运动约有二十万人自杀。但这个数字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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